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唐代傳奇

20世紀早期，偉大作家魯迅指出今天被稱為“傳奇”的唐代經典短篇故事是中國最早的作者有意識創作的小說。實際上，這些故事里通常包含著重大事件發生的詳細時間、城市的準確布局，甚至還有真實的人物，這說明當時的作者和現代的小說家不同，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是在虛構故事。然而，從“小說”一詞源于“設計”或者“制作”這一點來看，“小說”確實描繪了唐傳奇的新意所在。與更早的“志怪”相比，唐代故事不僅僅提供了消遣和娛樂，還是一種需要技巧的文學形式，可以通過寫作它們的方式對其進行美學鑒賞。

文學文本創作中自覺的藝術技巧至少通過四種方式表現出來。第一種，唐代作家創造了一系列文學表現手法，使內容簡單、熟悉的故事變得更為復雜、有趣。他們的許多短篇故事以前都曾被記錄為奇聞逸事，所以在故事修訂時作者專注于講述的方式更甚于情節。這就突出了新故事是精心之作的事實。

第二種，夢境在一些故事中處于中心地位，諸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這些都敘述了有抱負的年輕學子，夢見自己一生努力奮斗并獲得政治成功，醒來卻發現只是一個持續了幾分鐘的夢。這些故事是有名的《周莊夢蝶》的文學后繼者，在這個故事里戰國哲學家莊周夢見他是一只蝴蝶，只是不能確信是莊周夢中變成蝴蝶呢，還是蝴蝶夢見自己變成了莊周。除了對現實和虛構之間的區別提出質疑——這是夢境在18世紀中葉的中國文學《紅樓夢》中扮演的角色——夢境還將怪誕的元素引入敘事而不失故事的現實基礎。從陳子昂到李白及以后的唐代詩人，在不超出生活經驗的情況下，在詩文中借用夢境引入精神旅程和其他虛構想象。夢境在短篇小說中扮演了相同的角色，盡管強調的是故事的技巧性。

第三種，作家通過改編流傳已廣的故事來強調小說的文學性質。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任氏傳》，它將已確立的狐仙故事改編成一個新形式——“人狐戀”。這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將故事的女主人公狐仙人性化并把她變為一個道德榜樣而完成的。然而，改編已有的體裁對于故事的敘述也是重要的。故事始于一個男子在長安街上邂逅一位神秘美人，與她在其城郊的華屋中共度了一晚，第二天早上發現“屋子”是一塊被遺棄的荒地，并且被當地的一個賣主告之美人是一個狐仙。這正是對經典的狐仙故事的扼要重述，而一般來說，故事到此就結束了。與以往不同的是，作者沈既濟（一位8世紀后期的著名官方歷史學家）將此僅作為一個逐漸揭示各角色個性的浪漫復雜的三角關系的起點，并以任氏的悲慘死亡為結局。無獨有偶，《李娃傳》表面上的現實主義之下，也蘊含著從人與妖精私通的傳統故事中發掘出來的要素。因此，經典短篇小說的作者們批判地使用或解構早期故事的結構定式以創造他們的新故事。

唐代作家們突出其作品的文學特質的最后一種方法，是包含其他的文學形式——詩、信、史學編纂中的手法，以及公認的經典作品中的引文。最為重要的是戀愛中的男女詩文傳情，或者是插入充當旁觀者角色的評論詩句。這已經是唐代經典短篇小說的最早作品之一張鷟的《游仙窟》的一個主要特征了，該作品講述了一個與女神發生了性關系的男子的傳統故事。然而，在這個傳奇故事中，敘事只是為作者/主人公和女神之間頻繁的詩歌酬答提供背景。最著名的唐傳奇是元稹的《鶯鶯傳》，書中大量“援引”兩位主人公之間的詩和信，以及男主人公朋友們的詩，其中一首來自作家本人。這些精心制作的文本嵌入故事中的突出作用在于，它使得許多短篇小說成了文本表達的典范，或者讓它們極具感染力。

將文學文本嵌入小說，也提供了指導角色行為的榜樣，并賦予事件意義。對于鶯鶯而言這是特別真實的，在敘述的過程中，她幾乎適用于中國文學傳統中賦予女性的每個角色：清白的未婚女子，恪守婦道的女人，熱情的女神，以及被遺棄的婦女。張生這個角色并非多才多藝，在他為自己拋棄鶯鶯的行為辯護時轉而引用經典文章。為了操控故事的導向以便偏向自己，兩個主角呈現了各自的詩文和說辭。此外，以敘事為中心進行創作的作者加入了自己對于故事的看法，這些看法衍生自早期對女神的詩歌描述。因此，《鶯鶯傳》自身包含了三種不同說法。這種嵌進作者和觀點的多樣性突出了故事的文學特質。

