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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新陳代謝——近代化一小步

    歷史大觀園 歷史評論 2020-07-15 22:04: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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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所稱的洋務運動有過好多名目:“同治中興”、“同光新政”、“自強新政”、“地主階級自救運動”等等??梢哉f有名有字有號。洋務運動是一個反映時代的概念,它概括了近代歷史一個階段中所出現過的活動和事物,本無褒貶之義。但后來洋務同崇洋媚外聯在一起,等同起來,于是,這一概念就帶上主觀色彩,變成一個貶義詞?!巴沃信d”是隨太平天國失敗而產生的名稱。這個名稱比附歷史,寄托了清王朝的希望,并明顯地帶有規復舊物的幻想。但中國社會已面臨近代化帶來的劇烈變動,不會再有本來意義的所謂“中興”。相比之下,“同光新政”之稱稍明新舊區分,因此,更合乎實際一點兒。海外學者則多名以“自強新政”,重在抉示其回應泰西逼迫的一面。

    自強,是中國古有的概念?!兑住で蟆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钡?9世紀60年代,這一概念已被賦予新的意義。奕、文祥、曾、左、李,還有眾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憂國之士都借它來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甚至“當和議之成,無人不為自強之言” (1) 。其實,那個時候自強一詞應有兩重含義。一就階級意義言,它所尋求的是在農民戰爭(太平天國、捻軍)打擊面前王朝的自我振興。對中國社會來說,這多少是一個被重新提出的古老問題;二就民族意義言,它所尋求的是:在“鴟張彌甚”的外國侵略面前,中國的自我圖強?!侗本l約》簽訂后,“洋人退回天津,紛紛南駛”。奉命通籌全局的人們固然曾因洋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而感到“似與前代之事稍異”。但這是一種略帶驚訝的自幸,而絕不是洋洋自得?!巴ùǎㄖ荩┓榛鸨?,倉皇幸熱河。密云惟豆麥,宮禁滿兵戈?!?sup> (2) 西方大炮帶給中國社會的恥辱和創傷畢竟太深了。因此,痛定思痛之后,廟堂中人的策論已多見“制敵在乎自強,自強必先練兵。比者撫局雖成,而國威未振,宜亟圖振興,使彼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 (3) 之議。自強以圖御侮開始成為自覺意識,這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刺激的結果。

    自強一詞所包裹的這兩重含義,在持續垂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中其比重先后不同。一開始,買洋槍以鎮壓農民起義一面為多,所謂“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但太平天國與捻軍相繼失敗之后,民族圖強一面寖假轉多。同治初年,李鴻章領淮軍入蘇南,比較西洋利器與中國槍炮之后,在一封信中已經說及“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 (4) 。其不甘低首洋人的意識是明晰的。當然,身在局中的洋務人物同時又有種種弱點,因此抵洋的歷史效果常常不如人意,但這是另一個問題了。

    比之歐西各國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之后實現的產業革命,洋務運動像是在缺乏產業革命條件的情況下出現的產業革命跡象。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異于傳統,又因主其事者以新衛舊的本來意愿而難以掙脫傳統。結果是“東一塊西一塊的進步。零零碎碎的。是零買的,不是批發的” (5) 。中國社會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最初一小步實始于這種支離斑駁之中。洋務運動包羅孔多,但大致而言,其核心或主導的東西可以歸為二端:(一)在這個過程中所建立的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二)創置于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諸種近代設施。正是這幾個方面的內容以及與之相關的觀念變化,構成了近代化一小步。

    一、洋務衙門

    洋務運動以1861年1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為起點。這一機構總攬外交(對外交涉:如教案、出使之類)以及同外國發生干系的財政、軍事、教育、制造、礦物、交通、海防、邊務等各方面的大權,亦稱“譯署”或“總署”,成為一切洋務的包辦者。由于它設立之初即“一切仿照軍機處辦理”,并始終以親王為總領,因此,其地位和影響超越六部,并不在軍機處之下。從這個時候起,直到20世紀初,總理衙門實際上成為清政府的另一個中樞。在此之前,中國向以禮部與理藩院為主,分別接待藩邦、屬國或外國的貢使。 (6) 這種機構體現了天朝體制居中馭外的命意,本身就以上國與夷狄之間不平等為前提。但是,從道光到咸豐,20年之間,新來的外國人用大炮兩次向中國說明,他們不是貢使。于是,中外交往的機構不得不因此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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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咸豐十年,設撫夷局于嘉興寺。奏準:于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挑取八員,輪班入值,一切俱傳照軍機處辦理。又奏準:司員輪班辦事,以五日為一班;滿漢各四員到署,每日派一員住宿。又奏準:于司員十六人內,擇滿漢各二員作為總辦,再擇二員作為幫辦,辦理奏折、照會、文移等事。其機密要件,內閣各員繕寫;關稅事件,由戶部司員經理;各站驛遞事件,由兵部司員經理。 (7)

