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的更替與長期變遷
大多數中國傳統歷史學家都不會關注農民、士紳和商人的長期變遷。編年史的編纂者雖然肯定會注意到社會經濟條件，但對他們而言，那些條件也只能是精彩得多的朝代政治史的背景，跟頻繁往復的季節沒什么兩樣。少數制度史學者會注意社會的長期變化，比如：封建體制的逐漸消亡或商人日益強大的經濟影響力等。然而，他們卻沒能將這些變化投射到逐漸改變的未來中去。對儒家來說，歷史并非呈直線形發展，而是以螺旋形的方式前進，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更進一步。每個朝代的興衰都跟人一樣，遵循著所有生物都無法逃開的生死法則。這種朝代循環更替的觀點，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概念。到帝制晚期，這個概念包含了三個相關因素：道德懲罰、宗教性的儀式和歷史意志決定論。
<meta charset="UTF-8">◎道德因素
說到朝代循環觀，道德懲罰是其中最早的重要因素。公元前1027年，殷商被周朝所滅。在此之前，商都是以“帝”——一位統治著眾多商王室先祖之魂的神祇——的名義在統治國家。盡管“帝”可能是最初的祖先神，但到公元前12世紀，它也已經足夠抽象化，可以被視為一個完全客觀的力量——“天”。因為“天”無法成為商王擬人化的私有財產，所以周相信將之推翻是合法的。因此，周的統治者打敗商后，宣稱他們之所以能取勝，完全是因為敵人治國無德，已失天命。
正如后來的經典（如《尚書》）所述，公元前5世紀，孔子和他的弟子們滿腔熱情地接受了天命理論。據《論語》和隨后的《孟子》記載，圣王通過修身來實現天命。如果皇帝遵行儒家的“禮”，孝順父母、關心朝臣、愛民如子，那就會國泰民安、文化昌盛。漢朝建立后，隨著中國國家版圖的成形，事實證明，這些儒家的預言是可以實現的。事實上，人君的道德修持，的確能影響政治秩序。官僚體系因為缺乏制度性的制衡，歷史上的各個朝代只能倚靠儒家的行為規范，即依賴官員們的自制力。如果人君是道德典范，那官員們就有可能效仿。但若君主失德，縱容群小索賄弄權，臣僚便有可能失去自制力，像他們的君主一樣，犧牲百姓福祉，謀取私利。如果腐敗太過嚴重，導致稅收不公或河工荒廢，農民叛亂就會隨之而來，為新朝代的誕生和接掌天命創造條件。
將朝代循環中的道德層面推演到極致，那一位放縱的人君，就有可能輕易覆滅整個朝代。此外，民不聊生時，這種說法也給了叛亂者篡位的權利。因此，害怕政治不穩定和一再動亂的儒家學說，為天命理論加上了一些限制?？陀^的“天”和皇帝之間有一種類似父子的關系，后者常因此被稱為“天子”。人們謹慎地遵守合法繼承權。野心勃勃的臣子接受的，都是要視君主為父的教導，從而杜絕其弒君的念頭。帝制晚期，官員們被灌輸的忠君思想，讓他們寧愿自殺，也不能效命于篡位者。因為繼位要合理合法，所以新朝代的建立者們必須在儀式上格外小心，通過尋求公眾的支持，謹慎地走完邁向龍椅的每一步。許多戰功赫赫的將軍、叛軍領袖和地方權貴都能邁開最初的幾步，但真正登基稱帝的，卻寥寥可數。
<meta charset="UTF-8">◎儀式因素
