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中國化佛教的出現

雖然按照唐代的官方說法，道教是帝國境內地位最高的宗教，但佛教仍舊是中國信徒最多和最有影響力的宗教。佛教與道教一起成了中國政治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也對它們進行資助和控制。在唐代，佛教通過和中亞、印度教派的分離，以及建立新的本土流派，實現了真正的中國化，并讓中國成為佛教的核心區域。

從一開始，上層就把佛教作為一種精神控制武器。早期佛教傳播的主要工具是遍布帝國各州的皇家寺院和由皇室成員在自己住處興建的佛堂?；始宜略壕幼≈熘逡幗渎傻奈娜?，資金來源于國庫。在佛教寺院中舉行為國家祈福的儀式，包括慶?；实鄣纳?，為亡故的皇帝、皇后舉行超度儀式，幾乎所有的皇帝和皇后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在俗的信徒被邀請參加在寺院舉行的盛大齋宴，據說在一次齋宴中有數以萬計的人參加。寺院有時也會收殮陣亡的唐朝士兵的遺骸，并舉行超度儀式。除了唐武宗在845年進行的不到一年時間的滅佛并大量沒收佛家財產充公外，沒有皇帝真正質疑過佛教在唐王朝的地位。

寺院除了為國家和皇室宗族舉行各種儀式外，佛教僧侶也對保衛帝國起到了幫助作用。當外族入侵對帝國造成威脅時，信仰佛教的皇帝會命令皇家寺院和廟宇唱誦《仁王經》。這部佛經大約撰寫于5世紀晚期，誦讀此經可以招來神兵神將保衛國家，人們相信它有抵御外敵的不可思議的力量。誦讀時，菩薩和佛陀像被安置在平臺上，用細長的三角旗和花卉裝飾，有時候皇帝還親自唱誦。765年，回紇和吐蕃軍隊聯合進攻唐朝首都，因為回紇統治者的突然死亡，入侵聯盟瓦解，敵軍撤退。佛教徒將其歸功于講誦《仁王經》的法會。

另一些為國家服務的寺院坐落于五臺山，他們是屬于信奉文殊菩薩的宗教派別（圖24）。任何暗示文殊菩薩顯身的征兆，如濃郁的香氣、天空中的光、突然出現的彩云等，都被當作祥兆。將之立即報告給朝廷，朝廷會給予寺院捐賜。來自日本的朝圣僧圓仁寫到，7世紀40年代的那次捐賜極其慷慨，盡管當時王朝在財政上很衰弱，而統治者又敵視佛教。五臺山也是公認的道教女仙的居地，它是一個女性版的“桃花源”，“桃花源”的說法源于5世紀陶淵明的散文故事《桃花源記》。

圖24 五臺山現存的寺廟

除了服務于國家外，寺院也為受國家資助或保護的旅者提供住處和臨時的落腳處。最典型的拜訪者是佛教香客，在朝圣的路上一座接一座的寺廟是對他們而言重要的落腳點。再就是云游僧人。受國家捐助的寺院為因郵驛或其他政府事務外出的官員提供住宿，寺院有時甚至為進京趕考的考生提供住處。許多寺院把提供住宿變成了生意。如圓仁所記錄的，一些香客不能在寺院得到房間，因為房間全被付錢的旅客占用了。許多寺院坐落于風景如畫的丘陵或山間，因此它們成為官員、文人用于養神的臨時隱居處。在山間游歷，棲宿于佛教寺院是唐代詩歌的典型題材。

根據反對佛教的官僚的記載，由于信徒的慈善捐贈，寺院也是唐代中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在這方面，寺院與其他地主幾乎沒有什么不同，他們都使用奴婢（或是特別的寺戶，寺院里經常充斥著罪犯勞工），或者把小塊土地出租給佃戶。很難估計寺院田產的實際規模，因為許多富有的家庭在人死后，把死者埋葬在寺院中，或者蓋一個佛堂，然后“捐贈”土地以修功德。這些土地實際上仍然屬于捐贈者所有，但是現在這片土地因為登記在寺院名下而得以逃避賦稅。佛教寺院通常也擁有自己的水磨坊和榨油工具，他們將之出租給普通家庭，這些家庭則為寺院提供自己生產的面粉和油料。

