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衰落——復興的幻象與自強運動

到1869年，全國各處的大叛亂基本結束時，清朝官員們開始公開談論王朝的“中興”，稱帝國政府也會如漢、唐和宋般，迎來一段晚期的繁榮期。事實上，這種中興不過是一種幻象。儒家所謂的中興背后和當局即將開展的表象之下，已經開始發生重大的社會政治變革。最終，這些變革會摧毀王朝和傳統政治體系。無論太平天國運動的目的多么具有革命性，這場運動也沒能摧毀傳統秩序。不過，它卻迫使當局在防衛中打破了諸多舊時的權力平衡，例如：地方利益與中央利益之間的平衡、文職與軍職之間的平衡、以及外國人與本國統治精英們之間的平衡。其實，最具革命性的是清廷對太平天國運動的反應，而非這場運動本身。

◎地方團練

當清軍沒能阻止太平天國在廣西的叛亂時，變革就開始了。1851至1852年間，隨著賽尚阿和向榮等將領接二連三地傳來敗北消息，朝廷意識到綠營軍和八旗軍都無法擊退敵人。不過，1852年，傳到北京的消息中，振奮人心的消息終于多了起來。一支由湖南士紳江忠源組織的團練在桂林大敗太平軍，迫使其放棄了占領這座城市的打算。隨后，這支隊伍又參與了長沙的戰斗，再次擊退太平軍。

無論是通過“重金賞勇士”的方式將農民民兵維持更長時間，以保衛家園，還是使用常規雇傭兵，這種士紳領導的民兵都并非什么新鮮事物。但18世紀晚期，民兵也被投入鎮壓白蓮教的反叛后，其組織和訓練就開始變得復雜起來。幫辦地方防務的專家通過詳細著述，解釋了如何動員團練，才能既實現保衛家園的目的，又能有效地把農民控制在軍隊中。這種組建農民士兵的方法雖然并非出自《周禮》，軍隊結構卻類似太平天國將鄉村社會軍事化的做法。不過，這兩類軍隊的動機截然不同。太平軍的軍隊以否認特殊連帶關系的公有制方式劃分，而士紳領導的團練則從領導人與地方、財產與家族的個人關系中汲取力量。至少從17世紀起便擁護士紳組織團練的儒家經世學派相信：正因為地方團勇保衛的是私產，所以比起不涉及私利的職業軍人或宗派成員，他們更有士氣和責任感 。經世學家們發現，讓士紳提高地方防御并不難。但這一輔助性的軍事組織很可能像將廣西軍事化的地方團練一樣，成為地主的保衛隊。因此，帝國政府的猶豫不決阻礙了它的發展。對地方團練感興趣的往往是下層士紳，有時，這些人甚至會跟一些秘密團體和土匪扯上關系。這些跟洪秀全一個階層的民兵首領不太可能比上層士紳更有責任感。然而，上層士紳盡管道德上很可靠，政治上的威脅性卻更大。清朝若無視“回避制度” ，任命在籍的士大夫幫辦民兵，上層士紳或許就會把他們的團練轉化為地方軍事的一部分。對1673年三藩之亂仍記憶猶新的滿洲人很容易認為，這種情況是在鼓勵地方脫離中央，甚至鼓勵某些杰出漢官率眾建立起一個與之分庭抗禮的新王朝。

通常，這么做都被認為是過于冒險的。但在太平天國運動之類的非常時期，中央政府便認為它可以依賴上層士紳的忠誠。太平天國并非為復辟明朝或宋朝而戰，而是為了建立一種反儒家、反士紳的新秩序。19世紀50年代期間，尤其如此。因此，這并非敵對雙方爭奪同一個皇位的戰爭，而是一場旨在摧毀儒家文化的社會革命與試圖維護儒家文化的王朝之間的戰爭。1852年12月，考慮到士紳所處的環境，從而相信其忠誠的皇帝從丁憂 的一批高官中指派了四十三名，出任團練幫辦大臣。

朝廷任命這些大臣“幫辦團練”既承認了已存在一段時間的地方軍事化，也朝組建鎮壓叛軍的地方武裝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地方軍事化和組建地方武裝兩件事雖同時進行，且偶有交集，但二者卻是兩種不同的現象。例如，地方軍事化為下層士紳創造了一個在地方政府鞏固自身地位的新機會，到20世紀20年代，鄉村事務已完全把持在難以駕馭的地主階級手中。另一方面，地方武裝則演變成了辛亥革命后摧毀政治體系的現代軍閥。這兩種極具特色的發展模式，都值得在本章和接下來的幾章中詳細分析。

◎地方軍事化和士紳經理人

太平天國時期的團練讓新的司法權和財政權都落入了地方士紳手中。為了立刻行使懲處叛徒的權力，民兵首領們往往會判處俘虜死刑，并親自行刑。他們也會設立稅務局，隨意強征稅收，籌集軍費。戰爭年代一旦結束，通常就會禁止士紳們再繼續享受這些代表地方特權的官僚職能。但要讓地方名流放棄篡權并不容易，而且，政府也軟弱得無法收回這些權力。此外，團練傾向于將上層士紳和下層士紳聯合起來，賦予他們共同利益，消除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一個世紀前，雍正皇帝就有效地利用了他們之間的這種政治分歧。要想恢復鄉村的法律與秩序，就得管理好基層稅收、饑荒賑濟、租金管制和軍需倉庫等相關機構。此時的上層士紳要想完成這些管理工作，就得依賴下層士紳。因此，他們之間的這場新聯盟是極難打破的。

隨著士紳的非正式權力在地方政府中被納入體制，他們的私人經濟行為也開始和公家部門的職掌結合在一起。例如，江蘇富裕的地主便讓租棧替他們收稅。這些租棧的財產經理（通常為下層士紳）與胥吏和未當差的捕快通力合作，逮捕抗租的佃農。無須再承擔收稅職責的上層士紳得以離開鄉村，遷入城市，靠租金生活。另一方面，下層士紳經理人管理的鄉村機構越來越多，靠慣常的“蝗蟲稅”大發橫財。19世紀70年代，華南每畝耕地的“蝗蟲稅”最高可收取二點七兩。

太平天國期間，因為清政府決定賣出上萬個政府職位，所以這一管理階層的人數也明顯增加。結果，正式與非正式的士紳比例便發生了變化。即便在高層官員中，二者也是平分秋色。（見表9-1、9-2）

表9-1　太平天國運動前

表9-2　太平天國運動后

士大夫階層的擴大消除了一些上層官員與下層官員之間的文化差異，給鄉村經濟造成了更大壓力。到19世紀晚期，平均每個縣都有1000名士紳，其中參與管理工作或享受稅收豁免權的將近400人。從全國范圍來看，士紳們每年征收的稅銀將近800萬兩銀子，遠遠超過其應盡職責?？磥?，仿佛雍正皇帝擔心的一切都已應驗。鄉村正逐漸脫離常規官僚機構的控制，落入搜刮農民、榨取國家稅收的下層士紳手中。雪上加霜的是，這些下層士紳通過一張復雜的團練和租金機構關系網，與住在城市里的上層士紳保持聯系，并在后者的庇護下，不受中央朝廷與地方督撫的控制。

