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回民叛亂及其國際意義

清帝國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所發生的回民大叛亂特別難于研究，因為有關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獻資料太少。這幾次回民叛亂不論就種族—宗教覺悟程度，或者就所處環境及地理位置來說，都各不相同。在中國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亂（1856—1873年，又稱為班賽[Panthay]叛亂）和陜甘的回民叛亂（1862—1873年，又稱為東干之亂）都有其種族世仇的背景。它們起因于回民這個少數民族不論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鎮，都過著與眾不同的生活，保持著他們的宗教習慣和特殊習俗。但新疆回亂的特點主要是外國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區伊斯蘭教統治者的后裔瑪赫杜姆和卓從浩罕打回了新疆；因為在六城地區喀什噶爾附近，此人的祖先墳塋仍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亂也引起了俄國侵占伊犁地區，以及英俄兩國激烈爭奪清屬突厥斯坦至少達數年之久。

雖然中國本部的回民從來沒有明確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礎，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權威矢志效忠，但他們已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個世紀。他們的典籍里雖然保持著對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贊助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傳統上，回民也受到歷代清朝皇帝的相當優遇，回民能參加科舉考試；許多人也能在文武兩途出仕，盡管其職位通常并不很高。但從1762年起，清帝頒發了歧視他們的嚴厲的法律。例如，陜西和甘肅的回民犯了盜竊和搶劫罪必須充軍到云南和貴州，有時還處以終身戴枷，這比其他中國人在犯同類案件時輕科的笞刑要重得多。這種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亂早約20年；當然，這些回民叛亂又加劇了清朝官員對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社會的疑懼。漢民由于19世紀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難，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貿易方面的對手。漢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時候，裁決很少對回民持平正態度。漢族官員本人有偏見，滿族官員又通常左袒漢民。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亂爆發于1856年，是19世紀40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擴大。但是，這一叛亂決不能單純看作回民之亂，而應看成中國這一最西南省份社會秩序的總崩潰。它發端于漢民與回民為爭奪云南中部一個銀礦的控制權所進行的長期斗爭。漢民多數民族與回民少數民族的械斗開始蔓延開來。1856年，在患偏執狂的滿人按察使的慫恿下，至少有兩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殺。在云南的許多縣里，漢人紳士現在辦起了團練來“屠滅”回民，回民也自己組織起來，攻占州縣，殺害官吏。在這次大動亂中，有漢文修養的回民杜文秀（1828—1873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國，設立了包括回、漢民族出身的人在內的文武官制，并自任為大元帥和蘇丹。另一支旗鼓相當的回民隊伍由馬如龍（1832—1891年）率領，此人的幾個先祖都當過綠營兵的軍官，他本人是武生員；他占領了云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幫助清軍來打杜文秀。

馬如龍的投降是得到了備受尊敬的宗教領袖馬德新（1794—1874年）的同意的；后者曾朝拜過麥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寫了三十多種關于伊斯蘭教的書。在教義方面，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蘇思》（智慧的珠寶）經——13世紀蘇菲教派的經典。這部經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為頂峰的先知們的教訓，并且著重闡述了尋求真宰“全體大用”這一神秘的理論。但馬德新還論證說，伊斯蘭教對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與理學的理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馬德新曾在1863年暫署駐昆明的總督，使許多回民歸順了清朝的統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亂結束時因清朝官員的唆使而被殺害。

杜文秀的“班賽王國”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國人和英國人的興趣，因為在19世紀60年代中葉法國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國人在下緬甸分別站穩了腳跟。1867年法國海軍軍官特拉格來率領一個法國使團拜訪了變節者馬如龍（他那時在昆明當總兵），他發現已有一位法國牧師在幫助清軍制造馬如龍所擁有的現代武器的彈藥。特拉格來的助手賈尼埃在1868年2月到達叛軍首府大理，但他想會見蘇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絕。與此同時，英屬印度派遣了由斯來頓上尉率領的一個代表團來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準備從陸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賽王國的一位高級官員在邊境城鎮非常有禮貌地接待了斯來頓，并且談到了和緬甸的通商問題。但是，斯來頓希望訪問大理的要求卻被拒絕了。