在漢代時，宗教性的儀式因素被歸入朝代循環的概念中。同樣，該因素旨在幫助防止篡位奪權和政局動蕩。在漢朝皇帝的統治下，維系天命的宮廷大典越來越受重視。受道家命理學和天象學說的影響，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等漢代哲學家提出了一套復雜的朝代循環理論。這套理論將皇帝的統治與某些顏色和自然元素聯系起來?；实弁ㄟ^仔細觀察天象，并按時獻祭，就可以確保自己的統治。自從漢儒主張天子具有“半神性”，保持天地和諧似乎就成了皇帝分內的職責。這一重要角色既強調了皇帝個人道德的重要性，也讓他在利用儀式的宗教性力量維護其統治時，更加自信。因此，暴政引起的社會現象似乎不僅是禮崩的結果，也是天地和諧因君主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疏忽而失衡的征兆。于是，農民叛亂的危害程度，被等同于地震、流星、火山噴發等自然災害造成的結果。此外，其他諸如雷擊在內的“天怒”征兆，也表明天命的轉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meta charset="UTF-8">◎意志因素
盡管皇帝會親自調節重要的歷史平衡，漢代“天人相應”的朝代循環說，依然未能賦予任何一位君主最終的控制權，讓其逃脫被下一個朝代取代的必然命運。一個新的歷法時代到來之際，就是一個朝代終結之時。那位前朝的“天命代言人”，根本無力阻止它的覆滅。然而，到了偉大的宋朝，程顥（1032年—1085年）等大儒開始恢復一種唯意志論的學說。他們認為，個人努力可以影響天命 的持續時間。歷史學家司馬光（1019年—1086年）聲稱：明智的皇帝及其臣僚可以通過以古鑒今來改革朝廷積弊，以達到推遲其滅亡的目的。沒有千秋萬代的朝代，但圣明之主或許可以挺過最艱難的時期。
<meta charset="UTF-8">◎皇帝與朝代更迭
帝制晚期，道德懲戒、儀式力量和歷史意志這三個因素匯聚成了一種為多數人接受的觀點。該觀點恰如其分地體現了皇帝和臣屬之間的關系。通過儒家所謂的道德修養和每日勤政，皇帝雖在儀式上地位崇高，卻沒有成為宗教領袖，或像日本天皇一樣的朝臣傀儡。另一方面，該理論也維護了臣屬們的獨立和氣節。既然“天”會依據國民的福祉來衡量一位君主的統治，那皇帝就必須清楚自己的政令何時會窒礙難行。溜須拍馬的朝臣或許能滿足皇帝的虛榮心，但他真正需要的，卻是敢于對他直言勸諫的臣屬。對高度贊揚君臣之間直言不諱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坦率是忠誠的最高表現，即便這么做要冒君前大不敬和人頭落地的危險。因為忠臣可以通過跟皇帝說真話，來助其改革弊政，維持天命。
朝代雖然不能亙古永存，但也沒有固定的生命周期。沒有人能信心滿滿地預測明朝或清朝的統治能維持多少年。有責任心的人，甚至無法肯定一個新建立的政權是否能撐過一代。有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如10世紀和14世紀）小國并起。這些篡位者建立的小國因為持續時間太短，明顯跟其僭稱的國號不符，所以根本算不上是一個朝代。這樣的稱帝之舉，往往都因為稱帝時機錯誤而難以為繼。在儒家看來，一個弱小的反叛政權若貿然建國稱帝，只會引來嘲笑和蔑視，招致覆滅的懲罰。然而，即便開國皇帝成功穩住局面，新朝代也可能在第二代的皇位爭奪戰中遭遇覆滅的危險。
1402年，燕王起兵篡奪了侄子建文帝（1399年—1402年在位）的皇位。幸運的是，明朝挺過了這次危機。繼位問題一旦解決，當時的人便認為明朝這樣的政權定會遵循朝代循環的一般規律，走過軍政繁榮的青年時期（14世紀）、和平穩定的中年時期（15世紀），然后開始衰落，直至宿命的終結（16世紀）。萬歷在位（1573年—1620年）的前十年，明朝出現了短暫的中興。中興固然能延緩朝代覆滅的步伐，卻改變不了這一宿命的結局。而無論居上位者，還是販夫走卒，都感到明朝氣數將盡時，這個朝代的衰亡速度就更快了。官員們或叛逃敵國或投靠國內叛軍。全國各地兇兆四起。江湖術士和走方僧人很容易找到聽眾，接受他們那套天命已盡的預言。用《易經》的話來說，已到了飛龍在天，新天子就要出現之時。
