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社會地位
在儒家重農主義者眼中，商人的社會地位是最低的。農民和手工藝者生產糧食、制作手工藝品，商人卻不事生產，專以交換他人貨物而得利。農民之所以值得稱頌，是因為他們構建了社會的經濟基礎，并用自己的勞動成果養活廣大民眾。商人之所以社會地位低下，是因為他們的貿易行為不僅鼓勵無妄的浪費，還會讓農民偏離本業。在中國，重農主義者向來都努力維系著這種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然而，金錢卻似乎妨礙了這種自足。
這種貶低商人的做法與社會現實是矛盾的。事實上，儒家正統蔑視商人，恰恰是因為商業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鬃樱ü?51—前479年）著書立說之時，正是強大的商人開始挑戰既有的貴族秩序之際。因此，他對商業的輕蔑意在垂范未來，而非描述現實。換句話說，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并不意味著他們就真的為農民和手工業者不恥。后者也僅在名義上比前者優越而已。到帝制晚期，商人在國家專賣行業中起關鍵性作用時，即便普通商人，也被視為有價值的社會成員。然而，農業方面揮之不去的偏見，仍會不時對政府的商業政策產生不利影響。而文人們，當然也會繼續空談“士農工商”的舊秩序。
商人從街頭小販到巨賈，分類范圍頗廣。中國人通常將其分為三類：一般的貿易者（坐賈）、掮客（牙商）和富裕的寄銷商（客商）。10世紀后，與這種功能上的分類隨之而來的，還有貿易的發展。此時，修建運河促進全國市場的建立，對外貿易擴大，人們開始使用紙幣和匯票，大城市也開始向舊的行政中心之外擴張。
<meta charset="UTF-8">◎商業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
明朝，商業繼續發展。14世紀晚期，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再次統一天下后，中國又一次擁有全國性的市場。雖然高昂的運輸費依舊妨礙主要商品的跨區交易，但此時已經出現私營部門為運送奢侈品開辟新的貿易路線。與此同時，諸如南北大運河（為運輸糧稅而建）之類的公共運輸路線，不僅會運輸糧稅，也會運輸私人貨物。如果長江三角洲對山西原棉的需求量夠大，往往就會有私人提供適當的運輸工具。再舉個例子：廣東的商人想以他們的鹽和鐵交換北方的金銀和布匹。結果，梅嶺一線的挖土工、搬運工、趕牲者、護衛者紛紛成立各自的團體，保護精心設計的驛站系統和翻越福建群山的運貨道路。
在明朝的統治下，運輸困難得到緩解只是商業持續發展的原因之一。代代相傳的土地和技藝對人們的束縛越來越弱，則是另一個原因。明朝的皇帝們在北方建起越來越多的皇家莊園，無意中迫使很多農民進入城市，成為一股不大不小的勞動力。此外，朝廷也會努力維持傳承祖業的工匠團體，來鼓勵能工巧匠的培養。這些團體的工人被迫貢獻出一部分勞動力，為皇室修建宮殿、制作絲織藝品、燒制當時聞名于世的瓷器。晚明之際，朝廷放松了對這些木匠、泥瓦匠、織工和陶工的管制，讓他們得以借助金錢，擺脫代代都為國家服務的狀況，成為私人手工業者。
世襲勞役產業的松動和市場從屬勞動力的解放，共同促成了賦稅方式從實物向貨幣的轉變。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認為，賦與役都用現銀繳納的“一條鞭法”稅制改革，澆灌了16世紀晚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因為一旦可以用銀兩繳納賦稅，農民們就會種植更多經濟作物。地主搬進城市，人們對手工藝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商人們也積累起了商業資本。然而，也有觀點認為，賦稅貨幣化與其說是商業化的原因，不如說是其結果。因此，1550年至1650年間發生的其他幾場社會經濟變遷，應該受到更多重視。
