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解讀——偏安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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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

“紹興和議”后，宋、金雙方雖互有攻戰，但基本保持了對峙并存的局面。南宋政權雖得以繼續存在，但也只是維持偏安的格局，其軍政設施和舉措已全無統一王朝的氣象。士大夫也不再具有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雄心抱負，士風柔靡內向，官場因循茍且，文恬武嬉，呈現出江河日下的局面?！吧酵馇嗌綐峭鈽?，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蹦纤卧娙肆稚倪@首《題臨安邸》生動而辛辣地揭示了南宋統治者茍且偷安、不思進取的精神狀態。從13世紀開始，隨著蒙古帝國的興起和金朝的衰亡，南宋面臨更為強大的蒙元軍隊的威脅。在漫長的抗擊外敵入侵的過程中，南宋朝廷的決斷能力近乎歇絕，動員能力捉襟見肘，始終被動挨打，最終難逃覆滅的厄運。但南宋軍民的英勇抗爭卻可圈可點、可歌可泣，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秦檜專權?！敖B興和議”之后，秦檜在宋高宗的支持和縱容下總攬朝政，達十余年。據南宋人記載，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時，金人提出了一項極其霸道無理的要求，就是“不許以無罪去首相”。當時，秦檜是宋金和議的象征，若罷免他，就意味著宋方撕毀和議，這是宋高宗萬萬不敢也不愿的。挾金人以自重，是秦檜得以長期專權的關鍵。

秦檜外恃金人撐腰，基本掌控了南宋的朝政，上至執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級長官的任免，主要取決于秦檜，以及與秦檜內外勾結的王繼先、張去為等佞幸之人。

秦檜在殺害岳飛、排斥韓世忠后，又迫使協助他構陷岳飛的幫兇、樞密使張俊辭職，使朝中再無可與他抗衡的大臣。其他執政大臣都是秦檜提拔的“柔佞易制者”，“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即使如此順從，這些人也很少能夠長期在職，往往“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以免影響到秦檜在朝中的地位。

秦氏更是一門富貴，秦檜的養子秦熺及孫輩俱任高官，親黨故舊無不夤緣高升，權勢煊赫較蔡京有過之而無不及。朱熹甚至說：“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p>

同時，秦檜還任用親信，控制臺諫，用高壓手段打擊異己。史書說當時“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后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

秦檜大權在握，除了迫害異己、鉗制輿論，就是把精力花在貪污搜刮上，公然“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喜贓吏，惡廉士”，“故贓吏恣橫，百姓愈困”。當時南宋國庫空虛，財政拮據，而秦檜通過各種方式聚斂來的家財，竟比南宋主要國庫“左藏庫”還要多好幾倍。

老百姓對此深惡痛絕，以至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死后，“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

秦檜死后，宋高宗仍繼續實行茍安求和的國策，所任用的宰臣如沈該、萬俟卨、湯思退之流都是秦檜的黨羽。如時人呂中在《大事記》中所說：“一檜雖死，百檜尚存?！背?、吏治腐敗的狀況并未改觀。

宋孝宗革新吏治的努力與“隆興和議”。宋高宗年僅二十二歲就喪失了生育能力，漸漸地朝野上下都知道了皇帝的生理缺陷，有人便上書請求從太祖的后代中選擇繼承人。之所以把選擇范圍限在太祖一系，是因為自從宋太宗登極后，社會上就流傳著“太祖之后，當再有天下”的預言。北宋在太宗一系的手上滅亡，人們更認為太祖開創了大宋基業而其子孫卻無緣享受帝祚，所以上天要示以懲戒，于是更希望太祖的后代能重掌皇權，復興社稷。

對宋高宗而言，反正都不是自己的骨肉，太祖、太宗并無分別，于是決定從太祖一系的宗室中挑選比宋高宗低一輩的孩子，收養宮中，一個叫趙伯琮，另一個叫趙伯玖。紹興五年（1135年），宋高宗詔令封已改名趙瑗的趙伯琮為建國公，入資善堂就學。紹興九年（1139年），又將改名趙璩的趙伯玖也封為國公。雖然宋高宗收養了這兩個孩子，但他內心深處卻對自己恢復生育能力存有幻想，所以一直遲遲不給這兩個孩子正式的皇子名分。