當天命離開一個垂死的政權，似乎重新降落在某個足夠勇敢且大有前途的人身上時，整個帝國都會不乏躍躍欲試之人。對新天命的期待會狂熱地激起叛亂。而這些叛亂，似乎又反過來證明了前朝已然走到終點。
<meta charset="UTF-8">◎大眾叛亂
很多地方都爆發了叛亂。比如，很多信奉道教的宗派就常常迅速起事。和平時期，神秘的道教在基層農民和社會邊緣人中吸收支持者。然而，在帝國行政嚴重混亂、常規的政治秩序似要崩塌之際，宗派承諾的庇護和救贖吸引到的受眾，就要廣泛得多。漢朝末年，一些教派當中的符箓運動便為因天災人禍背井離鄉的農民提供了避難所。這些提供食物和庇護的宗教團體遍及各省，其領導者們都招募到了數十萬信徒。
唐朝以后，佛教里千年救度的思想為這些運動加上了永獲救贖的承諾。白蓮教預言了救世主的降臨，稱彌勒佛將帶領他的信徒進入人類歷史的第三階段，即“成劫” 時期。這個過程是艱難的：第二階段的住劫時期以死亡和毀滅告終，屆時黑暗勢力 將試圖阻止真理的傳播。但那些有幸成為彌勒佛追隨者并幫助白蓮教抵御外敵的人，則會安然度過第二階段的災難，享受人間天堂。相比安定時期，彌勒佛教在動亂時期更有說服力。農民越饑餓難當、苦痛連連，就越容易相信人類已經如預言所說，即將經歷住劫末期的艱難時世，從而對新樂園時期的渴望也會更加強烈。
對于這種奇跡般的救贖，中國人渴求的意愿并沒什么特別，但中國農民把自己對和諧的認同與朝代所謂的生命周期聯系起來，卻是十分獨特的。因此，在天命這一普遍觀點中，自然秩序與政治秩序是緊密相連的。所以朝代更替這樣的變動，就成了天下大亂的征兆。而且，朝代穩定的統治也是天下和諧的象征。一個新的王朝終于恢復帝國統一時，千禧年運動便失去了對民眾的吸引力。農民回歸土地，各教派活動轉入地下，其成員的數量也逐漸減少到和平時期邊緣團體的數量，即僅剩下那些堅信預言的虔信者。最好的例子莫過于朱元璋建立明朝。朱元璋是個佛教的托缽僧，后來加入了推翻元朝的白蓮教起義。 朱利用白蓮教籌建的私兵，幫助他鞏固了其在華中的地方政權。朱元璋逐一殲滅軍事對手，小心翼翼地爭取到眾多有影響力的士紳集團的支持，于1368年在南京建立明朝。局勢剛一穩定，他便開始清剿助其登上帝位的白蓮教，取締教派，并屠殺了許多白蓮教信徒。然而，該教派并未被連根拔除，直至20世紀，每每出現政治和社會動亂，它都會周期性地再度出現。
因為儒家政治理論和民俗宗教信仰認為：人類的行為與自然現象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所以彌勒下凡救世運動會隨著朝代循環而興衰起落。此外，儒家政治理論和民俗宗教信仰也會尊重階級秩序。農民私下祭祀祖先或佛、道神衹，但他們在公共事務上的宗教義務，則主要以祭祀城隍的下屬——庇佑一方的土地神為主。祭祀者與城隍之間的關系，類似農民請愿者與知縣之間的關系。事實上，最初為城墻守護神的城隍，并非一位供個人崇拜的地府之神。和官僚機構一樣，城隍也根據其轄區的大小，存在等級之分。朝廷甚至會“任命”已故官員的鬼魂，到某座城市出任三年一期的城隍之職，并宣稱“知縣理陽間，城隍治陰間，二者關系密切，合作無間” 。
宗教在死后的世界里，也有等級之分。農民像害怕具有合法拷問權的地方公堂一樣，懼怕著那個死后的世界。地府之神——閻羅王常常被描畫為一個身著儒家官服坐在審判席上，身邊立著鬼卒，面前有判官大聲宣讀新鬼生前善惡記錄的神。然后，閻羅王會給出極似人類公堂懲處方式的審判。
世俗秩序與宗教秩序之間的相似性，并非朝廷為了使大眾各安其位而做出的巧妙新發明。自古以來，中國農民就認為世界有等級之分，并愿意服從盡忠職守的官員們。但民眾的順從，取決于政府是否仁愛。如果官員們無法遵守這一心照不宣的契約，就應該受到抨擊?！肮俦泼穹础睍r爆發的叛亂，很有可能是針對個別縣令，或反對苛捐雜稅的。這類反叛運動往往都由旨在表達特定政治訴求的下層士紳領導。然而，當起義的領導者變成農民，他們的行動就更多地源自絕望，而非訴求。與其說他們反叛是為了表達訴求，不如說是為了發泄民怨。 然而，即便這種毫無重點的民眾運動，也是由不斷尋求秩序的農民推動起來的。