佛教寺院活動中比政治和經濟活動具有更重要意義的是其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服務。普通人除了在困窘時求助于寺廟外，他們也在重大節日來到寺廟，這種日子提供了舉行廟會和鄉村不定期集市的重要機會。一年中的第一個重要慶?；顒邮窃?，這個節日從農歷正月十四持續到十六。首都的城門通常在晚上關閉，但在這時開放，以便百姓可以從一座寺廟到另一座寺廟觀看豐富多彩的花燈和造像。

接下來的重要節日是農歷四月初八的佛誕日，佛陀的造像被沐浴，然后在街道上進行游行。在特定的年份，釋迦牟尼珍稀的遺物，最著名的是指骨舍利（現代被發現于西安近郊的法門寺地宮中），被運到首都展示，這會引起大眾的狂熱，有人焚燒自己的頭和四肢作為獻祭。873年，一名士兵斬斷他的一條手臂，用另一條手臂舉著它參加這種游行。下一個重要的節日是農歷七月十五的盂蘭盆節，俗稱“鬼節”，這個節日是為了紀念佛教弟子目連把母親從地府中拯救出來。

佛教徒也通過在都市和鄉村講經來影響唐代生活。這包括講述故事、逸事和寓言，使人們對佛教產生興趣并產生覺悟。佛教徒和反佛士人的記述都顯示了講經吸引了很多聽眾，深深地影響到普通人。與講經不同但同樣流行的是口頭引述流行佛教故事中的詩歌和散文，經常還配以圖畫。這些故事最終形成了“變文”，它對方言小說的出現有很多貢獻。廟會在唐代農村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廟會中的戲劇表演使佛教傳說和教義成了農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佛教洞窟里的祈愿銘文和敦煌石窟里發現的資料提供了有關寺院扶植的在俗佛教徒團體如何影響唐代社會的證據。他們建造佛像，謄寫經文，準備齋宴，召集虔誠的教徒吟誦佛經，安葬信徒。佛教寺院也經常與社會相關聯，它們救死扶傷，賑濟饑民，收養孤兒，贍養老人，廣行善舉?？傊?，佛教扮演著窮人守護者的角色，他們的作用在中國帝國晚期將會被富裕的宗族組織和縉紳所取代。此外，他們也鋪設道路，修建橋梁，為航運拓寬河道。

佛教也有游方僧人，他們到農村與村民交往以傳播佛法，也經常遭到官方迫害。游方僧為村民們驅邪、施法和招魂。一份反對佛教的奏折提到一位游方僧聲稱某一口井的水可以治愈疾病，但前提是村民必須放棄吃肉和有刺激性氣味的蔬菜。通過“神井”，他們向村民灌輸佛教的飲食戒律。

有時候農民，經常是兒童，進入一種被其他靈魂附體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他們吟誦新的經文，并用奇怪的文字書寫經文，后來被證明這是梵文或是一些中亞地區的字母。這些人和他們創作的經文成為地方信仰的核心，有時還發展成小規模的宗教運動。佛教正統派用懷疑的態度看待他們。各類名僧傳講述了著名的僧人如何為中邪的人們驅魔。主流佛教的反對不能阻止這種與中國傳統民間信仰交織而產生的“佛教”變異形式。

唐代佛教民間信仰的一個重要形式是三階宗所創設的無盡藏。創建于隋代的這個教派宣稱，佛法必然會在這個無常的世界中消失，所有宗教之間的差別，甚至包括僧侶和俗人之間的區別，都失去了意義。這個教派的信奉者離群索居，不與其他僧侶居住在一起，而是住在特定的寺院，與傳統佛教不同，他們主張普遍地尊崇一切生命中的佛性。他們把這個傳統上俗人的慈善職責作為他們的最高美德，并且創建了無盡藏，而且各地都有分支。在春節和鬼節，人們向當地佛教的無盡藏捐獻金錢和動產，然后無盡藏用這些錢放貸并收取利息，用這筆錢維修寺院建筑和佛像，救濟窮人。該機構在全帝國做慈善，直到8世紀中葉，它由于攻擊正統佛教而被唐玄宗取締。

不斷變化的國際秩序也對中國化佛教的出現起著同樣重要的作用。佛教起源于印度，經由中亞傳入中國，來自中亞的佛教高僧在幾個世紀中一直充當中國佛教的導師。在佛教的世界觀中，印度驕傲地處于世界中心地位，而中國則處于不重要的位置。這很清楚地表現在那些前往印度尋找經文并攜帶回中國的朝圣者的著作中。

