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衰落——清初與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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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漢平衡

占領北京并沒有結束多爾袞與滿族勛貴之間的沖突。盡管順治皇帝入主紫禁城時，就已敲響傳統滿洲的喪鐘，18世紀前，皇權與勛貴間的爭斗，依然主導著帝國政治。如今，滿洲人入主中國已成事實，但政權的漢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想成功統治漢人，就得滿足他們的要求。如此一來，勢必會侵害到滿族親貴的特權。多爾袞積蓄漢人支持的同時，便削弱了滿族王公的權力。1644年，宗室首領不再直接執掌六部；1649年，多爾袞公開諭令，稱漢人官員無須再奉行諸王赦令。毫無疑問，對滿洲權貴的這些限制，為多爾袞帶來了不少好處。1647年后，他的同僚濟爾哈朗失勢，無法再繼續攝政。多爾袞位極人臣，以至于不得不提醒漢臣，他們名義上的主子并非他，而是順治皇帝。

很多滿洲人都支持他這種獨攬大權的政策，很快便圍繞多爾袞建立起一個與漢臣密切合作，以吸引更多前明朝官員為新朝效力的小集團。1650年多爾袞去世后，該集團不僅仍以他的名義繼續存在，還授予了他生前一直拒絕接受的皇帝稱號。不過，多爾袞的霸權地位也惹怒了許多滿洲高官。依然為1647年的失勢郁結在心的濟爾哈朗，便拉攏一批人支持年輕的順治皇帝，并最終擊潰了多爾袞集團。多爾袞的皇帝稱呼被撤銷，落了個聲名狼藉的下場。他的追隨者們也紛紛下臺。凡此種種，都給了皇帝一個親政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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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的統治

順治皇帝親政后，實際上的統治時期只有十年。作為第一個掌握文言的滿族統治者，他比自己的先祖們更內省，也更敏感。他對宗教長期不滅的濃厚興趣，讓朝堂上的耶穌會教士們覺得有望使其受洗。然而，順治最終認真考慮皈依宗教時，選擇的卻是佛教，而非基督教。他在位的最后幾年里，愛妃董鄂氏的死不僅令他悲痛欲絕，也讓他不斷興起遁入空門，成為禪僧的念頭。

順治渴望放棄皇位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統治的這十年并不太平。明室遺臣的抵抗使大清控制南方的計劃屢屢受挫。1659年，統治福建的傳奇海盜——“國姓爺”鄭成功幾乎占領南京。長江下游的江南士紳始終抵觸外族統治，甚至對必要的賦稅改革都陽奉陰違。同時，滿洲諸親貴也認為皇帝對高傲的漢人精英過于卑順，因此逐漸滋生出強烈的反漢情緒。然而，貴族們的反應只是促使順治更傾向于漢人的治國方式。以前，他一直相信遵循儒家觀念的滿漢共治，如今卻完全向明朝的權力模式傾斜。順治廢除皇太極設立的內三院后，恢復了由進士組成的翰林院。此外，他像前朝一樣，也選擇臭名昭著的宦官擔任皇帝內侍，棄內務府的包衣奴才不用。各部院的大臣和諸臣工對必須通過這些不可靠的閹人，才能知曉皇帝意旨的情況非常不滿。那些崇尚武威的滿洲勛貴也深感尊嚴受辱。他們中少數膽大的人上疏勸諫，但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了緘默不語，靜待時機。

表6-1　清朝的統治者們

更確切地說，這些都是年號，而非皇帝的名諱。順治皇帝的御名為“福臨”，法號“行癡”，別號“癡道人”“太和主人”“體元齋主人”等，廟號“世祖”，謚號“章皇帝”。嚴格說來，他應該被稱為“順治皇帝”，正如康熙應該被稱為“康熙皇帝”一樣。不過，我決定按照慣例，仍用年號稱呼他們，即稱其為“順治”“康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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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拜攝政

1661年2月2日，順治皇帝死于天花之際，大多數人等待的時機終于到了。政府體制終于從明朝模式轉回滿洲親貴的集體統治。四位滿洲親貴出任輔政大臣，輔佐7歲的康熙皇帝（1662年—1722年在位）。他們都參與過朝鮮和蒙古進行的戰役，并曾率領驍勇的旗兵橫掃中原腹地。他們采取的第一項行動，就是將前朝政策悉數廢止。首席輔政大臣鰲拜在皇太后的協助下，以先帝名義炮制出一份遺詔。他們稱，這份詔書是順治彌留之際的最終遺言。字里行間，皇帝不僅為自己背離滿洲祖訓而向臣民謝罪，還說他因為受阿諛奉承的漢臣和宦官蒙蔽，拒絕了貝勒們的建議。因此，他敦促自己的繼承者們恪守祖制——滿洲權貴封建體制，予以滿洲勛貴們恰當的地位。

