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世界秩序
中國人并未刻板地把所有夷狄都歸為一個無差別的單一整體。他們很清楚蒙古大汗和俄國沙皇或爪哇部落酋長與荷蘭商人之間的區別。然而，在中國人理想的世界秩序中，所有夷狄都受中華帝國的統治。只有中國，才是文明的真正代表；只有天子，才配坐上人間帝王的最高寶座。朝鮮國王、安南君主和日本天皇雖皆享有治理其國之權，但按儒家的等級觀念，他們都只能作為兄弟之邦，位列中國皇帝之下，始終期待著后者的冊封。不遵守儒家這套君主等級制度的人，只會被置于更低的等級中。因此，整個世界秩序就像一架大梯子，從高等文明降到蠻夷國度。
因為很多國際關系實際上并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地位，所以這只是個理想中的規劃。日本天皇就極少愿意承認這種從屬地位，像帖木兒汗之類的蒙古大汗，也對中國使臣的趾高氣揚極為不滿。但眾多為了與中國通商而甘愿朝貢的國家，還是為中國人的這種理想規劃增加了幾分可信度。中國人發現，他們理想中的等級制度，有時與其他民族對此的概念并不相同。偶爾，他們會采用雙重標準，一方面以平等姿態對待好戰的鄰國，一方面又在官方文書中，使用以上對下的語氣和形式。他們也會使用文化上的懷柔及許諾特殊利益，來構建相應的外族關系。例如：與蒙古族貴族聯姻的滿洲人，就會給蒙古人一些優待。盡管人們認為暹羅 和交趾 的使節通情達理，也更懂外交禮儀，但滿洲人對他們的態度，還是要疏遠一些。此外，他們認為東南亞沿海的異族最難順服。那些人還時常因為無法遵守文明交往的禮節，被拿來與牲畜相提并論。
回顧中國與這些西方國家的交往歷史，便不難理解中國對他們的貶低和非難。盡管羅馬帝國的臣民會穿漢朝的絲綢，中國人依然很少直接與歐洲人打交道。雙方之間的貿易往往都通過中介完成：中亞的商人跨越大草原，從一個驛站轉向另一個驛站，連通了中國與波斯之間的貿易。阿拉伯海員從設拉子 穿越馬六甲海峽，抵達廣州。蒙古人在元朝統一了歐亞大陸，暫時讓馬可·波羅之類的商人得以在大汗的保護下，從地中海東部一路來到大都（北京）。不過，這種陸路聯系在明朝便不復存在。此外，明朝也禁止海上貿易，除非攜帶外邦貢物，否則船只一律不得靠岸。明朝，中國日益閉關鎖國的同時，歐洲人也發現，即便通過中介與中國貿易，也越來越難。到15世紀土耳其人征服中亞后，這種聯系也被徹底切斷了。隨著奧斯曼帝國的海軍封鎖了敘利亞海岸線，歐洲的商人只得另尋新路。
土耳其人是從歐亞大陸中心地帶涌出的最后一撥征服者。他們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后，世界歷史便開始由另一種形式的軍事擴張主導。歐亞大陸溫暖的沿海地帶，一股新的海軍力量悄然興起。在東方，中國的私貨商人違抗明朝禁海令，航海前往日本和東南亞地區貿易。此刻，士麥那 的香料市場已經向歐洲關閉。于是，這些位于同一片大陸，卻遠在一萬六千英里外的西面諸國，便開始尋找通往東方的新路線。勇敢地探索非洲海岸線、發現美洲、繞過好望角以及最終的環球航行等事件，都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歷史的各個層面。
<meta charset="UTF-8">◎葡萄牙的海上力量
葡萄牙無疑是這場海上探險的先鋒。他們結實的大帆船不僅擊敗了土耳其戰船，還在印度洋上趕走了敵對的阿拉伯人。很快，他們又抵達印度，開始在那里尋找達·伽馬口中的香料和皈依者。阿爾布克爾克公爵以自己駐扎在果阿的強大艦隊為基礎，沿亞洲海岸線，建起了一系列堅不可摧的根據地。16世紀里，他通過這些據點控制亞洲海域，只對葡萄牙商船開放海中航線。
葡萄牙人很快發現，他們根本沒必要向蘇門答臘島東面繼續進發，去往摩鹿加群島中的香料島。印度甚至在他們抵達前，就已經與亞洲重要的轉口港展開廣泛貿易。葡萄牙人只需踏入這個業已存在的商圈，用他們的利潤從別人手中購買香料即可。例如，他們抵達馬六甲后，便發現整個港口都是商船。船上滿載中國絲綢和瓷器，以換取廣東人需要的檀香木、蘆薈、燕窩、香菜和其他海峽的物產?？吹饺绱司薮蟮纳虡I利潤，葡萄牙人尾隨這些返航的商船，乘著季風，于1515年抵達了中國東南沿海。
