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覆滅似乎是由一場瞬間自發的暴力行為導致的。提到這類行為，1911年，反叛者們高舉刀劍進行的武昌起義便是一例。但革命并非區區一個瞬間或一次事件，而應該是包括一系列具體政治破壞行為的持續過程。失去了這一大背景，單一的運動就失去了終極意義。事實上，反叛者有時會在不知不覺間背離初衷，我們甚至可以懷疑，這些革命是否有權自稱為革命。
初衷和結果之間的差異并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一個革命政權必須為自己植入新的歷史根源，以實現合法化。因此，對革命動機的闡釋，其實就是個關系到其政治存亡的問題。這點在中國尤其如此。1911年，帝國政府垮臺不僅牽涉到整個政治秩序的崩塌，還包括支撐該秩序的古典傳統的崩塌。因此，繼任的政府必須要創造一套新的過去與一套新的歷史，以確立自己的統治。所以，當務之急就是由類似“國父”孫中山一樣的果敢領袖，建立起一個能流傳后世的革命政權。
◎從民族主義角度對辛亥革命的解讀
國民黨對辛亥革命有自己的解讀。根據他們的史學解釋，在找到孫中山這位國家領袖前，漢人已經被異族（滿洲人）統治兩百五十年。孫中山生于廣東，先后在夏威夷和香港求學。他雖表面上行醫，真正的人生目標卻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1894年，孫中山建立秘密團體興中會，在全球各地建立海外華人分會，并通過國內興中會的聯系，于1895年發動了首次起義。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遭到清廷使館密探綁架。勉強逃生后，他繼續鉆研革命理論，漸漸發展出一套屬于他自己的獨特政治哲學：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在內的“三民主義”。同時，他也制定了一套中國革命戰略，呼吁推翻專制王朝的統治，進入一段各革命政黨治國的“人民訓政時期”。這些思想，加上他在華南進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很自然地讓他成了“同盟會”（1905年，由一群流亡海外的中國激進分子創建）的領袖。隨后的六年里，同盟會在廣東、云南、湖南和浙江策劃并發動了多次起義。1911年4月，同盟會在廣東發起政變，許多忠烈志士就此殞命。盡管這些起義都失敗了，身為運動先鋒的孫中山，卻繼續吸引眾人投身到他的革命事業中去。
終于，有一場起義成功了。1911年10月10日，華中的武漢爆發起義，煽動起一場反對當朝統治的軍事叛變，并迅速席卷全國。孫中山迅速到上?？偛恐鞒志置?，并在那里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1日，清朝覆滅。不過，華北依然在前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控制之下。為了實現全國統一，孫中山同意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位于袁世凱。
不幸的是，事實證明，袁世凱不僅是個反動分子，還鎮壓了意欲推翻其統治的二次革命（1913年）。孫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但不到七年時間，他又創建了一個新黨派——國民黨。國民黨占領廣州，開始為北伐戰爭做準備，以實現再次用進步思想統一中國的目標。此刻，袁世凱雖已去世，首都卻被腐敗的軍閥占據。他們彼此混戰，不惜用中國主權向帝國主義者換取貸款。意識到自己需要盟友來推翻軍閥，孫中山邀請共產黨加入自己的黨派，建立統一戰線。孫中山在1925年辭世前仍為了北伐大計努力維持聯盟。孫中山死后，他的前軍事助理蔣介石繼續貫徹這一政策。接管國民黨的蔣介石為了實現孫中山統一中國的夢想，于1926年發動北伐戰爭。盡管1927年共產黨與之決裂，這位總司令依然于1928年完成統一，并在南京統治中國，直至“二戰”爆發。
<meta charset="UTF-8">◎民族主義史學的矛盾
民族主義對辛亥革命及其后果的解釋，旨在證明蔣介石獨掌國民黨大權的合法性。因為實現了孫中山遺志發動北伐，蔣介石成了這位革命創始人的合法繼承人，因此理應坐上國民黨領袖之位。相對的，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的地位，也必須高于其他參與者。因此，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幾乎都成了孫中山的個人成就。
然而，仔細研究一番“國父”與辛亥革命，就能發現很多矛盾的跡象。孫中山不僅與內地的秘密會社關系糟糕，他親身參與的起義也只有一次而已。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很快便四分五裂。到1908年，同盟會在東京的總部與當時身處印度支那的孫中山完全失去聯系。1911年10月10日，武漢那場十分關鍵的起義完全是場下級軍官和士兵的叛亂，根本沒有聯系孫中山。事實上，叛亂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他從那里直接去了歐洲，以革命主要領袖的身份，與西方列強會面。因為新軍元帥黎元洪和湖南革命領袖黃興之間的僵局，孫中山作為雙方妥協之下產生的候選人，才在上海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反清的十八個省中，由同盟會掌權的只有一個省，即孫中山的故鄉——其革命組織力量最強之地。然而，即便在那里，同盟會也很快落入孫中山的對手——得到商人和改良士紳支持的陳炯明手中。
在20世紀20年代的革命運動中，盡管孫中山最高領導的地位毋庸置疑 ，但正如上述矛盾現象所示，說他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同樣的權威，則與事實嚴重不符。甚至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說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非一場連續的、計劃周詳的政變，而應該被看作各省脫離帝國掌控的系列活動。因此，這一系列為了回應內憂外患，始于19世紀50年代的活動發展到最高潮，便是舊秩序的崩塌。這些活動包括：地方武裝的發展、鄉村經理階層的興起、士紳進入地方政府等。激進的知識分子從意識形態上激發了革命，而不論最終多么失敗的革命起義，作為重大社會動亂的體現，都是重要的。不過，王朝的滅亡其實是晚清最后五十年統治中，新精英階層的杰作。事實上，正是1901年后王朝在軍事、政治、經濟和教育方面進行的改革，極具諷刺意味地加快了精英階層政治覺醒的過程。而且，與其說這些改革有利于孫中山等激進分子的活動，不如說它們更多地加速了王朝的覆滅。