    局設未久,即改總理衙門。名稱的變換,反映了天朝大國觀念遭到打擊而動搖的事實。所以,它有被迫適應外國資本主義需要的一面,并因之而帶上半殖民地化的印記。當其時,君臣朝野之間,往往視之為不祥之物,士大夫顧清議者多恥預其選。這種心理,反映了傳統中人忍辱含垢的感受。其中既有千年閉塞留下的慣性,也有重創之后的民族苦痛。因此,總理衙門從開始起,同時又被視為一種臨時性的機構:“俟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sup> (8) 終晚清之世,國史館于大臣出任軍機處、內閣、部院、疆吏者皆立年表,而于任事于總理衙門之人,則獨無年表。

    但從禮部、理藩院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畢竟有舊與新的區分和聯系,這種區分和聯系表現了近代政治制度的第一個變化。最初設置于總理衙門之內的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以及后來設置的海防股都是以古所未有的機構承當古所未有的業務。它們筦連同文館、總稅務司,并與設在上海、天津的南、北洋大臣職掌相關,在傳統官制以外另成一種系統。其初意雖在應付時局,但隨著事權的擴大,則不得不變為“新政”的總樞之地。所以,光緒年間的刑部官吏沈瑞琳慨乎言之曰:

    凡策我國之富強者,要皆于該衙門為總匯之地,而事較繁于六部者也。夫銓敘之政,吏部主之,今則出洋大臣期滿,專由該衙門請旨,海關道記名,專保該衙門章京,而吏部僅司注冊而已。出納之令,戶部掌之,今則指撥海關稅項,存儲出洋公費,悉由衙門主持,而戶部僅司銷核而已?;ナ幸詠?,各國公使聯翩駐京,租界約章之議,燕勞賚賜之繁,皆該衙門任之,而禮部主客之儀如虛設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購戰艦軍械,創設電報郵政,皆該衙門專之,而兵部武庫、車駕之制可裁并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國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詞訟之曲直,悉憑律師以為斷,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護,畸輕畸重,皆向該衙門理論,而刑部初未與聞也。制造本隸于工部,自各國船堅械利,耀武海濱,勢不得不修船政、鐵政,以資防御,迄今開辦鐵路,工作益繁,該衙門已設有鐵路、礦物總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顧也。是則總理衙門之事,固不獨繁于六部,而實兼綜乎六部矣。 (9)

    當然,這些變化并不是以新物取代舊物,而是在舊物邊上別置一新物??梢苑Q為布新而不除舊。布新而不除舊是整個洋務運動的特點。

    二、自強與求富

    洋務運動以軍事工業為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軍事技術以求自強。這種想法最初產生于鴉片戰爭后期。林則徐在身獲重咎離開廣東以前,曾奏議“以(粵海)關稅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 (10) ;同時有皖人鄭復光著《火輪船圖說》,表達了民間愛國之士的認識。但前者受到道光皇帝“一片胡言”的拒斥,后者也罕得知音,不能形成聲響。

    真正由議論施為實務的,是1861年設于安慶的內軍械所。它寄托了兩江總督曾國藩“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習試造,以勤遠略” (11) 的意愿。而后,1865年,由曾國藩支持,李鴻章籌辦,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其經費從海關收入提取,因此能成為當時最大的軍火工廠)。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金陵機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設立福州船政局;后年,崇厚在天津設立天津機器局。這四個是主要的新式軍事企業。此外,各省先后辦過20個機器局(其中湖南機器局后來停辦,因此實際存在過的是19個),這種機器局都是兵工廠。如此陣容,很能說明當時已有相當一批人認識到練兵不但關乎技擊之術,而且須憑仗利器。這個過程不僅搬入了西方的槍炮、輪船、彈丸、雷管,而且使外國制器之器(機器)也由此而入中國,中國社會因之出現了若干大規模機器生產的場所。這一類企業,由國庫支付開銷,以調撥分配產品;內無利潤積累,外無市場聯系。因此,其生產不是價值規律制約下的商品生產。當然,在商品經濟已經存在的條件下,它又不可能一點兒不受價值規律的影響。例如頑固派攻擊洋務軍工“糜費太多”,就是用價值觀念估算而得出的結論。不過這里的影響是一種折射。從生產關系來說,它是歷史上官辦封建工業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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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船政局所設船廠