起初，明朝當局并不愿給葡萄牙人優惠待遇。朝廷官員稱這些新來者為“佛郎機”，認為他們與滋擾廣東至山東沿海的那些海盜沒什么差別。16世紀，亞洲海盜猖獗。亞齊水手、日本倭寇、安南雇傭兵和福建海盜船在航道中大肆劫掠，占領要塞島嶼，發放他們的貿易文書，襲擊沿海省份。葡萄牙水手洗劫了一座毫無防備的中國漁村時，真是應了他們“佛郎機”之名?？雌饋?，他們跟襲擊長江沿岸的日本倭寇毫無二致。1518年，葡萄牙遣使來到中國。然而，使者皮萊資正跟北京商談貿易協定時，他留在廣州的海軍艦隊司令官卻封鎖港口，炮轟明朝戰船。這些野蠻行徑似乎已足夠讓憤怒的明朝官員上報朝廷?？梢?，這些“佛郎機”真是些打著文明的旗號，實則燒殺搶掠的無恥罪犯。
明朝政府堅決打擊了這類逾越之舉。那位葡萄牙艦隊指揮官被打得倉皇逃命，皮萊資則死在了中國的監獄里。最后，朝廷未給葡萄牙貿易權，并由此拒絕他們入港補給和整修船只。 葡萄牙人被趕出廣州港口，只能通過在海岸邊的小島上設立非法營寨，維持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他們會定期在這些營寨里舉辦集市，也會航行到一片荒蕪的海岸，搭一些臨時的遮陽棚，把他們的貨品展示給中國商人，并換取對方手中的絲綢。在隨后的四十年中，葡萄牙人極不安定地維持這種沿岸貿易時，他們和明政府的關系卻得到了逐步改善。1557年，葡萄牙人終于獲準在廣州南部香山縣的一片彈丸之地，建立一處永久的貿易據點。這片小小的港口，便是澳門的前身。
<meta charset="UTF-8">◎獲得澳門
沒人知道中國人為何決定讓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一些資料顯示：葡萄牙人之所以得此恩惠，是因為他們曾幫中國人對抗海盜。還有些資料認為，軍方相信將這些強盜限制在一個港口，總好過任由他們隨心所欲地在沿海游蕩。甚至說葡萄牙人賄賂了廣州的海關官員，也并非不可能。無論如何，澳門的領土范圍并未得到清晰的界定。葡萄牙人在該港口開拓殖民地，但中國人只是默許了這一現狀，并未正式割讓領土，且認為只有澳門人，才是此處的合法居民。
獲得澳門后，葡萄牙人得以更頻繁地參與廣州的貿易市集。他們向明朝監督海防的道員購買到貿易執照后，每年有一兩次機會，可在珠江航行，或沿內陸航道進入廣州，在那里購買中國的出口商品。該貿易不僅讓澳門人逐漸富裕起來，也讓澳門成了投機客和冒險者的避難所。 與印度果阿總督維持著微妙關系的同時，澳門通過向果阿出售自產的大炮（澳門的鑄造廠在亞洲是數一數二的），從葡萄牙王室購買市政地位和貿易權。
<meta charset="UTF-8">◎日本的海外貿易
海峽貿易雖有利可圖，但還遠遠不足以建起澳門后來的堂皇市容。葡萄牙人轉向另一種海外貿易，才終于在此收獲巨額財富。數百年來，中國一直都在進口日本的銀和銅，用作外匯儲備。中國人用日本人大量購買的生絲支付這些貴金屬。不過，16世紀晚期，隨著日本大名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威脅中國，中日之間的正式貿易關系被迫中斷。直到1636年，中國帆船都只能非法地從寧波駛向長崎，而日本商人也繼續來到中國。不過，該禁令給葡萄牙人帶來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將廣東生絲帶到長崎，再運回一船珍貴的重金屬，僅一艘船，便能給船主帶來兩倍半的利潤。澳門立刻繁榮起來。天主教修會拿他們獲得的捐款冒險，投資到對日貿易中。船主們在皇冠拍賣會上熱切地競標，希望能獲得一次領航出海的機會。日本商人甚至會把本錢交給葡萄牙人，讓他們在廣州代購生絲。因此，接下來的幾十年里，大量資本涌入澳門。然而，1639年，這種貿易卻突然陷入困境。
日本的德川幕府收到消息，稱西班牙正計劃從馬尼拉攻打他們。來自荷蘭的新教顧問說服日本人，西班牙的帝國主義，是受到天主教使異教徒改宗皈依的狂熱所驅使的。德川幕府已經遭到日本天主教皈依者們的警告。1637年，德川幕府下令禁止天主教后，本土的天主教徒們立刻在島原市發動叛亂。政府最終以血流成河的代價，艱難地平息了這場叛亂。因此，日本政府決定驅逐國內所有的外籍天主教徒。結果，1639年，葡萄牙人被告知他們不僅喪失了特許貿易權，還要立刻離開長崎。
