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長期變遷

在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于2000年所著、廣為引用而備受爭議的書中，他認為在18世紀清朝的“繁榮時期”，平均生活水平可能比西歐還高。像是糖如此誘人但非必需的商品，清朝人民的平均消費量大于歐洲。然而，這隨著約在18—19世紀更迭之際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而改變，至少約兩個世紀后，西方把中國遠遠拋在后頭。值得注意的是，彭慕蘭把這個分流的主因歸于西方所發生的事，而不是清帝國并未發生的事。他主張，西方促成工業革命的特殊之處，不是過去“進步”的累積，也非一個具有創新精神的心態，而是一連串特定的歷史“偶然”（contingencies），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歐洲借由利用非洲的奴隸去開發新大陸。

整體而言，彭慕蘭的論證贊同新清史在過去1/4個世紀以來，已較正面地看待帝國的成就及能力、反對傳統的“失敗論述”（narrative of failure），并將這個歐亞大陸東半部的近代早期歷史經驗，視為該大陸西緣的反照，而非提供相反的例子。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18—19世紀之交，清帝國自身的衰敗已變得明顯（清朝的統治者與人民自己也驚覺地注意到這些發展），這使得19世紀的分流，不只是相對落后于歐洲的問題，也包括了內在的、完全的失能問題。

換句話說，世紀之交的清帝國危機，是三個同時發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風暴”：西方擴張的外來沖擊、由長期社會經濟問題累積而成的長期危機，以及與我們熟悉的朝代循環模式相關的嚴重政府失能。我們會暫時擱置第一點而關注第二和第三點，這兩者發生得較早，且在當時人眼中更為嚴重。

19世紀清朝所面臨日積月累的最基本變遷是人口增長。保守估計1400年的中國大約有1億人口。在清朝于1680年前后穩定局勢，與隨之而來的“中國和平時期”（pax sinica）之際，借由新大陸農作物的散布、農業技術的進步、疆域的開拓，以及新耕地的開墾等因素，人口在后來的兩個世紀增加3倍，達到4.5億人。增加最多的不是在城市或像江南這種原本人口密集的地區，而是在相對新開發的偏遠地區，在這些周邊地區，大家族的農業勞動力更具生產力。

但是，在清朝的前一個半世紀中大量增加的新耕地逐漸用盡了。在1753—1812年之間，人均耕地面積急劇減少了43%，導致每人耕地少于8畝。在19世紀以前的帝國時期歷史中，每單位土地人口密度的增加大多會提升而非降低糧食產量，因為相對短缺的總是勞力而非土地。有更多的勞力可促成更密集的耕作、擴大與維護灌溉系統，以及隨著人類排泄物的增加而增益的肥料。然而，大約到了19世紀，成本效益的比例逆轉了，人口相對于耕地成長得更多，造成了一般生活水平的下降。一個重要的指標可能是19世紀單身人口的增加，他們雖肩負重大的文化責任而必須結婚及傳宗接代，卻有越來越高比例的男性無法成功娶妻并獨立成家。

在之前的幾個世紀中，商業、手工業、礦業，特別是運輸業所新增的工作機會，吸收了這些剩余的勞動力。但在19世紀早期，帝國的多數地方正值商業緊縮。英國原本在廣東輸出了大量的制造品，尤其是棉布（南京棉布），然經歷19世紀，可購買和出口的量減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顯示此行業萎縮了。這種衰退有好幾個原因，但其中之一是國家越來越過時的產業政策。

例如，清政府在銅礦政策方面，要求每個礦場以固定價格由政府收購其生產的特定比例的銅，用于鑄造貨幣，然后允許額外的生產可以在市場上依市價出售。但在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初期，由于銅價大幅提高，開采較難達到的礦源導致成本增加，即使地方官請求，政府仍未能提高鑄幣用銅的收購價格。許多礦場關閉是因為日益減少的利潤，而非銅礦礦藏的枯竭。換句話說，不僅清政府未能促進或助長新的產業發展，其過時的政策反而打擊了既有的產業。

人口問題的一個自然結果可稱之為“人才過?！?，許多現今發展中國家熟悉的一個困境，其中教育系統產生人才的速度，大于經濟或政治系統所能提供的稱意職缺。這是盛世中的真正危機。因為18世紀期間的長期和平、舒適的生活水平，以及擴展的教育系統，受教育的，甚至是受古典教育的人數增長快過整體人口的增長。一個不完美的指標，是下層功名擁有者的數量，從1400年約4萬人，到1700年約60萬人，再到一個世紀后超過100萬人。該指標并不完美，因為國家授予科舉功名有固定的員額，而在18世紀的后半葉，朝廷謹慎地努力減緩科舉的增額狀況。但在一個長期盛世中，國家的這種做法無法減緩想以“學習”獲取功名的學生人數之增長，因此這實際上只是使問題更嚴重。

古典教育的明確目標，是為國家官僚體系生產一群有才能的官員，而它也的確成功達成此目的。一生勤勉學習所預期的回報，應該是良好收入的官位以及相應的社會地位，然而這由于清朝的“仁政”的意識形態，而被嚴格地限制。由于害怕因擴張國家公職增加稅率而產生的民變，朝廷把稅率以及要靠稅賦來負擔的工作人數維持在很低，也就是說，領有薪餉的官位數量遠遠落后于整體人口增長以及具法定資格、取得功名的人數。在1800年時，帝國中大約只有約2萬個官位，而人才庫則有超過140萬名秀才、進士們，也就是說大約每70個取得功名者只對應1個官位。

該問題因為國家實行以金錢或其他資源對國家建設之貢獻來換取功名，甚至是官位的制度更加嚴重。一方面，功名和地位的販賣滿足了某些在清代社會中最有才能的人向上層社會晉升的需求，這些通常都是家族事業在商業經濟中賺錢發達的人們。所以此制度頗受歡迎。另一方面，那些耗煞苦心勉力考取功名的人，到頭來卻發現爭奪名額有限的功名利祿之激烈競爭令人難堪受挫。在一個令人注目但不具代表性的例子中，一個名叫洪秀全的失意考生，組織后來被稱之為“太平天國”的起義。但更普遍的是，在地方層級上取得低階功名者以及其他讀書人轉向非官方士紳的受雇工作，尤其是成為類似訟棍，他們在日益緊繃的社會經濟中，挑起在土地、水源、女人以及其他匱乏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

在國家的層級，從成功取得高等科舉名銜到實際就任官職這段時間的延遲，引發了不滿的情緒，尤其那些在殿試表現頂尖的年輕學者，他們被安排到翰林院，一個被稱為“一時之選”的光榮候補區。翰林傳統上是反對派的核心所在，那些人尚未獲得實際職權，但本能地自認在道德和學識上勝過當朝為官者。當19世紀前半，隨著在官途與政治的受挫與日俱增，其優越感只有更為強烈。

缺少有報酬的工作，使這些有才智的年輕人發展出引人注目而具批叛性的政治風格，并有在正式官方管道之外成立小團體的傾向。他們把活動集中于“掩護”團體，像是在北京宣南門外琉璃廠召集的“詩社”，以及供奉（這時幾乎神祇化的）清代早期政治批評家顧炎武的“祠堂”。這些憤憤不平而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們不斷地批評，促使清政府支持武力威嚇，而造成災難性的第一次英中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