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文學理論

即使創作抒情詩成為衡量文人地位的標尺，作家們仍然力圖證明文學創作本身就是一種非常高尚的追求。這一理論最早出現于曹丕《典論》中留存下來的關于文學的一些片段中。曹丕認為文學不是為道德服務，而是人類活動的最高形式，是衡量一個人人生的首要方式：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這標志著文學思想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早期的討論中，獲得不朽名聲的標準過程就是“立德”“立功”和“立言”。但是，這里的“言”指的是政治言論或圣賢的道德教化。盡管早期的作者如司馬遷堅持認為文學能極大地幫助一個人揚名后世，但也只被當作政治生涯不成功之后的一個勉強之策。通過文學作品流芳千古這一想法放在曹丕身上顯得特別具有諷刺意味，因為我們從他對詩歌的社會功用的討論中可以知道，曹丕所有的詩人朋友都死于瘟疫或戰爭。在文章結尾，他反思了人生的短暫以及與朋友離別的傷懷。

除了這種新出現的、對文學中心性的強調，曹丕的文章第一次探討了文學作品如何反映其作者的品性：“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在得出這種“以氣為主”的判斷之前，曹丕列舉了他那個時代頂尖作家的優勢與劣勢，他們的“氣”往往能用來解釋他們的一些傾向。每位作家都有一種與眾不同、與生俱來的“氣”，這種“氣”能使他偏重于強化詩歌的某些方面，而去弱化其他方面。因此，這里的討論將某人寫作的風格和他與生俱來的個性結合在一起，寫作就不再只是通往永生之路的陽關大道，也成了表現一個人內在本質的最重要形式。

下一個文學理論的偉大著作是陸機的《文賦》，《文賦》中提出了南朝文學討論的最基本議題。這首賦的創新重點在于把重心放在創作活動本身之上。因為賦希望深入全面發掘一個主題，陸機試圖描述創作一篇文學作品的整個過程。陸機首先介紹了寫作前的精神狀況，接著講述開始創作之前的思考，最后再描述創作活動本身。按晉朝的傳統，為求完整應將一首賦置于某個宇宙觀當中，所以陸機也首次提出最高等文學是表達宇宙間秩序與原則的觀念。之后，陸機在王弼、郭象以及其他玄學家對精神與宇宙的認知的基礎上，闡述了文學創作的新模式。

陸機是最早將情感看作詩歌中心的作家之一。在對文體的分類中，陸機寫道：“詩緣情而綺麗。”在這里，他以更廣泛、更多變的“情”取代了儒家傳統經典中宣揚并已極度道德化的“志”。這也使他堅持認為詩歌就應該用來描寫感官和肉體所體驗到的美好。隨后，許多詩人都認為情感表達是詩歌最重要的功用，其中就包括6世紀早期的評論家鐘嶸和劉勰。這種前所未有的、對情感表達的偏好，標志著詩歌不再被當作一種有效的、向公眾喊話的工具，而成為表達詩人內在情感的一種方式。

陸機的另一個主張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里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認為詩人所激發出的情感是對這個世界以及世間萬物的一種回應。因此，詩人應該將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之后，他應該：

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

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

這里，詩人的心靈與一年四季相契合，他的感覺也隨著每個季節出現的不同事物而起起落落。

感覺與事物之間的緊密聯系在3世紀的許多詩歌中都能體現出來，又被后來的評論家們予以理論化。舉個例子，劉勰在他的文學論著中用一章來論述物質世界對詩歌的影響。他與陸機一樣，闡述了一些類似的主題：“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這種主張堅持認為事物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詩歌是用來描述事物與心靈之間的相互交融的，這類詩歌逐漸興起，山水詩的主題也與之類似。

陸機的賦同樣描寫了詩人是如何在精神上做好寫作準備的，他認為通過適當的準備，可以開發出超自然的感知力與創造力。詩人首先以靜思來清除腦中多余的想法，密封視覺與聽覺以排除干擾。這使得詩人進入一種啟蒙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已經做好準備的頭腦會充分發揮想象力，將周圍的物質世界轉化為文字：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

其致也，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晢而互進。

這種凈化心靈的主張來自早期的道家經典著述，特別受《莊子》的影響。在《莊子》中，圣人的虛一而靜能夠使他擁抱天地萬物。陸機對這些經典的探究表明道家思想在后世玄學家的闡釋下重新發揚光大起來。最后的幾行，顛覆了過去的看法，情感不再是通過對周圍事物的感知而激發出來的，這強調了詩人靈感的重要性，能夠融會心與物。

下一位主要的文學理論家是鐘嶸（459—518），他原創性的貢獻較少，但是他的《詩品》將從古至今所有的詩人按其優秀程度予以自上而下的分類。這種分類方式起源于漢代，當時班固按道德特征將人分為幾等，隨后的九品中正制也是按天賦與品性將人分等，以此來選拔官員，同時也反映出當時精英的地位。這種從以道德品性或政治才能論人到以詩歌技巧論人的變化，表明文學藝術越來越被視作一種獨立其身的成就，而非倫理或政治的依附品。

