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疾疫

元明時期的人民飽受疾疫之苦，但最為嚴重的疫情集中在四個時期：元代最后15年（1344—1345、1356—1360、1362）、永樂五年至九年（1407—1411年，其中1411年的疾疫是整個15世紀中最嚴重的一次）、萬歷十五年至十六年（1587—1588，疫情蔓延甚廣）、明代最后6年（1639—1641、1643—1644）。明正德元年到嘉靖二十五年（1506—1546）的40年間的疫情數量也超過了整個元明時期的平均數。明代的最后三波疾疫與明代最后百年內由干旱引起的、最嚴重的幾次饑荒同時爆發，分別是嘉靖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544—1546）、萬歷十五到十六年（1587—1588）和崇禎十二年到十四年（1639—1641）。

要對這些群體性疾病進行科學的取證實屬不易。我們得到的關于癥狀的描述，大部分出自非專業人士之手，即便是那些出自醫者之手的記錄，其中涉及的醫學知識也與我們如今所掌握的大相徑庭。痢疾、傷寒、天花、鼠疫，是最接近他們描述的病癥種類。歷史學家傾向于認為，元末和明末發生的大規模疾病是淋巴腺鼠疫，其致病源是藏在黑鼠身上的跳蚤所攜帶的一種病菌。史學家傾向于相信這種診斷，很大程度上與歐洲在14世紀鼠疫大爆發時的戲劇性經歷有關，而不僅僅是因為這種傳染病駭人的規模。畢竟是蒙古人最先把這種疾病傳染給歐洲人——即在黑海北岸抵御蒙古人入侵的意大利人——后者在1347年把這種病帶回了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最初的鼠疫病源攜帶者是欽察汗國（the Kipchak Khanate）的武士。欽察汗國，亦稱金帳汗國（the Golden Horde），是忽必烈建立大元后分離出來的一支蒙古部族在成吉思汗時代蒙古版圖西緣建立的獨立王國。

1911年，滿洲爆發肺鼠疫，新加坡籍傳染病學家伍連德領導治疫工作，因而被稱為“中國的鼠疫斗士”。他是第一個提出元末疾疫為鼠疫的醫學專家，盡管他的論據十分有限。世界史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對這場鼠疫可能迅速在歐亞大陸蔓延開來的假說大感興趣，他在1976年寫下的關于傳染病全球史的名著《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正是基于這一假說。在現代史上，蒙古大草原有一個巨大的鼠疫病源庫，蒙古沙鼠是亞洲鼠蚤的宿主，這一點益發增加了上述假說的分量。

人口史家奧爾·本尼迪克托（Ole Benedictow）開始質疑上述假說。他認為，“黑死病給研究它的學者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以至于“他們對奇特和異域事物的感覺”蓋過了他們的批判力。他主張，要解決源頭的問題，不應追求最夸張的假設，而應從“近似起源的原則”入手，即“距離越短，傳播的阻力就越小”。本尼迪克托令人信服地證明了，1344年，鼠疫如果從元帝國出發，于1346年到達黑海邊，那么途中的障礙是根本無法克服的。長達兩年時間，病菌是無法完成這樣長距離的旅行的。欽察汗國的蒙古人使如此迅速的轉移變得更加不可能，因為在1343年，即元代爆發疾疫的前一年，他們已經切斷了中歐陸上貿易。

時間和空間都是阻礙。在14世紀，鼠疫如果由坐船旅行的老鼠或人攜帶的話，一天能前進40公里。由于淋巴腺鼠疫的潛伏期只有3—5天，一天之內就會傳染，而80%的被傳染者在3—5天內就會死亡，所以傳染范圍達兩公里都是很困難的事，更別說靠這樣的方式讓病菌穿越整個絲綢之路了。烏茲別克斯坦等金帳汗國領土內的地區成為病源地的可能性倒是更大。最后，還有氣候方面的證據。跳蚤的自然死亡率很高，因此只有通過不斷繁殖才能維持群體的數量。寒冷的天氣不利于它們的生殖。1344—1353年屬于元朝最冷的年份，對于鼠蚤的遠距離遷移來說恐怕是最為不利的。