    但是,這些企業所引進的大規模機器生產則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生產力,時人狀寫上海機器局景象說:

    基廣二百余畝,周以繚垣,中建廣廈,設立廠房,置機兩座,左右夾室,咸置小輪,巨機上架橫梁,下置輪盤,繞以皮條,聯于通力輪軸,軸置鐵條,各綴鐵球,以通蒸釜。大輪旋轉,拽動皮條,力布四方,小輪俱轉,凡鋸木、截鐵、磨鑿之類,無不賴焉。

    又有熟鐵廠、熔鑄廠、重大機器廠、炮位船機廠。正東開治平坦,廣七十余丈,直出浦江,植木為柱,高九丈,以便起重。又開船塢,廣十余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亦設蒸釜,運機則塢水任意放納。 (12)

    于直觀的敘述中頗能描繪出蒸汽機生產的恢弘場面。這是一種以小生產為基礎的傳統社會所容納不了的東西,它的引入和積累雖出于實利的預想,但其內在的要求卻會喚來預想所未見及的種種社會變遷。

    與此同時,聚集于這些企業中的成百成千雇傭工人體現了近代中國新的社會力量。這些人的存在依連于大機器生產,他們操作機器,而機器生產的特性又會養成他們不同于傳統手工生產的利益和觀念。在此以前,西方人設置的船塢貨棧之類,也曾募雇中國人工作于其中,但就總體而言,這個時候的雇傭工人并未成為社會群體。只有在洋務企業出現之后,才有規模意義上的整整一代產業工人的產生,究其原始,軍事企業正是催生者。這兩個方面是洋務軍事企業的時代意義所在。

    洋務軍事企業始于60年代,在70年代達到高潮。在它達到高潮的同一個時間里,出現了最初的洋務民用企業。兩者之間,有著一種內在的聯系。一方面,出使外國的人們通過實地觀察,目睹了西人工商業的蒸蒸日上,初知由富致強,堅船利炮本非孤立之物。另一方面,西人入內地。折沖周旋之際,商務之事目遠多于軍事事目,刺激既多,遂生保衛“利權”之想,于是而有“商戰”一說。比之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命題,洋務派的認識無疑已更深入了一層。以民用工業求富,其犖犖大者為:1872年設立的上海輪船招商局,1877年設于灤州的開平礦務局,1887年設立的漠河金礦,1880年修筑的唐山—胥各莊鐵路(后擴展為天津—山海關鐵路),1882年設立的上海機器織布局(1893年毀于火,重建后更名為華盛紡織總廠),1889年設立的湖北織布官局。此外,還有火柴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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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胥各莊鐵路建成通車儀式

    電報局等等。到甲午戰爭之前,民用企業總數已達40個以上。除了近代銀行之外,其他各類近代企業大體上或多或少都已具備。這些企業,多有拒洋動機,少數還能辦出成績。

    洋務運動中的民用工業,移來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和生產關系,其本身的資本主義性質已為今日時論所公認。問題在于如何估價它的壟斷性及其對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在中國,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師,官員不僅是政治的權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這是傳統孵育出來的社會心理。因此,沒有權威與楷模的倡率,新的東西總是難以為人接受和仿效的。洋務工業的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官領其總,商出資本,無疑是一種切實的倡率引導。它們于不知不覺中把封建主義的堅冰鉆開了些微裂縫,而后,民族資本主義則可以沿著這些裂縫慢慢滲入。但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終究是一種畸形物。因“官督”而涌來成串總辦、會辦、幫辦以及腐朽的官場習氣,由此而產生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深刻矛盾。它所帶來的壟斷性抑制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這又造成了民族資本主義萌生和發展的困難。兩者的矛盾是時代的矛盾。

    三、近代文化教育事業的開始

    文化教育上的新設施是洋務運動僅次于工業的重要內容。這些設施,是傳統的封建文教體制邊上長出來的新東西。雖然它們沒有直接取代后者,但由于它們的存在,保守的封閉圈子畢竟出現了缺口。

    1863年,京師同文館成立。這是一所培養外語翻譯人才為主的學校,初設英文館,由英國傳教士包爾騰任教習。以后次第增設俄文館、法文館、德文館、日文館,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曾任總教務近30年。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教育事業正是從這里開始的。隨后兩年,上海、廣州先后成立了性質相類的廣方言館。無疑,這是一種進步。但“同文”、“廣方言”之命名,其虛驕自大的意思還顯然可見。因此,這又是一種拖著根深蒂固傳統觀念蹣跚而行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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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文館

