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學生

正如19世紀末，一些中國積極分子在20世紀初扮演了改革者的角色，而有些人則是眾所周知的革命者。革命者的人數很少，其共和運動在發展至高峰之后便走向衰落。其有相當程度是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是中國最具威脅性的外敵，但也是其最重要的模范。為了直接回應日本在中國境內的勝利，清朝爆發了兩次狂熱的改革浪潮。

培養中國年輕的激進分子成為許多日本活動家個人喜愛的計劃，這些人自覺為明治維新時代“志士”的繼承者，在中國的商業、政治和革命等領域中，開創出“支那浪人”（しなろうにん）的生活。激發冒險者熱情的是“泛亞洲主義”之新意識形態，呼吁所有黃種人聯合起來對抗白種人。記者和教育家內藤湖南（1866—1944），在京都帝大設立有關東亞史的整體性課程，他強調日本文化是源自中國文化之主張，而現在正是充滿活力的子女對年邁雙親伸出援手的時刻。出自此種共同傳統的認知與共同的經濟利益，1898年在東京成立了“東亞同文會”。結合學會、企業游說團體和情資機構之功能，在中國各地建立書店，并且很像西方傳教士一樣向成員宣傳信念。在相當程度上，日本政府本身也有泛亞洲主義的心態，為康有為、梁啟超等清朝激進改革分子，及諸如唐才常和孫中山革命人士提供政治庇護。

然而，最具意義的，是在清朝最后10年間赴日中國留學生的日益增加。1895年之后中國開始慎重看待學生赴海外一事，而在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及中國廢除科舉后，人數大幅增加。一些人到歐洲，一些人到美國，但大部分是到日本，其原因包括費用支出、距離以及語言相近。不僅構成當時世界史上最大的海外留學生運動，也產生了大部分中華民國時期第一代領導人才。到外國留學的人絕大多數是男性，但也有少數女性。男女學生的人數從19世紀90年代晚期的十幾人，成長至20世紀初期的數百人，1905年時更超過8000人。這些留著辮子、在離家之前涉世未深的年輕中國人，受自以為現代化的日本大眾嘲笑后，很快地轉向中國民族主義。作家魯迅在其短篇小說集《吶喊》的《自序》中，講述1905年在日本當年輕醫學生時的經驗，當時被迫看一部影片，內容是中國的“間諜”被日軍砍頭，而當地中國群眾圍觀這一盛舉。這對魯迅而言是改變一生的經歷。

這些日本留學生的快速政治化，又受流亡政治人物的演說、日文報刊和僑社出版的中文報刊，以及日本翻譯的西方社會政治思想著作催化。這些譯著留給了20世紀中國新的政治詞匯：將不熟悉的西方概念翻譯成日文，將傳統漢字重新組合并賦予新意，創造出新的名詞，再將其導入中文的言談語句之中。包括具備有效動員力的概念如“民族”“民權”“民主主義”“憲政”“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和國”，還有特別是“革命”。

學生們也組織起來。就像帝國中的科舉考生或旅居海外的商人，以同鄉為基礎來組織團體。有些出版自己的報刊，如《浙江潮》，或如楊毓麟激進的小冊子《新湖南》，用以推動新式的、激烈的地方性愛國主義。他們也組織革命小組。對此有所知悉的清廷，利用密探滲透這些組織，并要求日本引渡這些麻煩制造者回國受審。明治政府方面，則是帶著其自身的泛亞洲主義情緒，暫時傾向于溫和地忽視激進的中國學生，正如其對待各種信念的清朝政治流亡者一樣。

對清朝當局來說，當這些激進的學生回國，并且與數量更多的西式學堂和軍校畢業生相互影響時，麻煩才真正開始。一整代人的激進化，可看作是新政改革未能預料到的后果（唯此結果也進一步證明這些改革的真實性）?；貒膶W生流連于租界如上?；驖h口一帶，在這些地方持續以激進的民族主義方式，吸收西方的影響。從事相當多浪漫理想主義以及年輕人“宣泄”的活動。其中一位典型人物，就是具有個人魅力的年輕人秋瑾（1875—1907），她沉浸在《水滸傳》這種傳統的尚武小說之中，并想象自己是一個英雄俠客。她喜愛身著西式男裝或中國古代著名女性教派領袖的服裝照相。她也組織一支學生軍，特別注重制服的設計。

這一代許多人受到日本人在健身、競技運動和武術領域上的熱衷的吸引，而這些活動至今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年輕的中國學生吸收了日本年輕武士無私地為祖國犧牲奉獻的“志士”理想，刻意追求殉道并在“敢死”隊里歃血為盟。一個并不罕見之引人注目的舉動就是自殺，如年輕的湖南宣傳小冊子作者陳天華（1875—1905），在某些程度上為了抗議日本取締中國學生運動，于1905年投東京灣自盡。同年，25歲的馮夏威（1880—1905）在美國駐上?？傤I事館前的階梯上服毒自殺，以抗議美國的“排華法案”。另一個做法是受無政府主義者啟發的暗殺行動，如廣東的歸國留學生汪精衛（1883—1944）在1909年試圖刺殺攝政王。

一些學生和秘密會社聯合來領導地方起事，其中最著名的發生在湖南和江西之間萍、瀏、醴的邊境地區高地。這里是譚嗣同和唐才常（唐曾于1900年開創自立軍與秘密會社的聯手之先河）的家鄉，1906年一群歸國的湖南學生在地方礦工中發動了革命式罷工，最后以血腥的失敗收場。精英學生動員秘密會社和礦工等低下階層一類的情況讓清廷無比恐懼，并促使其在國內外加倍努力地鎮壓激進學生運動。