例如，許多農民起義就發生在土匪威脅鄉里或附近有兵災之時。記錄了這些事件的當代編年史寫滿了一波又一波席卷全國的混亂浪潮，透出一種難以言喻的黑暗氛圍。集市上或許會有人說，他在幾個村莊開外的地方，看見蒙著黑頭巾的土匪將農民們毆打致死。另一個農民或許會堅稱，雖然這里看不見，但翻過最近的山頭，就會發現全副武裝的民兵正在屠殺百姓。越來越焦慮的農民們很快便會武裝起來，蜂擁而起，攻擊陌生人和士紳家庭。但與此同時，盡管叛亂難以控制，依然會有人渴望之前那種可以預測的秩序。白蓮教這類運動的吸引力，或許甚至可能來源于他們對秩序的承諾。要知道，這種秩序在庶民社會中，早已蕩然無存。
農民之所以對秩序瓦解感到驚恐不已，正是因為帝制晚期的中國四處都是一片混亂。大多數地區盜匪橫行。私鹽販子、海盜、攔路搶劫的強盜、綁架勒索犯、拳師武棍和綠林好漢等各種亡命之徒，都被白話文學和戲劇美化了。年輕人眼中的理想英雄，就是劫富濟貧或投奔山林、抵御外敵入侵的人。這些游俠崇尚武德，因快意恩仇和敢于挑戰權威而備受青睞。簡而言之，他們就是安分守己的農民渴望成就的另一個自我，像荒原狼一樣讓人既敬且畏。
在帝制晚期，無論這些匪首是劫掠商隊，還是控制城市里的非法行業，都游走在官府容忍的邊緣。盡職盡責的官員們有時會試圖肅清自己轄區內的盜匪行為，但大多數官員會選擇放任一些犯罪活動。晚明和晚清時期，衙門事務繁忙，分身乏術，無法既到遙遠的邊境地區巡邏，又去管轄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區，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然而，對于政治叛亂，朝廷卻不會有半分姑息。某個匪首若攻擊縣衙，或扯旗造反，那當局肯定會立刻調動軍隊予以剿殺。
亡命之徒們盡管知道政治叛亂會危及他們的地盤和非法收入來源，但朝代更替、局面動蕩之際，他們仍是第一批爭先投入天命之爭這一偉大事業的人。
<meta charset="UTF-8">◎士紳與朝代更替
例如，每當建立新的朝代，城市士紳的構成都會發生巨大變化。在由元到明以及由明到清的朝代更替里，成百上千的新望族通過在朝代斗爭中支持勝利的一方逐漸興起。但這時期個體流動性的增加，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士紳的社會性質。由于自身條件的限制，士紳們依然難以利用皇帝脆弱之時，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地方士紳盡管精通民政事宜，卻無法獨立對抗具備軍事技能的農民叛軍或土匪軍閥。因此，帝國行政機構日漸衰落，皇朝逐漸覆滅之時，士紳們就更加清楚地意識到：他們離不開中央政府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庇護。
朝代覆滅時，士紳雖無法憑借自身能力成為地方顯貴，卻擁有一件重要武器。對那些計劃建立新政權的人來說，既然士紳提供的社會支持與儒家統治技術是不可或缺的，那士紳就可以通過支持某個帝位的競爭者，或教導某位如朱元璋一樣粗野的軍事家適應自己的帝王角色，來影響新建立的朝代。然而，士紳很少有輔助新政權的機會。因為儒家對合法繼承與忠誠的強調，14世紀到20世紀間，中國只出現了三個朝代。那六百年間統治中國的三十四位皇帝雖都依賴于士紳對其政權的認可，但皇帝個人，還是更喜歡把任務交給自己的屬下，而非士紳。在明顯循環往復的朝代更替模式下，隨著君主恩寵而來的權力平衡，帝國的專制程度越變越強，士紳的影響力則日漸減弱。