    與之相聯系的是譯書。京師同文館30年中翻譯西書近200部,尤以外交和史地政法一類為多,其中有中國人看到的第一本國際公法。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設的翻譯館,40年里翻譯的書籍達199部,而以自然科學、實用科學為多。梁啟超所編的《西學書目表》,近一半出自于江南翻譯館。傳教士傅蘭雅在江南制造局供職幾十年,以翻譯事業溝通中西,功不可沒。他所主編的《格致匯編》是這個時候很有影響的一種出版物,但其主旨并不在傳教,篇幅以科技為多。他雖是一個西方人,但卻成為洋務潮流中的同道者和參與者。當時,類似這樣的人,還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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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蘭雅手跡及其與江南制造局所簽訂的合約

    另一件可以記錄的洋務創舉是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在容閎主持下,從1872年到1875年,先后有120名幼童被派赴美留學。(原定以15年為期,學成回國。但頑固派擔心幼童將成為“美化”之人,“不復卑恭之大清順民矣” (13) ,因而出死力以阻撓。由是于1881年全數撤回。)同一時期,福州船政學堂也曾派遣30余名留學生分赴英法學習海軍。這是名副其實的走向世界了。在這兩批留學生中,出過一些近代著名人物。知名度最高的,前一批里有修筑京張鐵路的詹天佑;后一批里有翻譯《天演論》的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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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水師學堂學生合影

    洋務運動的發展,本身會呼喚人才。機器、大炮、輪船、電報,飽讀八股制義、高頭講章的士子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因此,出現了一批專攻軍事和工藝的專門學堂。其中江南制造局附設機械學校(1865年)、福州船政局附設船政學堂(1866年)、天津電報學堂(1879年)、天津水師學堂(1880年)、上海電報學堂(1882年)、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廣東水師學堂(1887年)、天津軍工學堂(1893年)尤為知名。這些地方研討的是“藝事”。在“重理義、輕藝事”的傳統觀念之下,讀書人從來不以技藝為正業,但在西方器物的刺激下,藝事漸為人重。在它們剛剛出現的時候,自然還比不上科舉制度的尊榮,但它們的存在又會動搖和瓦解科舉制度。因此風氣稍開之后,又出現了以西學為主的自強學堂,甚至舊式書院也開設了一部分西學課程,古老的書院制度以其順乎潮流的變化表現了中國人價值觀念的變化。而這一切,又推進了出版、印刷事業的發展。

    總算起來,洋務運動所創辦的新式文化事業大約有30個。這個數目,也可以稱為“一批”。同軍事工業、民用工業相比,不見得遜色。正是這一批事業(包括從事文化活動的傳教士),向中國人傳播了聲、光、化、電和西方的史地國情,打開了傳統文化之外的另一片天地。這是一種真正的智力開發,它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并哺育出戊戌維新的成批志士。梁啟超后來說:“制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籍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柢,對于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會之在中國者,亦頗有譯書。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欲求知識于域外,則以此為枕中鴻秘。蓋‘學問饑餓’至是而極矣?!?sup> (14) 從某種意義上說,洋務運動汲取來的西方知識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沖擊,比十次舊式農民戰爭更大。在這個過程中雖沒有激昂的吶喊呼叫,但新的觀念卻借助于具體的事物和實例改變著人們世代沿襲的成見和信念。這一點,洋務的倡導者是始料不及的。

    四、“中體西用”

    1861年,因出入過“夷場”而早識時務的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彼蟾攀亲钕人伎加梦鲗W輔接中學的人,在這里,取彼之長和守護舊物的意思是同樣明顯的。繼之,身處中西交際之局的李鴻章、郭嵩燾、薛福成也先后以不同的言詞表達了同樣的見解。七八十年代以后,論者漸多,王韜、鄭觀應、邵作舟、沈壽康、孫家鼐、盛宣懷諸人往往本之同一旨趣,或引申發揮,或就事論議,多歸指于“中體西用”,用一個節略語為命題,概括了一部分人的共識。甲午以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一種“流行語”,“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 (15) 。按照今日的分類標準,這些人有地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之別,但他們卻同以“中體西用”為宗旨,各自闡發自己的思想。顯然,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談時務、講西學者,無分朝野,皆不出“中體西用”一途,如欲細作辨析,那么,洋務派多在朝的當權人物,早期改良派和其他談時務的人們則多不居于廟堂,后者是附從于前者的,洋務派是“中體西用”的實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論更像是一種理論指導,言論先行,實施隨之,實施的成敗得失,言論家又往往是敏銳的批評者。在這兩重意義上,可以說“中體西用”是洋務運動的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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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致新報》,1898年3月創刊于上海

