歷史解析——南北朝書法

書法作為一種視覺藝術逐漸興起，也體現出當時的文人對獨立自治的美學世界的向往。早在戰國時代，書法就是獲得官職的必備技能。漢代時，不同的書法風格有不同的功用，在漢朝的前三個世紀里，書法對學者而言不是那么重要。甚至相反，書法時常與令人厭煩的小官員或“吏”聯系在一起，這些官員任意修改法律文書以使自己或直屬上級獲益，他們揮動著刀筆，污蔑那些高貴大方的靈魂。甚至在書法已經成為文人的藝術形式之后，它仍然與有辱人格的職位聯系在一起?！妒勒f新語》中的典故和《顏氏家訓》的訓誡都談到一個優秀的書法家將面對上級領導和朋友們不斷的索求，這等同于被當作仆從甚至是勞役。

書法第一次作為精英自我表達的方式并與個性相連，是同蔡邕（132—192）有關。蔡邕是一個著名詩人、音樂家和散文家，他是第一個以上乘書法作品獲得名望的人。因為他把流暢自如的文筆和精湛的書法結合在了一起，便接到很多請求，希望由他來創作墓志并將之寫于石碑之上，然后再由雕刻師把碑文雕刻出來。171年，蔡邕校書東觀，他以同樣的技法將五經的權威版本刻寫于石碑之上。

此時，蔡邕卷入了“清議”運動的斗爭中。169年，他為郭泰創作了他最為有名的碑刻。郭泰是反對朝廷無道一方的領袖，他也是第一批以賞鑒識人而聞名的人之一。在178年，漢靈帝建立了鴻都門學，替代已有的太學，來招募一些與既有的學者圈子無關的優秀文人。這個新的鴻都門學會訓練辭賦創作、“鳥蟲篆”的書法?！傍B蟲篆”的筆畫呈蜿蜒盤曲之狀，與方正、呈幾何狀的官方字體不同。蔡邕譴責了這些人，并批判了這種脫離道德品行、只重寫字技法的用人觀念。他同樣創作散文和辭賦贊頌傳統隸書和篆書的效用及其神圣起源，將它們與大一統國家的建立相關聯。因此，盡管蔡邕把文人的才華與高超的書法技藝聯系在一起，他仍然認為書法是小道，只是用來為國家服務的。

書法成為文人的藝術，部分是因為漢朝時行書與草書的發展。這使得用筆更加自由，書法的線條成為書寫者身體動作的一種直接延展。如此一來，字跡就成為一個人的延展。這一點在寫草書的時候特別明顯，它開始于一種流動的、簡潔的書寫，下筆可以很快，但隨后演化為一種靈活的、動態的藝術形式，讓每個書寫者都能夠發展他或者她自己的風格。

關于書法的第一部理論著述是趙壹的《非草書》（公元2世紀晚期）：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于?？?、顏焉?？走_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于是后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為秘玩?！踩烁魇鈿庋?，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丑，在心于手，可強為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而相若耶？

趙壹認為書法是身體的延展，書法是獨特個性的表達，因此無法通過模仿來掌握。

他的文章表明漢末的時候很多學者通過臨摹漂亮的書法來掌握這門藝術，這種做法導致南北朝書法發展過程中一個關鍵問題的出現：復制與偽造。對這一時期的書法理論而言，這是一個獨特的問題，要不就從詩歌、繪畫和醫書中借鑒（因為書法是身體的表達）。如同趙壹文章中指出的，學習書法，臨摹至關重要，所以仿寫是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南北朝時期的逸事表明，試圖將仿寫達到原本水平的做法被看作以“偽”代“真”。如同這一時代批評理論的其他方面，這些表達似乎來源自《莊子》，“真”表示真正的、與生俱來的品質，標志著人類的完美狀態，而“偽”則代表虛假的或虛偽的。陶潛的詩作將“真”“偽”引入中國詩學之中，并把“真”當作他愿意為之奮斗的理想。

這種二分法第一次運用到書法上是虞龢（卒于366年）《論書表》中所記載的關于王羲之（303—361）的逸事。王羲之的字體已經成為一切書法的標準，因此一直以來都是模仿者的目標。有一則逸事講述的是宗室成員劉義宗花費大量的金錢來購買杰出的書法作品：“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span class="sbiao">在最高層的圈子里，書法成為一種能帶來名望的藝術，書法市場也因這種需求而產生。但是因為這樣一個市場的存在，偽造書法作品也形成了一個產業，并有許多非常成熟的運作技巧。

“偽造”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人們認為書法作品是有價值的。在一則逸事中，王羲之都沒有一眼認出來面前擺著的是仿照自己作品而造的贗品，這表明即便是那些與“原作”無法用肉眼區分的書作，也會被看作假貨。這意味著在鑒定評析書法作品時，最關鍵的要素就是人們認為書法作品是其作者個性的一種延展，書法作品之所以珍貴，就是因為它與寫作者本人緊密相連。這是我們手中最明顯的證據，來證明書法是如何由一種單純的文書技能發展成一種高雅的藝術的。書法中的線條展現著書寫者高貴的精神品質。書法作品能夠展現精神氣質，這也說明了為何《世說新語》會對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王獻之的書法甚至其人格品性進行如此詩意的敘述，也說明了為何王羲之的個性決定了他的作品能有如此高的價值。

最后，書法與追求“真”之間的關系也可以從道教的形成過程中體現出來。在南方，以楊羲所受經典為基礎，形成上清派，以其絢爛的詩歌與書法有別于他者。陶弘景為梁武帝進行書法判斷，他在論著中曾講述如何鑒別真跡，并運用此能力來辨別楊羲的書法，從而將真經從后來增寫的經書中區分開來。因此，真偽書法間的區別能夠將神圣的經典從偽經中辨別出來。在由真經編撰成的《真誥》的后記文中，陶弘景就指出了這一點。然而，楊羲記錄的經文是潦草地以草書寫成的，當時的書法家都受其影響，而后來卻被仔細地以隸書轉抄。這表明，仍然存在這樣一種觀念，認為嚴肅的公共文本應該用正式的隸書來書寫。

《真誥》將書法劃分為三個層次。最高級的存在于世界最初本源之中，它只能被仙人閱讀與書寫；次一級的被描述為“云篆”，它用來書寫符箓來控制鬼神，它們無法為尋常凡人所閱讀，而是修行的道教徒的特權；第三級別是普通人熟悉的尋常書寫。不同于早期的形式，這些字被強制性地按固定、明確的形狀書寫，使之可以識別，但是卻被剝奪了字形中超自然的力量。后世的道教經典有力地闡釋了這一觀念：自天地初始，字符便存；在某些敘述中，有形的世界便來自它們。字符具有神性，在道教經典形成過程中扮演鑒別經文真偽的角色，這種理論表明書法在這一時期的宗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