關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現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國式的官僚政治，他曾聲稱：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蘭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視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統治了云南近半數領土。他委任漢人充任大部分文職，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漢人?？墒堑搅?871年，他的部隊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練巡撫岑毓英，因為岑毓英擁有現代武器，甚至還有法國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個異想天開的使團去英國。1872年4月，他的使節劉道衡以班賽蘇丹的名義向英國女王獻上了四大箱子云南大理石塊，表示貢上的是杜文秀所統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國的意愿。杜文秀的事業到那時已快要完全失敗，因此主管印度事務的國務大臣阿吉爾公爵只能把這禮品送往倫敦博物館，聲明它沒有政治意義。

陜西和甘肅

不論從哪個方面看這個時期清帝國的回民叛亂，都應數陜甘的回民叛亂最為重要。因為這一片黃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隊通路，它管鑰著通往新疆的門戶，而新疆又是歷代清帝全力征戰才獲得的邊境。其次，通過多風的甘肅走廊，回民享有比較容易同外面廣大伊斯蘭世界聯系的機會，并且特別能對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響。人口過多而資源不足，賦稅繁苛，很多綠營兵被征調去應中國東部的急需：這種種原因都削弱了19世紀60年代陜甘兩省作為防衛中國西北的堡壘的作用。而且自從18世紀后期以來，甘肅已成為有力的中國蘇菲教團的活躍中心。這最后一個因素，加上馬術及與此相關的武術所產生的剛強民風，使得東干人（陜西和甘肅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內）變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頑強的叛亂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樣，東干人也說漢語。他們原來的中亞血統由于準許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婦女及撫養漢人兒童以擴大伊斯蘭教社會而被沖淡了?？墒桥c云南不同的是，這里同中亞有更多的聯系，能不斷地加強他們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又被每個以清真寺為中心的自治社會的阿訇所捍衛。像納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里亞教派等蘇菲教團中的派別都從中亞傳入了中國的西北。它們的謝赫們宣稱自己與真主有特殊的聯系，他們有時實施一些“奇跡”（kirāmāt），像治病，恢復人們的生育能力，預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們認為是圣者（walī）的話，這位宗教領袖的權威就變得是不可爭議的了。圣者死后，他的墓地就會變成一處圣地。19世紀70年代，英國旅行家貝柳訪問過喀什噶爾附近納赫什班迪一個支派白山派的創建者圣哲的墳墓。在阿法其和卓們于18世紀中葉被清軍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師的墳墓仍然吸引著眾多的香客。阿法其和卓們以浩罕為避難所，從那里接連三代人都挑起暴亂，并發動圣戰想恢復六城地區（見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19世紀60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地圖10　陜甘回民之亂（1862—1873年）

與此同時，蘇菲派的一種以“眾禮時高聲念經”（dhikrijabrī）著稱的教儀被馬明心傳入甘肅的納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馬明心是18世紀的回民，曾旅行去過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島。馬明心信奉一種口頭的精神鍛煉，意在摒除一切心中雜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鄉后，即于1761—1762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極東部，距甘肅首府蘭州不遠處）的撒拉族中傳教。他的徒眾中間彼此通用“者赫雷葉”一詞作為認宗的標志，此詞幾乎可以肯定為gahriyya（高聲唪經派）的音譯，在20年內，這一新教（與先前中國的納赫什班迪派的舊教發生爭執，后者主張聚禮時低聲念經以示虔心默祝）起來造了清朝的反。馬明心被打敗并被處決，但被他的被迫轉入地下的徒眾奉為圣人。到陜甘回民大叛亂于1862年爆發時，他的衣缽傳給了金積堡（屬甘肅省轄治的寧夏部分）的馬化龍。馬化龍是高聲唪經派的信徒，給人預言吉兇，治病，并幫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個孩子”。他的徒眾們在懺悔了錯誤行為后甘愿受鞭打。馬化龍據說曾派遣了—些代表（海里飛，即哈里發）和教師（滿拉，即毛拉）去新疆的烏魯木齊，甚至遠到滿洲的寬城子。

但是，陜甘回民叛亂不僅僅是一個宗教運動。和云南的暴亂一樣，東干叛亂也是一次大規模的社會沖突——以清真寺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會聯合起來掙扎圖存。1862年4月太平軍遠征到陜西并于5月中旬到達西安附近，這就成了陜西省暴亂的催化劑。太平軍被清軍阻截于西安后迅速東移，于5月底進入河南，讓渭水兩岸處于混亂之中。漢民在官方鼓勵之下組成了地方武裝隊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縣，做過縣衙衙役的回民洪興組織了一支據說有3000人的回民部隊。5月底在華縣附近，漢民焚燒一座回民村莊的行動觸發了大規模漢回沖突。漢民和回民之間的武裝仇殺沿渭河流域迅即展開。欽命團練大臣張芾被東干領袖殺害以后，宣布對所有回民“格殺勿論”的通告就張貼了出來。不管這種告示是否經過官方授權，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組織的叛亂的道路。

