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秦漢帝國

公元88年，一位名叫宋意的官員上了一道疏文，當時漢帝國正處于鼎盛時期：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于茲四十余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于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

這段文字頌揚了公元1世紀末期東漢軍隊取得的勝利。關鍵的政策是讓游牧民族彼此斗爭，利用他們作為騎兵。在后來的10多年里，這種做法能夠打擊北匈奴，永遠結束漢朝最大的外部威脅。宋意沒提到大范圍地使用刑徒和募兵，但這同樣也沒讓農民受到干擾。在這個時期，班固正在創作他的賦，贊頌在一個威嚴的都城建立了一個符合禮儀的政權，王充則頌揚漢代是最偉大的王朝，因為它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古代周朝的范圍。

但是到了下一個世紀，整個體系解體了，由東漢創建者光武帝實行的政策在王朝崩潰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主要的問題是依靠了并不忠于漢朝的外族軍隊。游牧民族加入到漢朝的軍隊，但是因為他們的部落紐帶并沒有解體，他們從來沒有充分地整合到軍事領導層中來。相反，漢朝政府依靠邊關統帥來控制他們。隨著越來越多的部落內遷到邊塞，它對規模相對較小的邊塞軍隊就造成了太大的負擔。在囚犯刑徒和職業軍人之間的忠誠度也很低，這些職業軍人終生在邊塞度過，只是經由其軍事領袖和漢朝政府產生聯系。

公元2世紀，東漢軍事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正是它在第一個世紀取得勝利的原因。與戰國和西漢早期一樣，軍隊被安排去攻打漢族人的對手，所以東漢政府軍隊的目標是北匈奴。隨著東漢的失敗，很多公元1世紀曾經幫助過漢朝的“內附胡人”掉過頭來反對它。南匈奴、烏桓，以及鮮卑失去了他們臣服于漢朝的主要動機，同時也失去了他們提供軍事服務獲得傭金的來源。因此，烏桓和南匈奴為了獲得收入，越來越多地深入到內地來搶劫，同時鮮卑取代匈奴構成外部的主要威脅。在西邊，問題更為嚴重，因為這個地區正遭受著災難性的羌族戰爭。

任何軍隊都是用來打一場特定種類的戰爭，或者用來反擊某種特定種類的威脅。整個東漢的軍事防務都針對北方，形成一個用來抵抗小規模劫掠的屏障，為預防入侵提供警戒。它的大型騎兵被用來開展攻擊性的遠征，抵抗結成聯盟的、擁有大型軍事力量的敵人。這樣的軍事安排對諸羌來說毫無用處，它遠遠處在漢代邊防線的西邊地帶。這些游牧民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政治秩序，也沒有結成大的同盟。因此，任何失敗所產生的后果都是有限的；即使取得很小的勝利，分散的群體只要一位成功領袖的號召就能馬上引發一場大規模的反叛?；谕瑯拥睦碛?，和諸羌達成的和平協約不可能持續太久。另外，分散居住的諸羌族部落生活在整個西部和西北地區，以及邊塞之外。在諸羌和漢朝之間沒有明確的地理分界，在東漢時期，諸羌被安置在舊都城區域。唯一能夠對付這樣一位對手的就是遷徙漢人農民和士兵到達這些地方，這樣的話就沒有定居區暴露在低等級的侵略威脅之下，諸羌也能夠被融入漢朝經濟和政治之中。

但是無論何時漢朝政府嘗試這樣一種政策，都以失敗而告終。公元前61年，趙充國提議在西部地區戍軍殖民。然而，一旦殖民使該地區獲得了和平，他們就被允許返回老家。若干年過去，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嘗試，在該地區建立一支持久的農業人口，另一些嘗試則在公元101年和103年之間。當諸羌戰爭于公元110年大規模爆發后，政府把軍隊收回長安。內地的地方官員被派遣過去，卻缺乏該地區的所有知識。他們命令撤銷三個郡，征用糧草，毀棄田舍，確保沒人能夠再返回家鄉。公元111年，關中前都城地區的總人口激增。公元129年到132年，政府嘗試著恢復被廢棄的三個郡，計劃進行軍事殖民。但在公元137年，諸羌騷亂再次出現，自此沒再發生過有影響的人口增殖。