因此，早期的朝圣者法顯把當時北印度平原“Madhydesa”翻譯成“中國”（Middle Kingdom），他聲稱這個國家的服飾和飲食與中國的基本一樣。這段論述被收入了酈道元的《水經注》中。這些論述不是出自一位擁有實地考察經驗的觀察者，而是斷言佛祖的國度作為佛教中心，應該與中國享有同等地位。這段論述為受到指責的佛教辯護，佛教被指責為野蠻人的宗教，真正的中國人不應信佛。雖然法顯并不承認因為印度處于世界中心所以中國只能是邊緣地區，但在婆羅門和佛教著作中，中國被看作和中亞部落一樣的外國人和蠻夷。

這個主題在唐朝偉大的朝圣者玄奘（600—664）的著作中更為明確，他是一位親自游歷印度的人，那里不僅是佛經產生的地方，也是保留了佛祖的行跡和故事的地方，不僅可以知道佛祖說過什么，做過什么，最重要的是可以了解佛祖曾經是什么。玄奘的著作先是簡短提及他到達的地方當時的現實狀況，并經常關注預示佛法即將消失的種種跡象，之后就是對佛陀在那個地區的經歷的詳細描述。因此印度是可以最直接、最生動地了解佛法精髓的地方，對玄奘來說，佛法即最高真理。釋迦牟尼度過一生并教化民眾的那個地方，不僅僅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的中心。

那爛陀寺的僧侶勸說玄奘留在印度，不要返回野蠻的中國（因為釋迦牟尼沒有選擇在那里出生），玄奘只是簡短地回應道：“佛祖不會忘記那些還沒有覺悟的人們?！痹诹信e了一系列中國統治者的德行后，玄奘有些憂傷地結束談話：“你怎么能說佛祖是因為中國不重要而不去我的祖國?！痹趲缀跬粫r代，和尚道宣（596—667）通過計算，認為印度是世界的物理中心，宣稱印度文明之所以高度發達是因為除了其他原因外，它有自己的字母文字。

然而，在8世紀國際形勢發生改變時，中國因為自己的力量而成為神圣的佛教國家，也成為在東亞傳播佛法和佛經的國家。通過聲稱擁有佛祖舍利和其他佛教圣物，隋唐時期的中國成了佛教世界的重鎮。舍利崇拜在佛教早期歷史上就已出現，它與阿育王的孔雀王朝的傳統交織在一起。作為一位理想化的佛教君主，阿育王在他的王國里建造了8.4萬座佛塔，每座佛塔中都藏有釋迦牟尼火化后的骨灰。這個故事在5世紀末的中國就盡人皆知。早期中國佛教徒認為，因為阿育王統治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大陸，因此只要辛苦探尋，再加上諸如奪目的光芒之類的神跡的幫助，就會找到佛祖在中國的舍利了。關于這種發現的最早記錄可追溯到5世紀，19世紀時的資料將其源頭追溯到4—5世紀。這種發現在6世紀的華南地區也有流傳。

只能發掘阿育王時代的舍利，才能說明中國當時還屬佛教邊緣地區，但這種情況在隋代時發生改變。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在601年他六十壽辰時，命令在整個帝國范圍內分發佛骨舍利。602年和604年又兩次進行散發。根據隋代的文獻資料，來自印度的和尚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只為見證這個儀式，并且對中國的佛塔進行了朝圣。一位印度和尚聲稱在印度的一個碑文中，已經預言了隋文帝將建造舍利塔。隋文帝還下令將描述自己作為的文獻翻譯成梵文，因此象征性地扭轉了文獻翻譯的方向。朝鮮半島的三個王國送請愿書到隋朝，要求可以分到舍利，盡管可能是隋朝要求他們這樣做的。因此，隋文帝把自己與理想的佛教圣君相提并論，認為中國與印度這個佛教王國一樣具有中心地位，朝鮮甚至是印度的佛教徒都來中國朝拜。