鐘嶸是第一個強調詩歌直接性的批評家。他主張作家應該避免從早期著作中引用過多的典故，而應該直接描寫這一刻的現狀。與此緊密相連的是，他強調對物體進行詳細而嫻熟的描寫，并認為這是詩歌的一個優點。對于自3世紀末以來的詩人而言確實如此。因此，他將張協（卒于307年）歸為最高品的詩人，一部分原因就是他能夠對外部世界進行巧妙的描寫。對描述性語言的強調是南北朝詩歌的主要特征。

然而，鐘嶸同樣是第一個強調描寫不是以自身為目的而是要有更深刻意指的批評家。因此，他表示，張協詩歌的最大優點在于“味”，這種“味”來自多彩的語言和如同樂曲般的音律。同樣，顏延之詩歌的價值在于巧妙描寫所引發的強烈情感。“言外之意”的理念是有啟發意義和有深意的，它常被描述為“味”，只有不斷地反思琢磨才能夠品出詩歌之味，而“味”也成為詩歌鑒賞的根本。鐘嶸對“興”的概念進行了再創造，提煉出“味”。在漢代對《詩經》的注解中，“興”一般是指詩歌開頭所描繪的一個自然意象；在鐘嶸的著作以及隨后他人的評論中，它與“味”關聯密切，意味著一種像“情緒”的感覺，如同在下文中所說的：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義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詠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在這里，“興”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寫詩技巧，而是作詩最首要的、無所不包的原則，界定語言最高品質的原則，它會在讀者腦海中徘徊，并與讀者產生共鳴。

劉勰的批評著作《文心雕龍》，在他所處的時代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到20世紀，它被看作中國文學理論最偉大的論著。這種評價的轉變反映這本著作的獨特性。它對傳統文體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包括散文、書信、序跋以及散的箋記等。這種結構化的論述是前所未有的——它分析式地敘述了文學發展史，闡述了文學的創作過程，列舉了文學的幾種類型——幾乎可以認為這本書是受到佛教和其他印度理論經典的激發而產生的。前幾個世紀進入中國的例子展示了如何運用有限但卻細致的格式來全方位地探索一個主題。這些文獻可以被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處理特殊的類別，另一部分則針對行文風格和語言，這一點也和研究詩學的梵文文獻類似。劉勰是一個孤兒，他成長于佛教寺院，成為僧祐和尚的俗家弟子，他也是一位非專業的學者，撰寫過大量有關佛教的論述。因此，盡管《文心雕龍》中只有一個地方很明顯受到佛教的影響，也只有少量新詞是在翻譯梵文原著時創造的，它對文本的系統化組織與著述時的基本思想模式，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這清楚地表明劉勰的著作極大地受到佛教經典的影響。

盡管劉勰著作的架構是獨一無二的，但它卻是對幾個世紀以來的文學觀念最充分和最系統的論述。除了研討所有已知的文體，這部著作還包括了其他的主題，比如從宇宙觀的角度來探討寫作的起源、物體外觀的重要性、情感的作用、作家個人品性與其作品之間的關系，以及一個有修養之人通過想象所具備的超人般的能力，能夠直接貫穿時間和空間。關于最后一個主題的篇章是最有影響力的文段之一。在簡短介紹了能在時空中自由移動的“神思”之后，文章繼續說道：

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

在這里，劉勰將陸機和其他人的觀察發展為一系列詳細且系統化的論述，探討了人的心靈是如何與物質世界相互交融而創造出如此的文學作品。整個過程都建立在玄學的唯心論和宇宙觀的基礎之上。

劉勰思想中關于文學自發性的新想法主要體現在他對經典的討論上?！蹲诮洝芬徽轮?，劉勰認為五經完善了“道”的概念，也是所有文學創作的源泉。這種論點與傳統觀點一致，因為漢代的藏書閣就已經把各類文學作品的經典收集成冊。然而，漢代學者普遍認為，經典以及由之衍生出的各類著述都是由統治者及其手下官員寫成的，所以文本內容和整個社會的政治傾向相一致。劉勰及其所處的時代將文學看作獨立的存在，劉勰堅持認為經典不僅僅是經典的歷史文獻，更是文學的范本。因此，他主張經典是“文章奧府”，并引用了漢代學者揚雄的觀點，認為經典的文風像是“雕琢過的玉器”。他還斷言，儒家學說之所以屹立不朽，是因為孔子的文字表達“辭富山海”。這樣，文學的力量成為社會秩序的基礎而不是如早前所主張過的社會秩序決定文學話語權，取得文學成就成為獲得社會權威的重心所在。

