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內部叛亂

幾十年下來腐敗及亂政的實質影響越來越明顯和嚴重，尤其在1796—1804年中國北部的白蓮教起事。該亂事源于湖北東北和陜西東南的漢水上游高地。這個地區大部分是在清朝年間，經由一個非常復雜的經營系統開墾納為耕地：該系統中，一個“山區地主”通過某種政治關系獲得大片丘陵土地的所有權，再將部分的土地分給開發者。開發者再轉而招募移民家庭，來進行家庭規模的土地耕作開墾，而這批移民又常常招募更晚來的人去進行實際的耕作。最后，在每塊地上出現了多層級的所有權，所有較早進駐的以及較大規模的所有權人，都握有收取租金之權利。

只要土地生產力足以應付人口需求，此系統就得以運作。但經歷了18世紀末葉，當東北的人口密度持續增加，許多農田的生產力因為表土的枯竭，以及無植被丘陵地的侵蝕而下降。這個經濟壓力加劇了既有的社會緊張關系，其中包括多層的地主與佃農、較早的原住民與新移民、高地與平地低地農耕群體之間。而點燃這個不穩定混合體的火花則是宗教意識。

部分白蓮教之亂的近因，是身處于和珅領導之官僚勒索勾當之下的官員，加諸地方人民身上的剝削式稅收。而起初鎮壓叛亂的失敗，也大部分歸咎于清統治者的腐敗，尤其是和珅的弟弟和琳。軍隊的當權者并不平息叛亂，反而故意讓戰事延長，以便從用于招募地方民兵的經費中牟利。在19世紀初，所謂之叛亂的最后幾年，大部分真正的教團已被解散，而同樣受清政府資助的民兵組織仍持續對戰著。嘉慶皇帝知道這種情形，因而在兩個場合公開宣布了勝利，以試圖平息這種敵對狀態，但他又花了近5年才控制住自己的反叛軍隊。

白蓮教之亂是一個多重的災難，清朝自此之后再也沒有完全恢復。教眾們雖被控制住，但教派并未被消滅。在1813年，一個稱為“八卦教”的分支闖入紫禁城，威脅要刺殺嘉慶皇帝本人（這事件促使士人的宣南詩社成立）。更令人注目的，是對于政府財政的影響。戶部庫房中累積的儲蓄在18世紀70年代晚期可能曾高達8000萬兩，在乾隆時代結束時仍約有6000萬兩。但鎮壓叛亂的花費用盡這些積蓄后還不足夠，最后估計共花了1.2億兩。這在清朝統治的最后100年中，對其各層級的行政能力造成破壞性和持久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