貫穿東漢歷史，特別是在公元2世紀，在羌族大屠殺的持續壓力下，關中人口以及舊都地區的人口大幅度下降（地圖15和地圖16）。即使是公元1世紀的前10年，西北邊疆地區都人煙稀少。政府把胡人安置在中國內部，而把囚犯送到邊疆，這些政策都是增殖這些地區人口的一種努力，但絲毫沒能阻止邊關地區的人口衰落。統計證據顯示，西部和西北地區除了一個郡之外，其他所有郡都遭受了顯著的人口折損，其中很多郡的折損超過80%到90%。盡管這些數字不可靠，但這個數量的變化，尤其是將之和人口相對穩定甚至有所增長的內陸省份相比時，很可能表明了漢代邊疆地區人口確實在下降的事實。

同期的觀察支持這些統計。王符說：“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回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半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眾地荒，無所容足。”幾十年后，崔寔所描述的情況與王符所說也極為一致。

地圖15

地圖16

東漢政府設法阻止人們離開邊區，并且鼓勵那些離開的人返回邊區，但所有嘗試都歸于無用?！逗鬂h書》上說“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公元62年，漢明帝規定，凡是逃回老家的流民，只要返回邊疆地區的，政府發給每人二萬錢。有一條明確的材料可以證實這種內遷禁令。公元167年，當張奐從遙遠的西北地區敦煌返回時，他被允許遷到內地的郡邑，而這只是對他做出的特殊貢獻的一種獎勵。

但是這些穩定邊區人口的努力都歸于失敗。公元92到94年，漢和帝發布了地域配額，各地舉薦的“孝廉方正”（政府官員的基本信條）數量應該和本地區的人口相適應。各郡每兩萬在籍人口，可以舉薦一名。那些人口數量介于一萬和兩萬之間的郡，允許每三年舉薦一名。但到了公元101年，凡邊郡人口在一萬到兩萬之間的，每郡可以隔年舉薦一名，那些人口在五千到一萬的邊郡，每隔一年就可以舉薦一名，不到五千人的郡可以每三年舉薦一名。這個政策變化說明邊區人口數量很低，而且還在下降。朝廷即使降低了要求，這些要求對很多邊郡來說仍然過高。王符考察后說，由于人口太少，他所生活地區的郡甚至十多年沒能舉薦一名“孝廉”?！逗鬂h書》記載的一次對“孝廉”舉薦地的檢查以及石刻文獻都證實了王符這個怨言。

東漢政府在對羌戰爭中的表現暴露了這個政權最基本的弱點：它一心關注關東地區。諸羌戰爭帶來的災難和西部、西北部地區漢代文明的崩潰，是東漢政府斷然選擇遠離不設防的邊郡并且遷民入關政策的直接結果。對西部和西北地區安全利益缺乏興趣，貫穿整個東漢歷史，根源于國家權力向東部地區新都城的轉移。

當西漢在關中地區建都之后，朝廷的政策是強有力地把人口安置在為維護皇陵而建的村鎮里。通過重新安置人口，各地的豪強大族就失去了他們發揮影響力的地域基礎，只能服從于帝國朝廷的安排。谷物和其他糧食最終都是從更高產的關東地區運來，以維持關中地區的人口和經濟福利。

西漢政府把“關東”地區視為監控區。賈誼提醒皇帝：“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在《鹽鐵論》中，桑弘羊（于公元前80年被處死）評論說：“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雖然在漢武帝死后，關東人士在西漢政府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但也只是當都城遷往洛陽后，形勢才真正發生變化。

東漢創立者光武帝和他的大多數追隨者都來自洛陽以南，他的其他一些最緊密的擁護者也都來自關東大族。從關中遷都關東，就把政治權力轉移到了他們的區域。這種與過去的決裂是自覺和深思遠慮的，無關戰略性的考慮，尤其是這個事實：新近再次結交的同盟——匈奴正在逼近洛陽。

貫穿整個東漢史，朝廷滿足于一些放棄北方或西部地區的提議，使得西都長安地區的防衛非常薄弱。公元35年，有官員鼓動說甘肅河西走廊西部的所有一切都可以放棄，但是這個提議被來自西北地區的馬援阻止。公元110年，西羌叛亂震驚朝廷，一項提議要求放棄整個涼州地區（西至甘肅河西走廊的敦煌，東至都城長安周圍地區），甚至一些舊皇陵附近地區。這個提議的反對者反駁說，西部地區人民的尚武精神對于帝國的安全來說非常重要，把他們遷到內地將會引發反叛。