日益尖銳的反滿文詞，燃起了年輕革命分子的激情。在清朝入關征服時的“暴行”和鴉片戰爭中滿人“賣國”的歷史記憶中，加上種族團結是建構國家前提的新理念。即將英勇就義的陳天華，在1903年《警世鐘》這本煽動性文宣中，呼應著三年前義和團民族主義的用語，其寫道：“殺呀！殺呀！殺呀！……‘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殺！殺！”

一個更理智但仍具破壞性的反滿主義類型，是由出身揚州的劉師培（1884—1919）發展出來的。劉的祖父在1862年曾國藩監印王夫之作品首度再刊之際，擔任曾的幕僚，而劉師培則以較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戰爭的理論，來自我解讀王夫之思想。像其他來自長江下游、湖南、廣東的愛國青年一樣，劉體認王夫之中心思想，提到在北方蠻族數度侵略后，正統漢族及其文化業已南遷。作為稱職的傳統經學家，劉師培重讀《春秋》以解讀其中暗藏的“攘夷”秘密，這也與年輕武士們在明治維新時期用來團結的口號相呼應。借用德語“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并通過明治日本的概念“國粹”（國粋），劉和他的同伴、國學家和種族主義者章炳麟提出了類似的漢人“國粹”，認為它好幾個世紀以來在滿人統治下被蓄意地壓制了。劉于1903年19歲時，在上海成立了《國粹學報》，并出版了一系列書籍，旨在復刻包括散文、詩、繪畫、書法等被隱沒的抄本，其中展現了真正漢人的“國魂”，并激勵反滿民族抗爭中的人們。

也許在這些年中，激進學生出版最重要的一本宣傳冊，是1903年出版的《革命軍》。此宣傳冊由剛從日本回來、出身四川、當時年僅18歲的鄒容（1885—1907）所作。鄒這篇著作深受社會達文主義的種族思想所影響：“地球之有黃白二種，乃天予之以聰明才武，兩不相下之本質，使之發揚蹈厲，交戰于天演界中……即為終古物競進化之大舞臺。夫人之愛其種也，其內必有所結，而后外有所排?！?span class="sbiao">從此脈絡推論，鄒容建構一個亞洲種族的科學分類系統，并總結：“漢族者，東洋史上最有特色之人種，即吾同胞是也?！边@讓他抨擊“通古斯族”即滿人的統治：“嗚呼！我漢種是豈飛揚祖國之漢種？……是豈為偉大國民之漢種。嗚呼！漢種！漢種雖眾，適足為他種人之奴隸……漢種漢種，不過為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p>

呼應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話，鄒容主張中國人是沒有歷史的民族：“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也?！编u將此加入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并援引儒家思想邏輯，而發現當前處境令人羞愧、甚為忤逆：“前之為大金、大元、大遼、大清朝之順民既去矣，今之為大英、大法、大俄、大美國之順民者又來。此無他，不明于同種異種之觀念，而男盜女娼，羞祖辱宗之事，亦何不可為！”鄒容大膽的歷史修正主義姿態，平定太平天國的英雄變成“走狗”，亦即民族的叛徒：

曾國藩也，左宗棠也，李鴻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溢為文正、文襄、文忠者也……夫曾、左、李三人者……自謂為讀書有得，比肩賢哲之人也。而猶忍心害理，屠戮同胞，為滿洲人忠順之奴隸也如是……為封妻蔭子，屠戮同胞以請滿洲人再主中國也，吾百解而不能為之恕。

盡管他有種族中心主義，鄒容也展現了明顯的世界大同主義。如同中國人一樣，印度人和越南人已成為外國列強的奴隸。不過，外國也有鼓舞人心的革命模式：

與貴族重大之權利，害人民營業之生活……此英國議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倡革命之原因也。濫用名器……而又賦斂無度，此法國志士仁人……而出于革命之原因也。重征茶課，橫加印稅，不待立法院之承允，而駐兵民間，此美人所以抗論于英人之前。遂以亞美利加之義旗，飄揚于般岌刺山，而大倡革命至成獨立之原因也。

鄒容對于革命后新政體的觀點，是基于“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和天賦人權理論，這些對于數年前的清朝人民來說是完全無法想象的。（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1901年首次出現中文翻譯；而鄒容出版他小冊子的同年，劉師培也出版其研究，在中國經典中有系統地找尋本土社會契約論的線索。）鄒容寫道：“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賦之權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繼放行，舉一國人民，悉措諸專制政體之下，則人民起而顛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全權利之心，豈非人民至大之權利，且為人民自重之義務哉？……其以此革命為人人應有之義務……”鄒容總結道：“其以此革命為日日不可缺之飲食?！彼煲哉D皇帝、誅戮滿洲人及所有“涉爾主權之外來惡魔”。在這盡情殺戮中，“爾國歷史之污點可洗?！?/p>

到1907年末，由浪漫學生領導的革命階段多已燃燒殆盡。在經過一段時間屈就這些有志青年的荒唐行為后，清朝當局進行鎮壓，并獲得日本政府的支持。結果，秋瑾被逮捕處決。鄒容在23歲死于獄中。陳天華則在兩年前自我了結生命。劉師培則公開改變心意，認為要保留漢人的“國粹”，最好的一條路是保留而非摧毀清帝國。學生運動達到喚起清朝一般大眾意識的任務，并且相當程度地把共和革命的觀念放到臺面上，但未能實現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之時，將是由其他人領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