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的宗教場所設在荒野地區、無人居住的山區與南方內陸，在山上與林中建設宗教建筑。要將這些地方納入文明世界，同樣需要馴化當地的宗教權力。道教與佛教對這一過程的敘述有兩種形式：對野獸、惡魔居住地區的征服與感化的故事，以及對接受血祭的當地神的征服與轉化的故事。
早在公元前4世紀，《左傳》便認為一個地區的土壤、水、風及賴之存活的生物在物質性與道德性上具有一致性。這種風土與動物的一致性也體現在對飲食、祭祀與農業模式的敘事中。在漢代，與此相同的觀念出現在“香爐”及相關藝術對地形的描述上，在那里，以流動、動感的線條表現丘陵，景色所及滿是互相交錯的奇怪生物。同一時代的文獻描述了不同類型的地形是如何產生不同類型的植物、動物與人性的。這一時代的詩賦敘事先描繪自然景觀，然后是動物，然后再將視野轉向都城，那里同樣有神奇壯麗的場面。這種觀念被帶入佛教的藝術與文獻中，它描繪了佛陀說法所在地靈鷲山，那是一座形狀如同大鳥的山，還描繪了飛禽走獸以及當地的神靈。這種將其居民與風土看作一個整體的觀念，意味著將一個區域納入文明其實就是要馴化所有的野物。
道教與當地動物神之間關系緊張，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出自四川歷史。四川是制度化道教信仰出現的地區，漢末張道陵創建了天師道，此時四川仍然居住著不同文化的人群，人數最多的族群是巴人。這些人是狩獵白虎的著名勇士，他們也同樣崇拜這些兇猛、強大的動物。白虎在同一地區與巴人生活在一起，是巴人所喜歡的狩獵生活的一部分。巴人最原始的神話是：始祖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欽人血，遂以人祠焉。這可能涉及宗教中的靈魂附體概念，薩滿參與其中，承擔靈媒角色，老虎也涉及其中。
先秦時代，各小國不斷擴張，陷入持續性的沖突中，巴人也被卷入紛爭。一個與秦國有關的故事講述了一只肆虐橫行的白虎及跟隨它的虎群被獵殺的場面。于是在道教起義運動興起時，巴人成千地蜂擁而至，加入其中，對抗剝削。沒有明確的記錄表明在四川的巴人是如何轉向道教的，因為早期的道教批判對當地惡神的血祭，這意味著轉向道教需要放棄對野生動物的崇拜。
另外一個從崇拜動物神轉向崇拜道教的例子是文昌。文昌信仰的最早形式出現在四川北部的梓潼。七曲山附近的一個洞穴中有一條大蛇，這條蛇掌控著雨與雷，這座山正位于從成都到秦漢王朝在關中都城的主干道旁。4世紀時的故事是這樣講的：當秦王圖謀劫掠蜀地時，許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然而，在6世紀的《十六國春秋》中，這座山上的神不是蛇，而是一個姓張的男人，在后世的唐詩中，他是一個著名的失敗了的戰爭英雄。這是另一個歸化野生動物神的例子，可能開始歸順于四川的道教，最后則皈依于國家宗教之下。不過，這里的馴化行為是將神的形式改造成人。
道教對地方信仰的敵視還表現在它常攻擊對異樣的地方神進行的血祭，這些神的身份多是戰死的將軍或其他死于暴力者。有記錄表明，整個南北朝時期，很多非正統的本地信仰的信徒都轉向了道教，因為道教提供了升華的、更有組織的宗教實踐，這是信徒們更為熟悉的。道教的杰出人物如張魯、寇謙之以及靈寶派的創立者陸修靜，他們全都聲稱會在信眾身邊提供純潔的實踐形式。葛洪同樣記載了地方非正統宗教的信仰者轉向他所贊成的、有文獻基礎的精英信仰形式的例子。盡管相關記載過于零星，難以再現歷史細節，但是它們表明在中國南方，偶爾也在北方，以文獻為基礎的制度化的道教被卷入與地方信仰之間持續性的緊張關系之中。道教從地方信仰中借鑒理念與實踐，卻試圖壓制它的主神與儀式。如此一來，這一時期道教的大多數歷史是合并宗教的歷史，道教將南方邊緣地區帶入中華經典的廣闊世界中。
在佛教故事中，征服、驅逐或轉化當地動物神的故事也非常豐富。在6世紀的《高僧傳》中，有十二個故事是在講述僧侶們進入一個原住民信仰當地神（有時是動物神）的區域，僧侶們使這些居民轉而信仰佛教。假如動物神是在山里，那么它就要將它的洞穴交給僧侶。其他一些故事是關于龍的，居住在山中深淵里的龍歸化于佛教，這是在那里建立寺院的第一步。在一些故事中，龍的歸化帶來了當地急需的雨水。有時候，僧侶們使用法力來驅趕而不是收服地方的動物神。還有一些例子是，僧侶們在修建寺廟之前驅趕蛇與其他動物，但是驅趕是為了讓動物在打地基時不受傷害。