<meta charset="UTF-8">◎軍事現代化及其結果
在出人意料的改革結果中，引起19世紀晚期自強運動的王朝軍事現代化項目，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例。1896年日本人獲勝后，盛宣懷 建議以普魯士的招兵方式招募新兵，用一支三十萬人的地方軍取代八十萬人的傳統綠營軍。隨后，光緒皇帝下令組建兩支新軍：一支包括十三個營的“自強軍”，由總督張之洞在南京指揮；另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陸軍”，由袁世凱在直隸指揮。兩支軍隊都著西式軍服、配西式武器，尤其是毛瑟槍。張之洞的軍隊還有三十五名德國教官。
皇太后盡管已經歸政，還是立刻任命榮祿為直隸其他帝國軍的統帥，以節制“新建陸軍”。接著，榮祿迅速組建起一支先鋒部隊。這支部隊由德國人訓練，統帥為在甲午戰爭中贏得美譽的將領聶士成。1898年政變期間，袁世凱效忠慈禧，背叛改良派，部分原因就是榮祿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
慈禧的政變表明，滿洲皇族親貴再次控制了政府 ，繼而迅速控制軍事部門。她重掌政權后，就立刻把包括袁世凱“新建陸軍”在內的所有華北軍隊，重組為一支由榮祿領導，多達六萬人的“武衛軍”。袁世凱雖然仍可掌控自己如今已被稱為“武衛右軍”的部下，整個華北地區的所有軍事力量卻落入了皇權手中。
1900年聯軍攻擊北京，擊潰了朝廷的軍事力量。戰爭剛一爆發，南方各主要督撫——李鴻章、劉坤一和張之洞便私下與西方列強休戰（即《東南互保章程》），承諾保障帝國主義者在租界和條約口岸的權益。當時的山東巡撫袁世凱也對此心照不宣，無視慈禧要求加強朝廷防御的命令。結果，面對外國人的重擊，首當其沖的便是榮祿的軍隊。1900年7月9日，將領聶士成不僅在天津南部的戰斗中殞命，此戰后帝國武衛軍的人數也驟減。但另一方面，袁世凱的軍隊因為遠離戰場，所以毫發無傷地保存了下來。
1901年，皇太后一決定進行體制改革，袁世凱就開始擴大自己的軍隊規模，手下士兵很快便增至三萬人。和之前的李鴻章一樣，袁世凱也得益于清政府加強自身防御的決心。進入日本軍校的軍官，主要都出自他的軍中。此外，他的北洋軍還在帝國的資助下，建起軍校。1903年12月，隸屬軍機處的“練兵處”成立。這個由袁世凱和滿洲人大臣鐵良共同主持的機構把各省稅收都往袁世凱的軍隊轉移，使他的軍隊在1904年（即俄日為滿洲和朝鮮開戰的這年）翻了一倍。至此，袁世凱手握六萬薪餉優渥、訓練有素的士兵，成了華北當之無愧的軍事領袖。
在朝中官員們看來，掌控直隸的袁世凱，又引起了一系列熟悉的老問題。他在此處的軍事地位，似乎與太平天國以來，曾國藩、李鴻章和張之洞等總督建立起的地方行政機構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官員的權力嚴重擾亂了最初的省級監察系統，打破了17世紀晚期，順治與康熙兩位皇帝設計的地方平衡。根據兩位皇帝的構想，朝廷將依賴各地的滿洲八旗首領，讓利益的天平傾向于對朝廷有利的這一邊。然而，從那時候起，滿洲精英的種族認同感已經喪失大半，內憂外患也證明了八旗軍的無用。然而，盡管朝廷失去了一種制衡漢人的重要武器，其自身的漢化卻贏得了儒家文官們在文化上的忠誠。事實上，滿洲精英們已經非常認同漢人文化的保守主義，所以早把掌握西方軍事技術的任務交給了戒心較小的漢人官員，如李鴻章或袁世凱。不過，到1902年，皇太后的改革措施讓滿洲貴族們相信，自己有適應時代的必要。于是，貴族們被派往海外學習，親王們也開始紛紛效仿普魯士貴族。八年間，滿洲人建立了由親王蔭昌率領的帝國衛軍，朝廷開始希望能恢復議政王大臣會議在古代部落時期的那種活力，滿洲貴族們也開始掌控國家軍務。
1906年，練兵處被陸軍部取代，收編了袁世凱六鎮中的四鎮時，袁世凱的前盟友——鐵良便開始推行這項滿洲人重掌北洋軍的政策。在皇太后的幫助下，袁世凱雖然討回了失去的兩個鎮，但隨著慈禧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他在朝中的地位大不如前?；闹嚨氖?，1907年升任軍機大臣，反而成了他失勢的信號。因為這一調動讓他再也無法直接指揮自己剩下的那些鎮。第二年，皇太后的死讓他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同盟。在這場爭奪北方軍事指揮權的最高級別行政斗爭中，滿族親貴們似乎獲得了勝利。
然而，他們的勝利不過泡影而已。首先，滿洲人效仿普魯士進行的貴族化進程，只會加劇漢人的種族憂慮與種族仇恨。親王們用德國軍服代替儒家長袍，希望借此復興其軍事貴族的身份。但到頭來，這只會讓他們失去漢人臣民的文化忠誠，讓朝廷蒙上了重滿輕漢的污點。其次，鐵良和隨后的蔭昌都沒有認識到袁世凱的權力基礎與之前的李鴻章或張之洞略有不同。他們之間有相似之處。和李鴻章一樣，袁世凱也無法自外于朝廷另成格局，而得依賴自己在朝中的同盟，來保護他在地方上的軍事專擅局面。 不過，和之前那批督撫不同，袁世凱帶頭訓練、培養了一群全新而純粹的軍事精英。數年來，他的北洋武備學堂培養了數百名軍官。這些人認為自己的職業身份，全都來源于袁世凱。
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軍隊由文人管理，遵循“下級忠于上級”的原則，每位軍官都隸屬其直接上級。而袁世凱的軍隊成員，卻并未被灌輸忠于朋友和上級的儒家傳統觀念，而是提倡他們絕對忠誠于最高統帥——袁世凱。 作為職業軍人，他們在常規官僚機構中也擁有技術上的獨立性。另一方面，曾國藩的幕友則希望最終能獲得文職官位，因此對現存制度和雇主都同樣忠誠。后來，袁世凱的很多軍官都承擔了民國政府中的職務。 他們并不會把自己的軍事生涯當作獲得文職官位的墊腳石。接受過軍校的一番培養，他們都認為自己的職業生涯就是從軍，因此忠于推翻舊政治體制的號召。長遠看來，這種職業獨立性讓袁世凱的軍官們不如忠誠堅貞的儒家官員可靠。但袁世凱進入軍機處的隨后幾年里，他卻可以繼續倚賴之前的心腹。辛亥革命爆發之際，徐世昌之類在北方擔任某些戰略軍事職位的官員，便能在袁世凱的調動下，迅速行動起來。
<meta charset="UTF-8">◎財政困難