例如，16世紀晚期，中等規模的集貿中心大大增加。像揚州和杭州這樣的大城市，宋朝時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明朝時，中國經歷了另一波城市化浪潮。介于大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中型城市數量激增。定期交易的集鎮（市）發展成為永久性的城（鎮）。一個由鄉村、城市郊區和城市之間的交易市場組成的網絡覆蓋了長江下游、開封和四川。這些營銷中心鼓勵新的消費習慣，給數百萬從未經歷過大城市奢華生活的人，帶去了服飾潮流和戲曲娛樂活動。
地主也發現，這些新興的中型市鎮比鄉村更適合居住。 如果我們相信當時人的主觀印象，那就可以說，1550年至1650年間，土地所有權越來越集中，在有“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之說的長江下游地區，更是如此。士紳家庭利用他們享有的稅收優惠特權，積累了成千上萬畝分散的土地。來自這些土地的佃農租金，為富人們創造了搬入城市的條件。維持蘇州宏偉的園林和繁榮的戲班花銷巨大，這更增加了上層階級對貨幣型租金，而非其他類型租金的需求。明朝統治的最后一個世紀里，雖然中國的白銀出產量無法滿足貨幣流通需求，但與日本和菲律賓的海外貿易帶入了數以百萬計的白銀。 如此大的貨幣流通量不僅幫助支付了多種已經成熟的經濟作物，還鼓勵了本地待售產品的多樣化。比如：蘇州的鐵器和精美的刺繡，浙江的毛筆、亞麻制品和蒲席。商人們把安徽的金屬工具運到東南沿海，用銷售獲得的利潤投資福建的假發，將其賣到江南地區。相應地，家庭手工業也日漸成熟起來。比如，13世紀時，只有城市里的工匠具備紡織精美錦緞的技藝，但到了16世紀，心靈手巧的農家孩子，也具備了相同的技藝。棉織品成為一種常規的手工藝品。明末時，中國四分之三的地區都出產棉布。缺乏土地種植棉花的農民，便從城里牙商那里購買原料，幾乎完全依靠制造所得維持生活。對一份宗譜的研究 表明，許多這樣的織工，后來都購進了幾架織布機，再雇用幾個工人，直到能維持起一個作坊規模的織布廠為止。絲織業也能維持農民家庭的生計。幾代之后，他們的后人可能會逐漸成為小紡織廠的業主、商人，最后成為在諸如南京一類的主要城市擁有數間絲綢店的巨賈。
然而，“資本主義萌芽”并未發展成工業革命。棉紡織工藝盡管廣泛傳播，卻從未在技術上有所進步。中國沒能出現類似薩克森紡車或飛梭之類的發明，或許是原材料有限，而勞動力卻過剩的緣故。這種情況下，人們也不會有什么動力發明節省勞力的裝置，以生產出更多布匹。此外，棉紡織業是家庭手工業最常見的形式，每個家庭都能根據需要生產出大部分布匹。即便紡織業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長江下游地區，在紡織業中占主導地位的，依舊是個體農戶。因此，整個棉紡織業的基礎，就是龐大的、由市場機制協調的附屬勞動力。而此處的市場機制，完全取決于不直接參與生產的商人。 織布的各個環節（軋棉、紡紗、染色、織造）并非在一個作坊里完成，而是倚賴一系列擅于處理復雜事務的中盤商、批發采購員、牙商和零售商，從商業角度將各個技術原始、相對分散的個體作坊聯合起來完成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的需求比技術進步重要得多，所以熟練的經商手腕取代了有效管理。此外，棉花批發商遠離生產第一線，所以基本不知道布匹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即便兼營批發的制造商，也因為中盤商的緣故，無法接觸到實際的棉花生產過程。17世紀，蘇州有七十位主要經銷商以固定價格向勞工承包商購買布匹，而非自己雇用工匠織布。如此一來，商人們滿足于按市場機制調整價格所帶來的豐厚利潤，根本沒有提升技術的意識。因此，中國的商人或許能躋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卻永遠成不了大資本家。
