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公去世后，平息諸國混亂的春秋霸主們都有誰？

齊桓公去世后，失去統領的春秋諸國陷入了混亂之中。收拾混亂的局面，登上歷史舞臺的是晉文公（前637—前628年在位）。自晉文公之后，統領中原的職責基本上被晉國壟斷。

晉文公

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化地域，中原龍山文化地域大致以太行山脈為分界線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從山西到陜西東部一帶（西部），另一部分是河南一帶（東部）。從河南一帶再往東便是山東龍山文化地域。齊國位于山東龍山文化地域的西部，其勢力從齊國屬地不斷向西延伸，其發號施令的范圍也達到以河南一帶為中心的諸侯們。與此相對應，晉國從山西一帶南下，其勢力范圍也擴張到以河南一帶為中心的諸侯們的地盤。

齊國和晉國都表現出了尊重周王朝的姿態，表明他們的意圖是為了與從湖北向河南擴張的楚國相對抗。

晉文公于公元前632年大敗楚軍于城濮，而后召集諸侯于踐土舉行會盟。

晉國原本是周王一族的封地，姬姓。霸主晉文公的祖先當中有一位名為“文侯”的君主，晉文侯曾經輔助周平王殺死敵對的周攜王。但是后來，族中旁系的一支滅了宗家，該旁系于是以曲沃為根據地，所以經常冠以曲沃的名稱加以說明。從曲沃這支當中再分出來的是韓氏。

霸主晉文公便是出自曲沃一支。

東遷時期的文侯出自本家，霸主文公出自其分支曲沃一族，之后稱王的韓氏又出自曲沃一族的分支。

所以，與齊國姜姓桓公一樣，必須做如下說明：對于霸主晉文公也不能過度頌揚，因為他雖然有實力，但卻不是天命所歸。

《左傳》中采取了貼標簽的“形式”。

“夫子”和“吾子”便是這種“形式”。被貼上標簽加以稱呼的這些人，從《左傳》編者的角度來看，他們都是無法預知自己未來滅亡的人。

為什么要采取貼標簽這種“形式”呢？這是因為編者要盡量直接使用編撰材料的緣故。為了貶低早于自己成書的齊國的《公羊傳》，就將自己收集來的“事實”加以展示，并且要盡量給人留下一種幾乎沒有對“事實”做改動的印象。雖然力爭給人留下這種印象，但實際上編者對“事實”到處都做了改動。為了將這種表里不一的方法實施下去，沒有比貼標簽更有效的手段了。

使用第一手的對話材料，然后在顯眼的地方悄悄地貼上標簽加以提示。這些標簽都暗示著不祥的含義：明明將來的滅亡都是板上釘釘的事了，這些人卻預見不到，只知道胡說八道。那個“夫子”如何如何，那個“吾子”如何如何，等等。

晉文公便被貼上了“吾子”的標簽，編者正是通過這種形式來貶低晉文公的。

只是，這種貼標簽的方法在處于同一時代、熟知內情的人之間雖然非常有效，但是從完全不知內情的后世人的角度來看，卻是難度太大了些。這些標簽也陷入了在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為人所知的尷尬境地。秦朝滅亡后，到了漢朝，這些標簽就已經無人能懂。后世的人在根本不懂的基礎上又對其作了注釋，再后世的讀者通過這些注釋來看原文，更加不懂了。

后來甚至出現了《左傳》的編者明明是在貶低某人，但是后世的讀者不懂這些標簽，反而誤解為編者是在褒揚某人的尷尬狀況。

認為《左傳》是《春秋》的傳，也正是由于讀者不懂這些標簽的緣故。

爵位標簽

“夫子”、“吾子”標簽的含義，但事實上這種“夫子”、“吾子”標簽并非首創。比《左傳》成書更早的《春秋》一書已經使用了這種貼標簽的方法。

只不過《春秋》使用的標簽不是“夫子”、“吾子”，而是爵位。通過有目的性地更換爵位，給文章內容貼上了標簽。

《史記·孔子世家》中針對孔子所作的《春秋》便提到：吳越的君主稱自己為王，而《春秋》將其蔑稱為“子”。這也正是《春秋》的“形式”。

《春秋》是將之前的各諸侯國編年史書加以整理而形成的，于是孔子在整理的時候便在內容中貼上了“爵位”的標簽。

爵位的先驅可以追溯到西周時代，殷商也有不同說法的爵位。按照西周的爵位分類，城市國家的首長稱為“侯”，特殊的“侯”稱為“公”。各城市國家都有從屬于自己的小城市和村莊，管理這些小城市和村莊的人便被稱為“伯”、“叔”等，一般的成員則被稱為“子”或者“男”。