<meta charset="UTF-8">◎帝國專制政治的增強
13世紀前，作為朝廷重臣或宰相的文臣，有足夠高的地位來反對貴族專制政治。然而，元朝之后，士紳的地位急劇下降。相較于他們，蒙古皇帝更喜歡任命外族人為官。比如契丹人耶律楚材或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此外，蒙古皇帝還做過許多極損人尊嚴的事，比如當眾鞭打違抗圣命的漢臣。明朝皇帝雖然不再任用外族人，但仍拒絕在朝堂上給予官員太多發言權，從而繼續侵蝕士紳階層的政治權力。1380年，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不過，他的繼承者則將實際上的宰相權力，賦予了內閣大學士。然而，大學士們的地位最終還是取決于皇帝的個人選擇，即便16世紀70年代權重一時的大學士張居正也不例外。因此，他們也無法對皇權形成有效的監督。而且，到16世紀晚期，朝廷上結黨營私的各派系，逐漸取代了官僚的政策討論?；鹿賯兺ㄟ^在紫禁城內設立學堂，訓練其他太監為如弘治（1488年—1505年在位）和萬歷（1573年—1620年在位）等溫順的皇帝起草詔書，來公然違抗律法。他們還有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組織——東廠，用以監督帝國軍隊和拷問反對分子。缺乏士紳那種文化獨立性的宦官，似乎是比常設文官更可靠、更順從的仆人，因此能最終影響皇帝對內閣大學士的任命。1582年后，京城的士紳蔑視宦官的發展，不僅要求直接覲見皇帝，還彈劾與宦官狼狽為奸的內閣大學士。然而，內閣與文官體系之間的沖突在雙方都演變成了派系斗爭。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1628年—1644年在位）對這種爭斗厭煩至極，下詔禁止所有爭論。這場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政治辯論，最終的結果就是在京（1421年后，明朝首都遷到了北京）士紳的影響力大幅減弱。但與此同時，地方士紳卻利用朝廷的財力，鞏固自身的實力。
<meta charset="UTF-8">◎明朝的滅亡
多年以后，清朝已經入主中國，抱持儒家觀念的歷史學家仍舊將明朝覆亡歸咎于宦官和佞臣。但真正引起天命更改的，卻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三個多世紀以來的濫用職權和失敗的改革，已將土地賦稅系統變成了富人的避難所和窮人的災難。朝廷只能犧牲皇帝的名望，通過征收商業稅，來滿足不斷增加的邊防軍費。而這樣做，就不得不疏遠有影響力的地方士紳。目光短淺的經濟舉措也危害到了公共事業。17世紀20年代，中國當時經濟最貧困的西北地區接連歉收、饑荒不斷。因此，山西和陜西爆發起義。急劇增長的軍費致使朝廷財政枯竭。明朝常規軍常年軍備不整、兵員不足。如今，朝廷只得通過允許職業軍人訓練私人武裝的方式，來應對起義的威脅。事實證明，這些以土地為生的私人武裝，比起義軍更加貪婪。與此同時，一些小土匪團體、逃兵和農民出身的亂黨加入主要的起義軍同盟，長期盤踞華中和華北數省。
這些起義軍聯盟中，有一支軍隊的首領是個名叫李自成的馬夫。1629年，失去朝廷驛卒職位的李自成加入軍隊，成了明朝的一名士兵。第二年，他便叛變，加入了一支隨后在貧困的西北地區迅速壯大的盜匪幫派。在接下來的十年里，盡管數次被朝廷的軍隊擊敗，他在起義軍中的影響力依然穩步上升。到1641年，已經足夠強大的李自成在河南建立了一個根據地，以減稅為口號，吸引到一些士紳和廣大農民。古城開封擋住了他的連番攻擊，但1642年10月，李自成掘開黃河河堤，致使無數人喪命后，終于攻破了開封的防線。這位起義軍首領從河南轉戰湖廣南部，然后將根據地遷到陜西，并于1644年在此追封祖先，為自己的將領授爵，正式開創了大順王朝。