<meta charset="UTF-8">◎商業貿易的不安全性
明清的商業成功，并沒有自動為商人帶來社會保障。財富可以買來政治影響力，卻永遠無法讓官員俯首帖耳。商人們甚至連一個屬于自己的轄區（一種如市政官或參贊管轄的，類似避難所的區域）也沒有。16世紀迅速發展起來的城市，根本算不上自治市鎮。大多數大型貿易中心，首先都被視為由督撫和州縣官員進駐的行政中心。盡管漢字中有“城”（該字在中文里意為“墻”）這個詞，中國的城市和鄉村社會之間，卻沒有像其他文明一樣，存在固定的疆界。大多數重要的城市中心與周邊鄉村并無明顯界限。集市逐漸融入郊區，繼而不斷減少，最終與人口稠密的農田連為一體。區、縣或省會的政府官署盡管都位于城墻以內，但那些城墻都是早期的邊界，并未將17世紀和18世紀新拓展的城市景觀包括在內。
在官員們眼中，這些城市的中心是不利于社會秩序的流氓無產階級的溫床。到了清代，城市里似乎隨處可見秘密會社的惡棍、妓院老鴇、賭徒乃至市井無賴。他們聚眾喧嘩，象征著一種新的、與經濟穩定的重農主義理念格格不入的商業文明。因此，當局煞費苦心地維持著對城市的控制權。城市行政依然歸于中央官僚體系中，并未發展出市政機關之類的機構。直到20世紀初年，商人依然無法在其經商的城市獲得任何形式的政治自治權。
他們也沒有組織自治權。商會（行）最初為政府組建的手工業和貿易協會，起源于唐朝?！靶小弊畛醯囊馑际恰芭拧被颉敖帧?span class="math-super"> ，被用來指精心規劃的唐朝大都市中，政府將同業團體劃歸在一個城市區域的做法。比如，所有珠寶商都只能在“金匠街”開店，并接受政府指派的“行頭”監管。行頭不僅要監督質量、行會會員和業內價格，還要替政府征收行稅。簡而言之，貿易是一種必須向皇帝購買的特許權利。宋代的行會雖是一個更為自由的團體，卻也從未完全擺脫官方控制工匠與商人的最初設定。雖然清朝也有其他類型的行會（比如中國中部和南部尤為盛行的“公所”和“會館”），但帝制晚期的“行”，情況依然和之前一樣。
18世紀，因為區域經濟持續增長，會館大為盛行。比如，北京的徽商便聚集起來，在首都建立起了會館。這些會館既可以作為酒館或社交俱樂部，也可以作為能提供推薦信和有限商業信貸的商業合作協會。北京的這些會館中，有些是由商人建立，用來接待進京趕考的士人舉子的。因此，會館不僅給商人提供了一個結交未來士紳的機會，也象征著商人終究需要依賴官方的保護。一個人在商場上爬得越高，他與官方的關系就顯得越重要。雖然小商賈會盡力避免與官方接觸，但牙商或客商發現，離開官方資助，他們的經營就難以為繼。官員們常以控制貿易和價格為由，以貿易專賣權的許可為交換條件，向商人收取規費。向知府申請地方糧價控制權的糧食牙商，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向知府繳納了銀錢后，牙商便有權控制糧食批發商和將谷物帶到市場上販賣的農民們之間的貿易。除了用詭詐手段操控價格獲利，牙商還可以從所有貿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傭金。有時，牙商的剝削會大大超出農民的承受能力。但農民若試圖脫離控制下的糧食交換體系，以建立他們的自由糧食市場，牙商就會向知府求援，請后者關閉農民的市場，支持其個人的壟斷地位。
<meta charset="UTF-8">◎私人壟斷