在接下來的六年里，鰲拜和其他攝政大臣迅速展開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改革。他們驅逐宦官；把管理宮廷的責任交還內務府；賦予滿蒙議政王大臣會議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的議事權；剝奪漢人言官批評皇帝的權利，并對科道、都察院彈劾參奏群臣嚴加設限；逮捕、拷問并以極其痛苦的方式處死有反清情緒的人；建立嚴密的官員審查制度，獎勵迅速且高效地了結案件并足額上繳稅款的地方知縣；逮捕江南和浙江地區拖欠稅款的士紳共計一萬三千名。這些改革頒布實施后，再無官員敢公開議論新政。然而，私下持有異議的人卻越來越多。甚至一些滿洲大臣也開始在順治親漢政策和鰲拜一黨旗幟鮮明的滿族親貴議政之間，尋找中庸之道。必須要找到一些既不會犧牲漢人士紳的支持，也能顧及滿洲人利益的辦法。在人心盡喪之前，康熙皇帝便提出了這樣一項妥協政策。僅憑這點，他就值得被永世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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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

清朝最偉大的皇帝——康熙用軍事征服了中國。他出生時天降祥瑞，實在無愧于他顯赫的聲名。后世的傳記作者稱，他出生時空中出現異香和五彩祥云，昭示著其統治時代即將到來。然而，他被選為皇位繼承人卻實屬偶然。他是順治的第三個兒子，母親很有可能是遼東漢軍旗出身。嬰兒時，康熙得過天花，但幸運地活了下來。因此，當他的父親因為同樣的疾病纏綿病榻時，所有兒子中，只有他能安全地進入病房，接受順治最后的恩賜。當時，他只有七歲，所以之后數年中都無法親政。盡管鰲拜遵循祖制，表面上順從于康熙，并在其十三歲時正式還政于他，但他依然沒有實權。然而，康熙并沒有忍耐多久，年僅十五歲時，便定下計策擒住鰲拜，并將其黨羽一網打盡。1669年，即便沒有掌控全國，康熙也已完全掌控整個宮廷。

當時，被明朝遺民占領多年的華南地區，表面上已歸清朝統治。七年前，明朝最后一位流亡在外的皇帝——永歷便已被絞死在云南的一個集市。那些明朝遺民雖得以逃脫，卻再無任何可吸引前朝支持者的正式政府。不過，自從清朝仰賴投誠的漢人武力鎮撫南方，中國東南沿海及西南邊陲便幾乎不在清廷的控制之下。迎滿洲人入關后即被封王的吳三桂，此時以大清的名義，繼續征伐西南地區。另一位名叫尚可喜的前朝將軍，因驅逐廣東的明朝余孽也被封王。沿海的福建則由軍頭耿精忠平定。當年，耿精忠的父親因歸順大清，而被授予了封地。

為進一步嘉獎三人在華南的功績，三人均受封為藩王。他們各自為政，不僅從商業壟斷中獲取巨額利潤，還建起了豪華的王府。三藩兵力總和，比北京的清軍總數還多，相當于一種轉移到華南的邊境封建制。比如，吳三桂便仿效滿洲旗兵，把自己的軍隊也編入牛錄。每個牛錄的指揮官直接對吳三桂宣誓效忠，并從后者手中得到俸祿和爵位。然而，這支軍隊的封建制程度，并未達到能自給自足的地步。最初，吳三桂每年向北京要九百萬兩銀子充作軍費。到康熙正式親政時，該費用翻了一番。北京迫不得已，只得從寶貴的江南稅收中調撥銀兩，充實藩王的私人金庫。吳三桂權勢滔天，不僅能任命云南和貴州的官吏，還有權定奪四個鄰省的官員任命事宜。

統治廣東的藩王尚可喜就比較收斂。事實上，他感覺隨著那些明朝遺民被逐漸驅散，三藩封建制已經快走到盡頭。于是，尚可喜不顧兒子的反對，向康熙遞上表章，請求辭官返鄉。另外兩位藩王也隨之效仿，認為康熙定不敢和他們翻臉，真正接受辭呈。然而，這位皇帝竟認真地接受了他們的請求，一副似乎完全無法預見其反應的模樣。意識到皇帝真的希望自己交出封地后，吳三桂立刻起兵造反。1673年12月，這位云南軍頭號召尚之信 和耿精忠兩位藩王，助他反清復明。

吳三桂曾邀滿洲人入關，表面上是為了協助即將傾覆的明朝。被多爾袞封王后不久，他就為新主殺害了明朝流亡在外的最后一位皇帝。如今，他又背叛清朝，妄圖恢復曾被其毀滅的王朝。盡管許多漢人依然有強烈的反滿情緒，但忠于明朝的那些人，幾乎都不愿為這個兩次變節的叛徒所用。

吳三桂在北上反清的途中，提出若滿洲人放棄北京，退回遼東，他便把朝鮮賞給滿洲人，并保證兩國和平相處。因為吳三桂在軍事上占據優勢，所以康熙的大臣們驚慌失措。然而，皇帝堅定不移地拒絕了對方的提議。一連數月，大清的命運都岌岌可危。吳三桂若再進一步，王朝就有可能覆滅。但藩軍抵達湖南后，吳三桂卻抱著仍有可能談判的希望，暫停進軍。那次耽擱給了康熙足夠的喘息時間。后者在湖北集結起一支軍隊，抵御敵軍。不過，康熙很快發現，戰爭勝利依靠的并非滿洲人軍隊，而是依然忠于大清的漢軍。為了擊敗藩王，康熙最初啟用“與大清開國皇帝同一血脈”的宗室親王擔任將領。然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年復一年，我看著他們不斷犯錯和失敗，不論是進軍，還是在營地里休整，他們都猶豫不決。因此，我只得仰賴漢將——甚至曾經擊退過滿洲人的反叛漢將——去扭轉戰局。

