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人來說，個人進出清帝國的大部分地區在18世紀早期因禁教而大幅受到限制，后因主導中西貿易的“廣州體系”施行后，更進一步縮減其活動。在1685年，隨著讓帝國沿海大半區域的私人海上貿易合法化，康熙在主要海港設置了海關。每艘抵達的船只都得在海關登記，并在貨物出售前支付關稅。在廣州的海關迅速成為最熱絡的通商單位之一。當時廣州海關被歐洲人稱為Hoppo，顯然是誤以其為北京“戶部”底下的機關（雖然事實上一如其他海關，粵海關是直接隸屬于內務府之下）。
專門經營對外貿易的中國商行在廣州快速增加，到康熙晚期已超過40家。1725年，雍正皇帝成立了被外國人稱為“公行”（Cohong），一個將中國商行納入其中的“傘形組織”（umbrella organization），正式地負責監督管理貿易活動。與此同時，所有北京之外的基督教傳教士活動被局限在廣州，顯然雍正皇帝考慮將中外商業往來也限制在廣州，但受到福建等其他地方官員勸阻。這些官員認為對外貿易對于其轄區的生計是不可或缺的。整體而言，國際貿易在沒有重大事件發生下，持續穩定地增長。
廣州體系是雍正的繼任者，乾隆皇帝之三項不同決策下的結果。1757年，朝廷宣布廣州此后為清帝國唯一對西方開放貿易的港口。其次，朝廷支持一種從1745年左右在廣州地方當局開始的商人擔保制度，每個前來貿易的西方商船均須一個中國商行擔保與監督。最后，在1760年，朝廷頒布了一套詳細的規則，規定一年之內外國“番人”能到訪中國的時間、抵達后能居住的地方，以及能貿易的對象。外國人的妻子與子女被禁止隨同前來中國，而來訪的商人行動也受到嚴格限制。
乾隆朝制定這些限制，部分是以法律認可無論如何已經發生的事情。西方貿易商們已經“用腳投票”，讓廣州成為主要的中西貿易港口。雖然沿海其他港口如浙江的寧波與福建的廈門從晚明以來也曾是熱絡的貿易地點，但在雍正之后，已經漸漸被西方人放棄作為停留的港口，因為廣東的珠江水系更方便通抵內陸，加上其他種種原因，讓廣州可以保證更穩定地供應外國人所需要的貨物（特別是茶）。在朝廷宣布商人擔保制度之前，廣州官員就已經開始實施了。這并不是代表地方或省級官員對海上貿易有敵意，正好相反：海關、府級甚至省級官員都與廣州的中國商人結合，游說朝廷讓廣州提升為對西方海外貿易的中心城市。（與此相對的例子是，在杭州的浙江省級官員在地理位置上離寧波較遠，故對此地的海外貿易亦有所疑慮。）廣州的情況就是合理。
以后見之明來看，此時強制限制外國人行動的時機實非意外。廣州體系開始的1757—1760年之間，正好與士大夫極力反對朝廷將西北整合為新疆的時間相符。這些不同意見的表達或許引導乾隆思考關于帝國邊界與對外關系的新道路。也許更重要的仍是正好在18世紀50年代末朝廷發現非法基督教傳教士的新巢穴，另外浙江官員對傳教士從寧波潛入的報告顯然又火上加油，讓乾隆擔憂其帝國內又有一波新的異端散布。如今邁入50歲、統治約25年，其周遭幾乎是前所未見的榮景，乾隆擔心有所不測并非沒有道理，有著狂野、不尋常念頭的外邦人大量涌入，有可能會破壞他與其祖先光榮成就的基業。
雖然剛開始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英國王室打算默認廣州體系，經過短短幾十年，他們開始對這些限制感到不耐煩。特別困擾的是，外國人在清朝國內被控有罪時，須以清代法律審判。此事在1785年之后變得更難以忍受，當時一艘英國商船“赫符斯”號（Lady Hughes）在鳴禮炮時誤殺了兩名中國低階官員。在等候英方交出釀禍的炮手時，一名在事發現場的英國商務專員遭到逮捕。該名炮手在被交出之后被處絞刑。此外，英國人也認為最好在中國沿海能有個補給站，讓他們可以儲存貨物與進行貿易。他們猜想如果清朝一開始表明順從的話，或許可以用這個理由把澳門從葡萄牙人手中奪下來。福建沿岸的廈門島因為接近最具吸引力的茶葉產區，也受到英人青睞。
圖12 1860年的廣州寶庫街，費利克斯·彼圖（Felix Beato）攝（美國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藏）
抱持這些議題，1787年英國皇室派出國會議員兼駐孟加拉國軍需司令的加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中校領導之使節團朝覲乾隆皇帝。英王喬治三世寫了封私人信件給乾隆皇帝，其中寫道：
遠邦諸國與貴國循良制以通有無，為民謀福，革弊創新，興業富民，此制實為陛下先祖所立，歷陛下德政、創浩瀚中國盛世。至上天恩賜諸地風土富饒，得福澤廣被眾生。