在其他社會，上述那些壟斷情況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上，這里存在一種類似酒類銷售許可的執照。只不過，這種執照在中國有屬于它的特點，即：它與發證當局和領證人之間的私人關系密切相關。牙商無法購買有法律保障的正式執照，只能以私人名義付費給個體官員。而那名官員被他人取代后，就需要洽談新的合約。顯然，優勢在官府一方。既然這種執照一直都是暫時性的，那每次回收和再給予，都會使官員受利。反之，若官府售出的是永久性執照，該執照就很可能被一個牙商以極高的價格賣給另一個牙商，從而讓得利的一方變成私人。因此，壟斷協議非常適應市場環境，完美地預防了牙商濫用職權。如果牙商從農民那里勒索了太多錢財，后者的不滿就會引起地方官的警覺。要知道，地方官對任何獨家壟斷商的容忍度都是極其有限的。他們總能收回執照，派給其他人。因此，從理論上來講，牙商的過度剝削是可以受到控制的。實際上，這種制度卻很容易遭到破壞。因為只要牙商給地方官多交點錢，后者就會犧牲農民的利益，與之勾結在一起。執照和腐敗、行賄與受賄之間的界限，從未明晰到能夠避免這類勾結。而且，儒家一貫的政治思想也更強調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而非制度上的監督和平衡。
然而，帝國經濟最發達的時候，也出現過可世襲的執照。18和19世紀期間，國家金融幾乎被三個家族壟斷。著名的山西票號就是這三個家族的產業。這些票號分別建立于18世紀初年，以全國性的匯兌為主要業務。因此，想把俸祿運回家鄉，又怕遇到攔路搶劫的官員們，便成了他們最早的顧客。票號在收取了一定的費用后，就會派出保鏢，護送官員的銀兩。隨著聲譽漸隆，票號逐漸開設了地方分號，發行能在其所有分號兌換現銀的匯票。因為這些山西票號極有信譽，所以19世紀50年代起，朝廷也將錢存入這些分號，換取高額利息。作為回報，山西這三個家族向前途看好的應考者們發放優惠貸款。后者出任官職后，會充滿感激地以存款或投資的方式，償還票號的這份恩情。最終，這些山西票號便成了連通朝廷國庫和地方藩庫的半官方性的中轉機構。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朝中支持山西票號的官員們絕不會允許其他任何票號在未得到三大家族許可的情況下，染指這項利潤頗豐的生意。
與私營化更嚴重的部門相比，商貿和金融的公眾化已經從多貿易商向集中化發展。涉足官僚資本主義的商人雖并未得到更多職務，但總體人數的持續下降，卻讓其個人財富相應增加。山西票號商人雖備受青睞，卻無法集聚類似歐洲羅思柴爾德銀行那樣的財力。和歐洲的銀行家們不同，他們既無法一步一步地從頭積累資本，也沒有能讓他們成為帝國支柱的封邑或領地。對朝廷而言，他們只是一群可以利用的人，并非不可或缺。19世紀中期，山西票號商人資助如左宗棠等地方督撫大員時，是其最接近羅思柴爾德或倫巴第財團之際。19世紀90年代，當規模更大、實力更強的西方銀行業隨著帝國主義進入中國時，票號終究還是敗下陣來。
<meta charset="UTF-8">◎鹽業
官僚組織控制著高層金融的各個方面，這種國家壟斷尤其體現在鹽業上。從漢代起，朝廷就試圖壟斷鹽的生產。鹽是大眾消費品，一旦征稅，范圍就將覆蓋全民。然而，官僚體系不可能龐大到在每個零售點都派駐專人收稅。因此，朝廷便控制了鹽的生產。到清朝時，朝廷的鹽業生產已經達到相當規模，在全國擁有十一個大鹽田。最大的一個，是位于揚州附近——即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兩淮鹽田。該鹽田包括三十個鹽廠，六十七萬兩千名工人，每年向朝廷繳納的賦稅高達四百萬兩銀子，占全國總稅收的百分之六。
