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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解析——國家和地方的儒教禮儀

    歷史大觀園 隋唐氣象 2020-07-24 10:45: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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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三教中的最后一個是儒教,它是國家和地方的民間信仰,其特點是對國家經典不斷精進的研讀。這些領域的發展,與9世紀儒學思想的哲學復興一起,有助于在中華帝國晚期思想上占主導地位的新儒學的興起。

    唐代沒有引進新的國家典禮儀制,而是沿用自漢代已來就被接受的儀式。國家禮儀于732年最終編纂而成,稱為《大唐開元禮》,它拋棄了自漢代就已經出現的道教和佛教習俗,即便這二者已被皇室和國家所采用。該書只收錄了中華帝國早期的禮儀,包括即位儀式、京郊祭天禮、祭祖禮、封禪禮、巡狩禮,還記錄了祭禮的地點明堂和規定祭禮時日的歷法。然而,這些例行儀式的相關重要性和賦予它們的意義已經發生了明顯改變。

    首要的轉變是從強調王朝的血統到強調其公共的、普世的性質。王朝權勢的來源越來越少地來自祖先的賢德,而越來越多地來自無所不包的天(皇帝是天之子)和統治者的政治品德。唐帝國典禮體現的觀念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轉變為“天下為公”。帝國不再是統治家族的王土,它被視為公共的美德,超越并否定了以家庭為紐帶的本位主義。強調帝王是天之子,從而將漢代建立的超越地區文化和家族利益的境界擴展并且神圣化。

    在太廟中舉辦的祖先祭祀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在漢朝,當皇子被確定為繼承人時,他要去太廟中表示感謝,并且要在其登上王位時再進行一次。唐朝取消了這種慣例,取而代之的是南北朝的一種儀式,這種儀式意味著一個王朝將讓位于下一朝。該儀式是效仿古代的禪讓禮,據說當時的統治者并非將王位傳給他的兒子,而是傳給王國中最優秀的男子。通過這種方法,唐代登基儀式降低了繼承的重要性而強調了美德或功績。這就使選才任賢成為可能,或者至少可以排除能察覺得到的威脅。結果是長大成人并可能成為威脅的長子很少被選中。在太監開始支配朝廷之后,不再選擇有才能的人,只有年幼、柔弱或者無能的繼承人才會被選中。

    取代祭祖,在戶外舉行的對天地的祭祀成了最重要的儀式。祭天被引入即位禮中,祭祖則成為私人的、家族的事情。對天的崇拜通過從儀式中排除其他神明而得到進一步強化,天成了祭禮的主要對象。祭天禮在京郊舉行,祭壇所在地為整個帝國所有,強調君王是人民的保衛者和化身。

    封禪儀式也發生了改變。秦漢時期,在泰山舉行的標志著全國一統的封禪禮,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執行?;实蹎为毜巧戏屙敳⑶覇为殘绦袃x式??逃卸\詞的玉牒被放在一組盒子和柜子中,接著被埋掉以保證玉牒的內容只為皇帝一人所知。許多學者認為獻祭是為了幫助皇帝長生不老。相反,在唐代,封禪成為與整個國家相關的公開儀式。許多官員陪伴著高宗皇帝來到泰山峰頂,在武則天時期,甚至后宮的所有女眷都出現于封禪禮上?,F存的向天禱告的文本表明這個典禮是以百姓的名義執行的。封禪只在泰山進行的傳統亦被拋棄,它也在嵩山舉行,這是為了表明帝國內沒有任何地方是有特權的。

    皇帝陵寢也強調了皇帝新的公共和宇宙的概念。不像漢代為皇帝在都城外建造的人工土墩墓,唐代的皇陵依山而建,這就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也顯得更為威嚴?;柿瓯粩狄园儆嫷男災拱鼑?,那兒埋葬著高級官員、將領和皇族。陪葬墓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漢武帝寵信的將軍們的墓地就在其墓丘的蔭庇之下。但是唐朝的建筑群規模更為宏偉。太宗皇帝的墓地面積達到4.5萬畝,并且有大約200個陪葬墓。死后能埋在這些墓地是一種莫大的榮耀,激勵著人們對政權的忠心,并且將整個統治階層引入了唐祖先祭拜之中。

    唐代還有一種對前朝“政治祖先”的獻祭儀式。給上一朝創建者以榮耀的典禮在《禮記》中有文字記載,并且曾在南北朝時期實行。然而,唐朝大大增加了政治祖先的數量,到了748年他們向秦始皇、西漢創建者、東漢創建者和之后大部分朝代的開國皇帝獻祭。這些祭品將整個帝國的過去都引入唐代的祭禮中,標志著唐代對于代代相傳的法統繼承的關注。他們也借此強調了統治的公共、宇宙和道德特性,淡化了血統繼承的重要性。白居易在一首詩中提到,將早期朝代納入唐代禮儀中表明了帝國不是單一家族的財產。