例如，在蘇州，曾經的翰林院編修馮桂芬的門徒中，就有大批下層士紳經理人。其中有一些，最初還是太平天國的包稅人。1853年，迫切要求建立蘇州團練的就是馮桂芬。后來，他成為江蘇巡撫李鴻章的幕僚。此外，馮桂芬就士紳如何鞏固自己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從意識形態上提出的佐證也廣為流傳。馮桂芬援引著名經世學家顧炎武的觀點，認為盡管有“回避制度”，地方士紳在地區事務中扮演的非正式角色，也應該得到官方承認。馮桂芬相信，因為政府無法調動百姓，所以帝國才阻止不了西方帝國主義。反過來，這種情況也是讓衙役和縣丞掌握鄉村行政權的結果。這兩種人對經濟發展、社會福利或在某處建立高效政府并無興趣。但若由本縣居民（尤其是士紳階層）承擔上述事務，那他們對鄉里的關懷之情和本身投入的熱情，就會大大提高當地政府的素質，從而惠及整個國家。

馮桂芬死后，他的著作于1885年面世。這些書深刻影響了世紀之交，將西方軍事力量歸因于立憲政府的變法維新人士。西方的代議民主政治理論被經世學家們解讀為一種士紳地方自治主義。該目標在政治上的體現，就是提倡“地方自治”，意在由下而上，從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地方自治運動還把城市士紳與以商會為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聯系了起來。聯合后的兩個階級構成了各省主張變法的精英分子，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發。然而，從太平天國時期便開始捍衛自己地位的鄉村經理人，此刻卻不再需要他們的城市庇護人。隨著城市與內地的集鎮和村莊漸漸分離，農村的稅收和租賃費完全掌握在了地主和下層士紳們手中，以致中央政府根本無法直接向農民征稅。事實上，到20世紀30年代，因為所有最新的土地記錄都掌握在前鄉村經理人手中，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員只能被迫接受比以往更極端的包稅形式。

從團練領袖到太平天國時期的政府領袖，繼而成為20世紀“土豪劣紳”的士紳們，從三方面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組織架構。首先，上層地方精英與中央政府的紐帶被切斷。上層士紳們舍棄中央政府，轉而與商人和軍閥結盟。 其次，地方正式官員與世家豪族之間的平衡完全取決于后者的喜好，鄉村管理權落入無政治責任感的地主手中。最后，稅收和租金難以區分，致使農民將現存政治秩序等同于小地主和高利貸者的經濟專制。隨著維護公共福利漸漸與維持私有財產混為一談，曾緩和了階級矛盾的“感情”（一種相互融洽的關系）被地主武裝（這種武裝被委婉地稱為“民團”）和農民革命聯盟取代。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后者，最終將發起一場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社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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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軍隊的形成

地方軍隊的形成始于太平天國時期。這第二階段的發展形式有些不同，卻也對摧毀傳統政治經濟秩序提供了一定助力。20世紀30年代“土豪劣紳”的先驅是下層士紳團練經紀人，上層團練的幫辦大臣則是20世紀中國軍閥的先驅，便是明證。當然，把諸如曾國藩（1811年—1872年）之類遵循儒家道德觀的政治家，視為孫傳芳（1885年—1935年）之類寡廉鮮恥的現代軍閥的直系先輩，就大錯特錯了。如果讓他們并肩而立，面帶沉思之色，一身飄逸官袍的曾國藩，與腳踏皮靴、穿著卡其布軍裝，一身粗鄙之氣的孫傳芳，絕對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然而，通過曲折的政治歷程，啟動地方軍事化進程的人，卻是曾國藩。最終，這一行為不僅帶來了一股摧毀清王朝的強大軍事力量，還激勵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宣言。

1852年下半年，任命團練大臣的咸豐皇帝顯然沒有料到上述結果。然而，他的決定卻最終打破了舊時官僚系統中的滿漢平衡。 高層官員中根據個人忠誠橫向結盟的方式，取代了中央縱向任命的方式。此外，各地的民政、軍事和財政大權都歸當地總督所有的做法，也是折中處理康熙皇帝“制約與平衡政策”的結果。然而，因為被選定的團練大臣并不打算用地方軍隊取代各省的正規駐軍，所以皇帝身邊的所有人，都沒有預見到后來的那些發展。當然，他們應該調動士紳領導的團練，讓他們結成簡單的特別聯盟，為地方防御通力合作，抵御叛軍。

然而，因丁憂返回湖南的禮部侍郎曾國藩對自己團練大臣的身份，卻有極為不同的理解。

曾國藩以明朝將軍戚繼光為榜樣，很快便向朝廷表明他寧愿招募和訓練一支規模大得多，可以在某一時期背井離鄉，奔赴戰場數年的“湘勇軍”，也不愿進行旨在為現存帝國軍隊儲備后備軍的團練。這支根據湖南最主要的河流命名為“湘軍”的隊伍，是依靠華中掌握著非正式權力的士紳關系網組建起來的。被廣泛尊為儒家道德典范的曾國藩認定，中國的士大夫精英必須奮起捍衛傳統文化，抵制太平天國的“圣像破壞”理論。位高權重的大臣中，曾國藩最堅信攻擊社會基礎（家庭和財產），試圖用古怪的基督教信條取代傳統經典的太平天國，是一種對現存秩序極具革命性的新威脅。曾國藩宣稱，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有責任捍衛和重申儒家的真正文明，否則人類就將退回最初的黑暗之中。

曾國藩認為，能摧毀太平天國叛軍的軍隊，必須有意識地根據與敵方完全相反的原則組建，即必須要基于相同的儒家學說。這些其他軍隊未能實踐的原則，是他極力堅守的。如果太平天國的基礎干部為兩司馬，那曾國藩的軍隊就必須由既接受過傳統經典教育，之后又精通行軍打仗的忠誠文官擔任。如果太平天國組建部隊遵循的是共有、反家庭和理論上的客觀性，曾國藩的軍隊就以“睦鄰、忠孝”的儒家優良傳統自勉。

曾國藩以五百人為一營，每營分轄于招募士兵的哨官統領。四哨為營，轄以營官。每二十名營官，轄以統領。最后，每名統領都由大帥曾國藩親自挑選。曾國藩堅持認為，各級軍隊都應該奉行個人效忠原則。如果一名指揮官被撤職，他的所有部下也要被解散。正如曾國藩的一位幕僚所言：“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

士兵都是農民。軍隊不準將領招募城市居民入伍，反而鼓勵他們到太平天國廣招士兵的湘西山區挑選強壯的農民。在漫長的訓練期中，士兵們被逐漸灌輸要忠于各自將領的觀念。軍紀嚴明，抗命就要挨鞭子，或受到更嚴重的懲罰。其中，強奸是死罪。通過訓練期的士兵每月將有四兩半的俸祿，幾乎是朝廷正規軍月俸的兩倍。三分之一的餉銀將由士兵的將領直接送往其家中。

湘勇軍人數增加到十二萬后，官員任命和籌集軍資的任務，都由一個復雜的官僚系統協調處理。曾國藩參考傳統的幕府或朝廷大員的書記處，建立起了該機構。最初，幕府就是個指派人員參加戰斗的機構。明朝政府將其降格為任命文職官員，包括知縣在內的正式官員以及聘請他們所需幕友的機構。官員與其幕友的關系受儒家禮儀制約。以主人身份自居的雇主要對有名望、有才氣的文人虛席以待。到了清朝，一位杰出的官員的確很可能吸引到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文人為自己效力。正如將軍們有時會把勝利歸因于他們挑選副官的能力，清朝的高官們也會為自己的識才能力自傲。曾國藩在這方面就非常自信，而且，他也有自信的本錢。到1856年，他已經聚集起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文人和官員，幫助自己建軍。