一千年前，兩淮鹽田這樣的鹽田，便已完全落入朝廷的掌控之中。唐朝的榷鹽使都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正式官員，負責監督鹽的生產、儲存、運輸和財務會計問題。從皇帝的立場來看，這樣的官員管理似乎存在兩個弊端：第一，它創造了一批仗著自己的專業水平，伙同僚屬不服從中央管制的鹽務專家。若這些鹽使是經過傳統訓練成長起來的文學通才，就更是如此。第二，它為地方官員提供了一個新的且獨立于中央之外的收入來源。如此一來，便為軍事割據勢力奠定了經濟基礎。瓜分了唐帝國的地方軍頭們，便嚴重依賴本地榷鹽使的忠誠和創收能力。
然而，到了清朝，鹽業的組織模式發生改變，將高層官僚監管與商人管理鹽業生產和分配的方式合為一體。鹽運使都從皇帝的親信（即由旗人或對皇帝忠心不貳的包衣家奴組成的內務府）中選任，必須要與皇帝和戶部共同承擔制定政策的責任。事實上，他們的職責之一，就是把鹽稅直接送進皇帝的大內財庫。即便這么做會導致無法完成戶部分攤的稅收額，也在所不惜。
大部分時間里，鹽運使的角色都并無變化，相對穩定，但復雜的商戶管理，卻在帝制晚期發生了巨大變化。鹽業生產交到了漕戶手中。后者在鹽田將鹽轉手給鹽商（也稱“內商”或“場商”）。然后，鹽商奉鹽政衙門之命把鹽運到揚州，在那里裝船、課稅后，交給負責運輸的水商，再由水商分發給零售業者。從該制度在14世紀首次施行起，水商要是無法出示鹽引以證明其已經幫朝廷籌備過邊疆軍事物資，就無法運鹽。這種旨在讓鹽商充作明政府軍事后勤的復雜制度，很快便崩潰了。到16世紀，山西和安徽的水商不僅能直接進入鹽田，還能直接從鹽運使手中購買鹽引。
17世紀，水商在鹽業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不可或缺。他們購買鹽引的費用，也成了朝廷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明朝軍費因為滿洲人入侵而大增時，朝廷曾試圖強迫商人提前購買未來二至三年的鹽引許可，來增加額外收入。商人們通過拒絕購買這些預售的鹽引，來表達自己無聲的抗議。除非鹽務官員答應擴大運輸額度，并讓他們以現有鹽引運輸，他們才會妥協。其中一些更具投機野心的鹽商，甚至趁機買下同行的舊鹽引，以求增值獲利。當然，鹽務官員可以裁定舊的鹽引許可無效，借此打破鹽商的專賣局面。然而，官員們發現，鹽業貿易過于龐大，只有眼前這些商人，才有足夠資本預購鹽引。因此，在鹽務官員的請求下，朝廷于1617年做出重大讓步。任何購買新鹽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將來獲取永久性的運輸選擇權。對那二十四家水商來說，朝廷的這次妥協，無異于一場巨大的勝利。很快，他們便將這種選擇權轉換成家傳許可——“根窩” 。18世紀，這項特權為他們的后代積聚起了巨額財富。
鹽田里場商的數量越來越少，他們的個人財富卻越來越多。到18世紀，僅三十名場商，就完全控制了整個兩淮鹽場。這種集中的趨勢也反映出了朝廷的認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擔起囤鹽一年的資本風險。存鹽變質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因此，鹽務官員必須確定鹽商們有足夠現銀，可以挺過足以讓小商販傾家蕩產的倉儲損壞。因此，集中化的經濟趨勢，就勢必牽涉到經濟規模。在規模如此巨大的貿易活動中，與大量從事地方市場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確只有少部分人具備經營全國性市場的能力。因此，經營權就逐漸落入了少數人手中。
期望更有效地規范貿易行為的官員們，也急需實現商業集中化。朝廷甚至鼓勵少數大商人壟斷專營權，來達到遏制私鹽銷售和走私的目的。因此，資深商人便成了小商人的擔保人。沒有前者的允許，后者就無法涉足鹽業。至少從理論上來講，這種壟斷行為起到了穩定鹽價的作用。因為，它較少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綜上所述，引領行業的商人數量，一直都在持續下降。到1730年，所有水商與場商都被納入五位首席鹽商（即“總商”）的庇護之下?？偵掏獬袚袠I內的主要風險，以換取最大的利潤。