但多年的事實最終使宋高宗盼望親子的幻想破滅了。在秦檜和從金國歸來的母后韋氏相繼死后，宋高宗不得不把立儲提上議程。但在趙瑗和趙璩之間究竟立誰，他遲遲拿不定主意，思慮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計，給兩人各賜宮女十名。趙瑗的老師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誡趙瑗持重自愛。幾天后，宋高宗召這二十名宮女體檢，分給趙瑗的十個全是處女，趙瑗以不近女色的好名聲，贏得了最后勝利。紹興三十年（1160年），宋高宗正式下詔，立趙瑗為皇子，封為建王，改名為瑋。這時趙瑋已經三十四歲了。

宋高宗在這個時候立皇子，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金朝皇帝完顏亮即將燃起侵宋的戰火。

完顏亮，女真名迪古乃，因為他是殺死金熙宗自立為帝，后來又在政變中被殺，所以在歷史上沒有廟號，只稱海陵王。他曾與親信高懷貞談論自己的志向，說：“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苯襄\繡繁華之地，早已令他垂涎三尺。同時，完顏亮還深受漢族文化思想影響，有著強烈的正統觀念，認為只有實現南北統一，金朝才稱得上是正統。因此他當皇帝后就把武力統一作為自己的最大目標。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完顏亮南侵。十一月八日，到采石（今安徽馬鞍山市西南）犒軍的虞允文，見局勢危急，毅然負起抗擊金兵渡江的責任。他將潰散的士兵組織起來，鼓舞士氣，沿江布防，終于力挽狂瀾，大敗金軍。

這時，金太祖的孫子、擔任東京留守的完顏雍，趁完顏亮后方空虛之機，在遼陽自立為帝。消息傳來，金軍將士人心動搖。完顏亮不但不就此回頭平定內亂，反而把前途命運都押在了渡江滅宋上，遂移師揚州，企圖再行強渡。他孤注一擲，下令金軍三天內全部渡江，否則處死，終于激起了內部矛盾的總爆發。十一月下旬，完顏亮被部下所殺，金兵北撤。

宋高宗在一次次乞和又一次次失敗的現實面前進退兩難，身心俱疲，便萌生了推避責任的念頭。次年，他傳位于宋孝宗趙眘（即趙瑋），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享清福去了。

宋孝宗像

宋孝宗被認為是南宋歷史上最有作為的皇帝。他主觀上不甘屈辱、愿意抗金，即位之初就宣布為岳飛父子平反昭雪，驅逐朝中的秦檜黨人。朝野上下也紛紛要求乘金朝內部不穩的良機，大舉進軍，恢復中原。當時朝中重臣，張浚進取有余而持重不足，史浩保守有余而進取不足。吳璘在陜西退守的失利使宋孝宗傾向于張浚的速戰，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他徑自繞過三省與樞密院，直接向張浚和諸將下達了北伐的詔令。

但符離一戰，宋軍敗績，動搖了孝宗恢復故土的決心。退居德壽宮的宋高宗更一再向宋孝宗施加壓力，宋孝宗不得不重新起用秦檜的黨羽湯思退為相，與金人議和。即位不久的金世宗也吸取了完顏亮覆亡的教訓，致力于穩定自己內部的統治，便見好就收，略微作了些讓步，與南宋達成新的和議，史稱“隆興和議”。雙方約定：南宋皇帝對金不再稱臣，改雙方的君臣關系為叔侄關系；雙方疆界回到完顏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關為界；南宋給金朝的“歲貢”改稱“歲幣”，數量由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減為各二十萬兩、匹。此后四十年，宋、金未再發生大規模戰爭。

宋孝宗在內政方面也進行了一些改革。他汲取秦檜擅權的教訓，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視選擇宰相，嚴防朋黨。在位期間，注重吏治，慎選官員，懲治腐敗的力度有所加大，官場風氣有所好轉。宋孝宗本人來自民間，一生自奉簡樸，被譽為“勤儉過于古帝王”。同時關注民生，輕徭薄賦，興修水利，穩定幣制，推動學術自由，促成了南宋時期的經濟文化繁榮。