曾國藩雖然可以推薦幕友出任文職官員以資獎勵，但他需要現銀來維持軍隊。最初，當太平軍始終威脅云南時，士紳們會自愿籌款支持曾國藩的湘勇軍。此外，朝廷也允許曾國藩以出售官職的方式籌集資金。然而，當太平軍不再是地方上的直接威脅后，這些資金來源很快便枯竭了。不停索要銀兩的團練大臣已經讓士紳們不堪重負，而向地主們征收附加稅的做法，又有可能像寧波和廣州一樣引發類似的暴動。幸運的是，當時揚州的一位官員設計出一套新的財政政策，即向往來于集鎮之間的商品征收厘金 （一種商業稅）。相較于農民或士紳，直接受到厘金影響的是商人。只要在重要的貿易線路上設置關卡，征收厘金就會變得十分容易。起初，只有湘軍中的個別將領會為了自己的部隊征收厘金。不久之后，曾國藩的幕府便在江西省設立厘金總局，集中管理征收事宜。

厘金并沒有讓曾國藩擺脫對中央政府的財政依賴。他的軍費開支依然高于他控制的這些私籌款項。因此，他不斷地向中央祈求地方上的常規稅源。事實上，他為在湖南建起軍事機構索要的時間和金錢，已經讓政府越來越不耐煩。和很多偉大的漢人將領一樣，曾國藩也強調建立安全根據地的重要性。為了打敗太平軍，他首先就需要通過恢復湖南鄉村的穩定來穩固后方。也就是說，他需要建立救濟署和糧倉來滿足農民的物質需要，重振由士紳控制的那些機構，以確保公共安全。曾國藩相信，如果向逃離叛軍、回歸文明社會的農民灌輸儒家價值觀，平叛就能成功。

◎平定太平天國

北京雖然贊同穩固農村的必要性，但軍務似乎才是當時更緊急的事。1853年3月太平軍在南京安定下來后，向榮和琦善率領的大清常規軍以南北夾擊之勢，縱向包圍叛軍。因此，太平軍沿長江橫向出擊，于同年年底奪下武漢和湖南北部。隨著他們的不斷推進，皇帝不停地命令曾國藩反擊，卻遭到后者拒絕。直到鞏固了自己對湖南西部的控制，并組建起一支水軍民兵后，曾國藩才于1854年晚春，開始驅逐湖南省內的叛軍。7月，忠誠的湘軍在岳州殲滅太平軍半數戰船。三個月后，武漢收復。到12月，太平軍被逐出湖南，對湘軍來說，長江中游已再無屏障。如果他們沿江岸推進，拿下邊界城市九江，曾國藩的海軍就能推進安徽，直逼南京。

然而，太平軍不僅在九江嚴密防守，反擊也不遺余力。為挽救湘軍水師，曾國藩只得退入鄱陽湖，并在那里駐守了兩年。這兩年間，太平軍突破南京的南北之圍，終于有一支軍隊進入了湖北。在曾國藩看來，這段陰郁的駐軍期中唯一的亮點，就是北京終于同意任命他的門生胡林翼為湖北巡撫。接下來的兩年里，湖北的大部分稅收都被充作曾國藩的軍費，為他重組和擴張湘軍提供了助力。

1858年春，帝國政府發動第二次進攻，在南京城外再度形成包圍之勢。湘軍攻破太平軍防守的九江。但叛軍摧毀了清軍位于南京城外的江北大營，全殲由曾國華率領的當時處于安徽省境內的湘軍部隊，并滅殺曾國華，再次擊敗清軍。然而，曾國藩這次卻設法保住了自己對長江中游的控制權，迫使太平軍將領于1860年合力反擊，奪回安慶。盡管叛軍的主要任務都未實現，他們的將領李秀成卻奪下了江蘇東部好幾座重要城市。

太平軍在1859至1860年間的勝利迫使清廷賦予曾國藩更多權力。最終，他被任命為兩江總督，節制江蘇、江西和安徽三省。安徽有這些官職，曾國藩終于得以調用整個長江流域的稅收，并任命自己的門生為該地區的總督。事實上，到此時為止，曾國藩已經令他的幕友創建新軍，輔助湘軍作戰。這支軍隊仿造最初的湘軍而建，卻配備了更先進的武器。其中最重要的兩支新軍是由左宗棠率領的浙江分支和曾國藩門生——李鴻章率領的安徽分支。

因此，曾國藩在十年之內便建起一支屬于自己的全新軍隊，取代了華中的老綠營軍。此刻，他終于準備讓自己的軍隊向太平天國總部——南京發動最后的攻擊。1862年，他命令左宗棠和李鴻章分別從西北方和南方包圍南京，與此同時，他的另一個弟弟——曾國荃則沿長江而下，發動正面進攻。

太平天國將領李秀成意識到，把曾國藩的主力軍擋在安慶，已是他唯一的希望。但天王洪秀全被清軍蜂擁而至的各路兵馬嚇破了膽，命令李秀成回守南京。隨著包圍圈的縮緊，李鴻章奪下蘇州，左宗棠占領杭州，曾國荃終于兵臨南京城下。到1864年夏，太平天國顯然氣數將盡。6月1日，洪秀全病逝，洪天貴福繼承王位，繼續統治這個即將滅亡的政權。1864年7月19日，曾國荃的軍隊攻入城中，并放火燒城。不消片刻，十萬叛軍便命喪黃泉。

◎捻軍之亂

南京淪陷時，太平軍并未全軍覆沒。很多分支部隊部分南下，沿福建—廣東邊界，繼續對抗了一年朝廷軍隊。其他部隊則逃往北方，在淮河盆地加入叛亂的捻軍。

捻軍雖人數眾多，卻沒有如太平軍一般，形成條理清楚的意識形態。捻軍中有白蓮教成員、私鹽販子和1860年后匪幫為對抗僧格林沁率領的帝國軍組成的臨時聯盟。太平軍余部的加入雖然并未改變捻軍反叛的性質，卻增強了他們的軍事實力。1865年，捻軍在山東西部擊敗并滅殺了僧格林沁。這場勝利無疑向清廷敲響了警鐘。原本，朝廷打算在南京陷落后，便解散曾國藩的非正規軍。如今，放眼整個帝國，湘軍卻成了少數能打敗捻軍的軍隊之一。

曾國藩把平定湖南的一些方法，也用在了對付捻軍叛亂上。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鼓勵士紳返回家鄉，恢復當地秩序。湘軍所到之處，都會重新改組、建立保甲連坐制度，扶植村長與耆老的權威。救濟署和保甲聯防的民團也被組建起來。最重要的是，曾國藩通過孤立鄉下的村莊，努力切斷叛軍與其農民支持者之間的聯系 。“劃河圈地”政策通過建堤筑壩來封鎖焦土地區，以限制捻軍騎兵的機動性以及他們能獲得的供給。但捻軍人數眾多，輕易無法控制。曾國藩的軍隊在這處扎營，他們就會突然出現在另一處。而且，曾國藩發現，他若長時間離開江南一帶，就會直接危害到他對那里稅收資源的控制。要知道，這些稅收可是湘軍的財政基礎。此外，私人厘金署也脫離了曾國藩幕府的控制。湖南、江蘇和安徽的其他省級要員亦把稅收轉入各自的軍庫。1867年，消滅捻軍的任務完成后，軍費日益減少的曾國藩欣然接受調命，離開了淮河盆地。被他提拔為將領的李鴻章成了他的接班人。軍事地方主義在李鴻章的推進下，向20世紀的軍閥主義又邁進了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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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與淮軍

李鴻章是著名政治家——安徽文人李文安之子。李文安曾是曾國藩的進士“同年”。李鴻章考中舉人后，便被父親送到北京，師從曾國藩。李考中進士，隨后入選翰林院的事讓曾國藩欣喜不已。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后，李鴻章先是隨父親返回家鄉辦理團練，接著成了安徽巡撫福濟的幕僚。隨后不久，他便加入了曾國藩的幕府。