袁世凱并沒有壟斷國家的軍權，也有新軍受訓和駐扎在中國其他地方。領導這些新軍的多為20世紀早期的地方巡撫。各地曾一度屬于中央政府的軍事與財政權，已經越來越多地落入他們手中?；侍笮坌牟亻_展改革，地方財政自治卻阻礙了朝廷對此的支付能力。盡管中央政府在1900至1910年間的開支翻了一倍，稅收卻依然相對吃緊。
朝廷主要有四大收入來源：每年一億零兩百萬兩土地稅，三千三百萬兩關稅，四千五百萬兩鹽業壟斷收益和厘金（如兩千一百萬兩鴉片厘金）。盡管土地稅僅占北京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但因為政府稅收系統無能，下層士紳的包稅行為極為普遍，所以這一比例很難再有提高。而關稅和鹽業壟斷收益之類的其他收入，則大多都被用來償還過去二十年龐大的戰爭賠款了。厘金是可能存在的內地收入之一。但1909年中央政府授予度支部審計與征收厘金的權力后，該部卻無法強制執行其頒布的法令。 于是，海外便成了唯一的收入來源。清政府向西方列強求助，簽訂貸款合約，以現有的微薄收入來源，作為未來還款的擔保。要資助早就需要改革的軍事和經濟項目，朝廷已經找不到別的辦法。但采取這種政策，勢必會讓朝廷與日益重要的地方士紳關系越來越緊張。
1860年至1900年間，由獲得高等功名者、官員和杰出文人組成的城市士紳，介入地方事務的力度越來越大。正如他們學會利用下層士紳擔任自己的鄉村事務經理人一樣，士紳們也建立起一套包括地方水利委員會、慈善機構和租賃控制中心在內的復雜的基礎管理設施。19世紀90年代，很多這樣的名流成為維新派學會中的領袖人物，開始在公共管理事務、地方學校的課程改革以及煤礦和紡織等經濟企業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能掌控自己財產的士紳們政治意識不斷擴大，與帝國傳統官僚狹隘的利益觀形成鮮明對比。換句話說，上層士紳們已經越來越普遍地認為：地方省會比處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更適宜進行政治活動。
朝廷從1910年至1911年間的改革，從聯合傳統士紳和早期資產階級發展現代經濟，以及加快創建新的地方教育體制這兩個方面，鼓勵了這種士紳政治的地方化。
<meta charset="UTF-8">◎新式學制
1901年，慈禧宣布開始改革后，政府的第一批舉措中，就包括建立新的教育體制。1902年，政府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套金字塔形的教育體制：從地方學堂、州縣技術學校，到省立、國立的大學堂，各級學校都要抽出部分時間，學習西方的數學、科學與地理知識。兩年后，朝廷遵循袁世凱的建議，終于滿足改革者們的要求，廢除傳統科舉制度，在教育改革方面邁出了重大的一步。將近500年，掌握八股文就意味著定能出仕。明清兩朝都利用這套考試系統保存古典正統、選拔官員以及確保地方精英始終向帝國的文化政治中心靠攏。一旦廢除科舉制度，士紳們與君主制國家的聯系，也就隨之減弱了。此刻，西學、地方政治威望和財富等其他有助于人們獲得社會地位的手段不僅有了與舊功名體制一較高下的機會，還很快便戰勝了后者。
<meta charset="UTF-8">◎士紳和商人的聯盟
有功名者社會地位的降低，正伴隨著資產階級地位的上升。1902年，政府終于頒布了一條商法，為商人提供法律保護。同時，朝廷也認可商會取代以前政府控制的“行”與“會館”。在中國歷史上，商人首次獲準組織公開的協會。在地方事務中擁有發言權后，商會領導很快成為中國主要城市中商業利益的著名發言人，并開始與適應性極強的新士紳們結盟，共同解決雙方都關心的問題。
商人和士紳很早就開始私下聯系。到18世紀，城市里的商人和士紳，早已不再涇渭分明。兩個團體里都有望族。要想躋身士紳行列，單純地占有土地，顯然不如從商更有效。然而，官方往往并不承認兩個團體之間的聯系，所以傳統商人與士大夫之間的關系通常由私人交情而非公共集體利益決定。事實上，最后兩個朝代里的壟斷資本主義組織的組建方式，都旨在避免商人與士大夫產生共同利益。然而，1902年后，商人與士紳為了興辦新式學堂、投資采礦業和修建鐵路等共同目標正式聯盟。因此，財富很快成為政治參與的合法標準。嚴格說來，辛亥革命并非一場資產階級運動 ，而是一場地方精英為了保護地方企業免遭政府盤剝，其財產權免受猛烈攻擊的自衛之戰。整場革命反映的是現代中產階級的訴求。
<meta charset="UTF-8">◎立憲運動
立憲運動中，商人和城市士紳的聯盟找到了一種政治表現形式。知識分子關于國會的靈感，可以追溯到何啟提出的那些建議，而其毋庸置疑的先驅則是1898年戊戌變法維新派們創建的那些自愿性組織。不過，實際的推行機會，依然要再次歸功于慈禧采取的改革措施。她發展地方咨議局的動力，就跟她1900年決定支持義和團一樣，都是以加強皇權與民心之間關系的中國君主制政治理想為基礎的。這種現象最直接的實例便是剛剛打敗帝俄，振奮了所有亞洲人的日本。中國人認為，日本之所以能成功，大半都是有國會這類看來能有效動員公民、調和意見，使明治天皇和他的臣民能上下一心、團結一致的公共機構。因此，1905年7月，皇太后宣布設立考察政治館，將西方政體作為中國政治改革的藍本加以學習。十三個月后，朝廷宣布支持根本性的體制改革，于1907年8月成立仿行立憲委員會。全國各地的官員熱烈回應，紛紛向北京遞送奏折，支持立憲會議。不到一個月，朝廷向全國鄭重承諾，一定會建起制憲大會。終于，1908年8月，朝廷頒布詔令，宣布立刻籌組地方自治局，計劃在1909年建立咨議局，1910年建立資政院，1917年建立真正的國會。
對大多數當代人來說，這項宣言似乎證明清政府已經應允大眾參與政治的要求，并愿意將當前政體轉變為君主立憲制政體。事實上，朝廷一時間獲得了極大的公眾支持，以至于同盟會中的激進分子們都發現，自己正在失去珍貴的“士紳-商人同盟”。然而，在表面的認可之下，談到這些新機構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時，朝廷與地方士紳之間卻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朝廷看來，各局與議會的最終目標是建立有主權的統一國家?？稍诘胤绞考澘磥?，建立這些機構似乎旨在將龐大的地方和中央權力轉移到他們手中。
例如，大多數立憲主義者都將地方自治局視為維護士紳地方行政責任，以及用現代政治實踐訓練民眾的機構。但朝廷對各局的設想，卻要狹隘和傳統得多。滿人權貴當然不打算讓地方名流們把這些新機構變成他們的政治工具；相反，他們希望士紳們能利用各局，通過宣講公民責任或朗讀本地報紙選段的方式，達到“啟蒙”農民階級的目的。根據北京頒布的法規，地方自治局僅僅是為了“彌補制度的無能……是處于官方控制下的非獨立機構” 。