之所以這些文學技巧出現于唐代，尤其在“安史之亂”后，是因為重要的作家，包括韓愈、柳宗元、元稹、沈既濟和白行簡（白居易的弟弟）等人在內，開始運用小說來探討自身的境況。同一時期，白居易、韋莊和其他重要詩人創作了涉及這些故事相關主題的長篇敘事詩，有時還配以散文或詩序來敘述同一故事。

不僅僅小說的作者是文人，而且男主人公，不論是虛構的還是真實存在的，也都是文人?，F實中的詩人李益是《霍小玉傳》的男主人公，這個故事解釋了其聲名狼藉的嫉妒心。而且，故事圍繞文人階層主要的經歷展開：進京趕考，金榜題名，甚或狀元及第。因此，故事主題都是那些唐代后期文人在日常生活中關心的事，從他們夢想實現的抱負到縈繞在他們夢魘中的恐懼。這些小說可能也有女性讀者，最著名的是京城的妓女群體，《北里志》描述了她們擁有很好的文藝修養，出現在這些小說的妓女同樣如此。

由于文人們既是作家又是讀者，因此很顯然故事中最重要的主題是愛情和性。專注于男女關系的做法沒有在中國早期作品中出現，這種變化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解釋。首先，也是最沒吸引力的解釋是，人們總是對性感興趣，和西方一樣，小說在中國的興起給予這種興趣一個重要關注。明代學者胡應麟（1551—1602）揭示了性與小說的密切關聯。他是最早系統研究小說的中國人之一，也是最早用經典詞語“傳奇”來稱呼唐代小說的人：“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多，傳者彌眾。傳者日眾，則作者日繁?！?span class="sbiao">胡應麟認為小說是黑暗和可恥的，等同于色情和肉欲的描寫，人們對其進行道德譴責卻又著迷地追求。實際上，段落中反復出現的文字暗示了作者像他的觀察對象一樣著迷于小說，這無疑也是唐代作家寫作的動力。

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愛情故事為文人提供了得以逃離事業和家庭約束的新的私人空間。在中國較早有關風流的描述中，有類似的情節：逃離世俗社會，邂逅女神、女鬼或者狐仙。對人類愛情故事的著迷相當于文人對園林的熱情擴展。愛情故事描述了基于共同愛好和高雅情感的自由戀愛的原型，一個逃脫包辦婚姻的夢想。這個夢想來自文人在備考的歲月中和妓女相處而產生的文學和感情上的聯系，在他與寵妾相處時可能會重溫這種愛戀之情。因此，雖然唐代愛情小說的許多女主人公并不明確為妓女，但她們的舉止，她們被介紹給才子的方式，以及短暫的關系，都仿照了文人階層的作家和讀者從風月場中所得知的情況。

唐代短篇小說的另一個創新在于隱約透露出的金錢的力量。雖然激情愛戀中的情侶自愿選擇平等相處，但是大部分故事也留意到經濟狀況使這樣的“自由”選擇只是暫時地成為可能。許多戀愛關系的重要轉折點是由一方或者另一方財源枯竭而引發的，或者某件大事，諸如通過科舉考試，改變了男主人公的前途。金錢的隱蔽力量常常隨著來自男子家庭的壓力而出現，他最終依賴于此。壓力要求他屈從于安排好的婚姻，這就意味著短暫愛情的終結。家庭壓倒性的力量，吞沒了男子的意志并且拒絕接納妓女，這也許還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這些故事中與作家及其朋友面臨同樣情況的男主人公，一般都虛弱、順從，沒有個性，而女主人公則積極、果斷，并且成為故事的情感中心。

與愛情和家庭之間的矛盾相對應的是，對于一個場所或對象的基于精神贊賞的真正所有與僅僅是基于購買之上經濟擁有之間的矛盾。這兩個主題中的普遍矛盾揭示出唐代對于風流韻事感興趣的最后一個原因。中華帝國早期，感情被視為一個危險事物，統治者或文人控制感情以確保自身地位穩固，并且使生活處于安穩狀態。雖然這種態度在南北朝時開始改變，將感情作為行動的依據仍然受到懷疑。但是，到明代為止許多作家認為“柔情”或“多情”可將有教養的人與未受過教育的粗野的人區分開來。雖然唐代小說還沒有充分描寫感情，但是開始嘗試贊揚自由選擇的愛情，一些小說譴責了不忠的男性情人的薄情，這是中華帝國晚期文人普遍心理特征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