盡管與曾國藩私交甚篤，李鴻章卻很難適應幕僚的角色。他為人倔強、固執己見，自己的建議被忽視后，很快便辭職以示抗議。雖然抵不過隨后的一再相邀回到幕府中，李鴻章卻渴望有朝一日能發號施令，而非僅僅提出建議。1861年，李秀成在江西的太平軍威脅到作為通商口岸的上海時，李鴻章的機會終于來了。曾國藩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李鴻章謀得了江蘇巡撫一職，以回應接到的軍事援助請求。對李鴻章來說，這一職位終于讓他有機會籌建屬于自己的淮軍。

淮軍（得名于安徽最主要的一條河流）由七萬名訓練有素、餉銀優厚的團勇組成。和湘軍一樣，這支軍隊也由一個私人幕府來打點各項事務。它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的財政基礎。正如我們所見，李鴻章將突破曾國藩僅靠厘金稅的做法，從上海的對外貿易中獲取新的稅收來源。

◎上海與關稅

《南京條約》簽訂后，上海成為中國主要的通商口岸。廣東買辦、福建船商和寧波錢莊老板們都在這座城市開設分號，很快便與西方商人發展出共同的商業利益。1853年9月，小刀會 占領上海部分地區，擾亂了國際貿易后，中西商界便開始在城市防御中攜手合作。隨著19世紀50年代開始出現新的社會同盟，江南的士紳們從不斷侵占長江下游城市，直逼上海的太平軍勢力范圍，逃到了這座通商口岸城市。想保護這一貿易中心的商界和想重建江南家園的士紳一拍即合，同意雇用雇傭軍，抗擊起義軍。因此，美國冒險家弗雷德里克·湯森德·華爾籌募資金，招募外國雇傭兵，組建了一支名為“常勝軍”的私人武裝。雖然這支軍隊有“常勝”之名和被上海新聞界夸大的功績，其實它卻并未常勝，也未對清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常勝軍隨后的指揮官是“中國戈登”少校（后來，這位英國軍官在喀土被打死）。在他的帶領下，這支雇傭軍的確在李鴻章率領的戰役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常勝軍”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是中西當局渴望再次合作，共同對抗太平軍的象征。到1860年春，對于中國內戰，外國勢力公開奉行中立政策。但李秀成率太平軍逼近上海時，英法領事都明確表示如有必要，他們定會出兵對抗叛軍?！侗本l約》簽訂之后，外國勢力更明顯地支持清政府。英國人更是堅定地認為，是時候維護這個在《天津條約》中給予他們諸多特權的統治王朝了。而且，他們也害怕一個長久分裂的中國會“在海上造成新的東方問題”（東方問題是指俄國的干預，導致瓦解奧斯曼帝國的克里米亞戰爭。） 到1861年12月，太平軍洗劫了通商口岸寧波后，英國外交官便堅定地站在了清政府一邊。第二年春天，他們公開承諾支持清政府。

帝國海關稅務司這個組織體現了清王朝與西方勢力間正式的外交合作。1853年至1854年間，外國領事暫時代表清政府收取上海的關稅。最后，中國海關便充斥著一群以海關官員身份，為中國政府效命的專業外國官員。在羅伯特·赫德爵士的統治下，海關稅務司終于成為中國政府的財政支柱之一。該機構征收到的稅款不僅記錄分明，還不會像大多數其他政府收入一樣被挪用。然而，1861年李鴻章抵達上海后，情況就變了。當時，上海的稅收仍會送往蘇松太道吳熙手中，由他支付清軍在江南地區的軍費開支。事實上，超過百分之二十的關稅，都被吳熙及其同僚侵吞了。

很快，李鴻章便意識到這項稅收能讓自己的淮軍實現財政獨立。他假意與吳熙交好，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的人安插進上海的基層官僚機構，并開始在自己的幕府中建立影子部門，以分擔道臺的部分財政職責。直到確認取代之事萬無一失，李鴻章才突然發難，指控吳熙出于自身軍事目的，貪污挪用上海關稅。

乍一看，上海關稅與厘金并無多大區別，都是針對運輸中的貨物征收的稅款。但從短期看來，它們至少有一個明顯且極為重要的不同之處。厘金是針對一大片地區收取的一系列小額稅收。為了防止收稅人即刻侵吞厘金，曾國藩必須維持對該地區的行政控制權。官員一旦如曾國藩一般，被調往別處擔任巡撫或總督，就很難在遠處繼續控制這種稅收。上海關稅則是針對一個地方收取的一大筆款項。只要讓一兩個最信得過的門生負責稅收事宜，即便李鴻章離開上海，短期內也能繼續維持這項收入。

不過，從長遠來看，他的財政安全很大程度上還是得依賴北京的支持。兩種稅收間還有一個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日益明顯的重大不同之處。對額外稅收而言，征收厘金是一種很沒有效率的方式。因為稅務員有很多機會私自扣下部分稅金。但準確地說，厘金的征收不僅很難集中在一個地方政府的監管下，也可以輕易違抗北京的征稅命令。盡管后來清廷將厘金收歸國有，地方巡撫依然在不知會戶部的情況下，繼續收取過境稅。雖然總的來說，朝廷失去了一大筆稅收收入，但對單個地方行政機構而言，卻沒有哪個獲得一筆極其可觀的收入。晚清時期，厘金雖然為地方軍事領袖提供了一個財政獨立的方法，卻無法保證給他們足夠的經濟支持，建起屬于他們自己的軍事系統。

相較之下，上海關稅能提供給李鴻章的經濟助力，卻遠遠超過任何一位巡撫。然而，因為關稅是由海關稅務司的外國官員征收，所以無法瞞過北京當局。因此，李鴻章雖然一早就征用了這筆款項，之后還是得不斷征求朝廷的同意，才能繼續動用這些資金。當時，對抗太平天國給了他挪用稅款的正當借口。南京陷落后，捻軍叛亂又起到了同樣的作用。不過，李鴻章通過爭辯他的軍費開支比其他官員的更重要，得以宣稱自己在對外貿易上擁有特權。

他這么做的理由很簡單。他得到的資金不僅用于支付淮軍軍餉，還用在了全國的“自強運動”中。通過效仿西洋軍事技術和接受現代武器，李鴻章的軍隊就能加強帝國對抗內憂外患的能力。李鴻章雖然也會用稅款做私事，比如創辦私人機器局、礦場、工廠、鐵路、陸軍、水師和最終與中央政府一較高下的運輸公司，但正是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擔任的領導地位，把他挪用國家稅款的行為變得正當起來。

因此，原本的省級官員發展成軍事大員，部分原因也要歸結為厘金。于是，像李鴻章這樣的地方督撫，其實改革了更高一級行政機構的體制。因為參與自強運動的人要在征得中央政府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將國家收入用于自己的項目，所以他們都不會直接挑戰北京的霸權。然而，當他們復雜的軍事和工業機構大規模地取代國家政府時，傳統的官僚體制便開始崩塌，一群新的職業軍人和技術專家則要求獲得權力。于是，建立起全新軍事經濟權的“自強運動”不僅立刻讓李鴻章合理地保有了公款，也預示了未來革命的走向。

李鴻章發起的這場“自強運動”得到了西方外交官的祝福。他們認為，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國，才最有利于他們的共同利益。英國，卡靈頓爵士擔任外相的白廳氣氛已不如之前那般咄咄逼人。美國公使蒲安臣和英國大使阿禮國等親華派呼吁各國按照國際法，公平對待清政府。換句話說，在西方對華同情者熱切地說服清廷進行體制和教育改革以實現現代化的1862年至1869年，是一段中外有意合作的幾年。因為自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以來，北京的政治氛圍已經發生改變，所以樂于接納的人開始聽取外國人提出的那些建議，朝中鼓勵“自強運動”的人也越來越多。

