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和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的改革和蔡元培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建立的京師大學堂。1901年前往日本考察教育的吳汝綸和被中國聘為總教習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服部宇之吉，為了把這所作為戊戌變法的唯一成果的學校變成近代大學而嘔心瀝血。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由因引進進化論而聞名的嚴復擔任校長。然而科舉時代流行中國的“讀書當官”這一觀念束縛了人們，北京大學也成為培養官員的重要場所。

65 蔡元培

大大地改變北京大學氛圍的是出身紹興的進士、曾組織過光復會的蔡元培。他在1912年1月擔任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制定了《大學令》等，奠定了近代中國的教育制度。7月由于與袁世凱產生矛盾而辭職。二次革命后蔡元培西渡法國，參與了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的留學制度勤工儉學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還有后來成為共產黨領導人的周恩來、鄧小平等，在接受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上取得了重大成果。

袁世凱死后的1916年12月，大總統黎元洪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周圍人都反對他前往被視作保守勢力堡壘的北京，蔡元培則表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蔡元培就任校長后，號召大學的使命乃自由從事學術研究，而不是當官賺錢的手段。而且大學生應成為人們的榜樣，應徹底遠離麻將、酒和妓女。

蔡元培提出的改革中，最重要的是教授隊伍的重編。特別轟動社會的是，他聘用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首位總書記的陳獨秀作為文學部長。

陳獨秀是革命派的留日學生，辛亥革命后在故鄉安徽省政府擔任秘書長。二次革命后逃往上海，參與雜志《甲寅》的編輯，1915年9月，自行出版了《青年雜志》（第二號起改為《新青年》）。在創刊號的論文《敬告青年》中，陳獨秀提出了作為時代精神的民主與科學，主張只有自強自立的青年才能挽救瀕臨滅亡的中國。他還呼吁和傳統思想特別是儒教訣別，嚴厲批評“儒教才是支撐中國兩千年專制政治的精神支柱”。

66 《新青年》雜志封面與李大釗的文章

當時袁世凱將孔子崇拜引入學校教育中，主張儒教國教化的康有為也支持張勛復辟清朝。陳獨秀對儒教的批評不僅停留在思想、文化問題上，還帶有政治色彩。蔡元培每天前往陳獨秀居住的酒店，經過耐心地說服，陳終于同意加入北大?！缎虑嗄辍返木庉嫴恳策w移到北京，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

隨著陳獨秀就任文學部長，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的精銳學者們陸續集中到北京大學。其中有留美時傾倒于挪威國民作家易卜生、提倡口語體的白話文學的胡適。李大釗留學早稻田大學時開展了反對“二十一條”的運動，他在作品《青春》中提出只有青年覺醒，才能使“青春的中國蘇醒”，此時他也被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主任和經濟學科的教授。

蔡元培的方針并沒有局限在政治立場和主義上，而是廣招有才能的學者。其代表人物是幫助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劉師培，他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造詣頗深。1920年代末推動有特色的鄉村建設運動、“文革”后被重新視作現代新儒家的梁漱溟，由于其有關印度哲學的論文受到好評，二十四歲就被聘為北京大學的講師。他反對新文化運動認為西洋思想就是批評傳統的觀念，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嘗試對儒學再發現，并強調中國文化的優越性。

制定國語和關于婦女解放的討論

于是，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改革下，古今中外的思想在此交匯，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盛況。有一天，具有大學機關報性質的《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一則意見。作者是當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年輕時的毛澤東。他提出了不少社會問題，其中意味深長的要數“國語（白話文）問題”和“女子問題”。

首先是國語問題。地理面積相當于整個歐洲的中國各地方言存在巨大的差異，被稱為五大方言的北方話、吳話（上海話）、福建話（臺灣等地為閩南話）、廣東話和客家話發音各不相同，可以說相互之間完全聽不懂。連接它們的是作為書面體的文言文，大學的課程也采取朗讀文章資料的方式。然而，提倡白話文學后，學校教育中如何朗讀口語體的文章成為很大的問題。