但孝宗為了防止大臣擅權，往往事必躬親，大權獨攬。在用人方面也矯枉過正，對執政大臣猜忌很重，任用時相當苛嚴，一些佞幸小人如曾覿、龍大淵等反而受到重用，致使官僚體制的正常職能遭到削弱，加劇了政治腐朽。

南宋后期的政治腐敗。南宋后期，腐敗之風已是積弊難返。周必大曾經說：當世官員“循良者十無二三，貪殘昏謬者常居六七”。

宋光宗像

宋光宗即位初年，尚能勤于政事，重視吏治，對招權納賄的藩邸舊臣也能加以懲處。但他的皇后李氏生性妒悍，又喜攬權，時時離間孝宗、光宗的父子關系，致使朝政日非，光宗也因此精神病發作。紹熙五年（1194年），宋孝宗病逝。同年，光宗在宗室趙汝愚和外戚韓侂胄等人的逼迫下退位，由其子趙擴繼位，是為宋寧宗。

寧宗在位三十年，雖個人生活儉樸，但天生弱智，缺乏主見和政治才能。前期韓侂胄專擅朝政，推行黨禁，打擊政敵，指斥道學（即程朱理學），壓服輿論，引用親信無恥之人，致使賄賂公行，貪污成風。史稱，“自侂胄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為訝”。

韓侂胄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還于開禧二年（1206年）倉促發動了對金戰爭，史稱“開禧北伐”。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進展，但未能挽救全局的失利。開禧三年（1207年）四月以后，雙方開始議和。同年十一月，韓侂胄被史彌遠殺死，首級獻給金人。南宋在史彌遠的主持下與金簽訂了“嘉定和議”，全部滿足金人提出的要求，歲幣增至銀、絹各三十萬兩、匹，另加犒軍錢三百萬貫。從此，朝政落到史彌遠手中。

史彌遠掌權后，對韓侂胄的北伐政策全盤否定，恢復了秦檜的王爵和謚號，大規模裁撤北伐需要的軍事部署，遣散軍隊，在對金政策上完全繼承了秦檜的投降路線。

在內政方面，史彌遠選用易制之人，臺諫專任循默之士，壓制異論，使得朝野以言為諱，習以成風。史彌遠是明州（今浙江寧波，境內有四明山）人，他所重用的官員非親即故，時人譏諷為：“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p>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寧宗病死，史彌遠矯詔立宋理宗。理宗即位后，史彌遠更以“定策之功”而權傾朝野，“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朝政更加腐敗。一方面“饋賂公行，熏染成風”，另一方面國家財政更加困難，理財部門“專以鏟刷為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民間受害，尤難縷數”。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百姓生活十分痛苦，由此引發了紹定年間的一系列農民起義。

宋理宗趙昀像

宋理宗趙昀楷書聯句

紹定六年（1233年），史彌遠病死，宋理宗親政。宋理宗除了尊崇理學外，在治國理政方面并無什么作為。在蒙古大軍壓境的形勢下，不認真處理急政要務，唯知享樂宴安，貪鄙好色，揮霍無度。而閻貴妃、董宋臣、丁大全、馬天驥、賈似道之流竊弄威福，相與始終。時人已將當時的局面與宋徽宗末年相提并論。

當時官吏“貪濁成風，椎剝滋甚”，幾乎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魏了翁說，當時財用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賄賂公行，牧守監司斂百獻十”，中飽私囊，全然置國家命運于不顧。

吏治腐敗的又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冗官嚴重。據洪邁統計，紹熙二年（1191年），全國有京朝官和選人一萬七千零二十八人，大、小使臣一萬六千四百八十八人，合計三萬三千五百一十六人，大大超過了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的二萬四千人。宋理宗雖也采取了若干措施，如取消堂除，減少內降恩澤，減少權攝官和科舉取士員額，嚴格升遷之制等。但各路監司要么敷衍塞責，要么消極抵抗，基本上都無法落實。到理宗后期，隨著宦官、外戚專權，“官以賄成”，一切良法美意都成了虛設。

政治腐敗又導致法制敗壞。寧宗、理宗時“刑獄滋濫”，“天下之獄不勝其酷”。地方官往往借獄訟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賄賂，擅置獄具、非法殘民的事情屢見不鮮。