◎北京的政治權力平衡

京城中的人們之所以改變了觀念，1860年的那場大敗是部分原因，新皇帝登基也是原因之一。1861年8月22日，咸豐皇帝在熱河的行宮駕崩。直到最后，他實際上都是以皇室宗親肅順為首的八大輔政大臣與議政大臣的傀儡。肅順盡管支持曾國藩和李鴻章，卻也主張以強硬政策來對付西方。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或許就是他1859年實行的那些嚴厲的貨幣改革。 和17世紀的攝政王鰲拜一樣，肅順也主張由滿族議政王大臣會議來決定軍國大事，不信任皇帝的許多漢人諫臣。此時并沒有出現繼位問題，因為皇位的合法繼承人只有一位——孝欽皇后五歲的兒子。但針對攝政權的爭斗依然存在?；实叟R終時留下口諭，命八位輔政大臣聯合攝政，但所有政令都需要得到孝欽和慈安兩位皇后的許可。對攝政大臣來說，孝欽皇后是最大的障礙。孝欽——即后來著名的慈禧，出自葉赫那拉氏 ——不僅得到大內總管太監安德海的支持，據傳還跟北京步兵統領榮祿 有私情?；实厶油鶡岷雍?，她也跟留在北京負責外交談判的小叔子恭親王過從甚密。當時，恭親王已經跟北京的高層官員結成強大聯盟，并深受杰出漢官們的推崇。

隨著輔政大臣和兩位皇太后間的斗爭和猜忌愈演愈烈，終于到了護送咸豐帝靈柩回京之時。肅順因為自己在輔政大臣中首屈一指的位置，被安排護送咸豐帝梓宮。因此，慈禧皇太后得以比他早一天抵達北京，并在榮祿的士兵的護衛下，迅速集結起了反對肅順的勢力。11月1日晚，肅順在京城外扎營。醇親王奕 率眾從京城而來，出其不意地將其逮捕。其他輔政大臣也同樣被捕，并被指控密謀篡位。其中幾位得到自殺的特許，肅順卻被刻意羞辱，處以重刑，并在北京街頭當眾處斬。

慈禧的成功表明，當時清王朝的漢化程度，已經大大超過鰲拜時期。漢唐時期時有發生的后宮干政，大清還從未出現過。如今，這位皇太后運籌帷幄，終于粉碎了一項合謀恢復親貴議政的圖謀。當然，慈禧并非孤軍奮戰。從1861年政變開始，一個相對穩定，由她、另一位皇太后慈安和恭親王組成的聯盟便顯現了出來。小皇帝雖然坐在龍椅上，后殿里卻有兩個女人垂簾聽政。這兩位女子“同治”天下，便是1862至1874的同治年號的由來。她們和外部官僚機構之間，還站著恭親王。恭親王不僅與軍機處的文祥和沈桂芬合作密切，還支持曾國藩與李鴻章的自強運動。

◎自強運動

士紳自治的著名倡導者馮桂芬也是自強運動的代言人。他是最早提出傳統的夷人管理政策已經失效的專家之一。他指出，西方諸國并非分裂的部落。如果帝國再不自強，這些國家就能組成一條軍事優勢足以摧毀中國的統一戰線。中國積弱不振，并非因為缺乏人才或道德淪喪。這個國家無力自保，是因為其拒絕在體制上做出改革。首先，應該改革教育體制。其次，必須要鼓勵官員們了解西方。再次，應該多開設同文館 之類的現代學校，培養翻譯和專家。最后，考試制度也應該跟上時代變化。

李鴻章不僅批準了這些建議，還加了幾條自己的意見，尤其是加強軍事現代化。盡管19世紀60年代是外交合作時期，李鴻章卻擔心一旦情勢惡化，外國人肯定會向強權低頭，背棄國際法的平等原則。中方亟須培養出一批能靈活運用現代武器的官員，并用更小、更靈活的軍隊取代龐大笨拙的各省駐軍。北海及長江周圍的海防也必須加強。此外，國家還需要建立兵工廠，以擺脫依賴外國人提供槍支和軍艦的情況。

抵御太平天國叛軍期間，李鴻章和他的庇護者曾國藩就已經開設小型兵工廠。1865年大勝之后，他們拿出上海稅收的五分之一，在上海附近建起江南制造總局。這座兵工廠擁有三十二幢廠房，每天能生產一千磅火藥，并最終為水師造出了八艘軍艦。1866年，曾國藩的另一位門生——左宗棠在福州建起自己的兵工廠。不過，第二年，這座兵工廠的經營權就從左宗棠手中轉到了李鴻章的幕友沈葆楨手中。因此，地方督撫主動推行“自強運動”的初衷，或許是為了獲得某些部門的實際壟斷權。而這些部門，往往都是中央政府想小心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北京肯定已經預料到這些地方督撫權兼文武的危險性，并確信他們會給王朝帶來危害。那皇帝為什么還任其發展呢？

首先，內戰逼得朝廷毫無選擇。南京陷落之前，“自強運動”便開始了。然后，正如我們所見，1867至1868年間，李鴻章和左宗棠被迫在華北對付捻亂。李鴻章通過在山東半島挖出一條長達百里的戰壕，成功牽制了部分捻匪。他雖然在1867年12月取得了一場重大勝利，但另一支捻軍突然西下，襲擊直隸。終于，1868年夏，李鴻章和左宗棠勝利會師，給了敵軍致命一擊。隨后，左宗棠又花了五年時間，在陜西和甘肅對抗回民起事。而李鴻章的平叛歲月，則就此結束。擊潰捻軍后不久，北京便開始施加壓力，要求解散淮軍。如果中國的對外關系沒有急轉直下的話，李鴻章的軍隊和江南制造總局也有可能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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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關系

因沒能打開中國市場而日益不滿的西方商人破壞了1862年至1869年間的外交合作。經濟學家們堅持認為：中國人的消費水平不夠高，無法滿足西方商人獲得四千萬消費者的夢想。然而，要消除他們對中國市場的迷戀，卻極為不易。于是，夢寐以求的市場無法實現時，西方商人便像1839至1856年間一樣，通過指責中國當局，為他們的失望找一只替罪羊。這一次，他們認為新的厘金稅阻礙了商業發展，便要求清廷對所有已經在通商口岸征過稅的商品，都免收內地過境稅。因為通商口岸的商會即將在中國看到全新的經濟前景，所以西方商人們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上海的發展尤其表明，西方人要是在自己的紡織廠啟用廉價的中國勞動力，壓低其外國競爭者進口商品的價格，就能獲得巨大利潤。大清帝國雖然基本上還是被視為英國中部或新英格蘭的出口地，但到了19世紀60年代，投資者們開始打算將上海的特許經營權擴展到整個國家，并在內地興建工廠，生產廉價的服飾和工具，賣給中國農民。他們也首次覺察到中國豐富的礦產資源。西方人若能獲得內地居住權和內河航運權、開放更多通商口岸、建起無線電通信和鐵路，并獲得開采煤炭、鐵礦和貴重金屬的權利，那該獲得多么豐厚的利潤??！

