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不斷變化的詩人形象

某種程度上詩歌是宮廷生活的一個方面，詩人只不過是廷臣或政治家的一個側面。如同被要求寫政令、奏折或策論一樣，唐代朝廷的君主或大臣被要求會吟詩作賦。這一點在之前定義了當時重要文學體裁的《文選》中就有所體現。將看似個人的詩歌當作政治寓言來理解，和將《詩經》中的詩當作政治隱喻的傳統一樣，都是思想論域的一部分。

將詩歌轉換到新的背景和社會階層，對復古的政治道德話語提出質疑，為唐代詩人刻畫出一個新的社會角色。詩歌寫作從單純的個人修養和社交禮儀的一般范疇變為詩人人生中最為重要的事情。詩人成為性格鮮明的角色，大約介于怪人和歐洲浪漫主義時期被稱頌的“天才”之間。作詩成為一種職業，詩人投入畢生精力以使其盡善盡美。也有些作家將詩歌創作描述為一份創造“財富”的“職業”，并且授予詩人對其作品的“所有權”。

這種新的景象在李白和杜甫的創作中有所體現。對李白而言，詩歌是一個天才之人表現其優勢的手段。對杜甫而言，詩歌能夠使一個人開拓出其歷史地位：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在他的詩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結尾處，詩人以一位英雄的形象取代了統治者，他呼吁上蒼看在他的分上建造廣廈庇護世上所有的窮人。對于杜甫、李白及其他后來者，詩歌并不僅僅是一個政治職業的附屬品或蹩腳的替代物，而是具有了最高使命感。到9世紀與10世紀之交，一些人將詩歌創作描繪為一項幾乎是神秘的事業，一種類似于禪宗修行（日本禪宗的中國先輩）的虔誠實踐。它不再是一個人生活的點綴品，而是生存的最終目標，例如詩人孟郊（751—814）為此心甘情愿地奉獻所有，正如貫休在《讀孟郊集》中所寫：

清刳霜雪髓，吟動鬼神司。

舉世言多媚，無人師此師。

因知吾道后，冷淡亦如斯。

雖然早在戰國時期就有詩歌表達了作者心靈最深處意愿的觀點，但它因為道德或政治的固定標準遭到批判。只有到了唐代，詩歌中展現的個性才成為對其評估和認識的最終依據。這種個性的發掘隨著對陶淵明的重新關注而出現，陶淵明的讀者認為他的詩歌與性格合而為一，從其詩歌中就能明了其個性。然而，以自身個性來表現詩歌底蘊的典型代表是李白。

現在杜甫被認為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李白則被認為是中國最偉大的富有個性的詩人。以后的評論家建議人們效仿杜甫，因其卓越才華是可能被模仿的，而李白的偉大則與其為李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從一開始，他的詩就展現了革新和夸張，一種令人震驚的離經叛道，這些似乎都直接呈現出其無與倫比的特質。作為一個可能來自突厥家庭、出生于四川的外來者，李白被虛構成了一個個人神話，即出身于一個被舉家放逐到中亞的漢族家庭，年輕時做過劍俠和殺手，丟棄了一筆他幾乎肯定沒有過的巨大家產。他引起帝國秘書監賀知章的注意，此人開始將李白視為不凡之人，稱他為“謫仙人”。742年玄宗皇帝給李白翰林院的職位，其傲慢無禮很快成為逸聞趣事的話題。盡管那樣的行為可能令人欽佩，但他的極端行為導致其兩年后被解雇，并且在南方度過了生命中最后20年。

李白同時代的人似乎將其看作一個使人驚奇的對象更甚于一個嚴肅的詩人。對其作品的關注出現于8世紀的最后幾十年，此時以韓愈和白居易（772—846）為首的一批文人將他與杜甫一起視為先前時期兩位最偉大的詩人。不過，即使是這些對其詩歌的贊賞，也往往變成一種個人描述，他的詩歌讓人聯想到他的傳奇人生。于是李白與拜倫有了相似之處，其詩作中的英雄總是被闡釋為作者自己，對于大部分讀者來說作者的個人神話吞沒了這些詩作?；蚴巧钏嫁D瞬即逝的榮耀，或是描述蜀道的艱難，或是稱頌劍客，李白總是顯示出一種活力和夸張的鮮明特征。甚至其創作的以飲酒為主題的組詩也在酒徒中傳頌，例如《月下獨酌》其一：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相應地，他的不朽詩篇成為“自吹自擂”，例如《古風》其十九：

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

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霓裳曳廣帶，飄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臺，高揖衛叔卿。

李白之后，在其詩作中發掘想象中的詩人以及通過閱讀詩歌來感受詩人，成為中國詩歌闡釋的慣用手法。正因如此，白居易對自身新奇荒唐行為的形容常常模仿李白的表達。更特別的是，白居易通俗、平易的寫作風格，對他所宣稱的“自然的”表現和創作與親民的形象不無助益，據說他通過朗誦自己的詩歌給老嫗聽以檢驗其是否通俗易懂。這再次證明，作品風格與作者性格互為表里。以詩人的個性來解讀詩歌的做法，促進了一種新類型的逸聞趣事的產生，它主要講述詩人所處的環境是如何促使一首詩歌創作的。