三藩之亂爆發后三年，戰爭局勢終于向滿洲人傾斜。叛軍一省接著一省，節節敗退。到1681年，清廷已控制了中國大陸全境，吳三桂被開棺戮尸，傳首四邊。

康熙成功平定三藩后，1683年征服臺灣；1696年至1697年間親征噶爾丹；1720年征服西藏。這一系列的功績不禁讓人想起唐朝和明初的帝國鼎盛時期。那時，中亞臣服，各部落的貢品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這位皇帝似乎真正繼承了努爾哈赤的尚武精神。為了得到貝勒們的支持，康熙顯然樂于利用這一形象。他在熱河和滿洲的圍獵，讓滿蒙親貴對自己的部落文化引以為傲。而且，康熙遵循的國策似乎明顯偏向滿洲精英，賦予了他們遠高于漢官的地位。議政王大臣會議被保留下來，以滿洲話主持、進行。八旗作為自治的行政單位，被謹慎地同政府其他單位分開，旗人的人事由族長（莫昆達）掌理。

康熙也將文官體系里的高位留給了滿族官員。如皇太極效仿明朝一樣，清廷也設立有六部：

吏部——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以及捐資授官事務。

戶部——審計賦稅、監管國家福利、經營國家壟斷行業、分配地方稅收。

禮部——負責朝廷的祭孔典禮、與中亞各部的外交關系以及科舉考試。

兵部——負責綠營軍的日常監管。

刑部——起草法規，監督地方衙門，職能相當于上訴法院。

工部——負責道路、水利和防洪事宜。

各部的尚書和侍郎職位，滿漢官員各占一半，嚴格維持滿漢兩族在高層官員中的權力平衡。

各省的官員任命，也維持著類似的平衡。只要有可能，一名漢人巡撫，通常都會受八名滿洲人、蒙古人或漢八旗的總督監管。駐扎在任何一個省的八旗軍，都由他們自己的首領——韃靼將軍指揮。韃靼將軍與總督平級，直接聽命于北京的八旗營?！熬G營”雖歸巡撫掌管，但若出現需要大量調兵的情況，這些軍隊不是歸八旗將領統帥，就是聽從欽差大臣的調遣。后世的皇帝們都不會忘記吳三桂給康熙留下的慘痛教訓。絕不能再讓漢人督撫擁有獨立的軍事力量。為了防止地方割據勢力的擴張，處于戰略要地的駐防八旗軍不僅只聽命于北京，還能果斷干預漢軍的決策。八旗駐地就像內部殖民地，其中滿洲人軍屬的居住地與本地漢人是分開的。他們不能與漢人通婚，并為能承擔守護王朝和本族的重擔備感驕傲。和印度的莫臥兒人一樣，滿洲人也想維持上層精英不被同化，好以此來統治一個被征服的民族。

然而，康熙在滿足滿洲人愿望的同時，也繼續抑制滿族親貴的權力。滿洲貴族不得侵占漢人土地，皇室成員也不得出任高官。這些限制政策表明，康熙極想得到漢人士紳的支持。為拉攏那些拒絕入仕、以示忠于明朝的文人學者，康熙于1679年宣布了一項名為“博學鴻詞”的特別科舉。那些依然對明朝忠貞不渝的學者雖然還是拒絕上京，但也對皇帝表現出的尊敬之意贊賞不已，紛紛鼓勵那些對前朝執念較淺的親友報名參加考試。

脫穎而出的報考者被收入翰林院或聚集了全國學者精英的南書房。在康熙的庇護下，學者張英重修了正統理學；歷史學家們修撰了《明史》；古典學者們收集大量典故，編成《佩文韻府》；而詞典編纂者們則完成了有史以來最完整的漢字辭典——《康熙字典》。 和最偉大的儒家皇帝一樣，康熙也發布了一套圣諭，嚴厲訓誡官員們要舉止得體。1712年，他宣告地租稅額凍結、永不加賦，大受民眾歡迎。

康熙對漢人的忠誠越來越有信心。平定三藩之亂后，為了安全，他早期出巡都更愿意待在滿八旗駐地里。但1699年后的四次南巡，他對自己的聲望已有足夠的信心，不僅開始出席公共宴會，還下榻在漢官府內?？滴醢炎约核茉斐砷_明君主的同時，也效仿明初的皇帝，有意識地促進帝國專制的長期發展。跟洪武大帝（1368年—1398年在位）一樣，康熙也將自己置于決策中心。他認為皇權應該與整個官僚體系直接溝通，所以黎明前就起床閱讀來自全國各地的奏章。結果，六部有時就是負責傳達皇命的中轉站而已。各省巡撫的權力，也被數名直接向北京匯報情況的總兵、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員牽制。旗營將軍、綠營統領、巡按道臺、藩司衙門和監察御史都有直接聯系中央的渠道，有些甚至還可直接向皇帝上奏。