回民的傳統是擁護陜西“十八大營”的領袖們。至少其中的三位領袖是阿訇（宗教領袖）。叛亂者最初發展了三個中心：一是渭河流域東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華市鎮；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與甘肅接境的鳳翔附近。叛亂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清朝積弱得令人難以置信。陜西巡撫訇瑛帶著綠營兵和團練駐扎在西安城內，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該城市糧食供應幾乎完全切斷的封鎖。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勝保（見上卷第九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馳援西安。但是，勝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軍行遲滯和嚴重的貪污行為使得他在1863年1月被免職。

只是在欽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達以后，清朝才開始轉敗為勝。多隆阿原來是一名八旗軍軍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軍將領（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軍名為楚勇）。1861年，多隆阿幫助曾國荃從太平軍手中收復了安慶，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廬州。他的勇營被證明在對付回民時同樣有效。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營攻占了陜西東部作為東干人主要基地的兩個市鎮。他在8月間打破了對西安的封鎖，把回民趕到了陜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對侵犯陜西的四川太平軍的戰役中，這時他已撲滅了陜西省的回民叛亂?？墒谴笈兾骰孛駞s逃入甘肅，參加了在那里早已起義的人數眾多的回民部隊。

陜西的叛亂顯然是漢族官紳挑動起來的，但甘肅的叛亂似乎是回民首先發難的，馬化龍的新教教徒則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領袖就傳話，說清朝即將大肆屠殺回民，所以他們組織起來包圍了靈州這個位于馬化龍基地金積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與此同時，回民在甘肅東南部攻打了固原，這是橫跨一條交通要道的戰略沖要城市。駐蘭州的總督恩麟發現只有和為上，別無他法。在他的建議下，1863年1月北京為甘肅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對回民的不歧視原則。但是甘肅與陜西一樣，回漢雙方地方隊伍都倍蓰增加，沖突與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內除省城和其他少數幾個城市外，全甘肅省幾乎都被回民部隊占領。

馬化龍的軍事—宗教網絡以四個地區為基地：金積堡本身；青海東部的西寧，這里有許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肅南部的兩塊地方——河州（靠近青海）和秦安（距陜西不遠，在新教中心張家川附近）。寧夏道一位能干的漢族道臺侯云登糾合了足夠的綠營兵和八旗軍以及團練，保衛靈州達一年之久。但在1863年12月，馬化龍的軍隊在他的兒子和另外幾位新教的信徒率領下，不僅攻占了靈州（據說有10萬漢民在這里被屠殺），而且攻占了寧夏府的各漢城和滿城。馬化龍這時顯然已用漢人的稱號，自稱為統領寧夏府和兩河諸地的“大總戎”；這個“兩河”指黃河和（它的）一條主要支流。馬化龍有了這樣的權威，就能任命管區下的府縣官員，而對于日益增多的徒眾來說他卻是一位圣人，同真主有特殊聯系，能行諸般奇跡。

當然，甘肅也有許多叛亂首領并不信奉新教。1862—1866年間活躍在甘肅而其名字見于歷史著作中的七十多個回民頭目中，有20個人被認為是馬化龍的黨羽。這20人中包括了伊斯蘭新教傳教士和許多綠營兵的中級軍官。余下的人（包括最近從陜西來的11位首領）中，有些已與馬化龍結盟，或者從他那里接受接濟。比起云南的造反者來說，陜甘的回民領袖中很少有馬如龍那樣死心塌地的變節分子?；孛裢督嫡咄ǔ１蛔C明是詭計多端的人。1864年年中，隨多隆阿來到陜西的湘軍軍官雷正綰正轉戰于甘肅，他攻克了固原和平涼，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肅中、西部之間的政府驛道被重新打開。一位陜西的叛亂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綰，但在9月當陜西回民重新包圍固原時，赫明堂做內應打開了城門，使他的教友贏得了勝利（而且連帶地趕跑了已經投降雷正綰的一支甘回人馬）。一份現存的回民材料敘述說，赫明堂在每次戰役前都要朗誦經文并大聲祈禱說：“我們托靠主，我們一面保守教門，一面打仗，一總是真主襄助?！?865年2月固原再度落入清軍之手，但陜西叛亂分子在赫明堂的領導下于10月又奪回了它；還奪回了靠近陜西的東南諸城市。