中國人也在自己的帝國中發現了其他佛教神祇的圣地，最著名的當屬供奉文殊菩薩的五臺山。文殊菩薩被視為無上智慧和大慈大悲的化身而供奉，他因救人脫離罪孽、普度眾生而非常出名。文殊菩薩居住在終年積雪覆蓋的山中，其印度名字的原本意思是五座山峰，中國的佛教徒認為他就居住在中國東北部的五臺山（位于現在的山西）。在一篇寫于664年的文章中，道玄曾以經文為依據論證這一事實。五臺山因此成為唐帝國的第一個重要的佛教圣地。在那里，虔誠的中國人不需要前往印度就可以遍訪神跡。

7世紀和8世紀間，在武則天的資助下，來自中亞和南亞的僧侶游歷了五臺山，并著書立說，借此加強五臺山作為神圣的佛教圣地的聲望。李淵從五臺山所在地區起家建立了唐朝，密宗大師不空借此聲稱，五臺山的菩薩是唐朝的特別守護神。此后，只要五臺山有任何菩薩顯靈的征象，皇帝就會饋贈禮物。圓仁的日記描述了大量來自日本和其他地方的和尚到五臺山朝圣，其中也記錄了他目睹的菩薩顯靈。來自尼泊爾的圖畫和用梵文、藏文以及西域文字書寫的文獻均顯示，11世紀時，五臺山與文殊菩薩的關聯已經在中亞和南亞廣泛流傳。

進一步支持中國已經成為新的佛教中心的證據是佛法即將消亡的佛教教義。佛祖所授的佛法，像世間的萬事萬物一樣，注定要腐朽死亡。在中國由于道教千年思想的影響，反佛教者詳細論述了這種說法，并且在446年和574年兩次試圖以此為據抑制佛教。5世紀和6世紀時，人們普遍相信，佛教瀕臨滅亡。但是隋唐時期佛教寺院的復興為這一預言提供了新的解讀，印度瀕臨滅亡的佛教在中國生根，中國成為新的佛教中心。

這一預言的另一個版本被女皇武則天所用，來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她引用了難辨真假的經文，這些經文描述了彌勒佛，也就是未來的佛祖，在佛法消失后會從天而降，來到有城墻和塔構成的“神秘之城”，恢復真正的佛法。這些描述為在洛陽修建的明堂提供了模型，其中還包括了巨型的彌勒佛造像。武則天還贊助了《大云經》的翻譯，其核心包含一個預言，即佛祖的一位女性追隨者將會重生為一位虔誠的君主，統治整個大陸，這個預言明顯指向武則天本人。新的譯本被呈送給朝廷，它的一位作者描述女皇為彌勒佛的轉世之身。690年，《大云經》被分發到帝國的所有寺院，兩個月后武則天稱帝，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五年后她又將彌勒佛名字的意譯“慈氏”添加到自己的尊號中，自封為“慈氏越古金輪圣神皇帝”。

有現實的證據說明預想中的印度佛教的衰落是可能發生的。到9世紀為止，在恒河沿岸的這片佛教古老核心地帶，佛教已經消失了，隨著穆斯林的征服，中亞的佛教也消失了。然而在12世紀佛教依然興盛于比哈爾、孟加拉和奧里薩邦。在這期間我們也目睹了佛教在知識上的蓬勃生機，其中包括密宗的成果，它又被傳播到西藏，成為那里的核心教義。然而，當北宋王朝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翻譯密宗經文時，中國佛教界對翻譯的成果完全不感興趣。這表明在唐代中國已經成了佛教中心，而且本土教派成為主導。

西方學者們提出了佛教中國化三階段說。第一階段，到約公元400年時，中國的哲學家試圖依據自己的傳統知識解釋佛教，最主要的是玄學，它重新詮釋了《莊子》《老子》和《易經》，從而為道德和政治權威提供了一種新的形而上的理論基礎。在這個階段，佛教被改造為符合中國既有的思想類別。第二個階段，在中亞學者的帶動下，試圖從佛教經文本身來理解佛教，以脫離中國本土哲學的影響。這個時期從401年鳩摩羅什到達長安開始，當時的佛教徒們致力于翻譯佛經，學習印度和中亞的佛教傳統，以便理解佛經。第三個階段，到6世紀末，中國的佛教徒開始拒絕國外佛教的傳統解釋和評論，并創立了自己的獨立于印度佛教的知識傳統。雖然許多學者基于大量理由對這種三階段說提出批評，但它仍是唯一一個能全面解釋唐代之前佛教在中國發展的理論。