還有個隱藏在公眾視線之外、完全獨立于常規官僚機構，旨在匯報所有官員情況的秘密組織，即鰲拜用以替換順治那些宦官，組建起來的內務府?？滴跚擅畹匕褍葎崭兂闪藵M足自己需求的私人機構，讓旗人與包衣在里面任職。包衣來自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在遼東征戰時俘獲的那些漢人戰俘。最聰明和最有進取心的包衣們不是被提拔為帝國侍衛，就是進了內務府當差。他們成了皇帝最理想的仆從。和宦官一樣，他們的地位完全是主子的恩賜，所以都極為忠誠。不過，因為包衣并未凈身，所以尊嚴并未受辱。而且，包衣與滿洲人旗兵的密切關系，還能防止他們得罪貝勒。要尋找值得信賴的官員，康熙自然轉向了這些親近之人。因此，他們很快便成了康熙的心腹耳目?？滴醢l展起這套秘折體制，部分原因是他無法完全信任普通官員，另一部分原因是所有奏章都通過半公開的官方渠道，直接送至他手中。被安插在各省的包衣，必須把他看到的諸如官員能力、民情反應和軍務等事務，如實匯報上去。包衣也是皇帝私庫最忠誠的管理者。因此，國家壟斷行業所得都會按照慣例，由內務府監管。西方人認為負責廣州海關的海關監督定是代表戶部，其實，他卻隸屬內務府。他的職責就是在定額完成前，先幫皇帝分得足夠的關稅。多虧這些私仆，皇帝的個人財產有時才能大大超過北京的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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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位繼承危機

康熙的累累功績，卻因他六十年統治將盡時爆發的皇位繼承危機，染上微瑕。中國的皇位繼承并未強制規定非長子不可?；实劭梢詮乃谢首又刑暨x繼承人，理由有時甚至十分古怪，比如出于對某位嬪妃的偏愛。朝臣往往會圍繞可能成為繼承人的皇子，形成不同的派系，強烈支持這位嬪妃對抗另一位圣眷正隆的嬪妃 。為了避免這種可能發生的爭斗，皇帝都被建議早立儲君。這樣，繼承人也能盡早接受儒家學者的教導，為繼承皇位做準備。如果他的父皇不幸早逝，他也能主持祭祖儀典。然而，早早選出的繼承人卻不一定是最優秀的，因為大有前途的年輕皇子，也很容易長成一個平庸的人。

康熙的選擇便是如此。1675年，他的第二個兒子——兩歲的胤礽 被立為太子。在皇帝的呵護和儒家學者們的栽培下長大，胤礽還是變成了一個傲慢、暴戾的皇子，喜好陰謀、嫉妒且密謀奪取父親的權位。這位剛健的皇帝最無法容忍的是：胤礽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同性戀者，不僅與宮人廝混，還從蘇州的奴隸販子手中購買孌童。1708年，康熙得知太子鞭撻文官后，終于廢黜他的太子之位。然而，傷心欲絕的皇帝就是不明白，他最喜愛的兒子為何會讓他如此失望。對此迷惑不解的康熙，最后竟說服自己，認為這是胤礽遭到邪魔厭鎮之故。于是，第二年，他以施咒之罪處決了幾名佛教喇嘛后，復立胤礽為太子。

然而，什么也沒有改變。胤礽依舊暴戾。1711年，康熙發現自己的數名統兵將領和胤礽密謀。于是，來年冬天，他斷定“他狂疾復發，讓我再難忍受。他不僅窺探他人，還謾罵、詛咒自己的扈從和姬妾，毫無悔改之意”。 康熙再次廢黜了胤礽的太子之位，將其交予侍衛看守，并警告諸臣工，今后若誰敢再次奏請復立胤礽，即刻處死。

這一不幸事件的結果就是：直到1713年，皇位都還沒有正式的繼承人。群臣反復上疏，奏請康熙冊立新的儲君，但皇帝依然對胤礽之事憤懣交加，因此盡數駁回了所有奏章。然而，各種派系依然圍繞康熙那些可能成為儲君的兒子形成。到1721年，大多數朝臣都相信康熙最喜愛的十四子——平定西藏的胤禵將脫穎而出。

然而，胤禵軍功顯赫之時，他的另一個競爭對手——皇四子胤禛也在計劃奪權。為宮婢所生，常受兄弟羞辱的胤禛通過在軍中培養勢力，悄無聲息地為父親的死亡做著準備。他最重要的兩個支持者是京城步軍統領隆科多和表面上為胤禵首席謀士的漢軍旗將領——年羹堯。

1722年，胤禵在年羹堯的監視下返回前線。那年冬天，康熙突然在北京西郊的暢春園病倒。身為皇子之一，胤禛當時應該在北京天壇主持冬至祭天之禮。然而，12月20日，他卻趕到暢春園，進入皇帝的病房。再次出現在眾人面前時，他聲稱康熙已立他為儲君。沒人能對此提出異議，因為此時皇帝已經薨逝，甚至有可能就是被胤禛所弒。胤禛在帶刀侍衛的護送下，帶著父親的梓宮返回紫禁城，同時命隆科多維持紫禁城的秩序。接著，他封自己為雍正皇帝（1723年—1735年在位），圈禁或處決其他皇子，肅清朝堂和內閣中胤禵的支持者，由此結束了這場奪嫡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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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統治