由于軍政不修，武將、邊帥的貪腐與文官一樣嚴重，克扣軍餉，虛報軍額，經商漁利，假公濟私，無所不為。賈似道曾經實行“打算法”，審查將領的軍費開支，希圖整治軍隊中貪污腐敗的現象，減少軍費開支，同時在軍中立威、排斥異己，卻受到軍隊將領的抵制，造成諸多惡果。

終理宗之世，吏治如江河日下。到度宗時期，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

聯蒙滅金與宋蒙戰爭的開端。1206年，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在斡難河（今蒙古鄂嫩河）源頭召開忽里臺大會，即蒙古大汗位，號“成吉思汗”，國號“大蒙古國”，蒙古草原結束了長期混戰的局面。

嘉定四年（1211年），成吉思汗誓師伐金，在野狐嶺（今河北萬全縣）大敗金兵。嘉定六年（1213年），蒙古軍幾乎踏遍了黃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領土，圍困金中都燕京（今北京）。金帝衛紹王被臣下所殺，金宣宗即位，隨即獻公主、金帛、馬匹求和。成吉思汗許和退兵。嘉定七年（1214年），金宣宗被迫遷都汴京（今河南開封）。成吉思汗認為金朝遷都是缺乏和好的誠意，再次圍困中都，翌年將之攻陷。此后，蒙古軍主力西征，金朝暫時得以在黃河以南茍延殘喘。

金朝在強大的蒙古軍面前不堪一擊，卻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著打敗南宋，向南拓展地盤，以彌補淪喪的大片河山，躲避蒙古軍的鋒芒。自嘉定十年（1217年）起，接連發動了數次南侵戰爭。但宋軍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朝的幻想。戰爭打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金朝徒然消耗了大量軍力、物力，卻一無所得。當年年底，金宣宗去世，金哀宗完顏守緒即位，不得不正視現實，放棄了南侵。

寶慶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親率大軍進攻西夏，遭遇了罕見的頑強抵抗。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軍中。臨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遺命，即從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戰術消滅金朝。窩闊臺汗幾次遣使到南宋，提議聯合滅金。但南宋君臣懼怕金人，議而未決。

紹定五年（1232年）春，蒙古軍在鈞州（今河南禹縣）三峰山圍殲金騎兵二十萬、步兵十五萬。這是一場決定性的戰役，金朝精兵良將損失殆盡。這時，南宋終于看清金朝滅亡在即，匆忙遣使回訪蒙古，答應共同出兵滅金。

南宋派孟珙率軍自襄陽向東進發，一路攻城略地，殺到了蔡州（今河南汝南）。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困守蔡州的金哀宗見大勢已去，傳帝位給宗室完顏承麟。完顏承麟的即位典禮還在進行，城南已飄揚起宋軍的戰旗。與此同時，蒙古軍也自西面攻入城內，展開巷戰。金哀宗自縊而死，完顏承麟被亂兵所殺。立國一百二十年的金朝滅亡。南宋以繳獲的金哀宗遺骨祭告太廟，又遣官至洛陽祭掃北宋陵寢，舉國上下為終于報了百年之仇、雪了靖康之恥而歡欣鼓舞。

然而，南宋此時面臨的局勢，幾乎就是金滅遼后北宋所面對的局勢的翻版。監察御史洪咨夔就說：“今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但無論宋理宗還是主戰的將帥，都求功心切，在各方面都未進行認真準備的情況下，就匆忙開始了武力收復中原的行動。

窩闊臺像

宋軍利用蒙古軍主力撤走的時機，幾乎兵不血刃，收復了汴、洛故都，史稱“端平入洛”。但同時，宋軍也陷入了困境。由于蒙古軍掘開黃河阻擋宋軍，黃淮之間，一片汪洋，糧食軍需無法隨軍運輸。沿途城鄉殘破至極，根本籌不到軍糧。進入洛陽的宋軍第二天就無糧可食，只好釆野菜充饑。蒙古軍趁機反擊，洛陽宋軍拼死抵抗。一仗下來，十喪八九。在開封等候糧草的宋朝軍隊聞訊也掉頭南撤，武力收復中原的行動就此結束。