最后一個體現出文學自發自治的方面，就是這一時期編撰的很多文集均由詩歌與文論組成。在結集中選擇與編排文章的原則通常反映有關文學本質的看法，文集本身又進一步完善這些觀念。漢朝毛亨、毛萇曾編選、注釋《詩經》，因此又稱《毛詩》，是現在僅存的關于詩經的漢代注釋，它認為詩歌是在表達規范性的、權威的意志，而它對篇章的安排則是按周朝的地理結構與時代順序進行的。同樣地，《楚辭》也是集合了幾個時代不同類型的詩歌，再被當作一個詩人的詩作來重新解讀。這些對文集的解讀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學范式，即對憂思充滿激情的見證。同樣地，完全由美文組成的編撰文集，標志著文學逐漸被當作自主自發的創作，這些文集的內容也反映了這種自主自治的邊界所在。

已知最早的、將文學視作一種藝術的文集是由曹丕完成的，這也是文學自覺理念的第一個標志。217年左右，曹丕將他的四位友人所作的詩歌編輯成冊，這些朋友都在當年的一場瘟疫中病逝。5世紀早期，謝靈運編撰了主要由五言詩組成的詩集，這部詩集陸續被后世的幾位作家修訂與完善。7世紀的《隋書·經籍志》列舉了107部文集，有2213卷之多，其中也包括一些文學批評。這些文集大部分編撰于梁朝，那個時代留存至今的兩部文集向我們提供了唯一已知的文集內容。

在現存文集中最有影響力的是《文選》，它是在皇太子蕭統（501—531）主持下編撰的。蕭統是文學活動的主要支持者?！段倪x》收錄了超過130位作家的761篇作品，有散文也有詩歌，從公元前3世紀一直跨越到公元6世紀。在對文學的理解上，它保持中立，其序言重申了文學作品所扮演的社會與政治角色，但是與此同時，其內容卻排斥了經典、哲學與歷史內容，它所展示給世人的“寫作”全部是詩歌與散文，與齊、梁王朝時代出現的“集”中所指文學類別相對應。這一類別的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文集創作，清楚地表明自覺自發的文學創作正在逐漸興起。

文集的篇章編排把保守、務實的文學觀與更現代的審美眼光混雜在一起。詩歌部分被劃分為賦與抒情詩，前者是漢代最為尊崇的體裁，后者則在此前的幾個世紀中占據絕對優勢。賦最開始都是以皇家意象為主題，比如描繪都城與獵苑，后來才涉及更為私人化的主題，比如遠游、音樂、藝術等，最后是情感的表達。抒情詩開始于道德勸誡，隨后關注一些社會主題，比如宴會的舉辦或歷史的發展，最后則是用來表達個人情感或者描繪山水風景。蕭統所編梁朝的宮體詩，摒棄了那個時代極為流行的詠物詩、艷體詩。對散文部分的組織也按照同樣的方式，從那些更為公開、嚴肅（詔誥或記事之史）的主題轉向更為私人和情緒化（最顯著的是私人信件）的主題。因此，《文選》在整體上體現了“美文”的中心地位，但是在其內部結構上，選文則更偏向保守，還是更加側重公共話題和政治主題。

蕭統死于531年，他的皇太子之位被弟弟蕭綱取代。蕭綱對文學有不同的理解，這一點體現在另一部文集——《玉臺新詠》之中。蕭綱是后來所謂宮體詩的主要支持者。這部集子是表現宮廷生活的詩歌的結集，包括描寫宮闕的、珍稀事物的、園林的，當然首要是描寫宮中仕女的詩歌。其序言便顯示出對女子的關注，序言描寫了宮廷美婦的婀娜身姿，講述她們如何創作雅致的詩歌（也列舉了歷史上的一些女性詩人），隨后討論了她們的寫作動機：

優游少托，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搗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于百嬌；爭博齊姬，心賞窮于六箸。無怡神于暇景，惟屬意于新詩。庶得代彼皋蘇，蠲茲愁疾。

這篇序言表明編者是為宮廷仕女的消遣而編撰詩集，并為她們的創作提供樣本。這就說明詩歌的主題是社會消遣或娛樂，它是對朝臣以女性口吻來模擬創作的經典模式的一種變形。

這部詩集的內容與其序言相匹配?！段倪x》主要收錄漢、魏、西晉時的作品，與之相反，《玉臺新詠》四分之三的內容，寫作年代都在編撰文集之前的100年以內，有兩卷還包括活著的詩人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就是它的資助人蕭綱。其詩歌同樣反映了當時的品位，強調艷體詩、巧妙的雙關語以及對事物的詳盡描述。大部分漢代樂府詩都被排除在外，而很多南朝流行民歌的代表作都得以保留，比如都城地區的“吳歌”和長江中游城市江陵和襄陽的“西曲”。這些主要是絕句，內容多是愛情與求愛，充滿地方語言特色。但這部詩集最首要的特點，還是它拒絕傳達任何嚴肅的道德或政治目的，并將文學藝術看作雅致的、精英的娛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