至此，李自成已做好襲取京師的準備。他兵分兩路，所有騎兵和步兵都涌過潼關，橫掃山西全境，一路打到了直隸北部平原。一支隊伍在此南下，令重鎮保定不戰而降；另一支由李自成親自率領的隊伍北上，奪取大同，由此為從西面攻下北京打開了缺口。盡管明朝京師守軍根本無法抵御李自成率領的起義軍，大學士李建泰還是倉促糾集起一支軍隊。雖然忠誠，但缺乏作戰經驗的李建泰，根本無法激起軍隊的信心。結果，他的軍隊在抵達戰場前，隊列就已散亂不堪。由此，李自成通往京師的道路再無阻礙。1644年4月18日，他的士兵劫掠了北京西郊的明皇陵，并在隨后的一周內攻占了郊區。崇禎皇帝看到北京內城的滾滾濃煙時，終于意識到天命已失。醉酒之后，他穿上皇袍，寫下了最后一份發予臣子的詔書，便走上紫禁城后的煤山，在一座寶塔前自縊身亡。他的遺詔為：
朕自登極十七載，上干天咎，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皇于地下，將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尸?？蓪⑽某急M行殺死，勿壞陵寢，勿傷我百姓一人。
明亡，大順萬歲。
然而，天命并未真正地傳遞下去。盡管許多明朝官員投誠，李自成勝利入京時，卻遇到了壞兆頭。編年史家有份未經證實的記載，稱李自成騎著戰馬抵達城門時，曾瞄準門楣上的“中”字，敏捷地拉弓射箭，似乎要證明中國已盡在他的掌控之中。然而，讓這位出色的弓箭手吃驚的是，箭居然射偏了。李自成哈哈大笑，一名朝臣也試圖用言辭化解這個不祥的征兆。然而，對記錄下這一事件的中國史家來說，它的意義已經不言自明。
有位官員曾對漢朝的建立者劉邦說，雖然可以“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因此，雖然士兵能得天命，能守住天命的，卻是遵循儒家體制的皇帝。李自成便沒能完成這一過渡。在迎降群臣大發議論時，他的士兵卻已洗劫了北京城。不論是富人，還是窮人，只要交不出金銀珠寶當贖金，就要經受責打拷問。據一個百姓的日志記載：
城上下賊兵俱滿，逆闖擁飛騎數百，直進紫禁城。百姓皆執香以迎?；驅戫樧?，或順天王，或永昌元年，或新皇帝萬歲等語，遍黏門戶。首額亦貼順民字。賊眾填塞街衢，搜索騾馬，恣行殺掠。雜沓呼號，忽聚忽散。溝渠填塹，血肉滿地。兒童婦女，哭聲如雷。一兵至，則數百人咸俯伏乞哀。見者魂奪，莫敢應也。初，但掠金銀。后至者，掠首飾。最后，及衣服矣。
幾周內，新的大順王朝民心盡失。李自成也發現，在其他對手試圖從他們手中搶奪北京前，他的士兵正在浪費這段短暫的休整期。反順的勢力正在東北集結。在關外的寧遠，明朝的將領已開始率軍向京師進發。緊隨其后的，是已經準備好攻入中原的滿洲人大軍。兩支軍隊最終結盟時，李自成的命運便已成定局。李自成盡管擁有眾多臣屬、立了年號、追封了祖先，甚至其自身也是漢族，但他的號召力卻還不如關外的滿洲異族。早在李自成想要建立大順朝之前，滿洲人便已經開始覬覦北京。他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努力讓自己的部族機構和儒家的治理體系融合。當他們策馬而來，登上皇位時，無人質疑他們想要建立一個持久政府的決心。距李自成勝利進入京師還不到兩個月，滿洲人就在北京的金鑾殿宣布了大清政權入主的消息。于是，一個新的朝代又一次開始了帝國統治的古老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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