端平二年（1235年）春，蒙古軍分三路南侵，長達四十余年的宋蒙（元）戰爭正式拉開了序幕。

蒙古軍的第一輪進攻，就占領鄂北重鎮襄陽，把戰場推進到長江沿線，足見其攻勢凌厲。襄陽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不僅將西面的大散關與東面的淮河連成一線，而且是長江中游重鎮江陵的屏障。襄陽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嘉熙二年（1238年）九月，南宋朝廷任命孟珙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詔收復襄陽。孟珙穩扎穩打，連續收復郢州（今湖北鐘祥）、荊門軍（今湖北當陽）等地，于次年六月勝利收復襄陽。此后，襄陽成為南宋抵抗蒙古的重要樞紐。

淳祐元年（1241年）十一月，蒙古窩闊臺汗死，直至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汗即位，蒙古政局一直動蕩，稍稍放緩了對南宋的攻勢。孟珙、余玠等南宋將領抓住這個機會，加強了荊襄和四川地區的防御力量。

可是，孟珙、余玠等人的進取與努力卻受到南宋朝廷的種種掣肘。孟珙主持荊襄防務九年，屢敗蒙軍，威名赫赫。他不滿足于被動防御，還千方百計開展敵后工作，撫慰中原人心，既可了解敵情，又可攻防結合。但猜忌武將的朝廷卻不僅不支持，還對他久典重兵不太放心。這使孟珙心情極不愉快，抑郁成疾，于淳祐六年（1246年）九月去世。余玠主持四川軍政頗有成效，卻受到朝中宰相謝方叔等人的惡意中傷，宋理宗聽信讒言，詔余玠入朝。余玠壯志難酬，急火攻心，于寶祐元年（1253年）七月猝然病逝。孟珙、余玠的抑郁而終，是南宋抗蒙力量的重大損失。

賈似道專權和南宋滅亡。淳祐十一年（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結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部權力紛爭，再次掀起進攻南宋的高潮。開慶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軍包圍了長江重鎮鄂州（今湖北武漢），朝野大震，臨安城內人心惶惶。宋理宗也嚇破了膽，急調賈似道移鎮漢陽，救援鄂州，不久即于軍中拜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其軍政大權集于一身。

賈似道，字師憲，祖上都是平民百姓，直到祖父時才中進士做官。其父賈涉是位慷慨有大志的豪杰之士，在抗金戰場上屢建戰功，官至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是賈涉側室胡氏所生，因賈涉常年征戍外地，正妻史氏又不喜歡賈似道，缺少父母管教的賈似道游蕩于市井，飲酒賭博，不務正業，成了一個十足的地痞無賴。

賈似道這樣的身世，難免被人瞧不起，若無特殊機緣，他一輩子頂多當個小官吏。但理宗朝的腐敗政治恰好給他提供了這樣的機緣。紹定四年（1231年），賈似道同父異母的姐姐被選入宮，深受理宗寵愛，冊為貴妃，賈似道開始時來運轉。

賈似道雖品行不端，卻也有些才干。他仗著后宮有人撐腰，膽子很大，無事不敢管，無人不敢惹，儼然成了耀眼的政壇新星，不僅官職急劇上升，而且聲譽鵲起，贏得了不少人的欣賞。孟珙去世時，即遺表推薦賈似道接替自己，賈似道便成了先后主持長江中下游軍政事務的最高長官。

當時，由蒙哥汗親率的西路軍在四川合州釣魚城（今重慶市合川東）下受挫，蒙哥本人也被炮石擊成重傷，不久喪命。忽必烈雖然接到蒙哥戰死的消息，卻不愿無功而返，對鄂州展開多次攻擊，形勢十分危急。賈似道私下遣使向忽必烈求和，此時蒙軍也因為水土不服、糧食緊缺，到了支撐不下去的地步，且忽必烈的妻子察必派急使來告阿里不哥圖謀繼承汗位，要忽必烈立即趕回。雙方談判剛開始，尚未議定具體條款，忽必烈就率軍解圍北歸。賈似道向朝廷報告：“鄂圍始解，江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卻隱瞞了議和之事。

宋理宗暫時解除了亡國之憂，越發驕奢淫逸，把朝政完全交給了賈似道。賈似道則以鄂州“大捷”為資本，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死，他的侄子趙禥即位，是為宋度宗。