然而，這些呼聲正高之時，中國民眾卻開始反感西方人?！短旖驐l約》讓西方傳教士得以進入中國內地。人們漸漸對傳教士及其皈依者們熟悉起來。在此之前，內地幾乎是見不到外國人的。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熟悉的面孔也并不討人喜歡。18世紀，關于基督教信仰中怪異而恐怖的傳言，就已在中國廣為流傳。太平軍的暴行并沒有改善基督教的形象。1861年，帝國各處都出現了一本匿名的反西方小冊子——《辟邪紀實》，它詳細描述了基督徒淫邪惡心的各類行徑：女人會喝自己的經血，男人則會綁架孩童，并迫其變性。這些駭人聽聞的印刷品把基督徒們描寫成豬狗不如、只會折磨中國人的畜生。于是，大幅告示呼吁士紳的民兵追捕、消滅這些令人作嘔的生物。這些警告和呼吁終于落入有準備的人耳中。下層士紳對傳教士尤其憤怒。因為后者在地方上的影響力，甚至很快便超過了他們。如20世紀晚些時候，英國一位軍隊隨員在滿洲（中國東北的舊稱）所說：

上層社會的大多數人都將傳教士視為政治密探，從而對其心生畏懼。窮人們也知道這點。不過，很多時候，誠實的窮人會向傳教士尋求保護，而心懷不軌者，也會利用傳教士，進一步謀取私利。這些私利也許是躲債，或某些類似的爭端?？傊?，他們知道自己與教堂的關系，或許會對知縣產生影響。

例如：與地主發生租賃爭端的佃農，有時會皈依西方宗教，然后向傳教士抱怨，說自己因為基督徒身份受到了士紳的歧視。于是，傳教士就很有可能以宗教寬容的名義，向知縣提出抗議。這種情況往往讓知縣左右為難。如果他支持基督教皈依者，以安撫傳教士，地方士紳會指責他“賣國”；但他如果拒絕審理有關基督徒的案件，傳教士就很容易向本國領事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對待，從而努力撤掉這個知縣。推諉只會讓事態惡化，民怨沸騰。而反西方的宣傳小冊子，也會越傳越廣，直到出現某位煽動群眾（往往為考生）的政治家糾集起一批暴民，攻擊皈依者，甚至殺掉傳教士。這種情況下，知縣和他的上級長官們便別無選擇，只能處罰暴民，以避免重大的外交事件或招來復仇的西方炮艦。清廷對1862年發生在湖南和江西、1865年發生在貴州、1869年發生在華中和臺灣的反基督教暴亂的反應似乎更加證實了廣為流傳的傳教士既詭詐又惡毒的謠言，并增加了人們對軟弱的政府無法確保其自身利益的恐懼。

盡管清朝很多高官都很同情這場反基督教運動，大多數人還是意識到，中國并沒強大到可以冒再挑起一場中西戰爭的險。相反，他們決定尊重國際法，并遵守《天津條約》?！短旖驐l約》中的一則條款要求在1870年重新修訂本條約。為延續1862年的合作精神，中國政府不僅同意了該項條款，還在批準條約后，接受了修訂的條件。這在中國的現代外交史上，還是頭一遭。事實上，清朝高官于1867年正式討論這個問題時，1858年還反對任何讓步的那些人已經做好準備，更加靈活地應對西方人的要求。因此，1868年，總理衙門開始與英國大使阿禮國展開友好協商。1869年10月23日，雙方簽訂了一項協議，允許外國輪船駛進鄱陽湖，減少對外國貨物征收的厘金，代以價格略高的絲綢和鴉片關稅。

然而，英國人卻遠沒有想象中的那般彬彬有禮。阿禮國雖然誠心誠意地與中方協商修訂事宜，西方商界卻讓他的努力化為泡影。英國商人認為該協議“不進反退”，因為它沒能確保他們夢寐以求的鐵路、煤礦和居住權。英國國內，卡靈頓爵士支持大使，反對充滿敵意的公眾輿論。但1870年6月外相的逝世，卻讓倫敦一方再無可能批準該條約。對這種缺乏合作的情形既困惑又失望的中國外務大臣正打算重新考慮修約問題時，一場新的危機突然爆發。

◎天津教案與李鴻章的責無旁貸

與阿禮國的商談正在一片和諧的官方氛圍中進行之時，中國民眾的仇外情緒卻愈演愈烈。1869年間，反基督教事件達到一個真正的高潮。第二年，天津流言四起、疫病流行?；浇探淌亢托夼壖軆和I祭的留言甚囂塵上。1870年6月，流言似乎在地方官從販賣兒童給圣文森特·德·保羅育嬰堂那些罪犯的口供中，得到證實。 城內各界領袖要求立刻展開調查。6月21日，法官要求獲準搜查法國天主教堂。法國領事豐大業認為這是對法國的侮辱，橫沖直撞地闖入當地衙門。知縣崇厚雖努力讓豐大業冷靜下來，可他已經完全失控，竟拔出佩劍和左輪手槍，朝崇厚開火。子彈沒有射中知縣。接著，豐大業沖出衙門，卻被一群好奇的圍觀者擋住了去路。于是，豐大業退后幾步，又拔出佩劍，胡亂揮砍。就在此時，知縣率衙役趕上前來，試圖平息群眾和這位法國人之間的沖突。 領事再次拔出手槍，這一次，他射中目標，殺掉了一名衙役。人群頓時發起狂來。不消片刻，豐大業就被暴民毆斃。很快，暴動便席卷全城。法國領事館被燒毀，天主教育嬰堂也被夷為平地。十位修女、兩位牧師和七位法國居民慘遭殺害，遺體殘缺不全。

天津教案的消息傳到北京后，朝中大臣立刻做好了最壞的打算，開始準備保家衛國，抵御法國人的進攻。此刻，所有關于解散李鴻章軍隊的言論也戛然而止。朝廷再次轉向李鴻章，尋求他的軍事援助。1870年7月26日，李鴻章受命率領兩萬五千名淮軍士兵，抵達首都外省——直隸。他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統領京師內外所有駐軍，并獲準在天津建立一個道臺衙門，專責天津港的關稅，用于他的“自強運動”事業。

結果，法國因為正與普魯士敵對，所以并未向中國發起戰爭。但中外合作的時代，無疑已經結束。李鴻章對朝廷的重要性大大提升。1870年后，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李鴻章重整中國軍隊的愿望，讓皇帝大加贊賞。畢竟，北京讓這位總督承擔現代化的責任，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如果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自強運動”，它就得改變整個官僚系統，并遵循馮桂芬的建議，徹底變革科考制度。而這么做不僅意味著告訴一百多萬文人，他們接受了數年的傳統經典訓練全都付諸流水，也意味著儒家圣典在現代社會將毫無立錐之地。在那樣的時刻，以儒家天命之說統治中國的滿洲人不能做出如此激進的決定，基本上，官員們依然相信四書五經是比炮艦操作手冊好得多的執政指南。其中最保守的人，甚至認為學習西方之事會腐蝕其文化的本質。于是，倭仁之類的官員不僅譴責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是一種文化背叛，還很快開始反對朝廷的現代化方案。

◎慈禧的妥協政治

因為慈禧采取平衡妥協政策，所以保守派在政府中依然有影響力。攝政的最后幾年中，她、慈安和恭親王之間的聯盟關系變得相當緊張。三人都小心翼翼地探查彼此的行動，為自己爭取決定性的優勢。1873年，同治皇帝成人。眼見攝政時期即將結束，很多官員都松了口氣，期待著迎來一個沒有陰謀詭計的新時代。然而，同治卻一病不起 ，第二年便撒手歸西。他的死激發了一場嚴重的皇位繼承危機。最后，慈禧險勝。相比指定一位同治的直系繼承人，她更愿意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外甥扶上皇位。如此一來，她又可以再攝政15年。恭親王雖然反對此舉，卻不敢冒險公開違抗。因為，慈禧已經可以調動榮祿的步兵，還顯然獲得了李鴻章的軍隊的支持。1874年，她的外甥光緒皇帝繼位，讓很多官員大為憤慨。因為這種做法違背了儒家以嫡子繼承的規則。但慈禧還是闖過難關，鞏固了自己對皇權的控制。1881年，慈安神秘死亡。三年后，恭親王遭到罷黜，離開權力中樞。“老佛爺”（當時人對慈禧的稱呼）完全把持朝政。然而，她也需要依賴外廷官僚的支持，以防止出現朝臣聯合起來反對她的情況。方法之一便是按照主要的意識形態差距，將朝臣們劃分為文化保守派和自強實踐派。慈禧一方面讓中央政府向倭仁一方傾斜，從未讓反對改革的保守派絕對噤聲；另一方面她又支持贊成現代化的那些人，并鼓勵各地的“自強運動”。事實上，她甚至得到了李鴻章等總督的感激。1872年曾國藩去世后，李鴻章就將慈禧視為了自己的庇護人。讓他在學習西方這件事上免遭保守派口誅筆伐的人，正是慈禧。