    “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sup> (16) 雖說“中體西用”后來久被指為包庇封建,其實,那個時候的中國,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頑梗的士人,在封建主義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啟錮閉,引入若干資本主義文化,除了“中體西用”還不可能提出另一種更好的宗旨。如果沒有“中體”作為前提,“西用”無所依托,它在中國是進不了門,落不了戶的。因此,“中體西用”畢竟使中國人看到了另一個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個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地把這一部分引進到中國來,成為中西文化交沖匯融后兩者可能結合的一種特定形式。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以翻譯、出版、科技、學堂、留學生為內容的近代文化事業都是這種結合所產生的有益結果。這些東西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對立物,雖然力量有限,但終究打開了缺口,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中體西用”這個命題,既表述了中學與西學的結合,又規定了中學和西學的區分?!爸袑W”是熟識的東西,或指為“倫常名教”,或指為“四書五經”,或指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或指為“中國史事、政書、地圖”,推而及于中國舊有的文化皆屬之,統歸于形而上的“道”。西學是陌生的東西,并且伴隨著民族沖突來到中國,因此,對于它的認識和汲取,不能不表現為幾代中國人經歷的艱辛曲折的過程。19世紀后期的幾十年里,因中國人眼中西學內涵的延伸,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一)自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后二十余年間,沿海少數官員開始注視外部世界。楊炳南的《海錄》、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梁廷枬的《海國四說》、徐繼畬的《瀛環志略》都是這種觀察的記錄。他們最為震懾同時又希望拿來的還是來自泰西的“堅船利炮”,多數人心目中的西學或“長技”僅止于此。只有個別人開始接觸到了機器生產上的技術。

    (二)從60年代中葉初創江南制造局,到各省相繼設立機器局的70年代,是圍繞軍事技術摸索西學的時期?!爸破髦畬W原以格致為階”,因此,為了制器而不得不翻譯。其時,滬局譯館所出之書雖以軍制與制造為大類,但數學和聲、光、化、電等等學問亦漸入中國。近代著名的科學家徐壽、徐建寅、李善蘭、華蘅芳,其科學事業都與譯書有不解之緣。這個過程,又成為格致之學“藉制器以顯” (17) 的時期。

    (三)70—80年代,機器工業由自強而入求富。薜福成作《機器殖財說》,鄭觀應倡“商戰”,以為“十萬之豪富,則勝于有百萬之勁卒”。這種呼聲,喚來了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一類企業。他們認識到工業是商業的基礎,格致又是發展工業的前提,對西學的要求也隨同洋務企業的擴展而擴展,并視聲、光、化、電為西學的精華。此期所譯西書,顯以科技類為多,感世憂時之士往往寄希望于“延精于中西學者,廣譯西國有用之書,賤價出售,以廣流傳,使咸識格致之妙用,然后迂腐之見化,然后誹謗之風息,朝野一心,人無間言,為國者則庶幾乎有所藉手矣”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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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善蘭及其譯作《談天》

    (四)由科技學問推而及于上層建筑的教育政治體制。還在70年代,若干敏銳的人們已經看出:西人“學校建而志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制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19) 。經過80年代的思索醞釀,到了90年代,散見的點滴言論與私相議談漸變為那個時候先進中國人的公開論題?!吧w中國之人震格致之難,共推為泰西絕學,而政事之書,則以吾中國所固有,無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國之患,患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專在格致也?!?sup> (20) 議院在中國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提出,是認識西學、學習西方的突破點。盡管以此立論者并未同時修改“中體西用”的宗旨,多半仍是把議院當作“西用”來接納,但議院是與民權相聯系的,它的實行必然是對君權的限制和削弱,并會改造以“君臣之義”為綱紀的“中體”。多年來以是否贊成議院這一條作為改良派與洋務派的分界線,其實這一條也不是鐵案如山的。70年代的總理衙門大臣文祥,80年代的兩廣總督張樹聲都在奏議中言及過西人的政體。前者說:“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sup> (21) 后者說:西人“馴至富強,具有體用,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后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22) 此外,郭嵩燾、彭玉麟也有類似的言論。這些人多被目為洋務人物之典型者,但他們已程度不同地看到了“西體”,并想把它引進來,使“中體”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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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致匯編》