宋度宗像

度宗即位后，賈似道以策立之功被尊為“師相”，權勢較理宗末年還要煊赫。他將大小朝政交付給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自己則在西湖葛嶺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以玩美色、斗蟋蟀為“軍國重事”。而面對危如累卵的邊境形勢，賈似道卻一籌莫展，既無心也無法組織起有效的抵抗。

忽必烈在奪得汗位、鞏固權力之后，又發起了新一輪滅宋戰爭。他接受南宋降將劉整的建議，把襄陽和樊城作為主攻目標，于咸淳三年（1267年）開始圍攻。南宋軍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后來蒙古軍控制了漢水，切斷了襄樊的后勤補給通道，宋軍多次增援解圍均未成功。至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軍攻破。二月，襄陽守將呂文煥力竭降元。襄樊保衛戰失敗后，南宋大勢已去。元朝君臣已經發出“四?；焱?，可計日而待”的豪言，滅亡南宋的信心更加堅定了。

咸淳十年（1274年），宋度宗病死，其子恭帝繼位，太皇太后謝氏垂簾。同年底，鄂州陷落，元軍統帥伯顏親率主力，以降將呂文煥為先導，順江東下。南宋沿江諸將，多為呂氏舊部，所以元兵一來，都望風歸降。

朝臣、太學生紛紛要求賈似道親自出戰。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賈似道實在躲不過去，只好集中各路兵馬出發。到了蕪湖江邊，賈似道又故技重施，以稱臣納貢為條件，向伯顏求和，但被斷然拒絕。賈似道只好硬起頭皮應戰，命孫虎臣率步兵七萬駐扎在丁家洲（今安徽銅陵東北），命夏貴率戰艦二千五百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軍駐于魯港（今安徽蕪湖南）。元軍水陸并進，步騎夾岸而行，用巨炮轟擊孫虎臣軍，孫軍潰敗，夏貴也棄軍而逃，軍械盡為元軍所獲。賈似道見勢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揚州。元軍乘勢攻擊，宋軍僅存的主力幾乎全部喪失。

丁家洲之戰失敗后，南宋沿江諸州相繼被元軍占領，朝中高官也紛紛出逃。謝太后迫于壓力，宣布罷免賈似道，將他貶往外地。賈似道名聲太臭，貶所之地的百姓都拒絕他入境，后來在福建漳州的木棉庵被負責押送的鄭虎臣處死。

賈似道死了，南宋朝廷的喪鐘也敲響了。

謝太后詔令“天下勤王”，李庭芝、張世杰等將領率余部入衛京師，將防線收縮到江浙地區。贛州知州文天祥組織“勤王軍”，也輾轉趕到臨安。

文天祥像

文天祥，字宋瑞，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從小追慕鄉賢歐陽修、楊邦義、胡銓等人，立志向他們學習，發奮苦讀，寶祐四年（1256年）中狀元。接到朝廷的勤王詔令后，他毀家紓難，以自己的積蓄招募了萬余民兵。

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伯顏指揮元軍自建康出發，兵分三路，向南宋發起了最后總攻。

文天祥與張世杰認為，此時兩淮、閩廣等地仍在南宋手中，其他地方也有堅守不降者，如果能在臨安決一死戰，殺敗敵軍，再令兩淮宋軍斷其歸路，國事尚有可為。但宰相陳宜中和謝太后主張求和，不準文天祥、張世杰等部署決戰，并派出好幾批求和使者，但都被元方拒絕。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三路元軍在臨安城北會合。文天祥急忙建議讓度宗的另兩個兒子趙昰、趙昺分別出守閩、廣。當時，宰相陳宜中已逃往溫州老家，張世杰、陸秀夫等也率軍出城向東轉移。謝太后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讓他主持接洽議和。文天祥到元軍營中談判，企圖說服伯顏保留宋朝，被扣押。

二月，元軍進入臨安。三月，擄恭帝及皇親、官員數千人北上，南宋實際已經滅亡。

崖山海戰。從臨安逃出來的張世杰、陸秀夫等人護著趙昺、趙昰，經溫州轉移到了福州。五月一日，立趙昰為帝，史稱宋端宗。

文天祥被扣押后，拒絕投降，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尋機逃脫，歷盡艱險趕到了福州，仍任右丞相。他回到故鄉江西募兵，以汀州為根據地，隊伍一時聲勢浩大，但不久就被元軍打敗。后來文天祥又轉戰于廣東等地，堅持抗元，于祥興元年（1278年）底被元軍俘虜。