佛教的中國本土化傳統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之前兩個世紀對佛經的翻譯和注釋使得唐代學者自信能夠理解佛經。但是堆積如山的印度經文經過幾個世紀的創作，其本身就矛盾重重，這也在佛教徒內部產生了危機，他們希望在經文中找到對佛法統一的解讀。此外，佛法行將衰落的教義也導致信徒認為許多早期經文中所載的教義和教理不再適用了，新的時代要求的是新理論和新實踐。

在隋唐時代，佛教最終分為了四個宗派：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和凈土宗。這些宗派具有一些相似之處：一位中國“掌門人”，他的傳承基于師徒關系；他們強調實踐重于理論；主張在生活中獲得覺悟；可以通過自己的宗教實踐經驗自由地翻譯經文，而不是拘泥于作者的原意。這代表了一種新的找尋佛教真諦和最終目的的方法，就是憑借個人或本國人宗教實踐的方式，而不是以來自陌生世界的經文為依據發現真理。與這些中國本土宗派相關聯的，是對在中國寫作的經文日益增多的信任，這些經文滿足了中國人自身的實際需要。

有號召力的大師的出現，以及他們能夠自由詮釋經文的基礎是“經文分類”學說。該學說主張佛祖的教諭分為幾個層次，根據聽眾的需要調整教義或闡明錯誤的理念讓人們改進，并以此來解釋經文中存在的矛盾。相類似的是，從5世紀開始，中國的佛教徒就認為不同的經文代表著佛祖在其不同傳教階段的不同教義。結合兩種想法，唐代佛教徒以“時期”（從最早到最晚的）和“教義”（從最簡單到最深奧的）為佛經分類。這種分類法最完備的形式是由天臺宗和華嚴宗創建的，但是幾乎所有的唐代佛教宗派在某種程度上都會給佛經分類，每個宗派都把他們偏好的經文當作佛祖最高等級的教義。除了這些理論外，實踐方式也被予以評級，坐禪、冥想、祈禱和其他方法被相互比較，分出高低，各種實踐內部也分為不同的優劣等級。

新的教義是將重點放在實踐上，從實踐中而非經文中領悟佛法，華嚴宗的早期歷史就是典型例證。華嚴宗公認的創始人杜順（557—640）就生活在普通百姓中，用從冥想中獲得的力量驅魔治病。以坐禪式的“觀”，而不是純粹的理論為基礎，他把佛經中的“空”詮釋為“理”和“事”，二者密不可分。這標志著一個重要的轉變：對現象界（與理法界相對）的肯定。華嚴宗的第二代掌門人智儼（602—668），研究了關于佛教思想的全部主要著作，發現純理論的思想因為其內部各種各樣的論點和駁論，最終只會陷入絕望。即使在決定專攻《華嚴經》后，智儼還是在一位和尚的指點下，經過兩個月的坐禪才領悟佛法，這位和尚神奇般地出現在他面前，隨后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和華嚴宗類似，其他新佛教宗派也發展出了宗師的世系傳承。天臺宗是這種實踐的先鋒，它將自身的教義一代代向上追溯，直到佛祖。但真正使師徒傳承成為宗教實踐基礎的是禪宗。禪宗強調師徒傳承是試圖使自己從一個不重要的教派發展成為正統教派。根據《續高僧傳》所載，在隋代皇帝的扶持下，五宗被引入都城。幾個晚些時候發展成禪宗的地方教派一起創造了從菩提達摩到釋迦牟尼的世系，他們聲稱不見于經文的深奧教義來自師徒的直接傳承。

為了獲得主導地位，剛剛興起的禪宗內部各派都聲稱自己是真正的繼承人，最終導致了一場內斗。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南宗和北宗為是神秀還是慧能是合法的“第六代掌門人”而產生的分裂。因為這種互相的對抗，師承名錄的編纂經過了幾個世紀才最終確定。

禪宗的另一個特點是，它宣稱師徒之間可以通過意念完成超文本的傳承，內容超出了現存的佛經。這可稱為“毀經”或“屠佛”，它使禪宗從無足重輕的地位一舉成了中國佛教思想的核心，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反寺院的寺院”和“反經書的經書”。創造性的禪宗傳承體系因此也戲劇性地迎合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心態，以及在現實生活中獲得覺悟的可能性，這個創造界定了唐代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