雍正的冷酷奪權之舉讓后世認為，他是清朝統治者中最殘忍、最偏狹的一位帝王。他接下來的舉動更是進一步抹黑了自己的形象：雍正全面審查有關他繼位的歷史檔案，命張廷玉刪削康熙年間他與兄弟們奪嫡的記錄。他懷疑父親發起的《古今圖書集成》編修工作隱含部分反滿內容，于是召回所有刊本，刪去了當中影射“夷狄”的字句。此外，他鼓勵朝堂上的排外之辯，嚴禁基督徒傳教。即便佛教神學研究者的著作，要是雍正認為其中有誤導言論，也難以幸免。他最著名的《御制朋黨論》是所有中國皇帝中，對官員結黨營私抨擊最猛烈的一篇文章。

讀了《御制朋黨論》的儒臣們都同意他對“結黨營私之人”的抨擊，但他們期望的變革卻未能如愿。也就是說，儒臣們之所以批評官僚體系中的派系結黨，是因為它與儒家思想設想的直臣事君之道及君臣關系相悖。他們以棄絕結黨營私為代價，期望皇帝能尊重他們的氣節和忠誠。然而，這與雍正設想的無條件的絕對忠誠相去甚遠。相對于這種兼顧雙方、隱含平等之意的儒家思想，他更喜歡對皇帝意愿的全然順從。

因此，雍正把個人忠誠置于一切官僚體系之上，重賞效忠于他的那些人。他的習慣做法是：挑選聰明而野心勃勃的官員，通過向其詢問其他官員的情況來考核他們。如果他們通過考驗，雍正就會迅速提拔他們，讓他們負責中國特別敏感的行政區域。例如：李衛 受命為浙江總督，被派去監督對外貿易以及遏制浙江沿海的海盜問題。田文鏡 被派到內地整頓吏治；鄂爾泰 被派往云南鎮壓少數民族的起事。他們到任后，雍正仍與之保持密切聯系，即便在其不得人心之時，也堅決支持他們的決定。和康熙一樣，雍正亦十分勤勉，并延續了父親萬事親力親為的做法。數卷《雍正朱批諭旨》證明，即便最微不足道的事，他也極為關心。任何事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注意：對某個小囚的審訊、某地的稅務糾紛、糧價漲跌或某縣佐理官員貪污的傳聞等。雍正一旦涉入某事，定會不屈不撓地堅持到底。奏折的頁邊上滿是他的朱批：有威嚇、有叱責、有勸誘、有贊揚，也有批評。

雍正最青睞的臣子大都強硬、粗暴，極有效率。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理由畏懼受害方的非難。事實上，在雍正看來，其他官員對其門徒行事的譴責，往往證明了他們正將一些難以剔除的利益集團連根拔起。此時，大清開國已有八十余年。官員們開始懈怠，地方衙門的胥吏也開始濫用職權。下層士紳越來越安于包稅制。雍正相信帝國需要來次大整頓，所以依賴這些不懼懲罰下屬或彈劾上級的官員。若得罪了某人，也不過是為這場真正的行政改革再增添點證據而已。因為，雍正將整頓效仿晚明的財政政策和官僚機構的決心，超過其他任何一位滿洲皇帝。

他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下層士紳濫用賦稅減免權一事。因為士紳費用增加了農民的賦稅負擔，雍正便命田文鏡之類的官員削減有功名者的請愿權和免稅權。這一攻擊地方精英特權的做法立刻削弱了地方士紳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力。不過，雍正反對士紳特權既不是為自己，也并非僅僅為了減少挪用公款的現象。相反，他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公開私相授受款項，將不成文的陋規制度化。他雖攻擊士紳的包攬、衙役規費和地方知縣的非正式收入，其實卻是在努力將這些私人額外規費合理地轉化為常規稅收。例如，陋規轉化為增加稅收，以達到提高俸祿“養廉”的目的。 18世紀晚期，通貨膨脹雖迫使官員們恢復規費，但財政改革至少在雍正時期成效顯著。

也是在雍正統治時期，朝廷往日的非正式耳目體系、機關，變成了政府常設機構。和他的父皇一樣，雍正也非常依賴僅供他閱讀的密折。然而，因為他賞給多位大臣密折上奏之權后，收到的密折數量之多，根本不是他一雙眼睛看得過來的。因此，1729年，雍正成立軍機處 ，專門總結和評估這些資料。從此以后，常務性質的奏折被送往內閣，而重要的政策建議和情報則交由軍機處處理。大清律例中沒有制約這一新機構的規定，因此，與內閣（成員包括十六名滿官和十六名漢官）相比，它（成員包括五名軍機大臣，首輔通常為滿洲人）更像是一個小得多的官員團體。秘密集會、隨時候命的軍機處很快便在政治決策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掌控著政府中高層官員的任命。