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塌地而有勢力的變節者的幫助，清朝官員只好使用安排“投降者”的辦法，這實際上是把領土交到叛軍手里。最顯著的事例是馬化龍本人。1864—1865年，北京命令它的兩位最好的滿族將領去攻擊馬化龍在甘肅和寧夏交界地帶的基地。這兩位將領一為都興阿，主要負責甘肅的軍事；一為穆圖善，原是多隆阿屬下的一名騎兵軍官，現為寧夏將軍。對寧夏府兩個城市的圍攻長達一年之久，但并不順利，穆圖善也贊成接受馬化龍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議。都興阿非常反對這個計劃，所以只是在他調任為沈陽將軍后，穆圖善才貫徹了他的接納馬化龍的方針。馬化龍移交給清軍26門大炮，1000多支洋槍，1萬多件刀槍。作為報償，穆圖善奏請除去馬化龍的叛民名籍，他說：“馬化龍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如果派他去各地勸說回民……即可不戰而使諸地聞風歸順?！?866年5月一道上諭批準了馬化龍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個?；逝傻拿帧R朝清?？墒?，他繼續鞏固和擴大他的影響，而用不著擔心清軍對他的攻擊了。與此同時，清朝在甘肅的有效統治正在瓦解?；孛衽褋y蔓延到了黃河以西甘肅省那個狀如鍋柄的地帶。1865年2月，涼州（今武威）一名綠營兵回族軍官粉碎了一次叛亂而控制了該城，3月份玉門又發生了回民叛亂，它馬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甘肅回民曾于4月暫時占領了戰略要地肅州，在12月份又占領得更久一些。有些回民又返回陜西，使該省再次出現危險。新疆早在1863年就已受到陜甘事變的影響，現在也處于內（因內部幾個地區有好多叛亂）外（即清帝國有來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新疆

中國回民舉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種各樣的反應，其多樣化的程度猶如該地區的人種和語言那樣復雜，也如它的地理和歷史傳統被割裂分割的狀態那樣互不相關。那里的清政府有許多弱點，而且直到1860年為止，清王朝在反對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語的追隨者的定期圣戰中只是勉強維持住了六城地區的秩序（見上卷第二、八章）。漢人到新疆的移民越來越多，但這種發展也增加了沖突的可能性。在操突厥語的居民看來，中國的移民——不管是不是回民——只構成了少數民族，而且也往往會變成反對新疆的清朝統治者的顛覆分子。在清帝國的這一極西北領土上，中國人和非中國人也都面臨著俄國在中亞貿易和政治中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現的事實。與此同時，通過帕米爾和喀喇昆侖的新山隘正在努力勘探之中，因此新疆被英屬印度認為過于靠近它的北部邊境了。

中國本部回民叛亂的消息可能早在1863年3月就激起了伊犁地區的一次回民騷動，但清軍還能夠很快把它鎮壓了下去。那一年的5月，回民和漢民在新疆東北的奇臺爆發了戰斗，那里的漢族農民和商人人數眾多，而且那里鼓勵新移民的清朝當局對回民的課稅采取了高壓的手段。6月份，六城地區北部的庫車爆發了另一場叛亂，其領袖是與瑪赫杜姆家族非親非故的熱西丁和卓。這場叛亂東邊遠及喀喇沙爾，西邊到達了喀什噶爾。熱西丁和卓在阿克蘇建都，稱為突厥斯坦王。但在7月份，熱西丁家族未贏得葉爾羌的尊敬，一個當地叛亂分子攫取了該城的權力，緊接著，一位柯勒克孜族出身的伯克攻占了喀什噶爾以南僅約30英里的英吉沙爾；在六城南部，一位操突厥語的領袖自立為和田王。