    (五)比政教更深一層的,是西學中“形而上學”的哲理學說。雖然直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才被中國知識界所發掘和傳介,但在“西用”的逐步延伸中,80年代已有人開始在窺其崖岸了。在嚴復申論達爾文、斯賓塞學說數年以前,鐘天緯曾作《格致論》,略述西學源流:“考西國理學,初創自希臘,分為三類:一曰格致理學,乃明征天地萬物形質之理;一曰性理學,乃明征人一身備有倫常之理;一曰論辯理學,乃明征人以言別是非之理?!逼渲刑岬桨⒈R力士托德爾(亞里士多德)、貝根(培根)、達文(達爾文)、施本思(斯賓塞),并扼要地介紹了他們的學說,以事實糾正“西學源出中國”的附會之說。其論述之簡明和準確,在那時的中國人中還是罕見的。這種對西學的探索由格致而進入哲理的趨向,代表了西學東漸過程中必然會有的一個階段。稍后,康有為等之談及培根,嚴復《天演論》之風靡一時,不是突然出現在中國學界的。

    上述由表及里、由具體到抽象的汲取西學的過程,是在“中體西用”宗旨下起步的,而其本身又徐徐地沖擊著“中體西用”的宗旨。因為西學是新學,中學是舊學,“中體”和“西用”不會互不侵犯,“用”在“體”中會發酵,勢必不斷促進事物的新陳代謝。因此,洋務運動中的好些人,覺察到桎梏與荊棘,寖寖乎要以“西體”為法,去改變中國的某些舊制。曾任天津武備學堂總教習的盧木齋自述本不厝意于西學,“以謂一藝一術,不足語道,及讀西士譯就各種新理新書,又與嚴又陵諸君子游,則益恍然于宇宙之大,古今之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中土圣人遞相傳授之實際,洎今學者亦湮其源,獨賴二三西士深操力取,穹乎闔辟之始,擴諸名教之繁,推隱鉤沉,發歷史的新陳代謝——近代化一小步交暢,雖其于道,未必遽合,要其征實不誣,則固吾圣人復起,有不能廢者也” (23) 。這是“中體西用”的內在矛盾推動觀念變嬗的結果。就其本來意義而言,“中體”應是對于“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體”為入門之階,便會按照自身的要求而發生影響,人們雖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圍內,實際卻很難如愿。當這種矛盾日益明顯之后,更開明的人們就會在事實的刺激下因勢利導,走出更遠的一步。

    五、“決理易,靖囂難”

    在洋務運動120年之后,我們審視已經過去了的往事,可以多一點兒理性,少一點兒感情,對其間的是非曲直做求實之論。但當時,每一件帶有創置意義的舉措設施都曾招來詈責,激成爭論。它們常常在反對聲中艱難地出世,其中一部分又在反對聲中夭折。傳統社會中守護夷夏大防的人們容不得這些東西。在他們那里,即使“西用”依附于“中體”,其入門之途仍然處處障礙難逾。過去立論,多視洋務派與頑固派為一丘之貉,雖有分異,亦不過在五十步與一百步之間,其實歷史的真相不盡如此。 (24) 兩者之間不僅有論辯,而且有忿爭。

    概括這一類爭論,比較大的先后有三次。

    1866年年底,奕奏請在同文館內增設天算館,招收30歲以下的正途仕人(秀才、舉人、進士、翰林)。這一建議,本是洋務事業發展之后的題中應有之義。但自浸潤于傳統觀念中的人們視之,洋務畢竟是“用夷變夏”,是一種有悖正道的東西。要把正途子弟拖入洋務,則事關名教之能否繼往開來,一脈相傳,實不可等閑處之。因此,它惹得守舊官僚們肝火極旺,群起而攻擊痛詆是毫不奇怪的。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以道學鳴于時的大學士倭仁。他真誠地相信中國的禮義具有戰無不勝的力量:“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藝?!边@種禮義和權謀,人心和技藝的對比,使西學在傳統文化的光環之中顯得格外鄙陋和渺小,又反襯出守舊者宗旨的正大:“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為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模宏遠也,何必令其學為機巧,專明制造輪船、洋槍之理乎?” (25) 但正是這種真誠,恰又深刻地顯示了傳統惰力的沉重和可怕。在沉重的惰力壓迫之下,一些本來有意入館學習的科甲人員也退縮回去了。主持洋務的奕不無憾意地說:“自倭仁倡議以來,京師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攔,甚且以無稽謠言,煽惑人心,臣衙門遂無復有報考者?!?sup> (26)