臨安陷落后，李庭芝、姜才等仍堅守揚州，打敗元軍多次進攻，拒絕元軍多次勸降。后奉福州小朝廷之命向南轉移，途中被元軍所敗，李庭芝、姜才被俘，誓死不降，被殘酷殺害。

不久，元軍攻入福建，福州等地相繼陷落。張世杰等人只得把小朝廷搬上船，漂流海上，一路轉戰到雷州沿海。陳宜中見大勢已去，詭稱到占城（今越南南部）聯系安頓朝廷，一去不返，后來死在了今泰國一帶。

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十一歲的宋端宗病死。南宋諸臣又擁立八歲的衛王趙昺為帝，改元祥興，將小朝廷轉移到崖山（今廣東新會南）。

祥興二年（1279年）正月，元軍尾隨而至，占據?？?，切斷了宋軍的淡水補給通道。宋軍將士渴到極點，就飲海水。海水又苦又澀，飲即嘔吐，士兵疲乏無力，戰斗力嚴重下降。即使這樣，仍連日大戰，頑強抵抗，毫不退縮。

二月初六，元軍分南北兩路向崖山發起總攻，宋軍大敗。張世杰率十余艘戰船保護宋端宗之母楊太后突圍而出?；实鄣淖瑓s過于龐大，動彈不得。陸秀夫見勢不妙，先令妻子投海自盡，然后背起幼帝趙昺毅然跳進了波濤洶涌的大海之中。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和最后一任宰相壯烈殉國。

楊太后聞知皇帝已死，撫膺大慟，也投海自盡。張世杰率殘余部眾繼續抵抗，不幸遇上颶風，船沉犧牲。

文天祥被俘后，元將張弘范將他押到崖山，讓他給張世杰寫勸降書。文天祥拿出了自己剛寫成的《過零丁洋》詩：“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炭譃╊^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張弘范看了，也不禁由衷贊嘆：“好人！好詩！”

文天祥后來被押解到大都，囚禁了三年又兩個月。元朝對他百般利誘威逼，希望他投降，他始終堅貞不屈，并在獄中寫下著名的《正氣歌》以明心志。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英勇就義。其妻歐陽氏為他收尸，在衣帶中發現了他的絕筆《自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

蒙古崛起后，鐵騎橫掃亞歐大陸，所向披靡。它滅亡西夏只用了二十二年，滅金用了二十三年。這些政權都以軍事立國，曾經威震天下。所以，蒙古剛開始發動侵宋戰爭時，根本沒有把南宋放在眼里。耶律楚材就曾對南宋來使傲慢地說：你們只恃著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然而，他們沒有料到，滅掉南宋，整整花了四十五年。在蒙元軍隊的所有對手當中，南宋抵抗時間最久，給蒙古軍造成的損失最大，就連蒙哥汗也斃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以至于國外的一些學者認為，南宋其實并不軟弱，更非無能，而是當時世界上除蒙古軍之外最厲害的軍隊。

南宋的生命力如此頑強，原因是多方面的。僅就軍事而言，蒙古軍以騎兵為主，擅長平原曠野作戰，拙于山地川澤周旋，南宋正好具備有利的地形條件。而且，宋軍長期與遼、夏、金對峙，雖然攻勢作戰非其所長，但是積累了豐富和行之有效的防御戰經驗。宋人發明的火藥也在實戰中發揮了不小的威力。這些因素，使得南宋與蒙古（元朝）的戰爭長期陷于膠著的狀態。

在政治方面，南宋朝政雖然萎靡腐敗，皇帝也多昏庸懦弱，官員平時文恬武嬉，但崇尚寬仁和文治的國策也在廣大士民中間播下了忠君愛國、重視名節的種子，一旦國家處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能自覺起來為國效命，雖無法挽救最后的滅亡，但堅強的抵抗意志也讓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清朝學者趙翼所說：“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祐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惟宋末獨多，雖無救于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