1909年才選舉出成員的咨議局，同樣存在類似的混亂局面。選舉的精英主義色彩極濃。因為選舉權受財產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實際參與投票的人，還不到總人口的萬分之四。而這場投票還僅旨在選出一個能決定各省議員的選舉團。要想成為咨議局的候選人，要么得身家豐厚，年收入超過五千兩，要么得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舉人學銜或畢業于新式中學。有這些限制條件，咨議局自然便被上層士紳把持。十分之九的議員都在科舉考試中獲得了功名，擁有最高學銜——進士的人，高達百分之十八。
然而，即便這樣的精英團體，也沒有得到北京的信任。咨議局并未從朝廷手中得到地方立法權，反而如其名字一般，僅僅是作為一個“建議局”，為中央政府聯系群眾的紐帶。從對皇權有利的角度來看，咨議局還有助于遏制各省督撫令人擔憂的地方自治傾向。它為朝廷提供了另一種聯系臣民的方式，因此也旨在賦予中央政府一條新的組織路線，以繞開總是阻礙皇權接觸地方督撫和科層官員。咨議局的這個定義盡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雖與士紳自治的治國理念相符，但與最初要求建立議會的憲政主權新理論卻并不一致。
1910年10月，該體制的最高機構——由百分之五咨議局議員組成的資政院在北京開院。在這里，立憲主義者的期望和政府限制之間的矛盾變得極為明顯。對軍機處而言，新建的資政院就是一群名流組成的機構。他們匯編有關改革的政治論述，呈交軍機大臣參考。然而，梁啟超和張謇領導的立憲派認為，他們進京是為了建立新政府，而非給舊政府提建議。發現朝廷推進根本性改革的步伐如此緩慢，他們都大失所望。情勢對王朝百害而無一利，尤其這種挫敗跟各省日益增多的反抗運動聯系起來后，矛頭便直指中央政府的鐵路政策。
<meta charset="UTF-8">◎修建鐵路
早在19世紀80年代，大多數自強運動者就認識到鐵路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到1905年，鐵路總局督辦盛宣懷已經可以表明“鐵路是國家改革的關鍵”，而不必擔心引發公眾矛盾。他和他的策劃者們設想出一張龐大的鐵路網，從北京開始，西至伊犁，北至璦琿，南至廣州，切實地將帝國遙遠的邊境都聯系起來。盡管動機不同，盛宣懷修建鐵路的熱情卻不亞于外國人。對任何一個西方國家而言，參與中國鐵路建設不僅意味著本國銀行家們的一次大好機會，也是一場壓倒其他各競爭國的重大外交勝利。一個西方國家每次與中國政府簽訂鐵路條約，都意味著該國立刻獲得了新的利益范圍，其投資者們獲得了巨額利潤。條約一旦簽訂，該國就會立刻向中國鐵路總局提供高額貸款 。因為還款以政府稅收的扣押權為擔保，所以這種貸款幾乎毫無風險。然而，這些貸款很快便會以支付外國鐵路承包商建設費的方式，回到外國人手中。鐵路修完后，幫助修路的這個西方國家也會得到該鐵路某些路段的管轄權，可以任用他們自己的工程師和會計，并擁有開采鐵路兩側十英里范圍內自然資源的權利。因此，有幸獲得此類條約的西方國家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代價，獲取資本利潤、治外法權和自然資源掌控權。
1898年獲得特許權修建京漢鐵路的比利時，是第一個從此類條約中受益的國家。它的成功激起了其他列強間的激烈競爭。事實上，競爭存在嚴重分歧。于是，1909年，列強決定通過聯合貸款的方式，避免彼此之間的潛在沖突。用當時一位英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話來說：“舊的勢力范圍的規則，被各國瓜分利益的新制度取代。”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就跟通商口岸合作時期一樣，失去了促使一國銀行家對抗另一國投資者的手段。到1911年，中國欠英國、德國、比利時、法國和日本的鐵路貸款，已高達四千一百萬英鎊。
很快，地方士紳和商人們便意識到，這些貸款絕非無私，而是朝廷賦予帝國主義列強的特權。同時，他們也極其愛國地渴望保護自然資源，并從鐵路建設中為自己謀得利益。因此，從20世紀初起，士紳和商人們在新商法下合作，共同出資，從外國投資者手中買回鐵路權和開礦權。收回利權運動取得了一些成功，江蘇和浙江士紳，更是從英國控股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買回了滬寧線。但外國公司常常拒絕放棄特權，反而通過讓本國政府從外交上向北京當局施壓的方法，來對抗中國的公眾輿論。無論如何，朝廷都不愿讓鐵路修建權落入地方士紳手中。各地的愛國者們通過現代報紙了解到這些行為，憤怒地回應了中央政府甘愿屈服于帝國主義者、簽訂高昂貸款協議的做法。早在四十年前，滿腔熱忱的士紳們便譴責過某些地方官“賣國”。如今，朝廷自己也遭到這種指責。于是，公開反滿的情緒愈演愈烈。
<meta charset="UTF-8">◎革命宣傳與革命活動
認為滿洲人在犧牲中國自救的觀點，來自海外那些激進的知識分子。1896年，住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只有九位。十年后，在那兒求學的人數變成了一萬五千人。大部分中國學生都前往京東或橫濱，用一種對他們來說，比英語、法語或德語更為熟悉的語言，學習西方學科。因為明治天皇的政府被視為開明君主制的典范，所以清政府認為日本是個安全的學習之地。然而，日本也為1898年戊戌變法的維新派們提供政治庇護。流亡者中最有名的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廣為流傳的《新民叢報》給這些留學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向他們展示了燦爛的西方政治和社會理論。1903至1906年間，《新民叢報》為讀者們介紹了哥白尼的天文學、康德的自由主義學說、柏拉圖的哲學、黑格爾的唯心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歐洲的社會主義。此外，中國留學生也能獲得西方著作的日文譯本。于是，1903年，一位把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當作有關現代政府的最新專著來研讀的年輕知識分子，很可能不久之后，便會開始學習克魯泡特金的著作，閱讀幸德秋水的無政府主義專著，追隨刊登在同盟會《民報》上的社會主義社論。不過，介紹這些新思想最重要的刊物，依然是梁啟超的《新民叢報》。