    70年代發生的關于設廠造船(炮)和海防的爭論,其中突出的是造船問題。1871年,內閣學士宋晉指稱閩省連年造船,糜費太重而并無實用:“此項輪船將謂用以制夷,則早經議和,不必為此猜嫌之舉,且用之外洋交鋒,斷不能如各國輪船之利便,名為遠謀,實同虛耗,將謂用以巡捕洋盜,則外海本沒有水師船只,如果制造堅實,馭以熟悉沙線之水師將弁,未嘗不可制勝,何必于師船之外更造輪船,轉增一番浩費?將欲用以運糧,而核其水腳數目,更比沙船倍費?!彼筛=ㄍ萍敖K,主張“將兩處輪船局暫行停止,其每年額撥之款,即以轉解戶部”。與宋晉見識相近的還有歷任閩浙總督吳棠、英桂、文煜。 (27) 這一類言論見諸奏折,又經上諭批發各地疆臣,在當時發生過很大影響。左宗棠是閩省船局的創始人,也是反對這種主張最盡力的人。他說:“竊維制造輪船,實中國自強要著,臣于閩浙總督任內,請易購雇為制造,實以西洋各國恃其船炮,橫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無,不得不師其長以制之?!彼c宋晉的著眼點不同,因此算出來的賬也與宋晉不同:“此事實國家斷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無論停止制造,彼族得據購雇之永利,國家旋失自強之遠圖,墮軍實而寇仇,殊為失算,且即原奏因節費起見言之,停止制造,已用之三百余萬,能復追乎,定買之三十余萬,及洋員洋匠薪工等項,能復扣乎,所謂節者又安在也?”宋晉的攻訐既使他憤怒,又使他傷情:“茲朝廷洞矚情形,密交疆臣察議,成效漸著,公論尚存,微臣得于欽承垂詢之余,稍申惓惓不盡之意,否則微臣雖矢以身家性命殉之,究與國事奚所裨益?興念及此,實可寒心?!?sup> (28) 他的話正說出了一代洋務人物共有的惆悵。

    歷史的新陳代謝——近代化一小步

    劉銘傳

    歷史的新陳代謝——近代化一小步

    左宗棠

    1880年歲末,劉銘傳于奉詔入京之際力請修建鐵路,其詞曰:“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機括則在于急造鐵路。鐵路之利于漕務、賑務、商務、礦務、厘捐、行旅者不可殫述,而于用兵一道,尤為急不可緩之圖?!?sup> (29) 李鴻章本同此心,傾力贊助。以為“處今日各國皆有鐵路之時,而中國獨無,譬猶居中古以后而屏棄舟車,其動輒后于人也必矣” (30) 。他們著意于中外比較,未甘后居他國。但更多的人卻“群相嘩駭” (31) ,指“鐵路之說,劉銘傳倡于前,李鴻章和于后”,是“直欲破壞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亂天下也” (32) 。他們相信的是“自昔圣人刳木為舟,法斗為車,此即機器之權輿,迄后周公作指南,孔明作木牛、流馬,皆仿其意而小用之,不肯盡器之利者,原欲留此余地以役吾民而養吾民也”。因為外夷以謀利為主,中國以養民為主,所以,鐵路“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 (33) 。在義與利的對立之中顯示農業社會對工業社會的排斥。而朝野之議論更易為人接受的是因鐵路而致“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這種觀念雖不可論證,卻比能夠論證的東西更合乎社會心理。新舊對峙,由此而激發長期爭論。風水龍脈之類,比起倭仁的“禮義”,更是等而下之的東西。但在落后的社會里,它卻能因為落后而成為力量,足以同風馳電掣的蒸汽機車相抗衡。

    歷史的新陳代謝——近代化一小步

    郭嵩燾

    以上所述三次爭論,在當時曾有過頗大影響。除此之外,那些較小的爭論、沖突則難以縷述??梢哉f,新政之舉,幾乎步步都會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阻力。盛宣懷在江西、湖北勘察煤鐵礦藏的時候,就曾因探查地質而觸及墳山,因觸及墳山而驚動宗族;因驚動宗族而引出種種封建勢力的群起而攻之。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步履之艱難,不讀當日留下的材料是難以體味的。郭嵩燾說:“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甚于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為構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為疚心。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于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曾劼剛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嘩,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 (34) 他的話心含痛楚而筆意冷峭,畫出了頑固官僚的愚昧與可惡。