<meta charset="UTF-8">◎澳門經濟的衰退
葡萄牙人決心要讓日本人知道，他們并無參與西班牙人東亞帝國夢的計劃。于是，他們派了一個大使團到日本，向日本政府證明葡萄牙人只對和平貿易感興趣。然而，德川幕府已經下達了外人驅逐令。1640年，六十一位葡萄牙使節剛一抵達長崎，就被當作違反禁令的罪犯處死了。從那以后，荷蘭人便成為唯一能與日本人進行貿易的歐洲人。而葡萄牙人則被迫放棄了他們的海外貿易。隨著如此巨大的利潤來源慢慢枯竭，澳門也逐漸失去昔日的商業榮光。盡管這里的商人又重新開始海峽貿易，隨后將澳門變成一個鴉片出口港，但那些生意都無法彌補失去“廣州—長崎”這條貿易線所帶來的損失。
盡管如此，對西方人、尤其是想由此進入中原的傳教士們來說，澳門依然是個重要的起點。例如，利瑪竇（1552—1610年）等的耶穌會士為了成為明、清宮廷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便在澳門學習文言文。這些天主教傳教士大多都由衷地欣賞中國，并努力宣揚儒家倫理與基督教的兼容性，以便中國人接受他們的宗教。京城的士大夫們將其視為學者。站在北京的高度看待整個中國，耶穌會士們對中華文明熱情洋溢的描述傳回了歐洲。他們眼中的中國形象極大地影響了歐洲的啟蒙運動。如魁奈和伏爾泰等哲學家堅持認為，這種遵循自然神論的英才教育制度，應該成為整個西方國家的典范。在向歐洲傳遞這類關于中國的信息的過程中，澳門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這一文化功能還是難以彌補葡萄牙人被驅逐出日本后，城市經受的物質損失。因此，澳門昔日的繁華，也只能在記憶中搜尋了。
<meta charset="UTF-8">◎荷蘭人的挑戰
隨著葡萄牙人在亞洲地位的衰落，荷蘭人氣運漸隆。16世紀晚期荷蘭與西班牙交戰期間，荷蘭商人轉向了亞洲貿易。1580年后，西班牙兼并葡萄牙后，葡萄牙人對香料的壟斷讓荷蘭人越來越焦躁不安。1594年，他們被完全驅逐出里斯本香料市場。早已因航海技術聞名于世的荷蘭人，于1600年組建了聯合東印度公司，挑戰葡萄牙人在亞洲海域的統治地位。作為一個股份有限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比葡萄牙人更傾向于追求利潤。此外，荷蘭人也不愿與他人分享亞洲的海外貿易。他們決定抵達并征服香料群島。一旦實現該目標，荷蘭人就要實行殖民統治，從葡萄牙商船造訪的沿岸開始，深入到群島內陸。而葡萄牙船只，則僅造訪過沿海地帶而已。到1619年，荷蘭人開始在爪哇島建立殖民地，并將公司總部建立在巴達維亞 。鑒于阿爾布克爾克公爵早在一個世紀前就建立了海上要塞，揚·科恩也一手創建了荷蘭的東南亞霸業。他和他的繼承者們煽動一個本地的王子同另一位王子交戰。最終，荷蘭完全征服印度尼西亞群島。它對該地的殖民統治，也一直持續到了二戰結束。
1633年至1639年間，德川幕府下達驅逐令后，荷蘭是唯一能合法地與日本進行貿易活動的歐洲國家。他們希望通過日本，與中國建立起貿易關系。臺灣很快引起了他們的注意。1634年，荷蘭人在臺灣島最南端建起一座堡壘和一座名為熱蘭遮城的港口。當時被臺灣原住民把持的貿易轉運站曾試圖在廈門有組織地與福建人進行貿易。然而，滿洲人對中原的征服中斷了這種常規的貿易往來。滿洲人的一路南下，迫使忠于明朝的人和海盜頭子“國姓爺”離開大陸，逃難到臺灣?！皣諣敗睂⒑商m人趕出熱蘭遮城后，把這座島嶼變成了自己的基地。不久之后，荷蘭人轉投新建立的清王朝，攜手對抗這一共同的敵人。他們提供船只，協助清廷剿滅“國姓爺”在臺灣的政權。因此，荷蘭人試探性地提出一項協議，希望能獲得在廈門的貿易特權，作為其提供軍事援助的交換條件。但由于一系列誤解和不幸事件，該聯盟未能實現。清政府最終還是打敗了鄭氏海軍，于1683年統一臺灣。然而，他們堅決不給荷蘭人擴大貿易的特權，反而強迫他們按中國的朝貢體系，照朝鮮或南亞各附庸國的方式，派遣使者到北京朝覲。盡管荷蘭人在這方面的外交上做得非常成功，他們還是未能像英國人在廣州一樣，與清朝建立起廣泛而持久的貿易關系。