正在這時，在新疆東部作為清朝堡壘的烏魯木齊，一位從甘肅來的東干族阿訇妥明（據說是馬化龍的黨羽）在清朝戍軍中搞策反工作。妥明效法甘肅回亂的榜樣，他博得了烏魯木齊綠營兵參將索煥章的效忠。索煥章的隊伍曾經打過與奇臺回民發生械斗的漢族移民武裝團隊。索煥章在1864年7月發動一次兵變，殺死了滿族將軍并控制了烏魯木齊漢城。妥明號為清真王，而以索煥章為大元帥。妥明的部隊攻占了沿瑪納斯河的幾座城市，在10月，烏魯木齊的滿城也投降了。新疆的東干人既不見信于清朝，也不見信于突厥人，他們的反應是在庫爾喀喇烏蘇與吐魯番同時起事。12月，妥明的一位將軍攻占了吐魯番城。

1864年11月，統率整個新疆的滿洲將軍駐地伊犁也發生了暴亂。塔蘭奇人邁茲木汗曾當過阿奇木伯克，他領導的叛亂分子（多數是操突厥語的人，也包括一些察哈爾人）包圍了伊犁的兩個主要城市，即惠寧和惠遠。伊犁戍軍統領明誼在塔爾巴哈臺與俄國人簽訂了邊境條約，他剛從那里回來。他與伊犁將軍明緒一起向俄國的西伯利亞總督求援。他們準備長期被圍，因此他們甚至把要求通過總理衙門轉交給俄國駐北京的公使；但一切努力等于白費。清軍英勇地守衛了這兩個城市達18個月之久后，終于在1866年3月被壓倒。塔爾巴哈臺也在同年4月宣告失陷，它是在由一位阿訇率領并得到哈薩克人幫助的當地回民的圍困之后失守的。因此，新疆只有巴里坤—哈密地區尚在清朝手中，但就是這個地區也受到了回民的侵擾。

與此同時，在新疆南部，張格爾的圣戰（見上卷第八章）似乎也已在搬演，但這只造成了一位也許是虔敬的、但手法很高明的篡奪者的崛起。滿人早在1864年年中就已失去了對喀什噶爾的控制權，但有另外兩支人馬在爭奪這個城市。其中一支人馬的頭頭是柯勒克孜人頭目西迪克伯克，他為了爭奪控制喀什噶爾的權力，在1865年初訪問過浩罕以吁請援助。但結果并不是浩罕的直接干預，而是張格爾的一個兒子——布素魯汗——的卷土重來。他只帶了約60個人，由曾在浩罕軍隊中服過役的一位將軍阿古柏（約1820—1877年）率領。盡管這支部隊人馬不多，但喀什噶爾地區有大批人糾集在布素魯汗的麾下，因為大多數人仍然自認為是阿法其的圣裔。布素魯汗不久就強大起來，足以消滅企圖在喀什噶爾建立控制的另外兩支敵對人馬。后來，當阿克蘇的熱西丁和卓與葉爾羌的一位新統治者攻打這座城池時，這兩人都被阿古柏伯克組織的軍隊打敗。在阿古柏于4月份移兵去附近的英吉沙爾并且打敗了一支孤立的滿洲部隊之前，布素魯汗不失時機地登上了汗位。

碰巧阿古柏不僅是一位干練的將領，而且是擅長弄權和用宗教來支持權術的一位大師，而這二者在伊斯蘭突厥斯坦是密不可分的。布素魯汗馬上感到有這樣一位野心勃勃的將軍在身邊是很不安全的，因而想方設法要搞掉他。但是，阿古柏那時卻與那位虔誠地看守阿法其陵墓的謝赫很友好，所以后者拒絕和卓想把阿古柏革出教門的要求。這位富于心計的將軍現在迫使和卓移居英吉沙爾，使和卓在那里實際做了18個月的囚犯。1867年，和卓被迫（或者被說服）離開六城，表面上是去麥加旅行。阿古柏攫取了喀什噶爾的權力，稱號為巴達吾來特（洪福之王）。同時他宣稱，他已下定決心要對妥明領導下的東干人發動宗教戰爭；因為東干人雖然也是遜尼派（正統的穆斯林），但他們據認為是沙菲伊法學派，而不是喀什噶爾地方宗教當局所信奉的哈納菲派。由于妥明的王國已把它的勢力從吐魯番向西擴張，所以阿古柏有理由去征服和闐的統治者麻夫提哈比布拉以及阿克蘇和庫車的統治者熱西丁和卓，以便在1867—1868年大力鞏固喀什噶爾對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因為這兩個統治者曾征召東干人加入他們的軍隊，并且在其他城市歡迎過東干人的援助。阿古柏也讓布哈拉的艾米爾封他以宗教的稱號：阿塔拉克哈吉（護法神）。他因此擁有合法的身份；在他所統治的城市中他著手嚴格地解釋伊斯蘭法律以加強這種地位。他還創辦了許多附有捐贈土地的新的經文學校。

