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解析——對于1911年革命的西方觀點

西方，尤其美國的歷史學家對于1911年中國共和革命的觀點，是響應主導大半20世紀中國政治的政黨所提出的兩種主流論述。中國國民黨的正統解釋曾經是最重要的，而且至今仍構成西方大眾了解該事件的核心。其論述強調這次革命的民族主義目標，當然包括對抗西方，但更重要的是反抗外族的侵占王朝。此論述強調革命的領導特質：密謀的、開明的、進化的、具革命自覺的協調者，其政治聯盟則被視為國民黨的前身。最重要的是，強調孫中山像喬治·華盛頓一樣是“國父”，也是國民黨之父。

該故事繼續說到，中國因為受滿人鉗制近300年而憤怒。孫中山是位有遠見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早認識滿人的暴政。因此，他在20世紀初領導了一連串英雄式的起義，并在1911年終于整合出有效的聯盟，成功建立了一個共和國。在這個過程中，孫制定了“民族、民權、民生”之三民主義，可能刻意援引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之精神。在他成功之后，寬厚有禮地退出，并把政府交到其他人手上，這些人卻背叛了革命。孫因而回到政治舞臺，發起運動推翻那些惡棍，并將國家導回正軌，而此任務終于由其合法繼承人蔣介石完成了。在認同其理念的翻譯者幫助下，這個動人的故事被用來吸引美國人中的愛國主義者，且的確成功了。

相反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敘述中，1911年的事件從未如其在國民黨所扮演之角色般被賦予創建神話的地位。數十年間，1911年的革命被輕描淡寫，而不如1949年真正的共產革命具有意義。在后毛澤東時代卻對其產生濃厚興趣，包括國際會議和西方研究翻譯等陸續出現全新的研究，其中中國共產黨試圖把1911年革命納入自己的革命歷史中?；旧?，這些中華人民共和國研究采取經濟決定論的方法，雖強調這次革命之階級特色，但其中也有為數不少優秀的論著。1911年的“資產階級民主”起義，類似于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由“民族資產階級”所發動的，反對作為西方代理人的“買辦資產階級”。在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上，此革命是進步的，但并未匯聚農民和無產階級大眾，因此也未反映其權益。因此更進一步的任務就落在由共產黨領導的解放革命上。雖然其敘述中非常去個人化，還是為孫中山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稱他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先驅。

這兩種敘述的問題都在于有些“孫中山中心”。革命爆發之際，孫其實人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在革命過程中眾多運作的復雜力量，若不比孫的個人貢獻更大，至少也同等重要。西方早期的革命研究把孫穩固地放在中心，第二波研究則稍微改變關注的對象，去認識他的親近伙伴黃興和宋教仁的貢獻。之后開始研究在革命行動中，與孫本身明顯較無聯結的群體，例如學生和知識分子。約在同時，那些并非公開革命派，甚至反對革命的個人和力量對于革命的貢獻也被認可了。最后，也許最具意義地，出現了特定地區革命社會史的個案研究。

在研究圈擴大的過程中，西方史學界的觀點比其研究初始更接近中國共產黨的論述。即便如此，這說明他們也開始了解到，革命在各地方并非一致，在社會基礎上并非全然的“資產階級”，而且常常并非完全是“進步的”?，F在西方史學所重視的，是特定個人和地方利害關系的相互作用，將如何影響革命事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