<meta charset="UTF-8">◎英國東印度公司
英國的海軍霸權是從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約翰·霍金斯爵士的私掠船活動發展起來的。不過，其主要動力還是源自各大商人為奪取伊麗莎白女王手中的貿易專賣權而進行的爭斗。強大的倫敦商業探險公司在荷蘭戰爭期間失去安特衛普 ，并于1597年被趕出德意志帝國后，英國人越來越嫉妒荷蘭人在商業上的成功。1599年12月31日，倫敦的商人收到伊麗莎白女王頒布的皇家特許狀，得到了東印度所有貿易的壟斷權。兩百一十八名商人在這次風險投機中總共投資七萬兩千英鎊，并壓根不知道他們的東印度公司終將成為一個國中之國，以一個殖民公司的身份統治整個印度。當時，他們的目標只是與荷蘭人競爭，打破葡萄牙人對香料的壟斷而已。
起初，荷蘭新教徒和英國人聯手對付葡萄牙天主教徒。然而，各自的貿易利益很快瓦解了這一聯盟。1623年，英國在亞洲的驕傲和利潤都遭到致命一擊。同年，蘇門答臘島附近的安波那島上，荷蘭軍隊大肆屠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此處的代理商人，并封鎖了英國通往香料群島之路。東印度公司強烈要求英國政府為其復仇。但詹姆斯一世因跟荷蘭人締結軍事聯盟，所以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東印度公司對英王專賣特許權的依賴讓他們極易受到國內外競爭對手的攻擊。英國內戰期間，東印度公司暫時得到了克倫威爾的庇護，但其他嫉妒這些倫敦冒險商人的公司，一直試圖在亞洲貿易上分一杯羹。有時，甚至有兩家公司同時跟東印度公司競爭，每一家都要求獨享專賣權。但1660年后，多虧英王查理二世的支持，原東印度公司的地位才得以穩固。事實上，斯圖亞特王朝的這位君主于1661年娶了葡萄牙布拉干薩皇室的凱瑟琳公主后，就獲得了這位葡萄牙公主包括孟買在內的所有嫁妝。如此一來，東印度公司也得到了印度最好的港口。
此時，鑒于荷蘭人將英國人都趕出了印度尼西亞，所以印度成了東印度公司的主要供貨地。東印度公司位于孟買北部蘇拉特的工廠，為其裝備船只前往中國進行投機生意提供了便利。然而，直到1685年，中英之間的貿易關系依然極不穩定。因為澳門人為驅逐競爭者賄賂廣州的海關官員，所以廣州成了第一個不再對英國人開放的海港。 東印度公司在其他口岸（比如廈門或寧波）的代理處，運營也得依賴賄賂港口官員的程度而定。因為和明朝一樣，滿洲人也決定通過封鎖海岸和禁止海外貿易的方式來消滅海盜。英國的船艦每次出現在中國港口，都會立刻被判定為走私。若想繼續貿易，他們就得賄賂地方官員，以換取后者的默許。
面對如此不穩定的貿易，東印度公司決心到亞洲其他集散口岸尋求交易中國絲綢和瓷器的機會。然而，這些東西在越南的東京灣售價極其昂貴，讓英國人失望不已。于是，他們轉向臺灣，為“國姓爺”的后人提供補給和武器，以期這些海盜能在收復福建沿海后，給予他們貿易特權。然而，英國人押錯了寶，1683年清朝海軍收復臺灣后，他們也被一并拒之門外。然而，1685年，他們又欣喜地得知康熙批準了海外貿易。從此，東印度公司的船只便可以在中國南部沿海的港口停留。
<meta charset="UTF-8">◎多埠貿易
1685至1760年的多埠貿易期間，因為英國本土有個奢侈品市場，所以英國人主要購買絲綢、瓷器和藥材等高成本的商品。他們試圖用英國羊毛來支付上述物品，但中國人幾乎都不需要毛織品，即便北京寒冷的冬季，他們也更青睞絲棉制品。結果，英國貿易便主要以印度進口商品和海峽土產為主，主要支付手段為銀幣。
從理論上來講，多埠貿易讓英國買家在講價中占據了優勢。如果中國商人在一個港口提價，那東印度公司的船只便可以轉向其他港口。然而，因為中國商人有足夠的資金，可以事先囤積大量貨物，而英國人都被限制在轉口港，所以這一優勢其實也不太明顯。此外，中國幾個主要的港口也被竭力抬高價格的寡頭壟斷。英國人將這些掮客稱為“國王的商人”，因為他們通常都是從康熙的某個兒子手中購買專賣憑證的投機商。這些“國王的商人”回到寧波或廈門后，就用自己的憑證恐嚇海關官員，逼對方承認他們的壟斷權。然而，他們把大部分資金都投在了皇室許可證上，結果要么缺乏資金置辦貨物，要么就定出高得離譜的單價，以期盡快收回原始投資。