因為慈禧，所有新的軍事和工業項目都沒有直接影響到政府所在地——北京，所以保守派也對她心懷感激。“自強運動”被隔絕在辦事流程、方式和儀式都數百年不變的傳統官僚機構之外。有意思的是，在主張現代化的部門中，也出現了類似的隔離現象。所有新項目都由地方督撫的幕友主持。因此，李鴻章之類的官員即便不懂武器制造，也能開設兵工廠。只要資助人提供完成項目所需的資金，其幕友——包括在海外受訓的學生、買辦、海軍專家甚至外國顧問——就能替他處理所有細節問題。李鴻章的幕友們為他建起了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一條鐵路、一家紡織廠和開平煤礦。

隨著李鴻章開創的企業日益增多，他也越來越明顯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1884年恭親王被撤職后，雖沒有正式任命，李鴻章卻已經成為實際上的“外相”。他看起來權勢滔天，以至于西方外交官們有時以為，他行事可以完全無視北京。事實并非如此。李鴻章還是要依賴皇太后的中央政府為他提供庇護和稅收。例如，他的幕友最終都希望能在官僚機構中謀得一官半職。在這片土地上，官職依然是人們能獲得的最高尊重。然而，沒有禮部和朝廷的任命，李鴻章是無法為自己的追隨者們提供官職的。而且，他旗下各項事業所需的資金，依然主要來源于上海和天津的關稅，以及朝廷的國防撥款。他與慈禧和北京這種財政上的聯系，是不可能被斬斷的。

李鴻章并沒有在軍事和工業活動中實施個人壟斷。同樣的稅收，也會有其他督撫來與他競爭。他第一個主要對手是同樣成名于曾國藩手下的左宗棠 。打敗太平軍和捻軍后，皇太后問左宗棠是否能從回民手中奪回西北各省。他魯莽地向慈禧許下諾言，稱五年內定能完成任務。讓他自己都有些吃驚的是，他竟然真的如期完成。俄國人趁清軍無暇旁顧，非法占領了新疆。于是，如期完成任務的左宗棠便有了一個與這群俄軍打上照面的機會。這次會面的關鍵，是中亞的控制權問題。左宗棠堅持認為，中國不能冒失去這一戰略要地的險。因此，他接二連三地申請軍費。如若不然，這些錢也會流入李鴻章手中。后者相信，帝國的海防比另一側邊境上的某些山隘重要得多。

李鴻章另一個主要的競爭對手是張之洞。在19世紀80年代，更是如此。張之洞生于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比李鴻章年輕。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張之洞成長為一名果敢的民兵首領。身為一名杰出的文人，他在官場上一路升遷，并于出任山西巡撫期間，積累了極高的聲望。1884年，華南為反對法國將越南（舊稱“安南”）變為殖民地，做好開戰準備時，張之洞被提升為兩廣總督。1874年，法國將越南變為自己的保護國。安南國王想起他與大清皇帝的朝貢關系后，請求中國出面干涉，幫助他擺脫法國人的奴役。當時，清廷正就新疆問題與俄國紛爭不斷，無法向越南伸出援手。不過，中國一支名為“黑旗軍” 的非正規軍開始在越南北部襲擊法國人的前哨基地。為了驅逐這些非正規軍，指揮官李維業于1882年4月占領河內，使得臨近的中國邊境告警。

◎中法戰爭（1884年—1885年）

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花了差不多20年時間，加強軍事力量和發展軍事現代化。雙方剛剛接受的條約化解了新疆危機。此時，別處也沒有緊急的軍情。 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不但會使該地區成為其向中國西南擴張的中轉站，而且還會使自己控制這個曾經屬于中國傳統勢力范圍內的地區。張之洞和一群以“清議”聞名且更為年輕的翰林學士認為，他們既不能忽視法國人的挑戰，也一定要對李維業占領河內的事抗爭到底。

然而，“自強運動”的領袖李鴻章卻反對向法國開戰。認為中國軍事能力不足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他不愿意讓自己的軍隊參與一場不在其北方勢力范圍內的戰爭。然而，京師的主戰氛圍太濃，朝廷最終還是派正規軍到越南參戰。兩廣總督張之洞提供了部分軍需。李鴻章立刻試圖與法國人商討停戰，但巴黎和北京都不買他的賬，激戰仍在繼續。1884年，法國人試圖通過把戰場轉入中國海域，來結束這場沖突。法國海軍在臺灣登陸，封鎖東南沿海。驚覺廣東受到威脅的張之洞迅速封鎖港口。如此一來，法國人若想把中國人逼上談判桌，就只能進攻另一個主要目標——不易防守的福州船政局。船政局負責官員張佩綸 意識到這里的薄弱，請求北京增援。張之洞雖派出兩艘軍艦前往福州，李鴻章卻對增援請求置之不理，并未派任何軍艦南下。結果，法國人輕而易舉便突破張佩綸的防線，摧毀了船政局。此戰表明，軍事地方化的代價之一就是主要督撫之間的猜忌。他們維護自己的兵力和武器，不愿將其投入到別處的戰爭中。李鴻章這種心胸狹窄的做法，自然會遭到其他人的記恨。十年后，他這次明哲保身的行為就遭到了報復。

法國人雖然在福州大獲全勝，卻并未在1884年至1885年間的這場戰爭中得到比越南宗主權更多的好處。戰爭末期，中方的一場小勝利給了法國右翼一個推翻茹費理內閣，并挑起政府復仇情緒，從德國人手中奪回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機會?？吹椒▏粫r間因大陸外交而分身乏術，最狡猾的中國官員們無不慶幸中國的好運氣。不過，這些官員也第一次認識到了現代帝國主義的神奇之處，并對歐洲幾乎全機械化的無情擴張越來越警醒。1884年，李鴻章的前幕友，后來成為中國第一位外交大使的郭嵩燾這樣寫道：

初無窮兵之心，而數反數復，必因釁以逞兵；亦并無爭地之心，而屢戰屢進，即乘勢以掠地。

中法戰爭給中國人的教訓，似乎已足夠明顯。至此之后，兩國再也不會出現合作時期。然而，不管前景多么不容樂觀，中國都必須要為了生存，直面一次又一次的斗爭。這意味著清廷之前20年在自強運動中做出的努力，還要繼續下去。朝廷也從失敗中認識到統一軍事指揮的重要性。因此，1885年，皇帝上諭成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由皇叔醇親王主持，希望借此將各支地方艦隊整合在一起。但該衙門實際上的領導人卻是李鴻章。最終，海軍分為北洋艦隊和南洋艦隊，兩支艦隊每年散漫地集結一兩次，進行正式的軍事演習。此外，因為軍艦要么出自不同的兵工廠，要么由不同的督撫買進，所以每支艦隊的操典不一。然而，當時的人卻沒能立刻察覺到這些弱點。事實上，外國觀察者對中國1885年后建起的大批軍艦印象深刻，并認為北洋艦隊和南洋艦隊實力都在日本帝國海軍之上。