關于元末流行鼠疫的說法，也被用于解釋明末的疾疫。人口史家曹樹基提出，明萬歷十五年（1587）和崇禎十二年（1639）都曾爆發過鼠疫。他將前者與隆慶五年（1571）重開與蒙古人的邊境貿易聯系起來。同時，他也將鼠疫的爆發歸因于中國農民遷居蒙古草原從而侵犯了（有可能攜帶鼠疫的）蒙古沙鼠的棲息地。曹樹基認為，攜帶病菌的鼠蚤從老鼠身上跳到人身上的時間大約是在萬歷八年（1580），這一年在山西省爆發了疾疫。此后，明朝政府立即停止了馬市交易，但一切已經太晚了。萬歷十年四月（1582年5月），疫情已波及北京。在潛伏數年后，于萬歷十五年五月（1587年6月）再次爆發，一年后三度爆發。

17世紀與18世紀之交，旅居北京的一位福建士人曾將疾疫的爆發歸咎于北京惡劣的生活條件。他抱怨道：“京師住宅既逼窄無余地，市上又多糞穢，五方之人繁囂雜處，又多蠅蚋，每至炎暑幾不聊生?！比欢?，消暑的陣雨卻并非總是解決的辦法?！吧粤赜昙从薪嘀?，故瘧痢、瘟疫相仍不絕?！?span class="sbiao">無論致病原因是否同一種細菌，此番景象竟與1349年大瘟疫時英王愛德華三世向倫敦市長描繪的情景驚人地相似：“人們必經的大街小巷到處是臭不可聞的糞便，城市里被污染的空氣，對穿行其間的人們來說真是一大危害?！?361年，這位國王在給倫敦市長的另一封信中抱怨道：“街上留著腐臭的血跡，城里空氣污染嚴重，因此，在令人避之不及的、極度骯臟的惡臭飄蕩之處，疾病和其他許多壞事就會盤桓不去——正如我說到的這座城市里的情形——或者說開始滋生；人們惶惶不可終日，恐怕巨大的危險早晚要落到自己的頭上?！?span class="sbiao">

萬歷皇帝無法像英國國王那樣走上自己首都的街頭，但在萬歷十五年五月六日（1587年6月11日）北京爆發疾疫后，大學士申時行向他奏報了城內的情形：“天時亢陽，雨澤鮮少，沴氣所感，疫病盛行?！彼嵝鸦实?，洪武、嘉靖時都設有免費施藥、施診的惠民藥局，并奏請依此祖制行事。他建議萬歷皇帝“敕禮部札行太醫院，多發藥材，精選醫官，分札于京城內外，給藥病人，以廣好生之德”。皇帝采納了申時行的建議，盡管他很快就發現，限制發放救濟金的陳例有不妥之處，但明代的皇帝一般不會直接違抗祖制。萬歷的辦法是援引其祖父在位時（嘉靖年間）“每家量給與銀錢一次”的事例。類似的干預手段對死亡率的影響十分有限。根據人口史家曹樹基略微偏高的估計，中國北方死亡率在40%——50%。也就是說，萬歷八年（1580），山西、北直隸和河南三個北方省份的總人口為2560萬人，到了萬歷十六年（1588），應該減少到1280萬人。

同年，江南地區也爆發了疫病，可能是經由大運河從北方傳來的，因為有關發病的記錄都出現在大運河沿線。然而，我們也可以認為，這場疫病是因為萬歷十五年到十六年（1587—1588）饑荒后，人們體質虛弱，傷寒和痢疾等通過水傳播的疾病乘虛而入所造成的。

孩子特別容易被傳染（圖5）。萬歷十六年（1588），江南大疫，我們在一位陳姓寡婦的一首詩中找到了一點有關當時情況的珍貴記錄：

年來水旱作災屯，疾疫家家盡掩門。

兒女莫嫌全食粥，眼前不死亦天恩。

如陳氏這首《遣荒詩》所述，當時的人很清楚地意識到接觸傳染的危險性，因此通過自我隔離的方法來保護自己。不過令我們好奇的是詩中關于孤兒的部分，因為她暗示了，父母因病致死，而他們的子女卻存活下來。這在一場疾疫中是很不尋常的，因為老幼通常是傳染病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如果疾病而非營養不良是主要死因，那么說明某些兒童自身產生了針對其父母病菌的抗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