18世紀早期，“國王的商人”便已出現。所有城市中，只有廣東抵制這些壟斷者。因為廣東的海關監督直接聽命于皇帝，所以能夠忽視皇子的授權。而且，這里頗具規模的公行（對外貿易行會）也有足夠的資金，獨自從對外貿易中獲利。因此，即便英國人擁有多埠貿易權，他們光顧福建或浙江的機會也越來越少，反而全都聚集到了廣東。與此同時，在中國這方，一系列當時被稱為“廣州貿易體系”的特殊貿易關系和法規，也開始逐漸成形。
<meta charset="UTF-8">◎廣州貿易體系
載重費和貨物稅是固定的，由公行商人負責征收。和東印度公司一樣，廣東公行對外貿易也實行國家專營之權。不過，公行缺乏倫敦商業探險公司的企業實力和法律保障，所以公行的設置主要旨在確保關稅，以滿足其成員的經濟利益。1736年后，公會的每位成員都被迫成了政府的保商。這一身份意味著他們要為外國人的行為負責。 若東印度公司的水手和廣東人出現紛爭時，外國人趁勢而逃，負責那條船的保商就得接受官府的訊問。很快，這一公共安全政策便成了海關監督壓榨公行成員錢財的手段之一。一有外國人違法亂紀，倒霉的保商就會接到海關監督的傳訊，并繳納或許會高達二十萬兩白銀的罰款。申報破產后，中國商人雖能向英國人求助，但東印度公司若拒絕幫助，該商人就只能求助高利貸者。這些高利貸者通常不是印度祅教徒，就是利息收得奇高的蘇格蘭放債者。因此，公行的成員總要面臨很多風險，有些商人甚至還嘗試退出公行。海關監督拒絕他們退出，結果申報破產的人就越來越多。
<meta charset="UTF-8">◎洪任輝事件
英國人越來越關注這些進展。他們反抗海關監督的唯一做法，便是向廣東巡撫或兩廣總督請愿，希望他能插手此事。然而，到18世紀40年代，皇帝卻禁止地方督撫干預海關監督，處理涉外事務。如果一個極其貪婪的內務府官員被任命為廣州海關的總稅務司，東印度公司就將求告無門。 絕望中，英國人嘗試著轉回多埠貿易，但別處的商人資金短缺，而且寧波和廈門的港口官員甚至比海關監督還貪得無厭?？雌饋?，東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們能求援的對象，似乎只剩最后一個了。不懂海關監督在內務府地位的英國人決定，直接向乾隆皇帝本人發出請愿。受中國“懷柔遠人”外交政策的影響，東印度公司一位名叫洪任輝的翻譯于1759年乘船到天津，在那里用中文寫了一份聲淚俱下的請愿書，交官員呈往北京。
收到洪任輝的請愿書后，乾隆被這種夷狄的莽撞無禮驚得目瞪口呆。因為文言文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形式。對此，滿洲人的感受比任何人都來得深刻。因此，他們一直都禁止外國人學習文言文。此外，直奏皇帝也是高級官員小心看護的一項特權。未得到皇帝允許的請愿，只能證明這些夷狄有多么不了解維持上層人士和下層平民之間適當關系的必要性。結果，乾隆下令流放洪任輝，處死他的中文塾師，審訊負責擔保的公行商人，并將英國未來的所有貿易都限制在廣州這一個港口。
<meta charset="UTF-8">◎廣州的限制
1760年至1833年間，東印度公司只在廣州進行貿易，且遵循更固定的路線。來自英國或印度的大貨船抵達此處時，那些在澳門過冬的東印度公司代理人便會回到廣州。登陸期間，公司的商人會與所有其他的歐洲商人住在“十三行”——廣州沿岸一片圍起來的狹長區域，內有大量倉庫、辦公室和住房。每逢周日和假日，這些歐洲人可以獲準做些短途旅行，但其他時候，就只能待在西南的這片城墻內。
一些英國人對廣州貿易體系如此惱怒，這種苛刻的人身限制或許也是原因之一。但其他代理人也對該體制極為不滿。一方面，清廷的宏偉大氣凸顯了耶穌會對中國的描述，但另一方面，公司的代理人們見到的中土之國，卻只能來自嘈雜骯臟，必須與腐敗官員和諂媚商人打交道的廣州沿岸。身處十三行內的他們看到的中國，不過是寺廟和歌伎而已。此外，這里的行政限制也同樣令人窒息。洪任輝事件后，歐洲人不僅失去了向更高層申述的權利，甚至無法再直接與海關監督交涉。所有訴求都必須先措辭謙恭地寫下來，再由公行呈交海關監督。然后，會有中國的中介機構傳回上級的答復，措辭卻往往讓英國人憤懣不已。代理人們認為，冒著罹患熱病和痛風的危險來到廣州已經夠糟了，但更糟的是，他們每次要求降低關稅，都會被稱為“夷人”。而且，這種間接交流，往往意味著重要的訴求根本得不到真正的回復。因此，馬嘎爾尼才會于1793年被派往北京。東印度公司希望圣詹姆斯宮的特使能在北京得到一個申辯的機會，從而促進中英關系往更平等的方向發展。