軍機處的形成不僅為滿蒙議政王大臣會議敲響了喪鐘，還代表了在隨后的帝制時期里，中國統治者喜歡用新的專設秘書組織代替之前常規文官機構的趨勢。明朝的內閣最初也相當于雍正的軍機處——是個剝奪六部決策權，交予皇帝及其私人顧問（大學士）的智囊團。然而，內閣還是逐漸變成了六部之外的另一個“部”。但只要內閣還掌管著奏折的呈遞御覽與發還，它就會侵奪皇帝的權力。因為它既可以扣下意見相悖的奏折，還可以起草法令讓皇帝簽署。當內閣這一帝國的產物逐漸獲得這樣一種獨立時，便會出現一個取而代之的新機構。不過，軍機處最終也會像它的前任一樣，逐漸與日常機構的官員結盟，讓皇帝難以駕馭。1799年，嘉慶皇帝（1796年—1820年在位）甚至被迫諭令各省督撫將機要奏折進呈御覽，無須到軍機處備案。然而，軍機處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依然持續到20世紀初。之后，滿蒙議政王大臣會議再次恢復，用以討論重要的國家大事。

雍正在解決清朝的皇位繼承人這個問題上，也采用了一貫的專制作風。面對長久以來的立儲壓力，他于1723年9月16日召集諸皇子和大臣，將一頁紙片對折，在眾人面前展示，宣布自己已經做出決定。他說，儲君的名字就寫在這張紙上。隨后，他將其封入一個小匣，置于乾清宮正殿上方二十五英尺處的一塊匾額后。直到他去世后，這個小匣才能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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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乾隆統治期

多虧了父親的精明，乾隆的繼位幾乎沒有經歷清初皇位繼承的陰謀算計。不過，派系斗爭是存在的，尤其是雍正寵臣張廷玉和鄂爾泰之間的爭斗。但張廷玉1743年后便失寵了，鄂爾泰則于1745年平靜去世。乾隆幾乎立刻把持了朝政，部分原因是滿族王公親貴失勢，部分原因是這位皇帝登基之時已經二十五歲。在軍事方面，他的確依賴國舅、公爵傅恒的建議。然而，和路易十四一樣，乾隆大多數時候都自己擔起了宰相一職。在百姓眼中，他就是帝國力量和財富的象征。的確，即便對他自己而言，乾隆也是一系列象征。多爾袞、康熙和雍正豐富的個性讓他們的治國之道也帶上了強烈的個性色彩。然而，乾隆的個性卻深受帝國模式影響，為正統的儒家形象：圣君、孝子、儒士、軍事天才等。他嚴格按照這些模范來塑造自己的歷史形象。因此，乾隆可以被視為一個隱匿在一系列傳統形象之后的帝王。

乾隆的統治時期是清朝或許也是中國歷史上最鼎盛的時期。雍正的財政改革為國庫留下了兩千四百萬兩存銀。適當的人均土地配給量保證了農業的高產。到1786年，乾隆已經把國庫的存銀增加到了五千萬兩，足夠建造他在北京西郊的“避暑行宮”——圓明園里的宏偉宮殿和華麗樓閣。1751年夏，這位皇帝在萬壽山為他的母親建了一座佛寺。為表孝心，他對該佛寺賦曰：

而茲復以祗陀布金之園，為灌佛報恩之舉。金盤炫日，則光照云表；寶鐸含風，則音出天外。法鼓洪響，偈頌清發，于以歡喜贊頌，不更有以廣益福利，綿遠增高，為圣母上無量之壽哉！自今伊始，其以茲寺為樂林，為香國，萬幾之暇，親奉大安輦隨喜于此。前臨平湖，則醍醐之海也。后倚翠屏，則阿耨之山也。招提廣開，舍利高矗，則琉璃土而玉甖臺也。散華葳蕤，流芬飛樾。栴檀之香，遡風而聞，迦陵之鳥，送音而至。我圣母仁心為質，崇信凈業，登斯寺也，必有欣然合掌，喜溢慈顏者，亦足為承歡養志之一助。

這是中國裝飾藝術的輝煌時期：繁復巨大的景泰藍與多層漆器；龐大的青銅寺鐘與彩色大理石雕；鍍金玉笏與斑斕的瓷器。清朝的盛世景象讓18世紀到訪中國的外國人為之目眩神迷。1793年，喬治·馬嘎爾尼爵士率使團來到中國，為喬治三世向乾隆呈上了最好的禮物：武利亞米鐘（自走機械吊鐘）、地球儀、太陽儀、一座精巧的行星儀和最好的韋奇伍德瓷器。然而，這些東西與乾隆已有的藏品相比，幾乎都顯得鄙俗不堪。馬嘎爾尼爵士在皇帝的熱河行宮乘船游湖，參觀了四五十座亭臺樓閣，每一座都：

……極盡奢華，掛著皇帝的狩獵行進圖；陳列著巨大的碧玉花瓶和瑪瑙花瓶、最好的瓷器和漆器，各種歐洲玩具和鳥鳴鐘 以及大量工藝精湛的地球儀、太陽儀、鐘表和音樂盒。相比之下，我們的禮物真是微不足道，“黯然失色”。