    皇帝與天更緊密的聯系,以及更具公眾視野的帝國也改變了中國的歷法。從很早開始,政權就與歷法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它既規定了國家典禮的時間,也證明了統治者與神明的獨特關系。從漢朝到南朝的每一個朝代最多只制定一部新歷法,有些朝代直接沿襲前代。這使歷法與王室明確地聯系在一起。北朝改變了這種制度,可能是受了讖緯中術數的影響,有時會發布兩三部歷法。然而在唐朝,歷法在對基于阿拉伯和印度天文學更為精確計算的不斷探索中被修改了不下九次。這是為了強調歷法與天的一致性,其代價是犧牲了對皇室的忠誠,這也再度證明了唐代皇帝對公共和宇宙的關注。

    帝王的新觀念也使得“天”這個詞被加入了皇帝的頭銜中。太宗皇帝宣稱自己既是“天可汗”,又是“天子”,高宗稱自己為“天帝”,武則天稱自己為“天后”。這些新的頭銜將唐代的帝王與較早的統治者區分開來,強調了普天下的統治和宇宙力量。天授君權也反映在唐代的禮儀中,這在圓仁對登州地方官接受圣旨的記載中也有所描述。地方官躬身接受僅有他一人能接觸到的圣旨,城鎮的全體百姓匍匐在地,表示恭順。

    除了改革主要的國家宗教,唐代也發展或者加強了新的地方宗教。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現于分裂時期中國南部的城隍神。它與將文明城市和蠻荒之地分隔開來的城墻相聯系,這些荒蠻之地充斥著由死于非命之人變成的憤怒、嗜血的鬼魂,動物精以及土地神。很多故事描述了地方官員與強勢地方鬼魂的斗爭,這些斗爭往往以官員的失敗而告終。

    與需要人類血祭和威脅地方官員權力的惡神相反,寬厚有人情味的城隍神是官員的一個幫手,并且如果它沒能保護地方利益,將受到官員的處罰。作為一個道德化或本土化的地方宗教,城隍神信仰將精英的準則、帝國的文化傳播到邊境和鄉村這些原本排斥它的地方。這可能也和佛教的傳播有關,佛教將一個與城墻和大門相關的印度神引入中國。城隍神信仰上升到顯著地位代表了朝廷成功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即帝國本身就具有神力,它可以通過自己的能力支配其他神靈來維持秩序。

    城隍神信仰也證明了帝國精英從新的城市階層中獲得意識形態支持的能力。唐代見證了從事貿易的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隨之而來的是一個自覺的都市商業階層的出現。城隍神信仰主要興盛于高度商業化的長江中下游地區以及東南沿海地區,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有自我意識的都市群體的宗教表達,這些人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幸福安康與整個城市聯系在一起。

    城隍神成了最重要的地方神信仰,并且可能是唯一一個以整個帝國為范圍的例子,而國家同時也支持信奉地區性神的信仰。文獻記載中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長江下游地區和杭州灣地區對伍子胥的信仰。伍子胥是公元前6世紀末至前5世紀初楚國、吳國、越國戰爭期間的一個代表人物。最早在漢朝,當地就有他的廟,3世紀在吳地他被描述為“大眾神”。唐代當地官員的碑銘記述了政府對修復其廟的支持。一段碑文提到百姓向他祈雨,他保證了豐收。另一段則將京杭大運河南段邗溝的開鑿也歸因于他的恩賜。這段碑文還描述了百姓怎樣供奉他以避免其激起巨浪。唐代后期的碑文記述了伍子胥為杭州的“濤神”。錢塘潮涌潮時常有膽大藝高的游泳者下水,有的人就成了現實中的祭品。

    最后一個值得注意的唐代大眾信仰與狐貍崇拜有關,它對后期的宗教和文學至關重要。這種神奇的生物至少從南北朝開始就因其能夠穿越進入人類領地而著名,常常出沒或逗留在人類居住地,與歐洲的鬧鬼類似,有時居民定期向在附近出沒的狐貍提供食物,這樣就成了一種信奉。雖然唐朝的記錄很少,但《朝野僉載》中有段詳細的描述:“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飲食與人間同之,事者非一主。時有諺語曰:‘無狐魅,不成村?!?span class="sbiao">

    許多故事都描述了新上任的官員和一直受到供奉的狐仙之間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是更普遍現象的一部分,這個普遍現象就是體現當地信仰的動物精與朝廷代表以及城隍神之間的爭斗。在一些故事中,如《任氏傳》,狐仙為它們喜歡的人帶來財富。超自然的贈予所帶來的突然富足(可能與貨幣經濟增長帶來的偏見有關,由于經濟增長,財富似乎魔術般地突然冒出來),成為后來中國流行的大眾信仰的一個重要主題。人們從妖魔那里得到巨額財富,但這些財富常常是非法的,因此最后通常會迅速消失。最后,狐(因“狐”與“胡”同音)經常與非漢族人聯系起來,在許多故事里狐貍的活動常常被與外族人,特別是佛教僧侶和富裕商人從事的活動聯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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