馬嘎爾尼使團的表現令人大失所望。馬嘎爾尼和中國東道主之間的大部分爭論，都停留在禮儀上。清朝官員堅持認為，英國大使必須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屬國之禮。馬嘎爾尼認為這是中國人將英國人視為卑下夷人的偏見之舉，極大地貶低了喬治三世的使者。馬嘎爾尼同意行單膝下跪禮后，協議才終于達成。但此時雙方都已筋疲力盡，所以其他議題都成了懸而未決的問題。1816年，英國派阿美士德使團再次來到清廷。他的使團取得的進展，甚至還不如馬嘎爾尼的使團。關于叩頭的爭論變得異常激烈，以至于阿美士德根本沒有見到嘉慶皇帝，便離開了北京。該事件表明，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困境似乎已毫無解除的可能。而且，他們簡直無力再承擔裝運與出港的費用。到19世紀早期，該公司與中國的經濟關系發生了改變。此時，要想讓他們撤出廣州貿易，幾乎已是不可能的了。
<meta charset="UTF-8">◎茶
廣州貿易體系為何越來越紛繁復雜，歸根結底就一個字——茶。英國與中國的早期貿易主要是奢侈品和中草藥。極對英國人口味的茶葉恰好就屬于中草藥的一種。18世紀，茶逐漸成為一種全民飲品。最后，普通的倫敦工人都會拿出約5%的家庭收入用來購買茶葉。東印度公司不再進口只有富人才買得起的中國商品，而是賣起了像煙草一樣人人都消費得起的商品。
隨著英國人對茶葉需求量的增加，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返航的貨船，載貨量增加了七倍。到1800年，公司每年在茶葉上的投資已達四百萬英鎊，而與中國的貿易，也成了英國政府的一大稅收來源。因為他們向東印度公司茶葉進口的征稅額高達百分之百。國王如此覬覦這筆稅收，以至于東印度公司不得不多囤一年的茶量，以防與中國的貿易出現暫時性中斷的情況。為了贏得英國國內市場，東印度公司得與無照營業的私商和走私者競爭，盡量囤積廣州的茶葉，以便將后者擠出該行業。每年，廣州的貿易季正式開始前，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都會給公行的商人預支款項，以確保能從福建、江西和安徽的批發商手中獲得茶葉訂單。對于這些預支的款項，東印度公司能獲得的唯一擔保，就是保商個人的持續償付能力。在給了公行掮客數千盎司白銀后，公司已經再也冒不起商人因受海關監督的壓迫而宣布破產的風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時的中國掮客是英國壟斷商的代理人。他們付給海關監督的每筆罰款，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東印度公司的金庫。
此刻，這些款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失去茶葉貿易的損失，又是東印度公司無法承擔的。公司對印度的征服始于1757年的普拉西戰役。不過，這場耗費巨資的冒險行動獲得了英國皇室的贊助。到19世紀早期，東印度公司的債務已經高達兩千八百萬英鎊。償還這筆巨額債務的唯一方法，就是進行印度、中國和英國之間的三角貿易。每年，兩千七百萬磅印度原棉從加爾各答運往廣州的紡織廠，所獲利潤都被東印度公司用以購買銷往英國的茶葉。因此，廣州貿易為該公司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得以借此將利潤回流倫敦，以償還其背負的債務。