◎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1895年）

因為中日兩國就朝鮮問題越來越劍拔弩張，所以當時的人很難不把這兩個國家拿來比較一番。和越南一樣，朝鮮之前不僅是大清的藩屬國，也是諸多日本人覬覦的國家。1876年，朝鮮宮廷爆發了一場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的爭斗。雙方都請求外國勢力干預，保守派求助中國，改革派則求助日本。1884年，改革派在東京的支持和援助下發動叛亂，試圖推翻君主政體。保守派立刻向中國求援。最終，以袁世凱為首的中方軍隊幫助其鎮壓了叛亂。一些日本官員雖然希望立刻還擊，明治天皇外相伊藤博文卻同意與李鴻章在天津會面。兩人在那里商議了一份讓朝鮮保持中立的條約，承諾中日雙方都不會在未征得對方許可的情況下，干涉朝鮮事務。

1894年，《天津條約》受到考驗。朝鮮爆發了一場類似太平天國運動、旨在推翻朝鮮王室的叛亂。于是，朝鮮再次向中國求援。大清官員還在猶豫不決之時，日本人卻決定先下手為強，派出軍隊增援親日派系。7月，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交戰。1894年8月1日，戰爭正式打響。

事實迅速且令人羞愧地證明了日本人在海戰上的優勢。9月17日，兩國各派出以十二艘新式戰艦組成的海軍艦隊，在鴨綠江口展開大會戰。中國艦隊由李鴻章的門生——提督丁汝昌指揮。他的表現令人遺憾：他的一位艦長拒絕執行開戰命令；中方艦隊甚至在敵軍還未進入射程時，便開始浪費炮彈；而敵艦的第一次排炮齊射，就擊毀了丁汝昌旗艦的信號旗。日本戰艦集中火力攻擊中國主力艦和巡洋艦后，不過數分鐘，便有兩艘中國戰艦起火、兩艘沉沒、兩艘拒不參戰，還有兩艘倉皇逃離戰場。中國以十二艘戰艦開戰，結果卻只有四艘表現良好，得以幸存。

陸上的戰爭，中國依然慘敗。到1894年9月，平壤已落入日本人手中。而李鴻章的士兵，則開始從鴨綠江退回滿洲。10月，日本海軍在遼東半島登陸，攻占大連。之后不到兩個月，旅順港的中國駐軍投降。此時，戒備森嚴的威海衛，便成了山東半島唯一的希望。然而，1895年2月12日，它也被日軍攻占。此刻，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向日本求和。議和條款包括割讓臺灣和遼東半島，并賠款兩億白銀。

割讓這么多領土雖然屈辱，但割地對象是日本，才是讓中國人更為痛苦的事。被文明與中國迥異的歐洲國家打敗已經夠糟了，但眼見昔日模仿中國文化的“倭寇”擊敗大清帝國，無疑重重地打擊了這個國家的自尊。因為1894至1895年間的這場中日戰爭帶來的心理沖擊如此巨大，所以相比其他任何迫使中國人審視自身實力和弱點的危機，它都是最有影響力的一次。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問題？中國的“自強運動”到頭來怎么成了一場泡影？

◎“自強運動”的失敗

大多數“自強運動”都由地方督撫的私人幕府操辦。因此，傳統的儒家官僚機構通過向名義上屬于官僚體制外的機構來進行現代化的“用”，來保存內在的“體”。 當時，專家們的行為并未得到正式嘉獎。人們雖然承認其重要性，卻要在完成這些不屬于士紳的任務后，才能得到一個象征社會地位的文官職位。事實上，鴨綠江戰役結束前，海軍提督丁汝昌手下的眾多海軍將領，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待服役期滿，好穿上官服、戴上官帽、上岸領取賞賜。沒人全身心地投入經辦事務。因為參與“自強運動”的每個人都寧愿做別的事，所以這場運動才以失敗告終。

幕府也模糊了一名官員在私有部門和公有部門中的職責。正如有時一位文臣對李鴻章的忠誠會凌駕于公眾利益之上，幕友也常常唯利是圖。在帝國晚期，公職一直都是私人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私人職位，尤其是涉及豐厚利潤的職位——有回扣可拿的武器采買或承包商可抽成的鐵路修建——所獲利潤更不知會高出多少。即便總督中堂大人李鴻章自己，在整個帝國也擁有成千上萬畝土地、無數綢緞店和當鋪。當時有句俗話說：“給李鴻章看門的狗，都是膘肥體壯的。” 在當時的理想主義者眼中，腐敗到如此程度，真正應該受到譴責的就是幕府。據說，因為李鴻章的承辦商——他的女婿張佩綸中飽私囊，從克虜伯兵工廠購買空心彈頭，所以鴨綠江之戰中，中國軍艦的炮彈里根本沒有爆破彈頭。其他合伙人也行使了類似特權。魚雷裝著鐵屑，而非火藥；威海衛的彈藥袋里裝的是沙子，而非炸藥。事實上，李鴻章和他的合伙人們從軍需中謀取的私利如此之高，所以戰爭終于來臨后，他們也只能孤軍奮戰了。南洋水師拒不支援。后來，李鴻章只能不無苦澀地感嘆，這是讓“直隸一個省來和日本舉國作戰”。

幕府雖然不是正式的官僚機構，它擁有的官方之氣，卻足以阻礙同時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自強運動”最重要的項目之一。當時，與它共同運轉的，還有另外十五或二十家工業企業。這都是些遵循“官督商辦”原則，類似鹽業壟斷的企業。確保了自己在海上的糧食運輸壟斷權后，李鴻章想方設法，鼓勵商人投資新式輪船局。不過，正如18世紀的鹽商擔心官員壓榨一樣，19世紀的投資者們也害怕李鴻章和他的督辦們將來不讓他們贖回投入的股份。要是有幸得知李鴻章寫給皇帝的密函，這些商人估計就更不愿承包輪船招商局的項目了：

所有盈虧，全歸商人，與官無涉。

最后，李鴻章雖然吸引到了投資者，卻做出每年每股紅利高達20%的承諾。結果，原始股份被認購后，企業便再無繼續投資的資金。因此，1887年后，企業便停止發展。此外，李鴻章的幕友仍在繼續侵吞招商局的股份，用于其他項目。沒過幾年，所有這類國家扶持的企業都因為他們而名聲敗壞。

諷刺的是，最后，幕府制度恰恰改變了它本該維護的制度。專家們雖然并未盡力，他們那點微不足道的努力，卻開始侵蝕傳統的政府體制。倭仁在1867年發表的看法是絕對正確的：即便技術專家政治如此狹隘而有限，它也將不可避免地影響中國封閉的文化本質。最終，幕府里一定會發展出獨立的專業精神。這種精神蔑視引經據典的儒生，渴望擴展自己的專業知識。19世紀晚期的文官里，成長起兩類領袖：一類是經營20世紀早期鐵路和鋼廠的技術官僚群體，一類是后來發展為20世紀第一批軍閥的軍事家。因此，李鴻章的幕府發展成后來袁世凱統領的北洋陸軍督練處。清朝覆滅后，這股勢力繼續為袁世凱所用。

然而，依然為1895年威海衛投降的消息震驚不已的文人和官員們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當時，他們只是普遍感到自己熟悉的體制已經無法拯救這個國家。中國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要采取更激進的措施。帝國主義列強隨著新世紀的曙光紛至沓來之際，第一批忠誠志士，終于發出了要求革命性變化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