    其實,在那個時候的中國,頑固是一種社會病癥,僅僅把它歸于守舊官僚的可惡是不夠的。因事及人,新政的遭遇不可能不連累新政的主持者。奕排行第六,又力倡洋務,于是被目為“鬼子六”;洋務能手丁日昌則有“丁鬼奴”之稱;李鴻章一生事業與洋務相連,久被清議攻訐,晚期曾心酸地自謂:“三十年來無時不在被謗?!庇葹槠鄳K的是郭嵩燾。作為中國第一任駐外(西方)使節,他是在一片冷嘲熱罵中步出國門的,作為洋務同輩里見識、才干高人一頭的早熟者,他又因真話講得太多而備受攻擊,體無完膚。在他生前,《出使日記》被毀版;在他死后(庚子事變正盛之際),有人還奏請戮他的尸體,以謝天下。頑固派對于洋務派的憎惡,有的時候真有點兒切齒腐心的味道。但是,復雜的問題在于,守衛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義,同愛國之情聯在一起的。不合理的東西被合理的東西掩蓋著,于是而能成為清議,成為“公論”。頑固的人們借助于神圣的東西而居優勢,迫使改革者回到老路上去。近代百年都是如此。過去我們總是強調洋務派與頑固派的封建主義同一性。但從兩者的沖突,爭論之尖銳程度來看,光說這一點是不全面的。洋務派有保衛封建的一面,但它的事業已在一定意義上超出了封建的范圍。

    改良派也批評洋務派,但他們同頑固派的攻訐是不同道的。實際上,改良派、洋務派本是同根所生,雖自立門戶,而多同中之異或異中之同。所以,他們的論爭沒有那么多的喧囂和意氣。改良派批評洋務派是因為洋務派“遺其體而求其用”,前進得不夠。這種批評,是為后來的維新變法作思想準備。過去,常常強調改良派與洋務派的種種區別。其實,洋務派同改良派的真正差異不過在于:前者只布新而不除舊,后者布新同時除舊。

    【注釋】

    (1)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文祥》,392頁,上海,世界書局,1937。

    (2)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二),529頁。

    (3)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文祥》,389頁。

    (4)轉引自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129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5)這句話是五四運動前后杜威在中國講的,用以描述洋務運動非常確切。

    (6)此外,鴻臚寺有時也兼辦這一類事務,如緬甸與中國的交往,在清代常由鴻臚寺主持。

    (7)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撫夷局”,507頁,北京,三聯書店,1955。

    (8)奕等:《章程六條》,見《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1,2676頁。

    (9)“添裁機構及官制吏治”,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179頁,北京,中華書局,1958。

    (10)《林則徐集·奏稿》,中冊,885頁,北京,中華書局,1965。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曾國藩未刊往來函稿》,137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

    (12)《機器局》,見毛祥麟:《墨余錄》,24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轉引自鐘叔河:《走向世界》,13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1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71頁,北京,中華書局,1954。

    (1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71頁。

    (16)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146頁。

    (17)《徐雪村先生像序》,見《格致匯編》,1877年秋。

    (18)《中國亟宜廣開風氣論》,見《皇朝經世文編》,卷105,7頁。

    (19)《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見馬建忠:《適可齋記言》,31頁,北京,中華書局,1960。

    (20)高鳳謙:《翻譯泰西有用書籍議》,見《皇朝經世文統編》,卷6,7頁。

    (21)趙爾巽等:《清史稿》,列傳173,11691頁。

    (22)《張靖達公奏議》,卷8,33頁。

    (23)劉行宜:《盧木齋、盧慎之兄弟》,見《天津文史資料》第17輯,106~107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24)很奇怪,在敘述鴉片戰爭的時候,人們常常過分夸大了實際上并不那么厲害的所謂禁煙和反禁煙的爭論;而敘述洋務運動,則對頑固派和洋務派之間那種不無刻毒色彩的激烈爭論漠然視之。

    (25)《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折》,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二),2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6)《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14頁。

    (27)參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4,35頁。

    (28)同上書,卷86,3~4、7~8頁。

    (29)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一),1000頁。

    (30)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六),142頁。

    (31)同上書,149頁。

    (32)《翰林院侍讀周德潤奏》,同上書,154頁。

    (33)同上書,152頁。

    (34)《倫敦致李伯相》,見《郭嵩燾詩文集》,卷11,189~190頁,長沙,岳麓書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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