乾隆的許多藏品都來自他國的進貢，因此不啻為中國在18世紀期間持續軍事擴張的紀念品。1755年至1792年間，清王朝平定了準噶爾、新疆回部、大小金川，征服了苗人、臺灣人、緬甸人、安南人和廓爾喀人。從未有任何一個中國皇帝，擁有如此遼闊的疆域 。僅征服伊犁和突厥斯坦，便擴張了六百萬平方英里的國土。而其他國家也畏于中國的國力，加入了朝貢體系。

然而，屬國的進貢還是無法彌補中國日益增長的軍費開支。1782年，六萬新兵入伍，軍費飆升。戰爭支出加上賑濟饑荒的費用共計2億兩白銀，耗盡了一度豐盈的國庫。然而，這些開支并非全都合法。貪官污吏持續侵吞這些資金，也是帝國支出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貪污的程度駭人聽聞，卻無人出來阻止。因為帝國地位最高的權臣——和珅，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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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的權勢

乾隆最后二十三年的統治，幾乎都是軍機大臣和珅獨攬大權。1775年，六十五歲的乾隆已經厭倦親自執政。某日，經過紫禁城的乾清門時，他立刻被一個二十二歲的英俊侍衛吸引了。乾隆曾經愛慕過雍正的一位妃子。也許這個年輕的滿洲旗人長得很像她，所以立刻便讓乾隆印象深刻。不到一年，他不僅任命和珅為軍機大臣，還賜予他大量奇珍異寶，賦予他諸多特權。和珅貪婪地照單全收，并在帝國所有重要職位上安插自己的親信。1782年，御史們彈劾他的部分同黨，并將矛頭暗指向他。然而，乾隆容不得任何人批評自己最青睞的寵臣——這無異于在控告他自己。因此，和珅不僅地位依舊，還于兩年后完全掌控了吏、戶兩部的政務。1790年，他還與皇帝聯姻，可謂獨享殊榮。批評之聲逐漸平息，眾人都自掃門前雪。而官僚體系中的腐敗現象波及范圍不僅越來越廣，程度也越來越深。

乾隆幾乎沒有意識到腐敗問題。1795年，他的統治期達到了六十年。想成為后世典范的他決定恪守孝道，在自己的統治年限超過康熙之前，主動退位。他的兒子嘉慶皇帝 （1796年—1820年在位）隆重登基，卻毫無實權。乾隆依然把持著朝政，但日益衰老的他卻把大權都交到了貪得無厭的和珅手上。這種難以忍受的局面整整持續了三年。1799年2月7日，太上皇終于駕崩。不再受孝道束縛的嘉慶只等了五天，便下令逮捕和珅。彈劾和珅的折子從四面八方涌來，這位前侍衛立刻就被新皇帝抄了家。當其所有珠寶、田產和當鋪都估價完畢后，和珅貪污的數目之大，震驚朝野。僅動產就達八千萬兩銀子，甚至超過了當時的國庫存銀。毫無疑問，這筆突如其來的巨額財富平息了嘉慶的怒火?？丛诟赣H的面子上，他并未對和珅處以極刑，而是允許他自盡。此外，他也通過提審和珅的親信，避免了擴大清洗面。結果，18世紀晚期的政治腐敗全都歸罪于和珅一人。乾隆及其軍機處的屬臣，都得以置身事外。

然而，在當代人眼中，和珅事件卻是乾隆晚期賢君形象華而不實的標志，與其早期的統治情況形成鮮明對比。1736年，隨著乾隆的登位，清朝的國勢也抵達頂峰。作為清朝中期的皇帝，按照朝代循環的規律，清朝正是在他的統治期間（若算上退位期，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走上了下坡路，短短幾十年，便徑直落到谷底。本想成為后世典范的乾隆，卻囿于漢人圣君形象，反而忘了自己滿洲人祖先曾面臨過的嚴酷現實。在踐行理想的儒家文人形象的過程中，乾隆卻不慎為其他滿族精英樹立起了一個“文化互滲”的典范。這些滿族精英忘記自己語言的速度，幾乎跟他們喪失華北土地的速度一樣快。乾隆雖有意把漢人和滿洲人分開，他自己的所作所為卻在不可避免地推進滿漢融合的進程。18世紀晚期，滿洲人的統治地位開始動搖。而19世紀危機終于爆發之際，事實才證明旗人已經到了無用至極的境地。乾隆的后代因缺乏滿洲人的英勇氣概，只得仰賴漢人督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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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蓮教叛亂

清朝農村社會第一次重大失控，也發生在乾隆在位期間。18世紀晚期，白蓮教在華中地區死灰復燃。1775年，一個名叫劉松的郎中兼術士在湖北西北部宣揚彌勒佛即將降世。他被捕后，其繼承者劉之協繼續宣揚新“劫”期的到來。當局驚恐萬分，立刻逮捕了第二位預言者，并下令在該地區圍捕有異端嫌疑的人。然后，一支清朝遠征軍也如蔓延的恐慌，穿過湖北，前往西南鎮壓苗族起事。這支毫無紀律的部隊一路劫掠，洗劫沿途村莊，強奸婦女。農民們都說，這是“官逼民反”。1796年，反抗清朝的白蓮教運動正式拉開帷幕。