這場三角貿易中，東印度公司并非唯一的代理商。事實上，一些名為“代理行”的印度私人公司也會向中國出口棉花。這些由印度祅教徒和蘇格蘭金融家控制的代理行最初的貿易往來，就是與馬來西亞諸公國間的“港腳貿易”，之后才延伸到與廣州的貿易。雖然他們售往中國的海峽商品、歐洲鐘表（如鳥鳴鐘）和印度棉花利潤可觀，但還是無法觸及已被東印度公司壟斷的茶葉貿易。他們會先在廣州將現金換成東印度公司的信用券，回倫敦后再兌換回來。作為交換，東印度公司會用銀幣購買送回英國的茶葉。因此，是這些代理行，讓東印度公司有了償還英國皇室債務的能力。
印度棉花的港腳貿易賺得的現金，不足以購買東印度公司所需的茶葉。于是，代理行只得從秘魯和墨西哥進口銀圓到中國，作為補充。18世紀期間，數千萬銀圓從新西班牙流入中國沿海港口。但諷刺的是，茶葉貿易到頭來卻破壞了這種銀圓供給。1773年，東印度公司儲存的茶量超過了英國市場所需，于是勸說皮特政府允許他們將公司的壟斷權擴大到美洲殖民地。隨之而來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導致了美國革命，徹底切斷了英國的墨西哥銀圓供給。缺乏銀圓支付茶葉費用的東印度公司，只能更加依賴代理行提供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以獲取銀幣。然而，與此同時，因為中國北方的商人開始通過海運南下，將自己的棉花運往廣州，所以印度棉花的進口量開始下降。于是，代理行只得拋售印度棉花，尋找其他中國人或許會購買的印度商品。結果，中國人愿意大量購買、且購買量足以繼續維持茶葉貿易的產品，就是容易讓人上癮的毒品——鴉片。
<meta charset="UTF-8">◎鴉片
在中國，鴉片作為藥物使用的歷史已有一千多年。荷蘭人將煙葉介紹給臺灣人后，中國人便學會用其包裹鴉片，點燃并吸食粗糙的蒸餾煙霧。18世紀，盡管政府嚴令禁止吸食鴉片，一種純度更高的吸法還是逐漸傳遍全國。18世紀晚期，鴉片的使用量暴增。煙鬼們遁入夢幻般的毒癮中，或許是為了逃避乾隆晚期的社會壓力吧。然而，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因為東印度公司對鴉片的壟斷，所以需求量的增加，也會帶來供應量的增加。
印度總督沃倫·黑斯廷斯意識到鴉片在馬來西亞和中國暢銷后，決定于1773年在孟加拉建立一個東印度公司的鴉片壟斷站。后來，印度巴特那出產的鴉片，品質居世界之冠。東印度公司鼓勵印度佃農種植罌粟，并將產出的原糖賣給公司位于加爾各答之外的精煉廠。廣東市場對鴉片的需求增加后，此處的產量也隨之增加。不過，因為中國政府于1796年重申禁止吸食鴉片的命令，東印度公司不敢再將精制的鴉片直接出口到中國，而是專賣給在廣州做藥品生意的代理行，利用他們的銷售渠道為公司積累茶葉貿易所需的資金。
19世紀早期，鴉片在廣州的銷售經歷了三次戲劇性的飛躍。第一次發生在1815年東印度公司降低巴特那鴉片售價之時。第二次是1830年，東印度公司允許西印度私自種植的馬爾瓦鴉片在支付了一定附加費后，便可以進入中國。最后一次也是增長幅度最大的一次飛躍發生在1834年。東印度公司在該年失去了對中國貿易的壟斷權，因此私人投資激增。第二年，傾銷到廣州的鴉片從一萬六千箱 ，激增至兩萬七千箱，讓販賣鴉片的英國人、印度祅教徒和美國人賺了一千七百萬銀圓 。起初僅作為印度棉花補充商品的鴉片，如今已成為港腳貿易的主要產品。的確，作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經濟作物，鴉片幾乎已成為所有對中貿易的基礎。對鴉片如此大的需求量，讓銀圓開始流出中國。例如，19世紀最初的十年里，中國貿易平衡狀況良好，流入帝國的銀圓高達兩千六百萬兩白銀。19世紀30年代，鴉片消費量增加，三千四百萬兩用于支付該毒品的白銀流出中國。
這些數據或許很重要，但無論如何，較之日常貿易，它們似乎還是要溫和許多。平日里那些從加爾各答鴉片拍賣行疾馳而來，經過專門建造，荷槍實彈的代理行船只，以及在珠江口，經過加固的商船把鴉片轉運到兇悍的疍家海盜駕駛的“快蟹”船和“扒龍”船上時，都可能發生流血的暴力事件。這些海盜會在上游卸貨點賄賂或恐嚇巡邏的官兵，迫使對方同意他們卸下貨物，并批發給鴉片窟的老板。到1835年，一個龐大的非法分銷網絡將來自加爾各答的鴉片沿中國的河運網，輸入到北部平原腹地。