這時被提出作為國語候補的是以江南方言為基礎、在官方場合較為通用的“官話”和北京中產階級之間使用的北京話。它們都是北方話的一部分，然而蔡元培和章炳麟等江南出身的革命派知識分子多支持官話。他們認為中國的文化中心在江南，受到蒙古語、滿語等北方民族語言影響的北京話并非純正的“中原之音”。

而主張采用北京話的人們則認為，官話只不過是薈萃了眾多的方言，缺乏作為語言的系統性。這場爭論還留有辛亥革命時期臨時政府（南京）和袁世凱（北京）勢力抗衡的影子。也可以說，中國的中心是放在文化、經濟中心的江南，還是軍事要地、政治之城的北京，這背后其實存在著明代以來江南知識分子與專制權力的對抗關系這一宏大的背景。最終這場爭議一直貫穿于整個中華民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決定將北京話定為普通話。也就是說，政治壓倒了文化和經濟。

年輕的毛澤東還提出了女子問題。上面也提到，清朝末年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對日本的女學生闊步上街行走感到震驚，將她們與因纏足而足不出戶的中國婦女進行比較。除了太平天國出于婦女從事戶外勞動這一客家習慣而禁止纏足外，近代中國最早提倡廢除纏足的是基督教的傳教士。中國國內開始正式提倡廢除纏足的是從1898年的戊戌變法開始，各地成立的象征自然足部的天足會。曾經被視作三寸金蓮的纏足，成為象征中國落后的“國恥”。

其次，從女子教育上來看，1880年代后，外國人傳教士在寧波等地成立女子學校，20世紀后出現了不少女日本留學生。1907年清朝也開始實施女子的初等教育和師范教育，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決定小學實施男女共學。當然，“女子學而無用”的社會觀念根深蒂固，1915年女子小學生的比例僅占全體學生的百分之四。但1919年卻出現了一項成果，一名叫鄧春蘭的女學生，寄信給蔡元培要求到北京大學上學。

當時蔡元培頂住了保守派和政府的壓力，認為只要有學力就可以入學。1920年春，鄧春蘭等九名同學果然被批準為旁聽生，9月的升學考試全體合格。女子新生的出現對男學生也是一大新聞，登有名單的《北京大學日刊》立即被搶購一空。在最高學府中的男女同班這一問題上，中國比日本領先了一步。

然而，她們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在進入社會后卻仍然受到了限制。清朝末期，除了上面介紹過的秋瑾之外，還有不少參加革命運動、制造炸藥和從事間諜活動、支援后方的婦女運動家。1911年，還成立了要求婦女參政的女子參政同盟會。然而，臨時約法未承認婦女的參政權，袁世凱開始獨裁后，婦女參政問題更是被擱置一旁。

傳統的家族制度阻擋了那些對新文化運動產生共鳴的青年男女面前的道路。其中成為焦點的是結婚問題，毛澤東本人也拒絕了父親指定的婚事離家出走，與后來革命運動中犧牲的楊開慧戀愛而深感煩惱。廣東的紡紗廠女工們也成立了“拒婚同盟”，卻未能形成社會大勢。胡適引進的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之所以受到好評，就是因為抱有同樣苦惱的人們從抵抗家庭束縛的女主人公娜拉身上找到了共鳴。然而就像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中所述，等待掙脫舊制度牢籠的年輕人的，仍是布滿荊棘的道路。

對于占絕大多數的農村婦女們而言，擺脫舊制度更是難上加難。清朝末年出生于山東、被歐洲人家雇傭的寧老太太回憶說，她擺脫纏足外出的緣由是饑腸轆轆，她甚至差點要砸磚頭來吃。她通過乞討、幫工而自立的原因，是因為她丈夫鴉片成癮，為使兒子不被賣掉，她不得不離婚。她說自己的乞討生活“無需顧及體面，心情放松”。然而只要生病，生活就失去了任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