當時的朝廷還把持在和珅手里。而在和珅看來，這不過是另一個侵吞公帑的機會而已。他的將領們不僅謊報虛報軍費，征召老弱病殘入伍，還把每一場敗仗，都當作帝國的勝利一般，報告給皇帝。叛亂從襄陽蔓延到湖北其他地區。叛軍占領了整個湖北，可朝廷依然毫無作為。河南和四川也很快出現了反清的叛軍。

和珅失寵自殺后，北京才充分認識到叛亂的規模，并調集足夠的兵力前往鎮壓。幸運的是，嘉慶還有可以信賴并有能力鎮壓叛亂的將軍。出身瓜爾佳氏的副都統——額勒登保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他雖文化程度不高，卻將一生都獻給了清朝的軍事擴張運動。應征入伍后，他的累累軍功，就是一曲大清贊歌：1768年的緬甸之戰，1773至1776年兩度從征大小金川，1784年平定甘肅回民起事，1787年遠征臺灣，1791年西藏廓爾喀之戰以及1792年的尼泊爾之戰。到1797年，額勒登保已經成功鎮壓貴州的苗民起義，轉到湖北對抗白蓮教。兩年后，他的才華得到嘉慶的賞識，被后者擢升為參將，接著又升為總兵，最后入軍機處，參贊全國軍務。

地方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彌漫著一股新現實主義的味道，辦事不利的官員都被免了職。清軍開始控制住叛亂局勢時，地方士紳也紛紛招募民兵，與朝廷結盟，以“堅壁清野”的作戰方式，逐步切斷每個地區的叛軍與農民的聯系。作為補償，農民們可以重返耕地。然后，帝國軍隊逐漸將白蓮教的頑固分子圍困在四川，并于1804年將其徹底剿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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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壓力與士紳在地方防御中的作用

除了直接導致1795年至1804年間白蓮教叛亂的弊端外，還有一些阻礙撥亂反正的更深遠因素。日益增長的人口對政治和經濟資源造成的壓力，就是其中最嚴重的因素。清朝一個世紀的和平與繁榮，讓中國人口大增。到19世紀初，帝國人口已近四億，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然而，盡管清王朝精心構思過行政系統，但僅人口這一個因素，便足以讓政府無法有效運轉。此刻，幾乎每個知縣，都得負責轄區內近二十萬居民的福祉。饑荒賑災、地方水利工程和公共秩序的維護，都已經超出了現存政府的能力。因此，為了鎮壓白蓮教起義，朝廷只得依賴士紳的協助。額勒登保的軍隊雖然在大規模戰役中起決定性作用，但要平定叛亂，依舊得耐心地說服農民們加入士紳組建的民兵和救濟組織。因為中央政府依舊掌握著較強的軍事力量，士紳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并未形成地方政治霸權。叛軍一旦被驅逐出該地區，士紳就得立刻解散民兵，把武器交還縣衙。不過，這些地方顯貴在這一時期積累的軍事經驗不僅幫助他們鎮壓了隨后的太平天國起義，還為他們在朝廷垂死掙扎的19世紀承擔起新的地方防御任務做好了準備。

士紳階層在中國鄉村政府日益顯著的支配地位，是帝國晚期國內政治取得的最重大的發展。然而，在當代人眼中，朝代循環的演變，才是最顯著的成果。盡管清朝成功擊退白蓮教叛亂，人們還是很難相信它已經徹底從混亂中恢復過來。清朝衰亡的跡象不勝枚舉。1796年至1801年間，朝廷鎮壓敵人的開支就多達一億兩白銀。此外，和珅時代的腐敗之風，也并未完全消弭。官員們盡管堅持主張有恢復道德規范的必要，但嘉慶在位期間，黃河泛濫的次數就多達十七次。這表明河道治水官員們肯定中飽私囊，侵吞了修堤款項。嘉慶妄圖用個人的節儉，來彌補其在防止公眾腐敗上的無能。隨著宮廷開支被無情削減，受俸者們都遭了殃。不知不覺間，旗人們開始犯些小罪，劫掠恫嚇京城居民。1813年，天理教叛亂者竟伙同宦官攻入皇宮，企圖殺掉皇帝。嘉慶獲救后，一些樂觀主義者竟輕率地大談其帝國復興。 然而，另外一些悲觀的官員則擔憂地認為，新的災難即將到來。清王朝足夠輝煌的過去，似乎已經讓其未來的日子屈指可數。

然而，奇怪的外國事件，決然地打斷了中國人熟悉的朝代循環。很快，外部世界就將帶著屬于他們的歷史觀侵入中國。到目前為止，雖偶有例外，但中國歷史的主流就如從未匯入大海的溪流一般，依然是內陸式的。即便像滿洲人一樣的外部入侵者，也是從中亞出發，征服漢人心目中位于“四海之內”的帝國。然而，此時此刻，真正的外來者即將首次闖入“四海之內”。馬嘎爾尼的使團便是第一批來客。1816年，中國還將迎來阿美士德勛爵。到1839年，整個中國都將被蜂擁而至的外來入侵者的浪潮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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