他們建議說，一個較好的計劃是在那些關中以外地區的重要家族中，挑選其兒子或者年輕弟兄，任命其為政府官員，充作閑官。這將“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簡言之，那些北方和西部地區被任命選拔出的官員，可以基于對他們長輩的信任，把他們押為人質。另外有其他幾種放棄西部地區的提議，還有兩種情況下政府會強迫關閉邊關諸郡。隨著朝中來自中東部地區的官員失去了對與西部地區有聯系的軍事專家的主宰地位，朝廷也失去了它和邊郡軍事長官的聯系。

王符在他關于對羌作戰的記載中，用很長篇幅描述了東部人對西部的漠不關心。他的論文集《潛夫論》記述了在西部邊郡任職的東部官員，對其懦弱和漠視態度進行了強烈譴責。除了批判他們放棄邊地的建議之外，他還痛斥了他們消極抵御諸羌的態度。根據王符的介紹，這些來自內郡的官員對戰爭一無所知，只顧逃命自活。他們來自朝廷，所關注的只是駐扎一支軍隊所產生的費用，卻無視那些受自己劫掠的百姓們所遭受的損失。據稱他們所造成的損失比諸羌所帶來的損失還要大。

在駁斥放棄邊郡的提議時，王符爭辯道：“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在東漢末期，這個預言被證實。

東漢內部的崩潰不比前線的衰落更為劇烈，但其毀滅性并不遜色。東漢政權希望利用廢除普遍兵役制的方式實現非軍事化，以此獲得內部的安定。結果以下三個方面的發展填補了這個真空：地方統治者被重新軍事化，長期存在的建立在軍隊和將領之間私人紐帶基礎之上的半私人武裝在本階段又有了新的發展，以及豪強大族控制的私兵的表現。這些發展的長期后果是軍閥專制的出現。

西漢末期，各州郡統治者從以前單純的監察官變成手握實權的地方長官。到了東漢，地方官的權力增大，他們不需要經過朝廷批準，就能夠在其州郡內任命官員，或者將其撤職。政府任職官員由此變成了有自主權的地方領主，雖然他們還面臨著被解職的可能，但在他們的權力范圍內行使著任免權。他們的權力包括兵役，在公元2世紀，當戎狄盜賊橫行時，政府替換了地方最高長官，代之以掌握國家緊急募兵權的人（圖22），由于國內秩序腐敗，地方軍事力量在疆場上的時間花得越來越多，他們具有了半私人獨立武裝的性質。

圖22 漢朝政府軍激戰并擒獲了匪徒/蠻族敵人

這個發展是漢代地方行政管理方面一個重要的變化，也是東漢走向衰落的重要一步。漢朝的行政管理建立在州和郡的基礎之上——一種兩級結構，它把地方勢力分化成小的單位，防止它發展太快，以致威脅到中央政府。然而，地方政府變為第三個層面，它們掌控著大量人口、龐大的財富，以及更為重要的武裝力量——這是能夠挑戰帝國政府權威的力量。公元2世紀的下半葉，州牧變成了半獨立的軍閥。當劉焉取得益州牧一職后，他屠殺了重要的地方家族，任命其子擔任重要職務，從難民中招募追隨者，拒絕中央的指命。劉虞作為幽州牧，幾乎以同樣的手法，在那里建立了他自己的小王國。他對少數民族采取懷柔政策，安撫難民，鼓勵手工業，并招募軍隊。荊州的劉表也有同樣的追求。

到了東漢晚期，州牧獲得了按照自己的需要招募軍隊的權力。這實際上認可了他們掌握私兵的權利。公元178年，交趾郡和南?？ぃ◤V東南部和越南）發生叛亂，朝廷任朱俊為刺史，授權他招募“家兵”（歷史上最早出現此術語）來組建一支軍隊。時人視其軍隊為他的仆役和奴隸。公元189年，何進派遣鮑信到他的老家泰山附近地區招募英雄豪杰，密謀清洗專權的宦官。當鮑信返回時，何進已經被宦官集團謀害了。鮑信又折返泰山，招募了二萬人，并成為軍閥曹操的麾下。曹操最終征服了黃河流域，他的兒子則正式終結了東漢王朝。讓地方權貴作為代理人去故鄉招募私人軍隊這個事實說明，當時中央政府已經失去了它統治百姓的能力，國家只能讓顯貴家族運用他們在家鄉的個人社會網絡來動員軍隊。