根據西周的這種爵位說法，《春秋》將從其他地域來的國家的首長稱呼為“子”，這其中含有輕蔑的意味，意思就是說：一般的諸侯以及股肱稱為“伯”，你雖然與他們不同，但就依照一般成員的待遇來稱呼你吧。

到了戰國時代，這些爵位被加以整理，成為代表領土國家秩序的代名詞，這是歷史的篡改。其結果就是爵位被分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其中的“子”爵用于楚王等也成了慣例。這也正是《史記·孔子世家》當中說明“吳越的君主稱自己為王，而《春秋》將其蔑稱為‘子’”的緣故。

《左傳》也采用了《春秋》所用的這種標簽。由于所處狀況的不同，《左傳》貼上去的爵位標簽和《春秋》有所不同，但是貼標簽這種方法本身卻被沿襲了下來。

楚莊王

作為晉文公之后的霸主，在戰國時代最為引人矚目的便是楚莊王（前613—前591年在位）?！蹲髠?middot;宣公三年》（前606年）當中記載了讓楚莊王名揚天下的事件。也正是因為這一事件，楚莊王成為霸主之一。

該事件的記錄如下：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殷），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如果有德的話）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因為衰落的德仍然殘存，哪怕只是殘存了一些細枝末節的形式）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之所以說“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是指楚莊王還不具備問的資格。

三十世、七百年都是概數，只有過了這么久的時間才有資格“詢問鼎的輕重”。周成王即位的年份是公元前1009年，成王以后順著父子關系一直數到戰國時代，假設一世為三十年，那么經過三十世就是到了公元前4世紀后半期；假設經過七百年，那就是到了公元前309年?？梢?ldquo;詢問鼎的輕重”的王者，指的就是韓國宣惠王（公元前326年稱王）。宣惠王于公元前312年去世，如果上述七百年是指代確切的數值，那就有所出入，但如果七百年是一個概數，那經過三十世恰好就是宣惠王。

此外，文中使用了“楚子”的說法。而事實上楚國在成王（前671—前626年在位）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稱王，稱王后的紀事如果在楚國記錄，必然會使用“王”（唯一的王）或者“楚王”（強調與不同于周王）的說法?！蹲髠鳌分泄室饧右再H低，采用了“楚子”的說法。

《左傳》在貶低楚王的時候，通常交叉使用“楚子”、“楚王”兩種說法，意在讓讀者意識到“楚王”就是“楚子”。但是，在這段文字當中，“楚王”的說法卻一次也沒有出現，這在《左傳》中是比較罕見的。大概是由于這段對話討論的是周王朝權威的移交問題，所以才特別加以貶低的緣故吧！

“貼標簽”的具體操作方法，就是如上所述的這樣。我們可以將“楚子”還原成“楚王”，去掉“詢問鼎的輕重，還為時過早”的影響，把握文章整體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楚莊王已經給周王朝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不過仍然還有需要我們注意的地方，這和前面講過的內容也有關聯，這段話中提到了夏王朝和商王朝。但是，這對于完全顛覆了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化傳統、并且領土支配的正當主張也和這些王朝毫不相干的楚莊王來說，根本是無所謂的事情。

楚王給周王造成了壓力，這一點在楚國可能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上面這段文字中記錄的這個對楚莊王來說根本是無所謂的話題，估計是中原國家杜撰出來的。

仔細閱讀這段文字就會發現“本質在德不在鼎”，雙方卻繞來繞去拘泥于“鼎”這種形式。原本雙方應當專注的不是這種形式，而是“德”本身，但楚王卻沒有直接問出口。這件事情之后不久出現的王（韓王）則繼承了韓宣子的德。

如上所述，貶低楚王，頌揚韓王，正是中原的韓朝廷制造的輿論。

后來的解釋一般都認為“問鼎之輕重（大小輕重）”是對楚國有利的宣揚，并且舉出其出處是《左傳》。但是事實上，如上文分析的那樣，《左傳》并不是在褒揚楚王。后世的錯誤解釋逐漸定型，歪曲了原文的意思，但是許多讀者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吳王闔閭、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