有幾個主題在梁啟超的社論和文章中反復出現。其中之一便是把中國青年從儒家社會價值觀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解放個人意志，以實現強國的目的。梁啟超稱贊英國自由主義，認為如英國之類的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其政治體制給了每個人不受社會束縛發展個性的機會。中國亟須以同樣的方式獲得解放，因為達爾文主義的時代似乎已經證明適者生存的觀點。1906年前，梁啟超也相信有必要立刻發動革命。必須打破文化藩籬無比牢固的舊制度，才能在原有位置上建立起新的制度。隨后，因為推翻滿洲政權會讓中國失去抵御帝國主義的現存防線，所以梁啟超逐漸放棄了這一立場。很多起初受其著作影響的學生，卻已經堅定了發動反滿革命的決心，并轉而向其他政治領袖尋求指導與啟示。
湖南人尤其活躍。部分原因是他們對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的強烈失望。東京的湖南人對譚嗣同的殉節記憶猶新。他們在黃興的領導下建立起“華興會”。1900年，華興會在華中發起了一場有數個秘密團體參加，卻以失敗告終的起義。浙江的學生在杰出學者章炳麟的鼓舞下，也參與了革命活動。章炳麟曾是康有為強學會的一員，此刻流亡日本，成為梁啟超的助理編輯。章炳麟的排滿觀源自傳統經典，尤其是17世紀明末遺民的著作影響，強調華夏與夷狄的文化之分。章炳麟認為滿洲人篡奪了漢人皇位，從人民手中竊取中國，將其帶入停滯與落后的境地。即便到了現在，滿洲人仍繼續設法保持漢人的衰弱，并將漢人出賣給外國侵略者，以維持他們偷來的皇位。1902年，章炳麟在東京召開了一場紀念明朝覆亡的學生集會，以宣傳自己的理論。日本警察雖然禁止了這場集會，章炳麟卻找到其他宣揚自己排滿觀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友人鄒容的幫助。這位年輕的湖南人寫了一本慷慨激昂，極具煽動性的小冊子——《革命軍》?！陡锩姟坊仡櫫嗣鞒z民遭遇到的屠殺，將滿洲人比作禽獸，認為漢人必須清除掉這些野蠻的寄生蟲，以恢復力量，驅逐帝國主義者。1903年，章炳麟回到上海，出版了鄒容的這本抨擊之作。該書風靡一時，廣受贊譽。清朝當局逮捕了兩人。最后，鄒容死于獄中。
不過，《革命軍》繼續廣為傳播。1903年，清政府未能使俄國駐軍退出滿洲時，似乎更證實了書中的某些觀點。這場占領讓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群情激憤。于是，他們組建了一支志愿軍，抗擊俄國人。接著，清政府駐日本大使說服明治政府鎮壓這支準軍事隊伍的行為讓學生們更加堅信：滿洲人已經決定背叛漢族愛國志士。此次事件導致許多浙江留學生返回中國，誓要推翻清王朝。他們加入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愛國學社”，訓練自己的軍事戰術，并努力吸納長江下游的新軍士兵與他們并肩戰斗。在接下來的數年里，浙江革命運動雖發起幾場起義，卻都失敗了。 事實上，這些浙江和湖南的奇襲往往帶有秘密會社的元素，相比推進革命事業，它們取得的成就，更在于警醒了地方士紳中的潛在盟友。然而，即便激進的知識分子們為了與改革派士紳結成統一戰線決定緩和步調，也意味著他們必須放棄喚起廣大民眾起義、推翻滿洲人的打算。然而，這卻是他們無法割舍的理想。
流亡東京或潛藏在上海的年輕學生們因為遠離中國農民階級，絕望地意識到他們需要與大眾靠得更近。成為革命者的過程中，新一代疏離的知識分子們切斷了與傳統根基的聯系。因此，他們心中升起一種回歸大眾、切實地接觸農民階層的動力。反滿主義對學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原因也正在于此。不論局限性有多大，它都給了學生一種可以與秘密會社共享并投射到民眾中的方案。
反滿種族主義思想在革命人士中廣泛傳播，當然也存在其他原因。例如，相信漢人是因為滿洲人的懦弱和蒙昧才被帝國主義者羞辱的想法，顯然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在內。因此，清廷做了國家在軍事上失敗的替罪羊。反滿主義也為眾多不同的革命思想流派提供了共同的起源。亨利·喬治種族主義、崇尚英國自由主義者、克魯泡特金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恐怖分子都無一例外地仇視滿洲人，紛紛剪掉17世紀強加于漢人頭上的長辮。斗爭中，這個并不復雜的行為還滋生出一種軍事參與感。想起過去抵御夷人入侵的偉大英雄們，學生們篤信，漢人只有通過推翻滿洲人統治這一神圣卻血腥的任務，才能恢復民族自豪感和力量，從而繼續投身驅逐帝國主義者的偉大事業。
<meta charset="UTF-8">◎孫中山
將自身的反滿熱情轉化為對抗大清統治的民眾運動，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渴望。這也是他們為何于1905年轉向孫中山的原因。孫中山顯然與華南的地下秘密會社和華僑社區聯系廣泛。因此，這似乎讓流亡者們看到了他們苦苦尋覓的救國之法。如今的歷史學家們已經知道孫中山與秘密會社的聯系極為脆弱，但當時的知識分子們很容易相信這位經驗豐富的反叛者無論是在舊金山的洪門幫會，還是在新加坡的三合會，都能讓他們直接聯系上眾多同盟。事實上，如果孫中山學歷再高點，學生們轉向他的時間可能還會更早。作為一名受過西方教育的醫生，他缺乏章炳麟的傳統學識，也不具備梁啟超的對理論的敏銳感知力。然而，布魯塞爾的學生告訴孫中山，他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在于實干后，他糅合各種社會理論提出的三民主義。
然而，歸根結底，孫中山之所以能將東京的流亡者們統一在自己的領導下，還是因為他強烈的反滿主義和會得到秘密會社支持的承諾。在日本同情者的撮合下，1905年夏，孫中山和湖南人領袖黃興在黑龍會東京總部碰面，共同商議結盟事宜。商談中，孫中山一再重申，除非把各省運動匯成一股力量，否則革命就無法成功。他堅稱：“若有一個數百人的核心團隊來領導這些秘密會社，反滿起義就一定能成功。” 正是這種自信的保證和他的個人魅力，讓學生們振奮了起來。1905年8月20日，同盟會終于公開成立了。他們的確暫時真心實意地聯合在了一起。在這股熱情之下，各地的社會團體和私人黨派都放下分歧，誓要同心協力，推翻清朝統治。
