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長期人口壓力和失業的擔憂之外,還有與朝代衰落相關且眾所周知的問題,就是皇帝意志力和監督的失敗、官僚的道德及進取心的喪失,以及腐敗和亂政。嘉慶皇帝(1796—1820年在位)和繼承者道光皇帝(1820—1850年在位)并非不負責任或缺乏能力,而是兩人于關鍵時刻都不夠果斷,在面對嚴重危機時表現得手足無措。
嘉慶所面對的行政惡化之典型,就是和珅(1750—1799)。和珅是沒有顯赫家世的旗人,20多歲時為低微的宮殿侍衛。1775年,被年老的乾隆皇帝所注意。據說和珅長得很像乾隆年輕時喜歡但追求不到的一個宮女。在兩年之內,受其蠱惑的皇帝賜封他大約20個官職,其中包括軍機大臣及戶部和吏部侍郎。他聰明、有野心,且貪婪無比,也許中國史上沒有一個人物能像他那樣一致地被史家抨擊。和珅徹底地把皇帝對他的寵幸轉化為財產。直至死前,和珅個人資產據說有8億兩白銀之多,超過他20年當政期間國家稅收的一半。
和珅通過一套個人對皇帝的掌握及由此保障的精細支持網絡,在清政府各層級精心安排有系統地貪污。實際上要所有官員的任命通過,都得先向和珅的黨羽們“進獻”,甚至一些明顯必要的官方工作,也得要私下向這個指揮系統的上層送禮,才能獲得批準。毫不意外地,能確實完成的政府重要工作越來越少。1795年,35歲的嘉慶自父親退位而即位以來,就清楚和珅所代表的嚴重弊病,但直到乾隆退位四年后駕崩,才得以斬除此禍害。實際上,在這幾年間,貪腐的情況甚至蔓延至政府高層。于是在1799年乾隆駕崩之際,嘉慶隨即逮捕和珅及其最親近的黨羽,最后命其自盡。
依照皇帝登基的慣例,新皇帝要廣開“言路”一段時間,以傾聽各方批評以及應如何治理國家的建議。尤其,在這個例子中,關于如何將和珅時期之種種弊端改正過來。就像毛澤東在他20世紀50年代中期“百花齊放”的時候,嘉慶所聽到的超過他所冀望或想象。很快地所有事情明朗,整個官僚系統深受和珅的圖謀而腐敗不堪到無法彌補。嘉慶面臨了進退兩難的局面:是該徹底整頓肅清,還是勉強接受事實,只懲治一些代表性的高官作為代罪羔羊,而將一般官員訓斥后輕放。他選擇了后者。歷史學者們多傾向認為,缺乏膽量去肅貪腐敗的官僚體制是嘉慶的原罪,也預定了王朝的中衰。然而為使日常行政起碼持續運作,他恐怕是別無選擇。
無論全面改革是否真正可能,嘉慶的軟弱激起了京師士人群起反對。其中以德高望重的翰林院編修洪亮吉(1746—1809)為首,他也因為對帝國人口增長的驚人分析,后來被歷史學家稱作“中國的馬爾薩斯(Malthus)”。雖其位階不夠資格上奏,他仍私下寫了一篇文章強烈批評皇帝缺乏膽量去肅清貪瀆之過錯。后來他在1799年秋天,把此文寄給另一位京官。之后,以改革派士人運作的恐嚇式政治手法,洪亮吉將此信在北京廣為流傳。其信內容部分如下:
吏治一日不肅,則民一日不聊生;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于至治不可得?!瓌t督、撫、藩、臬其標準矣。十余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
幸而皇上親政以來,(一些罪犯已受處罰),此外……官大省、據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則有站規、有門包,常時則有節禮、生日禮,按年則又有幫費?!瓱o不取之于州縣,州縣則無不取之于民?!?/p>
亮吉以為今日皇上當法憲皇帝之嚴明,使吏治肅而民樂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寬仁,以轉移風俗……
亮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被激怒的嘉慶逮捕了洪并判處死刑,但在此他面臨另一個兩難之局。他雖然知道洪在原則上是正確的,所做之事卻罪不可赦。最后嘉慶免去了他的死刑,改為流放到西北。實際上,皇帝默認了洪的批評是事實。洪亮吉成為京城年青一代反對派士人的英雄及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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