地處湖北的楚國不斷地給河南的諸侯們施加著壓力。在此過程中，位于長江下游江蘇一帶的吳國迅速崛起。吳國和楚國多次交火，并于公元前506年攻陷楚都，迫使楚王出逃避難。也就是說，長江下游的“大國”攻陷了長江中游的“大國”。

這一春秋時代的大事件，不只是在當時，到了后來也被世人廣為關注。這一大事件的主角便是被稱為春秋時代霸主之一的吳王闔閭（前515—前496年在位）。

闔閭之子吳王夫差（前496—前473年在位）繼續入主中原，與晉國爭奪盟主的地位。為此，也有人認為夫差的功績比闔閭更輝煌，應當把夫差作為霸主。倒不是有人規定必須要從中選一，而是因為在同一個國家，一般只選一個人作為霸主。

導致闔閭負傷而亡，并且與夫差展開殊死爭斗、最終使得夫差慘死、吳國亡國的，正是越王勾踐（前496—前467年在位）。勾踐也是霸主之一。

到了漢代，越王勾踐被地處福建的諸越國尊崇，關于他的傳說也有一些流傳了下來。

順便提一下，楚國流傳下來的記錄當中有莊王、共王等中原風格的稱號；但是關于吳王和越王，流傳下來的卻只有吳王夫差、越王勾踐等這種非中原風格的稱號。

在《史記》關于漢代的部分記錄了自稱是越王后裔的福建諸越國的王者們，也就是《東越列傳》里面提到的諸國。這些諸國的王者們也沒有中原風格的稱號，大概這是當地的傳統吧。

吳王和越王的抗爭，在《左傳》當中也是膾炙人口的章節。此外還有《吳越春秋》一書也對此作了敘述。后代的讀者對這段史實進行了大量的解讀。

吳王和越王掌握了長江下游的霸權，不斷給中原諸國施加壓力，漸漸地給楚國造成了威脅。但是，在《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里面，有這樣一段記錄：“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霸主）。”

吳越同舟與臥薪嘗膽

吳國和越國同屬長江下游的國家，因而常常被放到一起相提并論，而且他們作為長期的戰爭對手也非常有名。眾所周知的諺語“吳越同舟”便是因此而來，用來形容彼此之間關系不好的人乘坐同一艘船的樣子。此外，“吳越”還是互相之間關系不好的代名詞。

這段話從周王朝的角度來看倒是沒什么，但越國卻是與周王朝分庭抗禮并稱為王的國家，在這里卻對周朝行臣下之禮，讓人覺得很困惑。并且越王的姿態比前面提到的楚莊王還要低微。就在這樣的上下文中提到了“伯”（霸主）。

與齊桓公一樣，這里的越王勾踐也收到了備受爭議的“文武之胙”作為賞賜，從上下文來看，編者的意思就是說：越王勾踐你只不過是個霸主。

還有一個涉及吳越兩國的典故，那便是“臥薪嘗膽”。在《左傳》以及《史記》的《吳世家（吳太伯世家）》·《越世家（越王勾踐世家）》中對這一典故的由來均有記載。

公元前496年，吳王闔閭聽說越王允常逝世，就舉兵討伐越國，卻在討伐中受傷，后來傷勢惡化去世。闔閭在彌留之際讓王子夫差發誓一定要復仇。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打敗了越王勾踐。越王勾踐退守會稽山，派遣大夫文種去向吳求和。吳王想要答應大夫文種，但吳國臣子伍子胥勸誡吳王不要答應。于是勾踐便讓大夫文種給太宰伯嚭獻上美女珠寶玉器。這一招奏效了，伯嚭說服吳王答應了越國的求和請求。吳王赦免了越王，勾踐回國后，深思熟慮，苦心經營，把苦膽掛到座上，坐臥即能仰頭嘗嘗苦膽，飲食也嘗嘗苦膽。還不斷提醒自己：“你忘記會稽的恥辱了嗎？”發誓要復仇。伍子胥聽說了越王勾踐簡樸的生活事跡后，便多次向吳王夫差進諫，認為千萬不能輕視越王勾踐這個對手，但夫差并沒有采納他的意見。不僅如此，夫差還聽信了太宰伯嚭的讒言，派人賜給伍子胥一把“屬鏤”劍讓他自殺。伍子胥臨死之前說道：“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扶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公元前482年，吳王到北部的黃池去與諸侯會盟，與晉定公爭奪諸侯之首的位置。越國便趁此間隙攻入吳國，吳王返回國內向越國求和。后來，在公元前478年越國又大敗吳國于笠澤，并于次年包圍了吳國。公元前473年，越國滅吳。越王勾踐打算安置吳王到浙江一帶，但吳王夫差拒絕了他的安排，自殺身亡。