作為一個有效運作各團體的聯盟，同盟會存在的時間相對來說是比較短暫的。在孫中山看來，同盟會就是一個應他的要求，在全球各地華人區匯集起來的華人團體、小組和社區，不過是又一個為他提供資金和武器，以招募雇傭兵參與中越邊境一系列失敗起義的組織。根據孫中山及其盟友——以胡漢民為首的廣東同盟者的說法，這些叛亂終將導致革命。這場革命會奪下南方的一兩個省。于是，他們可以在那里成立共和國，獲得外交承認，并建立起北伐的基礎。黃興頗有些輕視這一“南方策略”。在他看來，失去一個偏遠的邊境省份，幾乎不會影響到清廷的統治。因此，他堅持認為同盟會不應該再在孫中山的邊境土匪身上浪費資金，而應該全力攻擊長江流域的中原腹地。孫中山對這些異議不予理會，從而加劇了組織內部的怨恨情緒。關于孫中山侵吞同盟會資金的流言四起，他和東京總部負責人宋教仁之間開始出現重大分歧。到1908年，各地組織自行其是，同盟會名存實亡。
<meta charset="UTF-8">◎秘密會社
盡管眾人都批評孫中山的南方策略，但黃興和湖南分遣隊也發現，要在中部省份取得進展并不容易。重大起義雖都發生在1904年至1906年間，革命者們還是很難與長江流域的秘密會社維持聯盟。事實上，他們與私鹽販子和強盜們唯一的共同信念就是反滿。因此，一些如檄文措辭之類相對簡單的事，也會讓他們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同盟會成員希望在建立共和政府的口號下戰斗，秘密會社的首領們卻往往瞧不起這種陌生且西化的概念。他們的追隨者們更喜歡“復明”或“將有新皇得天命”的說法。這種看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秘密會社在政治上的無知，但也反映出他們的排外主義。
19世紀60至70年代的反傳教士暴動后，民眾的排外情緒繼續在華中地區蔓延。19世紀的最后十年里，秘密會社在排外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初，關于農民對俄國占領滿洲反應的情報，每一條都被通商口岸的領事們小心翼翼地收集起來。換句話說，大部分都是文盲的中國民眾，無疑已經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對其祖國的威脅。有些民眾的恐懼情緒以天啟的方式展現了出來，比如：中國北方義和團，就宣揚一些黑暗又荒謬的預言。不過，這些常見的表現形式，雖然并非20世紀40年代日本入侵時農民們擁有的那種完全覺醒的民族認同感，但至少也成了一種新的理性認識，意識到了個人存亡要建立在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與此同時，農民的身份界限也開始擴大。一個農民不再僅僅是三門村李氏家族的一員，他也是湖南省乃至漢族人民的一員。
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在某些方面與知識分子的反帝主義是一致的。然而，排外主義與反現代主義的普遍融合，成了秘密會社的領袖們難以接受革命者們的共和主義的原因。加入秘密會社的農民和工人們都是由衷的本土主義者，所以他們可以成為革命者，卻無法成為革命黨人。和周圍的民眾一樣，清政府推行的新改革措施和地方士紳們創建新學校、修筑鐵路等行為也讓他們困惑和不安。農民們對這些陌生事業的憎惡心理，是可以找到經濟根源的。軍事官員和改革派士紳為了資助新軍、修建現代學校，會通過征收過境稅和商業稅來提高額外收入。對在集市銷售自家產品的農民們來說，該政策無異于一個沉重的打擊。
在湖南湘江流域或廣東珠江三角洲之類高度商業化的地區，農民們很快便意識到地方現代化事業讓他們負擔更重。下層階級已經將鐵路和輪船公司視為古怪的西方舶來品，因此開始把他們遇到的經濟困難怪到改革派士紳和地方官員頭上。與此同時，感覺受到城市中改革派士紳興辦事業排擠的老派鄉村士紳，開始鼓勵農民在如新學校、商會和現代公司等西式機構中，通過罷工以示抗議。1909年至1910年間，嚴重的米荒進一步激化了農民為求生而進行的抗爭。華中爆發數場大規模叛亂。改革派士紳們認為，這些反動暴亂不僅切斷了他們與前鄉村經理人——文化保守的下層士紳之間的聯系，也讓他們的事業失去了民眾的支持。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辛亥革命期間及革命結束后，改革派士紳們將由此更依賴軍閥。
革命者們也被這種普遍的反現代主義困擾。他們發現，因為當局改良后的通信工具和軍事力量讓秘密會社的領袖們感受到了威脅，所以秘密會社開始愿意冒公開反叛的危險。例如，1904年，湖南秘密會社首領馬福益加入起義的主要原因，就是害怕省會的鐵路線會將新軍帶入他的管轄范圍，摧毀他的王國。當時，華興會非常歡迎這種民眾支持，鼓勵秘密會社加入起義。然而，起義很快被當地政府鎮壓，馬福益被殺。但秘密會社取得短暫勝利時，革命者們很快發現，這些強盜最主要的興趣，是打著明朝遺民的旗號，搶劫城市糧倉和富人。
反對社會變化而非希望其更進一步發展的秘密會社，對知識分子的革命事業缺乏思想上的信仰，因此是個易變的同盟。然而，1911年年底之前，信奉共和的革命者們都別無選擇，只能繼續與三合會和哥老會合作。革命在別處爆發后，同盟會的激進分子發現，他們與舊盟友的關系變得有些尷尬起來。例如，華興會想跟改革派合作，共同對抗新軍官員時，焦達峰的秘密會社成員卻將富人們逼入了軍閥那方。一個由數位知識分子組成的核心團體在很多年后，才學會如何將農民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有意識的社會革命行動。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會不僅四分五裂，還出現了戰略混亂的情況。此外，一系列失敗的起義和并不協調的政變也讓它踟躕不前。事實上，一些更魯莽的成員開始認為一致行動毫無意義。于是，汪精衛之類的人轉向了徒勞的恐怖主義活動。盡管炸彈襲擊和暗殺者的子彈動搖了民眾對朝廷的信心，但最終挑起革命的活動卻來自其他地區，還伴隨著立憲派的煽風點火、地方上的保路運動以及與王朝日益分離的軍隊等，都在1911年秋發展到了關鍵時刻。
<meta charset="UTF-8">◎立憲運動失敗
如前所述，1910年10月齊聚北京籌建國會的資政院議員們發現，帝國政府僅把他們視為顧問。議員代表們相信朝廷沒有意識到民眾希望立刻籌建國會的愿望，于是紛紛請愿，要求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為此，他們甚至還簽署了血書。攝政的醇親王雖然最終接受了請愿，卻只是把立憲時間從1917年提前到了1913年。一些代表消極地接受了這個決定，但其他更激烈的立憲主義者們卻對朝廷的故意拖延大失所望。1911年6月，以孫洪伊為首的憲友會成立，眾人合力抗議延期。這些人大多都是久負盛名的士紳領袖。10月武昌起義爆發前不久，他們返回了各自的地方咨議局。
<meta charset="UTF-8">◎保路運動