利潤暴漲的同時，西方的商人們對這種毒品交易的確產生了一些道德上的顧慮，也在國內輿論面前頗為窘迫。待在廣州的傳教士們記述了瘦弱的癮君子、支離破碎的家庭和因吸食鴉片過度而喪命的人數。但在英國，還是有無數方式為該貿易辯解。辯解者們堅持認為，西方的毒品販子應受的譴責，不該比杜松子酒商人多。他們不過是提供了一種中國人本來就渴望的商品。他們掩蓋了自己自由供應毒品，鼓勵他人吸食上癮的事實，反而堅稱中國人要是真的不希望這些鴉片在其港口銷售，就應該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鴉片進口。此外，為順利卸貨而賄賂中國海上巡警的做法，也讓官員腐敗成了他們不斷向中原輸入印度鴉片的借口。對此，英國政府繼續持支持態度。因為用鴉片利潤購買的茶葉，不僅能償還東印度公司的債務，還能支付英國皇室的稅收。這一稅收占英國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這樣的成本核算面前，道德上的顧慮很容易便打消了。
如此龐大的毒品交易量，更加深了中國人對這些夷狄的偏見。鴉片波及的范圍著實令人震驚。盡管無法知道確切的煙民數量，但1820年，僅蘇州就有十萬名癮君子。 不論真實的數據是多少，當時吸食鴉片已成為一種極為常見的惡習。城市中，到處都是有錢有閑的煙民：下層士紳、衙門胥吏，甚至包括公門捕快和士兵。中國與西方日益密切的商業往來讓中國的士大夫們警醒，令他們為基督教貼上了野蠻人的毒物的標簽，并認為該教會從精神上危害中國。如今，基督教的威脅似乎因為鴉片而具體起來。除此之外，人們甚至也認為外國人就是用鴉片來削弱中國人，以便實現征服的目的。
除鴉片問題以外，中國的經濟也愈發艱難。19世紀早期，士紳逃稅已經加重了農民的經濟負擔。而鴉片貿易，則似乎讓這一情況更加惡化。因為白銀的流失顯然增加了農民實際繳納的稅款。中國的貨幣是復本位制，銅錢用于小額支付，白銀用于更大的交易。農民雖然用銅錢交稅，但官府的定額卻以白銀來衡量。盡管稅額維持在一個合理的常量，兩種貨幣比率的波動，卻會損害納稅人的利益。也就是說，雖然每盎司（兩）白銀按例該兌換一千銅錢，但因為缺乏政府監管，所以銀價會隨市場需求變化。當時的中國經濟學家們認為，對外貿易逆差導致白銀短缺，因此中國的白銀就越來越貴。隨著匯率的變化，一千五百，甚至一千六百文銅錢才能兌換一盎司白銀。 這意味著要完成之前的稅收定額，農民就要多繳納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銅錢。因此，人們認為鴉片讓中國失去的東西，遠遠不止癮君子們的健康，它還日益蠶食了整個社會的農業基礎。
<meta charset="UTF-8">◎合法化與取締
負責監督廣州對外貿易的清朝官員希望朝廷能通過壟斷鴉片銷售，來改善這種狀況。他們爭辯說，事實證明，強制禁止鴉片運輸的措施是無效的。1821年，阮元等盡職的總督成功地將鴉片販子從澳門的大街小巷，趕進了珠江三角洲那些經過加固的鴉片船。然而，即便政府開始逮捕中國煙販，并用酷刑威脅煙民們，鴉片的進口量依然在上升。卷入金額如此巨大的貿易中，執法人員似乎也很難保持清廉。因此，為何不在政府監管下讓鴉片貿易合法化，從而用中國貨物交換印度鴉片，以避免白銀出口呢？這不僅能挽回貿易逆差，還能成為政府的一大稅收來源。
然而，這種辦法無法解決鴉片上癮的問題。道光皇帝（1821—1850在位）深知吸食鴉片的后果，所以不支持政府經營鴉片窟，販賣這種“洋煙土”。因此，還是得繼續尋找其他的解決辦法。到目前為止，官員們顯然還只是通過逮捕中國煙販，來打擊鴉片貿易最外圍的部分。要想斷其根本，只能切斷國外的鴉片供應。即便需要逮捕西方商人，引發武力對抗，也在所不惜。有了這個念頭的道光皇帝終于在1838年12月，派國內最有才干的官員之一——欽差大臣林則徐前往廣州禁煙，并命他為全權代表，可以在禁煙過程中，下達一切他認為必要的命令。林則徐辭別皇帝南下之時，他們都沒料到這一決定意味著戰爭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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