這段歷史便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故事的由來。“置膽于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便成了專門用來描述越王勾踐的典故。但到了后世，卻漸漸被說成“臥薪”講的是吳王夫差，“嘗膽”講的是越王勾踐?！妒耸仿浴繁闶沁@樣解釋的。

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下令開鑿了古運河邗溝，將長江和淮河連接起來，這便是后世隋朝大運河的雛形。第二年吳國從海上討伐齊國，也必定是利用邗溝進入淮水，進而出海的。這條運河連通了淮水和長江，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從淮水經支流可以進入中原，于是吳國便可以通過船只與中原之間直接進行物資交換了。

運河形成的經濟效益，也給后世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福祉，但是不論是開始開鑿的吳國，還是后來完成運河工程的隋朝，都是不久便亡國了。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運河開鑿是一項多么艱巨的工程。

秦穆公

“霸主”這個詞匯當中隱含著否定的意思。而且“霸主”一詞還含有“遠遠不及戰國時代的王者們”這樣一層意思。不僅如此，在韓國所作的史書《左傳》當中，甚至把秦穆公（也稱繆公，前660—前621年在位）稱為相當于野蠻人的西戎霸主（“遂霸西戎”）。

其實秦穆公是秦國在春秋時代首屈一指的君主，上述稱呼只是敵對國家故意貶低他的緣故。

現存的名為“詛楚文”的文章，相傳為戰國時代中期的秦國所作，刻于石板之上，但原石卻失傳了。根據宋代的拓本記載：該文是詛咒楚國滅亡的文章，關于楚國是從楚成王（前671—前626年在位）開始說起的。與此相對，關于秦國的君主，則是秦穆公開始說起的。從成王開始說起，把楚成王當做是楚國最早稱王的人物，那是由于在戰國時代中期稱王的秦惠文王不承認楚國過去的稱王歷史的緣故。

秦國把楚國歷法楚正（將現在的公歷11月份左右作為正月）、以及夏朝歷法夏正（將現在的公歷2月份左右作為正月）加以融合，形成了新的歷法（月份按夏正，新年從10月開始），通過這些形式等，同時繼承了楚國和夏朝的正統。此外，秦國還需要證據來證明楚國從過去開始就比不上秦國，這與中原諸國把楚莊王與中原的霸主相提并論的初衷是一樣的。為了證明這一點，于是便將秦穆公的地位凌駕于楚王之上。

同時，“詛楚文”又說明：秦穆公雖然是得到肯定評價的人物，但終究只不過是歷史人物。秦國的正統者是在秦最先稱王的惠文王（前338—前311年在位，前325年稱王）。與惠文王相比，穆公只不過是個小小的配角而已。

論述五霸

在前文也講過，提及春秋五霸，到底把哪些人列入其中一直以來都有各種各樣的見解。我們在考慮這些不同的見解時，不僅僅要關注將哪些人以什么標準列入，還要關注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地域觀點。

《孟子·告子下》中把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莊王作為五霸，認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這種觀點清楚地表示出了對霸主的貶低評價，將王道衰敗、霸主興起用“罪人”這一表現來加以強調。這些“罪人”的代表便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莊王。