與此同時，士紳們的保路運動也進入了白熱化階段。三年前，湖南、湖北、四川和廣東的商人通過出售鐵路債券積累起足夠資金，便計劃修建兩條南方鐵路干線，分別連通北京到廣州和北京到四川的線路。北京負責中央政府南方鐵路局的張之洞讓當局相信，該計劃會加強地方經濟自治，減慢全國鐵路網的建設。因為各地的投資者都傾向于先修筑自己的支線。因此，中央政府全權委托張之洞向外國銀行家求助。于是，張之洞和隨后的盛宣懷通過協商，從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銀行家組成的財團那里獲得了大筆貸款。消息傳到各省，尤其是湖南省后，鐵路股東們從對公眾有利的方面煽動輿論。由于民情激憤，政府拒絕批準貸款協議。財團對此卻不買賬，讓其外交代表向清政府外務部發出了一系列威脅照會。北京很快打了退堂鼓，同意接受外國貸款，交由盛宣懷的鐵路局，用來為中央政府修建南方鐵路線。因此，1911年5月10日，北京發布了一條政令，解散地方鐵路公司，承諾將來償還股東們的債券。
地方上的投資者們爆發了憤怒的抗議。這一次，最憤慨的是四川人。當地報紙稱清政府已經“把四川賣給外國人”，將盛宣懷貶斥為“中國的叛徒”。杰出議員、商會代表人和愛國學生團結起來，成立保路同志會，發起了一場激烈的公眾運動。學生們返回家鄉向農民們宣傳此事，哥老會則愈加蠢蠢欲動。隨著反清情緒日益強烈，總督趙爾豐唯恐各方面都爆發叛亂。1911年9月7日，他決定逮捕保路會和咨議局主要領導人，將這場運動扼殺在搖籃里。趙爾豐的行為迫使抗議者們采取了武裝行動。不過數日，士紳領導的民兵組織就襲擊了成都的總督衙門，把趙爾豐趕出了四川。10月初，滿洲人軍隊雖強制恢復了秩序，大清卻再也沒能完全控制這個人口稠密的富裕省份。
<meta charset="UTF-8">◎新軍的不滿和武昌起義
只要各地的軍隊依然忠誠，中央政府就可以對抗保路運動。駐扎在華中和華南的新軍，卻已經出現對政權嚴重不滿的跡象。這些現代軍隊中無委任令的軍官，跟舊綠營軍中的各隊將領極為不同。從1903年起，受訓于軍事學校、擁有中等文化的新軍軍士們就成了革命宣傳的目標。鄒容的《革命軍》小冊子揭露了17世紀滿洲人的許多暴行，報紙對中央政府的批評也激起軍中所有階層的反滿情緒。此外，對羸弱祖國的關注，也促使眾多副官和軍士組成革命團體，開會學習有關共和的政治理論。武漢地區（包括武昌、漢陽和漢口）的新軍士兵尤其熱衷建立學習小組。雖然軍隊指揮官已經解散了許多這樣的學習小組，逮捕發起人、禁止宣傳共和思想，可它們往往換個新名字，就再次建立起來。武漢地區革命性最強的組織被委婉地稱為“文學社”。1911年夏，受周圍情勢的鼓舞，該組織開始計劃于同年秋發動起義。
他們雖然將此次計劃告知了同盟會，后者卻認為它并不成熟。因此，1911年10月9日，當反叛者們在漢口的秘密總部不慎引爆了一個小炸彈時，并沒有同盟會的成員在場。 但當時就在附近的警察卻從房屋廢墟中找到策劃者名單。革命者們立刻意識到組織和自己都岌岌可危，于是決定當天夜里就發動武裝起義?？伤麄儧]能及時通知士兵。因此，第二天，幾名領袖就突然被總督瑞澄的軍警逮捕。警衛們大肆搜捕嫌疑人，甚至把一些士兵拖到了練兵場上。隨著氣氛越來越恐怖，當天夜里，即1911年10月10日，受命保護武漢軍火庫的正目 熊秉坤與一位可疑的軍官在工程兵第八營中發生爭執。熊秉坤雖然并非最初密謀起義的人之一，卻射殺了那名軍官，并煽動自己的士兵起義。隨著其他起義隊伍的加入，他們很快攻下武漢軍械庫，并迫使黎元洪領導起義。
武昌起義成功的原因有三點。第一，擔任湖廣總督的滿洲人瑞澄倉皇逃走，將此地留給了叛軍。第二，反叛者們完全占領了軍火庫和武漢財政部，因此有足夠的資金和武器，堅持到別處的援軍到來。第三，事實證明，他們的領袖黎元洪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就能成為一位熱情的革命領袖。他通過謹慎地聯系諸如譚延闿一樣的咨議局領袖，成功爭取到立憲派的支持。其他省的士紳和新軍領袖確定這并非一場恐怖冒險活動后，也紛紛宣布獨立。因此，革命很快被期望得到袁世凱支持的改革派士紳和軍閥聯盟接管。
此時，待在直隸的袁世凱名義上已經退休，其實卻在與攝政王醇親王爭奪北洋軍的控制權。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北京后，宣統皇帝年輕的母親立刻認為，袁世凱是朝廷最后的希望。于是，她請求袁世凱回到朝中，與共和主義者們商定休戰協議。另一方面，醇親王和滿洲親貴卻不相信袁世凱，反對妥協，敦促立刻對敵人發動反擊。然而，盡管醇親王早年建起一支完全由滿洲人指揮的軍隊，滿洲權貴們還是控制不了它。在朝中眾人反對將大權授予袁世凱之際，效忠袁世凱的北洋軍將領以兵變為威脅，還是迫使朝廷啟用了他。
與此同時，同盟會里的共和主義者們開始就革命由改革派領導的現狀展開爭論。武漢駐軍發動兵變后，黃興和其他同盟會領袖立刻返回華中，試圖利用反滿起義激起的強大公眾支持。隨著農民滿腔熱情地剪掉辮子，秘密會社攻擊滿洲人前哨，同盟會領袖們開始嘗試組織他們自己的群眾運動。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運動在地方上就被士紳和軍方的聯盟鎮壓了。然而，從全國范圍內來看，同盟會被視為先進的革命團體，因此可以派出代表團，參加12月4日在南京舉行的臨時政府大會。會上，盡管一些溫和派希望只要袁世凱公開改變立場，就推選他為新共和國的總統，大多數代表卻青睞另外兩位候選人：一位是士紳和軍閥同盟的領袖黎元洪，另一位是激進派領袖黃興。在難以達成一致的情況下，雙方最終轉向1911年圣誕節結束流亡，回到上海的孫中山，于12月29日推選他為南方臨時政府的總統。
和袁世凱相比，孫中山對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幻想。他不僅知道很多代表原本都是支持袁世凱的，也害怕黃興代表團和黎元洪代表團之間脆弱的聯盟敵不過袁世凱的哄誘。袁世凱也得到了英國和日本的強力支持。后者認為，相比孫中山的革命政府，袁世凱的政權對他們更有利。因為害怕分裂的中國會加劇帝國主義者的野心，孫中山剛一上任，就明確表態：如果滿洲人退位，他便辭職，讓位于袁世凱。
袁世凱和共和主義者之間的談判還未結束時，滿洲人貴族們也繼續反對退位。然而，1月27日，袁世凱北洋軍的幾位將領宣布支持共和。袁世凱利用皇太后害怕種族報復的心理，勸她讓醇親王同意皇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正式宣布退位，結束了這個二百六十八年前讓多爾袞無比自豪的政權。第二天，孫中山信守承諾，將總統職位讓于袁世凱。革命者們也放下武器，著手準備和平時期的議會政治。