利潤如此顯而易見，當然會有人期望總商們有所表示?？偫麧欀杏幸徊糠肿詣訐茏黟佡?、酬酢及賄賂歷任監督鹽場的官員之用?；实勖糠旯澣蘸蛪壅Q，也能直接收到捐供。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費用是總商獲得世襲專營許可的例行回報。但這種變幻莫測的各種非正規規費，促使貪官尋找各種借口（如走私猖獗、販售私鹽等）向鹽商及其擔保人敲詐更多錢財。因此，官僚資本主義在獲得巨大利潤的同時，也承擔著高風險。整個18世紀，鹽業利潤高達二點五億兩銀子，提供給鹽商的可用資本為八千萬兩。
要維持鹽業生產與銷售的穩定，資本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了上述的可用資產，商人們通常都不會遭遇徹底的經濟崩潰。一名典型的鹽運使，通常都出生于內務府。他花費了大量銀子上下打點，才從宮中得到這個自己垂涎已久的職位。同樣，皇帝也期待鹽運使知恩圖報。因此，他上任后若沒有立刻將貴重禮品送達御前，皇帝就可能以瀆職的名義懲罰鹽運使?？紤]到這些財務上的難關，每任鹽運使都會在自己短暫的任期內，極力榨取更多錢財。與此同時，他也知道如果將商人逼至破產、甚至被迫暫時縮減交易的境地，自己就無法完成內務府攤派的稅額。清朝的皇帝經常忽視鹽運使無法完成規定稅額的過失，卻無法容忍自己的私庫收入減少。為了保住項上人頭，歷任鹽運使無不小心翼翼，唯恐激起商人過多的憤懣。因此，官員與商業利益的密切關系，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核心。這個局外人眼中或許充斥著任意征稅和隨意賄賂的腐敗系統，其實是受不成文的規則和經濟現狀制約的，實際上運作良好、規則微妙的非正式官-商機制 。
<meta charset="UTF-8">◎商人追求士紳文化
盡管次數不多，鹽商還是會利用自己龐大的經濟資源，來反抗督管他們的鹽務官員。不過，即便如此，他們依然被這些上層的社會價值牢牢地束縛著。商人接受官紳管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也有可能進入精英階層。有機會購買低階功名，科考的開放，加上出身低微的人再也不必面對無法逾越的貴族秩序，像鄭氏家族一樣的總商家族，就有一半的男丁可以獲得官方士紳的地位。這種富有的大戶請得起全國最好的塾師來教導族中子弟，幫助他們應考朝廷為這些家族特意保留名額的恩科考試 。商人既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進入精英階層，他們就沒有推翻儒家等級制度的動力，也沒有聯合其他資產階級同業，共同提高其社會地位的志向。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一員。因為可以輕易地以個人名義進入他們夢寐以求的士紳階層，所以這些商人既缺乏從意識形態上證明自己的動機，更無法得到啟發，構想出一種類似加爾文主義的中國式道德規范。