孟子曾經在戰國時代的田氏齊朝廷出仕，而田氏將姜姓君主架空，自己掌控了君主的實權，所以孟子對姜姓的齊桓公進行批判是理所當然的。晉文公是與齊國對抗、統領中原的晉國的代表人物，晉國后來三分為韓、魏、趙，所以批判晉文公也就相當于從齊國的立場出發來批判“三晉”韓、魏、趙的王者們。而秦穆公是戰國時代秦王的祖先，在秦國是春秋時代首屈一指的君主，所以批判秦穆公也就相當于從齊國的立場出發來批判秦王。宋襄公是戰國時代宋王的祖先，在宋國是春秋時代首屈一指的君主，所以批判宋襄公也就相當于從齊國的立場出發來批判宋王。宋國是殷商末裔的封建國，是殷商故地的代表國家，齊國一直企圖將其據為己有。楚莊王是戰國時代楚王的祖先，曾給周王施以壓力，問鼎之輕重。所以批判楚莊王也就相當于從齊國的立場出發象征性地來批判楚王。

在孟子生活的時代，越國的根據地已經被楚國占領，面臨滅亡的邊緣（前329年），后來北上遷都至山東的邊界瑯琊，接受齊國的庇護。吳國則早已被越國所滅，所以在《孟子》中沒有將吳王和越王列入五霸名單加以批判。

孟子所論述的霸主，都是敵對正統的祖先或者是相當于其祖先的人，是把他們作為批判的對象來論述的，所以才稱他們是“三王的罪人”。

《荀子·王霸》則展示了與孟子完全相反的觀點?！盾髯印氛J為：“義立而王，信立而霸”，并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列為春秋五霸?！盾髯印氛J為這些君主是講誠信的人。

《荀子》列舉的五霸所在的國家，除了楚國外，其余的在荀子生活的時代（前280—前250年左右）都已經滅亡。越國滅亡的時間，據推測大致與魯國被楚所滅的時間相同，其余國家的滅亡時間則更早。褒揚這些已經滅國的國家的君主們，也不會給敵對的戰國時代的他國君主們帶來什么好處。但是，楚國卻是唯一存在的，書中的立場其實就是楚國的立場。并且通過褒揚霸主（“義立而王，信立而霸”），其實更進一步褒揚了戰國時代的王者。

荀子曾出仕于楚國，所以《荀子》的霸主觀，其實也是站在楚國的立場上講的。

荀子所論述的霸主，是被褒揚的對象，這種褒揚當中反映出了楚國的正統主張。同時也告訴我們：要想強調自己的正統性，除了誹謗敵對國的正統性之外，還有這種表面上進行褒揚的方法。

到了漢代，則不需要像孟子和荀子那樣需要顧慮某一特殊正統了，五霸可以是任何人，所以便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說法?！栋谆⑼ā繁闶瞧渲兄?。

霸主被進行了注釋，說他們是以召集諸侯舉行盟誓并朝見天子為己任的存在，這也成了世人所熟知的關于霸主的定義。

宋襄公

上述關于霸主的論述當中，《孟子》將宋襄公（前651—前637年在位）列為五霸之一。宋襄公在公元前643年齊桓公去世后，于公元前639年妄圖稱霸諸侯，卻遭失敗。后來于公元前638年與楚國在泓水一戰，結果慘敗而歸。

該史實在《左傳》中有記載。宋襄公認為在楚軍渡完河之前發起攻擊是不仁之舉，非得等楚軍完全渡河立穩之后才開戰，結果慘敗。由此產生了“宋襄公之仁”（宋襄公的仁慈）這個成語，意思就是無意義的仁慈。

不過，如果單從這個史實來看，還是無法理解為什么《孟子》將宋襄公列為五霸之一。前面也分析過，之所以將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莊王列為春秋五霸，目的是為了誹謗齊國的姜姓君主以及韓、魏、趙、秦、宋、楚的君主。只是，除了宋襄公以外，其余的霸主都立下了赫赫戰功。

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五霸當中在宋襄公之前提及的是秦穆公，在只不過是西戎霸主的秦穆公后面，緊接著介紹了宋襄公。宋襄公是宋國一帶的名門望族，這一點在前面也提及過，是論述的前提。也就是說，宋襄公是殷商故地的望族。

在戰國時代的宋國，公元前322年宋王偃（康王）稱王，齊國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不久，齊國進攻宋國，陷入戰亂的泥沼之中。宋王偃被稱為是桀紂再世，齊國對他的評論極差。正是為了批判這個宋王偃，才牽扯上了春秋時代的宋襄公，將其列入五霸。不過反過來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在宋國一帶的殷商故地，宋襄公是自古以來便被作為功績卓著的君主而為人所廣泛稱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