雖然此信滿是經濟自由主義的說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1776年出版而大受好評），但更重要的是，英國王室沒有暗示其對手清廷未能實際理解其觀點。此外，信中寫道：“吾等深信，陛下的圣意長久以來認同此政策，鼓勵兩國子民以信譽及安全相符之公正平等原則來進行商品交易?！?span class="sbiao">然而加茨喀特在海上死于肺結核，喬治三世的信終未能到達乾隆手上。
5年之后，喬治三世與東印度公司再度嘗試。這次的使節是非常能干的喬治·馬戛爾尼（George-Macartney）子爵，同時身兼里撒努爾（Lissanoure）男爵、前駐俄國大使、愛爾蘭布政司長、英屬加勒比海與馬德拉斯（Madras）的殖民地官員?？紤]到加茨喀特那次的挫敗，英國王室也指派喬治·斯當東（George Staunton）爵士作為副使，“為避免此次友好溝通中斷的任何可能……如果因為（馬戛爾尼）身故?！贝笫贡恢甘疽偈箤幉?、天津、舟山（浙江杭州灣口的海島）等地開通直接貿易，讓清廷在廣州與舟山附近割讓小島作為貿易中繼站，以及取得在首都北京建置一商用倉庫的權利（此是英人相信之前清朝給予俄國人的權利）。
英國內政大臣亨利·登達斯（Henry Dundas）則告誡馬戛爾尼不要無禮地要求解決私人商業債務，且附加如下提醒：
你必須小心他們可能會向你要求一項約定，即如同歐洲法律已經禁止的一樣，將鴉片貿易排除于中國領土之外。如果這個議題被提出來討論，則必須以最謹慎的態度處理。毫無疑問在我們印度生產的鴉片實際上銷往中國的不在少數，但如果必須提出確鑿的正式命令，或是擬以商業協議的條文，要求我們不能把這些藥運往中國，你必須接受，而不要因為護衛我們的自由而冒失去實際利益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孟加拉國鴉片的販售需要在一個開放的市場找尋機會，或者在東海海域中以分散迂回的管道尋求銷售。
喬治三世再次寄給乾隆一封私人信件。這一次在“大不列顛、法蘭西、愛爾蘭之王……信仰之守衛者”之外，另自稱“海上霸主”（Sovereign of the Seas）。他以下列方式解釋英國的殖民事業與文明任務：
未能僅滿足于提升我朝子民在各方面的繁盛昌隆……我們掌握各種機會裝備我們的船只，送出一些最有智能、飽學的人民，以探尋遙遠、未知的區域。如此做并非為了征服，并非為了擴張如我朝所愿已足夠寬廣的疆土，不是為了獲取財富，甚至不是為了幫助我朝子民的商業活動，而是以增進對我們所居世界的知識為名，遍尋天下各種物產，傳遞藝術與舒適的生活到那些至今鮮為人知的區域。因而我們送出裝載對人類最有益之牲畜與蔬菜的船只，給那些匱乏已久的島嶼或地方。
在稱贊中國之偉大與乾隆英名的客套話，及反復暗示英國的軍事力量之后，喬治三世一如他在托付加茨喀特送出的信中提到國際貿易對中、英兩國的益處。信尾以“愿全能上帝賜你福佑！”作結。
在回復喬治三世的信中，乾隆花了一些篇幅說明中國若默認英國的請求，其他西方貿易伙伴亦會如潮水般涌來提出類似請求。乾隆指出：“況西洋諸國甚多，非止爾一國?！苯又终f：“天朝物產豐隆，毋須外求。特以茶、瓷、絲等，為爾國與歐西各國所重。為惠爾等，朕已令廣州開諸貨公倉?！?span class="sbiao">談到令他困擾，而英國人無法理解的議題，他這么說：
長久以來，爾等從奉爾之真教。而我中華遠古至今，先王制定法度，流傳后世，天朝四隅千百年來同為恪守，無違背古教之理?！駹杹硎褂埻菩袪栍⑷酥?，此朕必不能從。
在1793年8月21日到10月7日間，先是在北京，隨后在長城之外的承德（熱河）避暑山莊，接著又在北京，乾隆與馬戛爾尼仿佛表演著你來我往的“雙人舞”?；实蹏L試以其40年前左右欽定編纂之《大清通禮》中記載的“賓禮”來安排他們的會面，而強迫馬戛爾尼象征性地接受其統治天下的地位。馬戛爾尼則試圖定位自己，以取得承認自己是能與乾隆平起平坐的“海上霸主”之特使。馬戛爾尼呈上鐘與其他西方精巧技術的產品，欲以其科學能力讓天子敬畏。由于已擁有數十年前耶穌會士呈上過同樣或更高明的器械，乾隆皇帝有明顯的理由對此無動于衷。
而最著名的是馬戛爾尼煩惱是否應該行“叩頭”之禮。此禮須鞠躬，以頭觸地，是任何人在覲見皇帝時例行的禮節。當馬戛爾尼毫無所獲而打道回府時，官方對外宣稱是因為他堅守原則、違抗讓他屈身伏地、有辱國王與國家的無理要求，因此導致任務失敗?！斑殿^”（kowtow）這個詞幾乎立刻成為一個英文單詞，一個呈現中國人可悲的象征：與西方的理性和講求實際相對，是固執地依靠古老儀式；與西方平等、人性尊嚴、人民主權等相比，是對專制權威卑微的遵從。如此正好為西方人計謀中的雄心大略圖一個方便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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