驅趕動物還有一種自我犧牲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中，僧侶們以自己的肉身喂食動物，然后成為村莊的守護神：
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贝迦?，苦諫不從即于是夜，獨坐草中。咒愿曰：“以我此身，充汝饑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贝迦酥湟庹?，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逐至南山，啖身都盡，唯有頭在，因葬而起塔，爾后虎災遂息。
除了轉化或驅逐野蠻的當地神外，佛教僧侶還去認定某些地方是有法力、能保佑信眾的菩薩的居住地，以此將某一山區帶入人類世界。其中最早被認定的一個地方是五臺山，它被認為是文殊菩薩的道場。這一信仰使得該地區及周圍山脈成為7世紀早期的一個主要朝圣地，它也由此得到帝國的大力支持。
中國宗教對荒野之地征服的最后一個要素是城隍信仰的出現。但有一個例外，最早這種信仰是在長江流域或南方的幾個地方流行，即便晚一些，當城隍已經廣泛普及，超過2/3的例子仍然來自南方。在最早的有文獻記載的例子中，從5世紀中期到8世紀，城隍神是有姓名的人，通常是獲得軍事成就者或者修建城墻有功者。這種反復的歸功強化了城隍作為“城墻與護城河”保護神的身份，其身份的本質是保護人民、維護秩序。在南朝的一些例子中，城隍同樣是因修建水庫、建立灌溉系統、開放荒地而得到崇信的。城隍毫無例外都是凡人，他們因安民或善于教化而得到供奉。一些城隍是自戰國時代到漢朝建立這段時期的歷史人物，另外一些則是不出名的當地人物，他們的成就主要出現在隋朝或唐朝。
城隍的來源通常與轉化或打敗地方動物神有關，這在臺州（位于浙江東部）的城隍例子中特別明顯。城隍最初是龍神，接受人們的祭祀，在隨后的傳說中，龍被人文化了，當地一個重要家族的成員致仕后來到山上，變為龍保護這座城市。江西的一個關于城隍的原始神話是，在隋朝崩潰后，一位英雄在內戰中打敗了當地的軍閥，隨后成為地方官，并消滅了一頭巨大的、長有金色獸皮和朱紅色尾巴的水牛，這頭水牛通常會在晚上從深淵中爬出來傷害人們以及莊稼。這些以及相似的城隍例子，都包含鎮壓、驅逐或轉化動物神的事跡，這表明城隍信仰在國家或大眾宗教中扮演著與佛教和道教同樣的角色，它們在宗教上將腹地與邊境合并到一起。
就佛教與道教而言，城隍信仰同樣是通過消滅血祭將宗教整齊化、人文化。像這樣的國家與地方信仰之間的沖突，始于5世紀初的幾十年，并延續了一個多世紀。項羽，這個漢朝創建者的對手，他的靈魂反對在吳興（太湖南岸）設置任何官衙。對項羽的信仰與弁山神信仰合并起來，他在郡邊緣的山腳下享受祭祀。地方官死于官衙，使人們相信項羽占據了衙門（當地政府所在的建筑），于是官員開始拒絕進入衙門。當地老百姓甚至在那里豎立了項羽的雕像。一些官員，包括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試圖無視或驅趕這個鬼魂，但是他很快就病死了。盡管項羽的雕像最終被一個官員搬離了衙門，但對項羽的信仰仍然繼續存在。于是，當城市建立城隍信仰之時，項羽被指名道姓地從候選人中排除了。
項羽的例子也許經過文學修飾，但在歷史上真實存在。歷史上還有其他的記述，比如官員們因為求雨失敗而鞭打當地神的雕像，因此得病死掉了。通俗小說也包括這樣的故事：甄沖新任官職，赴任途中為社公所攔。社公選中甄沖，愿招之為女婿。已經結婚了的甄沖拒絕社公之意，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兩虎來進行威脅。他逃回自己的家并很快死去，被社公帶走與其女成親。
這些鬼魅、土地神、動物精怪最終都要被善良的城隍收服。城隍是帝國官僚的同盟，一旦他失敗了，還要受到官僚們的懲罰。城隍代表了地方宗教的歸順與道德化，這場正統宗教的勝利部分體現了精英規范、帝國文化的一種延展，它們開始進入邊緣地區與山區，此前，這些地區是難以進入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帝國精英能夠控制新興的城市階層所支持的觀念，朝廷也成功地將自己塑造為一種代表神圣力量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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