孫中山并沒有顯示出要在舊的同盟會之外，建立一個大規模的政治聯盟。反而是前東京總部領袖宋教仁，創建了一個議會政黨。該黨派由混亂的地方派系和政治團體組成，每一方都聲稱自己具有革命性。此刻，清朝已經被推翻，許多機會主義者都想攀上勝利者的花車。因此，宋教仁迅速把前同盟會中的激進分子與地方溫和派組成的松散聯盟改組成國民黨 。1913年春在北京召開的制憲會議上，國民黨大獲全勝。雖然黨中的聯盟很脆弱，但該黨在選舉中取得的壓倒性勝利給了南方的共和主義者們極大的希望，讓他們想就此扼制袁世凱在北方日益強大的勢力。
<meta charset="UTF-8">◎“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隨著宋教仁從上海登上火車前往北京參加國會時在暗殺者的子彈下身受致命傷，上述希望也落空了。嚴重倚賴宋教仁聲望和領導的國民黨同盟，由此迅速瓦解。但隨著袁世凱威脅某些較膽小的國民黨代表棄權，公眾們發現暗殺宋教仁的兇手就受雇于總統本人。與此同時，袁世凱任命北洋軍閥擔任各省總督，從而激怒了南方軍閥。后者表示想恢復與左派人士的舊聯盟，共同對抗北方。有了這一策略，1913年夏，前同盟會領導人和國民黨激進分子宣布發動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勝敗的關鍵，取決于改革派士紳的態度。因為他們控制著議會、掌握著任命如湖南、河北和江西等省軍事總督的合法權。他們如果團結起來，與激進主義者們聯盟，袁世凱就有失敗的危險。雖然一些領袖議員和軍閥的確同意幫助國民黨，但袁世凱稍微占點上風，他們的支持便煙消云散了。到1914年，舊同盟會的革命者們再次流亡，國民黨被宣布為非法政黨。孫中山的時代將再次來臨。不過，要等新的國民黨進入北京，那便是十五年后的事了。
二次革命的失敗并沒有讓改革派士紳們哀悼多久。一些人甚至歡迎袁世凱攻擊信奉共和主義的左派人士，因為這替他們除去了地方上的政治對手。早已嚴重依賴新軍事總督的改革派士紳們相信，無論如何，控制著地方議會、教育協會和商會的他們，已經取得大多數勝利。清朝已經覆滅，此刻，他們似乎完全掌握了民政事務。袁世凱雖然并非孫中山期望的那種總統，卻可能有利于改革派士紳。如果袁世凱缺乏普遍支持，他就不太可能建起一個強大的、有足夠能力干涉各省自治事務的中央政府。
<meta charset="UTF-8">◎尋找新的天命者
當然，袁世凱自己也意識到，背叛選民的總統不可能統一國家。他還發現，自己正在失去對北洋將領的控制。事實證明，他們的忠誠是短暫的。為了找到一個能永遠保證國家統一及維持其統治的源泉，他選擇了依賴舊的帝國模式。一位雖無疑是出于善意，卻在政治上頗為輕率的美國教授向他提出建議，認為中國還沒有做好接受民主的準備。因此，袁世凱決定披上他覬覦已久的尊貴外衣，于1915年秘密安排了一場“自發”的民眾運動，宣告自己為新王朝的皇帝。
這一次，地方士紳們再也沒有半點猶豫。袁世凱的復辟顯得既滑稽又危險?；且驗樵诰冄壑?，君主政體已經失去儒家意義；危險是因為對袁世凱來說，皇位依然有足夠的號召力，幫助他統一全國。在這樣的專政之下，各省會失去自治，軍閥們也會失去獨立性。因此，1915年至1916年冬，議會領袖和各省總督聯合起來，反對袁世凱的稱帝計劃。由都督蔡鍔領導、立憲主義者梁啟超宣傳的起義在西南爆發。隨著各省陸續宣布反對君主制，袁世凱被迫放棄稱帝計劃，收起了為加冕準備的全套盛裝。這次慘敗讓本就患上尿毒癥的他一蹶不振，終于在1916年春抑郁而終。
袁世凱的失敗并沒有把士紳所領導的民主政治帶到首都。梁啟超之類的思想家既缺乏一個大眾政黨，也沒有屬于自己的軍事力量。因此，他們只能成為北洋軍閥們的顧問和幕后之人，助其不斷爭奪總統之位。有時，尤其是被不得人心的軍閥拒絕時，他們的驚世才華的確能成為政治武器。但在軍閥政治強有力的斗爭中，這種武器實在太過無力。作為權力掮客的知識分子已經像明清時期的文人那樣，擁有決定一位將領是否能成為皇帝的權力。如今是“武”統治“文”的時代，士紳對皇權的傳統控制，已經隨著失落的皇權一去不返了。
地方士紳也受地方軍閥的壓制。改革者們在過去十年里采取的策略雖然已經讓他們投入將領麾下，但地方名流依然認為自己是軍閥們不可或缺的社會中介。革命前的士紳通過連接政府和鄉村社會，來確保自己在當地的主導地位。他們的家族不僅穩定了鄉村，還賦予了他們一種非正式的父權制，以統治農民階層。在明朝和清初的財政體制下，他們甚至減少了政府的農村收入。 然而，19世紀晚期，后來成為議會領袖的上層士紳們拋棄了鄉村中國。他們通過打破禁忌，與下層士紳結盟，設立了一批新的農村稅收，并創造出一批鄉村稅租經理人。后者的努力讓上層士紳得以參與地方省會的政治。他們在那里找到了新的角色，成為立憲主義者、鐵路投資人和現代學校資助人。很快，這些學校便教育中國的年輕人遠離其祖先的世界。因此，新的城市精英失去了傳統士紳嚴格的身份認證，開始看向外面的世界——上海、日本甚至更遠的美國。此外，大學也開始培養新一代的工程師和律師。這種文化上的再定位讓他們遠離了曾經為其服務的鄉村士紳和平民。后者發展成地主和高利貸者，并結成了聯盟。五十年的收租和包租生活，讓這個階層完全不受之前的贊助人和保護者的傷害。如今，控制土地登記、保存稅簿、管理地方自治局、將鄉村民團變為私人武裝欺壓佃農、懲罰債務人的，正是這些經理人。這個心胸狹窄的階層并沒有鄉紳的驕傲，個中成員不過是一群凌駕于農民之上、充滿階級仇恨的寄生蟲。這些下層地主有朝一日需要共產主義者的庇護時，就會無須任何中介機構，直接求助于軍閥。于是，被視為一個高潮的辛亥革命標志著中國士紳最后的演變和消亡。然而，作為一個開始，它到底預示了什么呢？一個共同的政治中心已經隨著王朝的覆滅而消亡。中華帝國晚期有限的那段穩定時期，也被現代形式的斗爭和階級沖突取代。然而，1911年的革命者們認為，統一的局面很快會恢復，破舊之后便是樹新。有了這一終極信仰，他們在傳統意義上使用了“革命”一詞，以示漢人得到回歸的天命，即將再次成為自己的主人。
然而，如果真的有天命，那它到底應該屬于哪個漢人呢？是主張被繼承者蔣介石以頗為唯我的方式確定下來的“國父”孫中山，還是破壞共和的袁世凱和他的軍閥們？是從長遠來看，為了眼前利益違背了初衷的地方士紳，還是為了熟悉的勒稅強租，放棄陌生政治世界的貪婪地主？
其實，舊秩序只留下一項完整的遺產，即對新秩序的承諾。帝國的天命曾是上天的恩賜，但用《尚書》中的話來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混亂之中，一股新的潮流涌向北京。然而，還無人能為其命名。涌來的或許是無產階級，或許是武裝農民。要定義人民，并決定如何調動其力量，是未來革命的任務。直到迎來他們的時代，中國才能獲得真正的統一，革命也才能延續永恒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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