阿古柏可能是一位真正虔誠的武士，因為他敢于到東突厥斯坦去攻擊東干人控制的城市，這就進一步證明了他是這樣的人?？磥硭?869年只在庫爾勒得手。但到了1870年底，他接連攻占了喀喇沙爾、吐魯番和烏魯木齊本城。在這最后一次武功中他曾得到一位非回民徐學功的幫助，后者是新疆東部漢族移民的一位“團頭”。借助于徐學功和妥明的心懷不滿的過去支持者，阿古柏的部隊才在12月奪取了烏魯木齊。妥明投降了，并逃往馬納斯河，最后病死在那里?？墒?，阿古柏的勝利是付出了很高代價的。據一條材料記載，他的遠征隊伍在1867年有2萬人，經過新疆東部之戰后只剩下了半數。但是，這次遠征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871年6月，俄國軍隊沖過邊境占領了伊犁，從而阻止了阿古柏可能征服西準噶爾的任何計劃。

俄國侵占伊犁一事，要從更大的方面來看。因為它表明，新疆不再像張格爾時代那樣只是中亞的一部分了。新疆現在已處于清、俄、英三個帝國相交的三岔路口上。特別是中、俄兩國因有自己的利害關系而對新疆的前途非常關注，而當時俄國正力求得到保證，阿古柏的伊斯蘭教熱情不會使他去支持俄國正在逐一加以控制的其他突厥斯坦國家。在阿古柏取得權力的時候，浩罕、布哈拉和基發都在為獨立作最后的掙扎。俄國在1865年拿下了塔什干，1868年拿下了屬于布哈拉艾米爾國的撒馬爾罕。這一并吞趨勢還在發展之中：基發最后于1873年降服，浩罕城也在三年之后變成了俄國城市。與此同時，英國人雖然跟新疆的貿易依然很少，但也有其他理由使它對俄國人的用心感到不安。造成英國人憂慮的部分原因是，他們不知道——俄國人也同樣確實不知道——通過喀喇昆侖山脈的大規模軍事調動是不可能的。但英國人對印度兵變記憶猶新，他們更擔心因俄國人的煽風點火——通過本地代理人去接近克什米爾與阿富汗之間心懷不滿的邊境諸部族——而使印度的局勢可能不穩。英國希望新疆不要落入俄國人之手，而寧愿它成為對付俄羅斯帝國的緩沖地帶。

阿古柏也很警惕他的處境的危殆，但他對他本人和對突厥斯坦其他穆斯林邦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他早在1868年就派遣了使節去印度和俄國討論貿易的前景，并且吁請承認他的國家。1872年俄國軍隊已駐在伊犁，他認為有必要同俄國官員簽訂一項不給予外交承認的商務協定。俄國貿易就在所規定的值百抽二點五的低進口稅率下繁榮了起來，這時阿古柏卻表示不滿，把行為不軌的俄國商人收監，并斷然沒收了他們的貨物。為了防備萬一，他開始努力爭取英國和中亞以外諸伊斯蘭國家的援助。

阿古柏可能在19世紀60年代后期已與奧斯曼蘇丹國有接觸，但直到1873年土耳其帝國政府才公開承認他的王國。他被封為艾米爾，也就在那一年蘇丹—哈里發給他送來了一份禮品，計3000支來復槍、30門大炮和三名土耳其軍事教官。與此同時，探險者紛紛來到喀什噶爾，1868年有R.B.肖的到來，1870年有福賽思等人的到來，這些訪問引起了英國人對阿古柏國家的熱情。福賽思在1873年再次被派來喀什噶爾，他送給了阿古柏幾千支英屬印度兵工廠制造的舊式滑膛槍。1874年初，他同艾米爾簽署了一項商約，并且對這個新興的喀什噶爾國家給予了外交承認。在倫敦，亨利·羅林森爵士在1875年新版的《英國與俄國在東方》一書中寫道：英國“要在奧克蘇斯以北挑起大規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原文如此）運動”，比俄國挑動印度的穆斯林會容易一些。但亨利爵士的建議未能付諸實施。不是俄國，而是中國粉碎了阿古柏的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