郡縣征兵使得負責征兵的人和被征的軍人之形成強有力的聯系。公元88年，鄧訓招募匈奴士兵來防守西羌。和常規做法完全相反，他允許這些部落民和他們的家人住在他自己的城中，甚至允許他們進入自己的庭院。受此感召，匈奴人都向鄧訓宣誓效忠，而且允許他來撫養他們的幾百名孩子，作為他的義從。這個例子在當時是一個例外，但是到了王朝末年，這類應征者和他們的領袖之間的聯系很普遍。

公元189年，董卓拒絕離開他的軍隊，也因此拒絕了去朝廷任職。當時他寫道：“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朝廷對此深為忌諱，試圖讓他把軍隊交與皇甫嵩，董卓說道：“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

這第二段文字指出了東漢崩潰的另一個原因：邊將長期擁兵自重的情況頻繁出現。在西漢時期，將軍被任命統帥軍隊、進行遠征，完成任務之后，軍隊被遣散，將軍本人也將返回他的日常崗位?！逗鬂h書》中的“百官志”中說：“將軍，不常置。”然而，東漢建立了長期的軍隊，駐扎在固定的軍營。雖然在公元1世紀，軍隊規模都比較小，而且軍事領袖也經常轉任，但持續的邊疆危機需要將軍們率軍常年駐守在那里。這些軍隊——目前由胡人、刑徒和長期招募的兵士組成——變成了只效忠于他們頭領的人。

這些人在漢代社會里沒有自己的位置，他們多數無家可歸。但是，他們在邊疆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如同董卓所觀察到的那樣，他們的生命以給他們提供生活來源的人為中心。東漢朝廷從來沒有認識到這個變化。董卓的傳記表明，在公元189年之前的10年時間里他的頭銜頻繁地發生著變化，但是照他自己所言，整個時期他都和自己的部下在一起。

我們還能從一位名叫公業的官員那里讀到這樣一段記述：“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且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邊關將士不但忠于他們的領袖，和朝廷沒有任何關系，而且已經和停滯的中華文明的價值觀隔離開來。

另外一條導致私兵出現的途徑是徒附的發展。把舊有的“附庸”吸收到這一支新的奴仆團體，意味著勞役或者兵役在很大程度上從國家政府轉移到了豪強大族。在東漢早期，馬援率領了幾百個依附于他的家庭，這些人成為他的賓客、徒附。兵役很可能也包括在這類義務之中。利用這些提供勞役的依附農民，豪強大族就能夠組建成百上千人規模的軍隊。

這類由徒附組建的軍隊在西漢末期推翻了王莽統治，依附人口的武裝力量的存在，作為一種潛在的可能性，直接引發了東漢王朝的崩潰。如同政府州郡武裝一樣，在緊急關頭他們就可能被發動。隨著內部秩序的衰敗和內戰的爆發，過去構成家兵的依附民此時開始形成職業私兵。與此同時，豪強大族的居住建筑也開始構筑配有望樓和高墻的塢堡（圖23）。

東漢政府放棄了一切限制依附佃農增長的努力，這樣做的同時也就放棄了對農村地區的直接管轄。另外，隨著權力轉移到內廷的外戚和宦官集團之手，皇室開始和控制外廷的豪強大族隔離開來?；蕶嗟某掷m劇減撕裂了朝廷和農村借以維系的紐帶。公元2世紀，隨著社會秩序持續惡化，朝廷最后發現，它已經失去了調動軍隊和推行自己政策的能力。

為了對付“內附胡人”的反叛以及“太平道”形成的威脅，帝國政府亟需調動只有那些形成了個人紐帶關系的人——郡守、州牧、邊將、內遷安置的部落酋長或者大地主，在其他某些情況下，還包括宗教起義領袖——才能夠支配的武裝力量。盡管這些領袖獲取支持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有一點他們是共同的：在一個社會全面崩潰的年代，他們能夠召集自己的武裝力量，來獲取自身的安全。在漢朝瓦解后長達數個世紀的分裂割據時代，這些形形色色的軍閥都是當時重要的政治人物。

圖23 東漢一座豪強大族的塢堡，構筑有高墻和望樓。吉祥鳥在墻上翩翩起舞，一只狗站在庭院中，右下方能看到農用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