商人也沒能養成自成一格的舉止禮儀或生活方式。他們一擲千金、大肆效仿士紳的舉止，放棄了更有成效的投資，轉而重申文人高雅文化的霸權地位。例如，當時一個特立獨行的“鹽呆子” ，就曾在設計精巧的玩具、太湖石 和珍奇的寵物上大肆揮霍。然而，他的這些行為，依然只是在以一種夸大的方式，扭曲地理解士紳風尚。所有此類揮霍行為中，鹽商出身的馬氏家族不僅主持了18世紀最著名的文化沙龍，資助著當時許多著名的藝術家，還擁有一個私人藏書樓，里面存放著許多讓乾隆皇帝都艷羨不已的珍本。他們對傳統士紳風格的發展，與日本大阪的米商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幾乎與中國鹽商處于同一時期的米商，都很享受他們獨特的都市文化。歌舞伎、傀儡戲、井原西鶴小說中的“浮世繪”和安藤廣重的浮世繪本，都是多愁善感、充滿肉欲的，與日本正統武士文化里嚴苛的價值觀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在18世紀的揚州，舊時的精英文化形態幾乎沒有任何改變。誠然，中國最偉大的白話小說就誕生在這個時代。但《紅樓夢》里講述的，仍是內務府出身的鹽運使家族，而非表面上歸其管轄的那些商人。
揚州的鹽商請人繪制的一些古怪畫作，的確能反映新的審美觀。但僅高其佩的指畫和金農虬奇的山水畫，或許并不能代表資產階級已經把注意力轉到文化創新層面。上述畫作旨在傳達一種文人墨客故意為之、與舊日宮廷職業畫師那種精雕細琢之風背道而馳、不帶匠氣的畫風。只有經過良好的教育，熟練掌握了宋、元、明繪畫筆法和書法技巧的人，才能明了文人山水畫里這種標新立異、匠心獨具的變體畫法。相比圓滑地迎合新貴的審美情趣，這些文人更在意渾然天成的古拙之意。事實上，這些文人繪畫的受眾，幾乎都是與他們自身類似的、有能力欣賞多重意象的唐宋書畫主題的人。用一位藝術史學者的話來說，這種極端矯飾的鑒賞能力是基于：
現在與過去之間，個人感受力的極限與超出其個人理解范圍的文化傳承之間，進行的一場精心對話。
“過去”就像一副重擔，壓在“現在”的肩上。18世紀，行徑古怪的文人們雖作風狂放，卻只是通過顛覆傳統來表達自己的創新性。換句話說，他們找不到一種新的、屬于自己的繪畫語言。也許，他們愚鈍粗鄙的贊助者會通過將其限制在高雅文化的幻影中，來阻礙他們的創新。畢竟，培養自己迎合畫家品味的，是身為資產階級的買家。然而，揚州藝術家們取得文化優越感付出的代價，仍舊是不斷地重復。所以，他們的畫作無論多么有獨創性，也跳不出宋、元、明的繪畫主題。
同樣的局限性也體現在了詩歌上。18世紀偉大的田園派詩人袁枚也和同時代的人一樣，接受“鹽呆子”的贊助。他感受到了傳統的重擔，極力抨擊盲目模仿中古詩風的人。他不拘一格的詩句雖然感動了讀者，卻依然無法跳出唐宋的詩歌格律。然而，無論袁枚的詩句多么獨特、大膽，他選擇的藝術載體，依然是讀者熟悉的古典語言。
中華文明最恢宏的文化遺產 都在不知不覺間，被拙劣地編進了乾隆皇帝那三萬六千卷的《四庫全書》中?！端膸烊珪肥翘装诉^去所有重要典籍的文選。為此，鹽商藏書樓中的珍本都被征用、送往北京。無數德高望重的學者不遺余力地編纂大量總目綱要，剔除非正統的作品，然后把定版抄錄副本。袁枚雖然主張浪漫的個人主義，反對因襲陳規，但也渴望加入這一編纂工程。他的一個朋友受命加入《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時，袁寫道（顯然，他的話中并不含諷刺意味）：
我似乎還是無法避免地被列入了無知的行列。我所聞有限，治學不嚴。轉頭回望都城，只能徒然一聲長嘆。要是能加入你們，助你完成這項艱苦的事業，該有多好！既然如此，你或許可以列出一些書名隨信寄來，我應該能提供一些粗淺的見解。如此一來，我或許才不會覺得，自己枉讀了一番圣賢之書。
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說，所有文化的抱負歸根結底不僅都與政治有關，還專注于權力頂峰的那張寶座。正如商人，無論多么富有，都會渴望躋身士紳之列。文人亦是如此，無論多么銳意創新，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京城為皇帝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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