詩歌創作這個行業的從事者不知疲倦地致力于使其技巧盡善盡美，這種觀念在唐代有好幾種表現方法。一個顯著的早期例子是孟郊，他與朋友韓愈一起，為中唐詩歌的形成做出了很多貢獻。孟郊認為常常受到苦痛折磨是真正詩人的標志，是其道德優越的證明。忍饑挨餓是一種正面價值，完全反對詩人滿足于財富和權勢。他的詩篇突出了這樣的詩句：“詩人苦為詩”“詩饑老不怨”“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孟郊困苦的生活體現在他的《出東門》一詩中：

一生自組織，千首大雅言。

道路如抽蠶，宛轉羈腸繁。

之后的一代人對詩人作為一種職業有著不同的看法。賈島（779—843）和姚合（約779——約849）不再把困苦詩人當作道德模范，他們認為，詩人是對句孜孜不倦的收集者和潤色者。與主張自律及苦行主義的禪宗緊密聯系，詩歌成為作者為之奉獻一切的生活目標。他們認為詩人應執著于藝術創作的理想體現在“苦吟”這一詞中，按字面理解就是“反復推敲”，這是詩人最偉大的品質。

與孟郊類似，賈島也過著貧苦的生活，但是他最為人稱道的逸聞突出的并非困苦而是其對創作的專注。在這些故事中，他在街上騎驢行走，完全地沉浸于一聯詩句的推敲中，不料沖撞了高官劉棲楚，給關押了一夜。同樣，又有一次他沖撞了詩壇領袖韓愈，韓愈卻幫其完成了詩句。詩人熱心于藝術而不顧等級制度，實際上這些人以陳述樸素的社會平等觀而聞名。周樸在《贈大溈》一詩中勾勒了這些理想：

禪是大溈詩是樸，大唐天子只三人。

這里僧人、詩人和帝王處于三個不同和相互獨立的領域，各自投身于自己的事業。

晚唐將詩歌解釋為一種需要通過無止境的苦干才能掌握的技藝。早期中國詩歌理論將詩作描述為個人對真實情景自發的、真實的反應。相比之下，晚唐詩人認為詩作是長期思索的產物，超脫于任何所謂的引起詩作的經歷。這種創作模式最有名的代表是詩人李賀（790—816），盡管早逝，他留下了二百余首詩作。李商隱（813—858），一位深受李賀影響的詩人，無論騎馬去哪里都隨身攜帶一個錦緞包，任何時候有了關于詩句或對仗的想法就匆匆記下放進包里。返回之后，取出這些想法的片段寫作成詩。這則趣聞表達了一種普遍的看法，即詩人們“獲得”一個創意，是通過剎那間的靈感或者一個透露出詩人幾乎沒有意識到的隱藏的想法的夢境。通過那樣愉快的發現，作者得到了作為一首詩核心的絕妙的對句，然后再圍繞對句艱苦地塑造他的詩歌，就像一位寶石商鑲嵌一塊珍貴的寶石。這些范例將一種印象和看法混合起來，即詩歌創作是一種博學多才的職業，以及詩人既擁有天賜靈感的工具，也擁有對詩歌創作“毒癮”般的迷戀。

在以詩歌創作為終身職業的觀念下，詩人們收集并且編選自己的作品。通過謹慎的挑選和整理，除掉低劣的篇章后按順序排列剩下的部分，這樣就將一生的作品變為其個性和勤奮的精心表達?！俺汀痹娮?，特別是與其他詩人往來信函的列入，也展現了詩人社交的范圍和自身的地位。像《白居易全集》那樣的總集成了用詩寫成的日記，可以如實描述、再現以及公開其完整的一生。事實上，根據詩人的詩集按時間順序撰寫他們的傳記，這在中華帝國的晚期變成了一種傳統。雖然這種方法唐代才剛出現，但當李紳（772—846）將其寫于820年至836年間的作品匯編成集，而實際上其中大部分創作于836年至838年之間時，這種方法就充分地建立了。雖然詩歌應紀實性地描述生活，但李紳當時沒有時間這樣做，他用新的作品填補了820年至836年的歲月。

與將詩歌創作作為終身職業的觀念相聯系的是，唐代“職業”詩人逐漸顯現出利用才能獲取財富的形象。從680年進士舉以詩賦取士開始，詩歌寫作成為獲得高官厚祿的康莊大道，但也同時產生了不甚崇高的專業用途。據說溫庭筠通過在風月場出售詩歌來養活自己。

王定保（870—954）在其《唐摭言》一書中說溫庭筠“以文為貨，識者鄙之”。然而，溫庭筠可能不是唯一靠才華獲得收入的人，許多有名望的詩人把他們的詩歌看作財富的一種形式，發展出了文學財產和作品所有權的新概念。最引人注目的又是白居易，他將自己的作品描述為一種可量化的遺產，他在《題文集柜》中寫道：

破柏作書柜，柜牢柏復堅。

收貯誰家集，題云白樂天。

我生業文字，自幼及老年。

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

誠知終散失，未忍遽棄捐。

……

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

詩作除了是詩人創造和積蓄財富的一種形式，詩歌和審美鑒賞還成為文人宣稱自己真正擁有一個物質空間的方式。王維在《輞川集》的一首詩《孟城坳》中提到：“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钡ㄟ^在詩歌中對輞川的描述，使其成為屬于自己的獨一無二的財產。類似的要求，通過購買花園或小山并且在詩歌中描繪它們從而宣稱真正擁有它們，成為唐代后期寫作的一個常見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