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元代國家

塔尼斯特里令元代皇位繼承之爭趨于白熱化。1260年，忽必烈汗贏得了“蒙古大汗”的稱號；1271年，他宣布建立一個中原王朝規格的國家——元，并按“漢法”用“至元”年號；至元三十一年（1294），他逝世后也被賦予了一個中原帝王的廟號——世祖。他的長壽意味著皇位的繼承跳過了一個世代。承襲皇位的是他的孫子鐵穆耳（1265—1307）。鐵穆耳并非長孫，卻在忽鄰勒臺選舉中打敗了自己的兄長甘麻剌（Kammala，1263—1302）和答剌麻八剌（Darmabala，1264—1292）。鐵穆耳死后，皇位旁落至答剌麻八剌一系，由其子海山（Khaishan，1281—1311）即位。海山死后，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Ayurbarwada，1285—1320）嗣位，其后又傳位其子碩德八剌（Shidebala，1303—1323）。至治三年（1323），碩德八剌被刺，帝系上推一代，回到鐵穆耳的長兄、碩德八剌的叔祖甘麻剌一系。于是，甘麻剌之子也孫鐵木兒（Yesün Temür，1293—1328）當了五年的皇帝。致和元年（1328）秋，也孫鐵木兒年幼的兒子阿速吉八（Aragibag）被扶上王座，但他只當了兩個月的皇帝，皇位就被答剌麻八剌的后裔搶了去。此后五年中，皇位爭奪戰在答剌麻八剌的兩代后裔中展開。至順四年（1333），妥懽帖睦爾（Togh?n Temür）終于成了元朝最后一個，也是在位時間最久的皇帝（見附錄）。從大德十一年（1307），即鐵穆耳在位的最后一年，到至順四年（1333）妥懽帖睦爾即位，短短27年間，共有10位汗坐過元朝的王座——要是算上圖貼睦爾（Tugh Temür）的兩次即位，就是11位了。

在皇位繼承之爭的旋渦下屹立著元政權的華廈，它是由忽必烈及其以漢人為主的近臣們根據中原王朝制度建立起來的。早在元朝建立以前，忽必烈的伯父窩闊臺就已開始逐步擺脫由父親成吉思汗開創的依靠貿易和納貢獲取歲入的國家經營模式。窩闊臺看到直接統治和直接征稅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忽必烈則更為堅決地沿著這一方向前進。忽必烈逐鹿中原并非心血來潮之舉，而是政權成形初級階段之后的自然發展。巨大的行政成本以及一班只有用賞賜才能換取其支持的永不饜足的蒙古貴族，也迫使其建立一個類似中原王朝的政權。他需要征服宋朝，才能使自己的政權存續下去。

忽必烈的第一步行動就是將蒙古國都城從舊址哈拉和林（Karakorum）南遷。蒙古憲宗六年（1256），他派自己的幕僚僧子聰籌建新都，這座新都城后來在漢語中被稱為“上都”，在英語中的羅馬拼音是“Xanadu”。九年后，他將自己的對手各個擊破，隨即派給子聰第二件差事，在遼、金兩朝南都舊址以南300公里處的北京，修建自己的新都城。自此，除明初50年外，北京成了明朝和清朝的首都。忽必烈請來回族建筑師亦黑迭兒?。╕eheitie’er）為他設計這座新都城，其規模之宏偉是前所未有的，并結合了蒙古的軍事部署要素與中國傳統的建筑形式。其結果是蒙漢雜糅的，與宋代建筑風格迥異，卻在后世被逐漸認作典型的“中國式”。遷都之舉使忽必烈堅定了既做汗又做皇帝的決心。每年夏天，他回到“夏都”上都，避暑、狩獵。狩獵不僅能獲取食物，訓練軍隊，也是一展忽必烈馳騁草原的騎射技術的良機。至元十七年（1280）劉貫道所作《元世祖出獵圖》正好捕捉到了忽必烈狩獵時的場景（圖6）。

遷都北京，意味著忽必烈創建的這個國家，必須像都城的建筑那樣，將蒙古元素織入中國圖案中。中書省負責全國的行政管理，衙署就設在皇城南門外。中書令在政務上給予皇帝建議，起草法令文書，并監督依照傳統設立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吏部負責官員的銓選、考課和處分議敘。戶部職掌田地清丈、戶籍登記和賦稅征收。禮部職掌朝廷各項繁重的典禮，監察（恢復后的）科舉考試，并處理藩屬及外國往來事務。兵部是一個文職而非軍事部門，它負責軍籍管理、俸給發放、軍隊訓練，以及乘載、郵傳之制。刑部主管刑罰政令、審核刑名。工部管理從城垣、渠堰到陵寢的各種官用設施的營繕和全國土木、水利工程的興修。此外，中央政府還包括職掌兵權的樞密院。忽必烈自信能夠對首都發生的大小事情做到心知肚明，但是要保證各省官員不損及蒙古人的利益，就只能在各行省任命蒙古監臨——達魯花赤（darughachi）。

圖6 劉貫道《元世祖出獵圖》（1280）。該畫繪制時，忽必烈正值64歲，他本人的身形至少像畫中一樣魁梧（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忽必烈唯恐蒙古人掌握的權力落入漢人手中，這也是他在官員銓選時偏好舉薦的原因之一，因為這樣使臣子有知遇之感，而不像中原王朝慣行的科舉制度那樣毫無把握，只以優劣論人才。盡管如此，他仍然努力展現出謙和、仁愛的一面，以安撫被征服的臣民。據一份官方報告的孤證顯示，他在中統四年到至元六年間（1263—1269），僅下令處死過91人。即便是根據當今的標準，這也稱得上是輕刑寬禁之舉。這是令人難忘的做法。明初士人葉子奇在《草木子》中盛贊忽必烈當政時是“輕刑薄賦，兵革罕用”。

在中原王朝制度中，人們本以為忽必烈會取消而他并未取消的一項是御史臺（the Censorate）。御史的職責是監督官員和皇帝的言行。他們的目的是保證制度本身不被破壞或折損。有時這是一項危險的工作，有時又令人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元朝皇帝拒絕給予御史臺任何實質性的權力。御史臺之設，僅僅是為了保證官員執行皇帝的要求。元朝的第五任皇帝碩德八剌是個例外。至治二年十二月（1323年2月），他為了啟用更多的漢族官僚來制衡自己的蒙古勁敵，頒布了一系列新制度，敦促御史徹底查處官員貪瀆案件。七個月后，他被刺身亡，而幕后主使正是對其拉攏漢人深惡痛絕的蒙古御史大夫。

中亞史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認為：“忽必烈成功地吞并中原后建起的帝國華廈的地基是有裂縫的。他將種族區隔制度化的做法造成了民族關系上的不和諧。此外，中央政府被過于臃腫的機構設置而拖垮，其中大多數是為皇帝及其隨從設立的服務機構。”（我們將會看到，馬可·波羅等許多外來者都供職于元代朝廷。）狄宇宙還注意到，“蒙古人對治理的態度仍然是反復無常、漫不經心的，中亞政治傳統中的某些特征，如繼承的原則、種族或宗族的特權，中央政府部門與商人組織間的合作關系等，仍然處處有跡可循。”要使大元王朝這座政治大廈長期屹立不倒，其一要依靠漢族官員的堅定支持——但蒙古人從來未能全心全意地信任他們；其二是保證權力建立和交接的規則的穩定性——但這一點也從來未能做到。于是，元朝終究要覆亡，不過那是它屹立了整整一個世紀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