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避兇

人們相信，世界的良好秩序仰賴于天、地、人三者力量的平衡。上至皇帝下至黎庶都知道，災異的意涵遠勝于災異本身。它預示了天、地、人之間關系的失諧。對于這種失諧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認為，人在與天地的關系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另一種則認為，人的角色是被動的。

主動論認為，天地間的災異是由人的不當行為導致的，只要改正錯誤，自然失調就會停止。這種“道德氣象學”（moral meteorology）把皇帝擺在一個十分微妙的位置上，因為，作為天子，他是與天關系最密切的人，被賦予最大的權力，因此也能對天產生最大的影響，無論這種影響是好是壞。這種邏輯意味著，每當災異出現時，就可以臧否皇帝的統治。因此，“深淵”對于皇帝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一個諍臣要警告皇帝，只要列舉有關災異的奏報即可，譬如正德時期，就有人上書皇帝，言辭頗為激烈。他上言道，帝國上下正飽受災害困擾，“黃風黑霧，春早冬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這意味著“天變于上，地變于下，人物變于中”。對此皇帝應該有所作為。

弘治皇帝則十分幸運，在位期間并沒有遭遇“深淵”。然而，弘治朝的災害也并不少，尤其糟糕的是經常有莫名的龍見事件。干旱是最主要的問題。成化十八年（1482），即弘治皇帝登基的六年前，明朝的大部分地區都發生了干旱。此后20年間幾乎年年有之。此時也是一個寒期。弘治五年（1492），一開始便遭遇了嚴峻的環境問題。除了全國大范圍內的干旱外，華北的大小流域還爆發了嚴重洪災。是年的頭幾個月，北方各省有關洪水、橫寒將影響秋收的奏報如雪片般飛來。弘治皇帝意識到，他將不得不豁免弘治四年（1491）欠繳的稅收。向各省各縣催繳欠稅的做法，只能使當年的稅收愈發艱難。他前后三次赦免稅糧，共計350萬升。

對于皇帝來說，比起災害造成的有形的財政損失來說，無形的道德損失更棘手。正月，欽天監奏報天象有異，始覺災害已造成道德上的損失：有青白色流星經中天南行，后三小星隨之；月沖犯其他星座；木星犯靈臺星；西北地震有聲。這些都是天示惡兆。

弘治皇帝本可以向天祈求寬恕，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向他的官員咨詢。作為天子，他應該如何使天地滿意？正月三十日（3月7日），一位派去察看洪澇災情的御史上奏四點建議，重新分配來自南方的貢米。第二天，又有一位御史請求削減本年節慶的不菲經費。一位禮科給事中建議皇帝提醒庶官各修其政，內外刑官約法省刑。用這些官員們的話來說，這些措施應該能感召上天，“變災為祥，轉禍為?！?。通過皇帝自己的檢身修德，天、地、人三極間的權勢關系會潛移默化。但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晚，月亮再次沖犯其他星座的運行軌道。第二晚，流星再度出現?？芍ν炜駷懖⒎浅χg的事情。

像皇帝那樣的天人交感，是大多數人不敢妄想的事。他們更愿意接受一種被動的解釋，即天、地、人三極的失諧是周期性的。天與地時不時會脫離他們的軸心。人能做的只是挨過這段動蕩的時期。對于普通人來說，真的只有一種手段能應對周期性出現的亂世，那就是占卜。

晚明迅速發展的刻書業也響應了這種對占驗手段的需求，出現了一批標明吉兇的日歷和助人預知未來的卜書。湖廣《慈利縣志》（1574）中就收入這樣一份地方日歷的殘本。慈利縣的“雜占”，始于陰歷正月的頭八天，這八天分別主管雞、犬、豬、羊、牛、馬、人、谷的運勢。如果第一天是晴天，則雞會生長發育良好；如果是陰天，則會有病災。同樣的法則適用于二犬、三豬，以此類推。顯然，最關鍵的兩天是第七、八日，因為這兩天的天氣決定了來年人與莊稼的好壞。

慈利縣的占候之術中還標出了一年之中的特殊日子，往往還附有地方諺語。比如，三月三日聽蛙聲，午前鳴，高田熟；午后鳴，低田熟。一年中的最后兩個特殊日子是十二月的小寒、大寒，也是陰陽合歷中二十四個節氣中的最后兩個。大寒最常出現在陰歷十二月，一般是公歷1月11、12日或21日。小寒常在陰歷十一月，一般是公歷的12月26、27日或1月5、6日。無論是在十二月進入大寒還是小寒，當日如果多風雪，就會傷及六畜。方志編纂者在最后評論道，占候之術都是經驗之談。雖然這些信息并非明代政府每年向臣民頒布的授時“正法”，但是他強調，“然其談水旱災祥時，或奇中”，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可“以為農事資焉”。

萬歷年間盛行的百科全書式日用類書，也為預測災難提供了一些方法。明代大出版家余象斗在萬歷二十七年（1599）出版的《萬用正宗》一書中，向讀者介紹了一種計算自然災害發生時間的方法。這種方法要與日歷配合使用。中國人紀日是以兩個漢字表示，第一個字取自“十天干”，第二個字取自“十二地支”。兩者結合便形成了六十日一輪回的紀歷符號。這種占卜吉兇的方法需要弄清楚立春日的天干。立春，也屬于中國陰陽合歷的二十四節氣，一般是公歷的1月26、27日或2月5、6日。如果立春日的天干是丙或丁，當年就會遭逢大旱；如果是壬或癸，則會水盈于川；如果是戊或己，就會令田園受損；庚或辛預示著太平和富庶；甲或乙，則是豐年的保證。

如果我們以這些預測來看《萬用正宗》出版后的頭20年（1600—1619），便會發現它們并不可信。以立春日判斷荒熟的口訣來看，萬歷二十八年（1600）應該是大旱之年，然而，是年福建雨勢磅礴，甚至沖垮了城墻和橋梁。對于萬歷三十一年（1603），余象斗倒是猜得不錯。根據他的方法可知當年應有洪水，結果福建南部沿海果然發生海嘯，淹死了一萬多人。除此以外的預測全都落空了。

我做這項檢驗，并不是為了嘲笑明人的迷信心理，我的目的只是要說明他們要遭遇多少自然世界的不可預見性。元明時代的人們常常生活在無常氣候和饑饉的威脅之下，他們會尋求一切手段，幫助自己做最壞的打算，也給予自己——哪怕是在明知無力回天的時候——猶有可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