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許,歷史不是你認為是那樣的就是那樣的。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當事人為什么會這么做?這個事件是如何發展出來的。這篇文章“王國維為什么終生沒有剪掉辮子?”或許能夠給您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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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秋,清華大學正在籌辦國學研究院。校長曹云祥希望聘請胡適進入國學院,擔任其中一位導師。但胡適拒絕了:“非第一等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梁任公就是攪動“戊戌變法”的梁啟超,章太炎更是大名鼎鼎的國學大師,王靜安就是最神秘的王國維。
當時王國維正擔任清朝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如果接受了清華大學的邀請,就不再方便跟清室頻繁往來。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好友蔣汝藻在信中勸慰他:“清華每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須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
但這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打動王國維的是后面的幾句話:“從此脫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
“脫離鬼蜮,垂入清平”正是王國維最盼望的事;“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也是他最大的心愿。就這樣,王國維進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和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并稱為“清華四大導師”。
這所研究院有多牛?存在的四年中,畢業生僅七十余人,其質量之高,有五十余人成為中國文學界的著名學者,王國維也因此桃李滿天下。令人詫異的是,號稱“國學大師”的王國維,年輕時崇尚的卻是西方“新學”。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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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王國維生于浙江海寧縣。從小“體質羸弱”的王國維,人生道路早已被父親王乃譽規劃好:讀經書、考科舉、點翰林、做高官,這也是傳統士大夫走過千年的老路。
要想在科舉中金榜題名,就要讀“四書”“五經”??赏鯂S從小就不喜歡這類書,他就這么馬馬虎虎地讀了幾年,竟然在15歲那年考中秀才,成為“海寧四才子”之一。
1892年,他前往杭州繼續參加考試,此時的他再也沒有了好運氣,結果不出意外地名落孫山。當世界為他關閉一扇窗戶時,也很貼心地為他打開了一扇門。他在杭州第一次知道“四書”“五經”之外還有更寬廣的天地。后來,他在《三十自序》中回憶:“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錢,購前四史于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
他的父親也是開明的家長,沒有阻攔王國維讀這些課外書。王國維選書的理由也很簡單:能夠救國救民的書就必須讀。而要救國救民,當時只有學習西方的文化知識。從此,他開始憑借自己的興趣,走上了一條望斷天涯的登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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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背離了“四書”“五經”,也就直接導致他在科舉中再無寸功,金榜題名的榮耀也與他徹底無緣。1898年,王國維來到上海謀生,在《時務報》報館做些抄寫校對的工作。清貧的生活沒有讓他忘記來上海的目標——“讀書救國”。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他勤奮刻苦地學習了德文、英文、日文,并且通讀了康德、叔本華、尼采等哲學家的著作,成為最精通西方哲學的中國人之一。
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王國維很可能會像胡適一樣,成為西裝革履、吃面包、喝牛奶的“全盤西化”人士。羅振玉的出現,卻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王國維。
在《時務報》報館工作時,王國維每天午后會去隔壁的東文學社學習三個小時。有一次,他在學習之余順手在扇面上題了一首詩,其中有句是這么寫的:“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如此大氣雄渾的詩句,瞬間讓東文學社的老板羅振玉大感驚異,于是,他決定資助這個年輕的學子,讓他好好學習,沒有后顧之憂。
羅振玉不僅資助王國維東渡日本留學,還讓他在自己主辦的《教育世界》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性文章。就在一顆學術明星冉冉升起時,羅振玉卻又給了他當頭一棒。
當時的王國維沉溺在尼采的唯意志論中不可自拔,羅振玉就勸他:“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王國維的反應是:“聞而懼之。”
西方的學問發軔于西方的土壤,依據的也是西方的傳統習俗,如果照搬到中國的大地上,可能會水土不服。而一個國家失去了自己的傳統文化,那么就成為顧炎武口中的“亡天下”。
在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縈繞在讀書人心中的一種情結就是——國已將亡,天下不可再亡。
明白了這層道理,王國維大徹大悟。從此以后,他在研讀西方經典的同時,更是花費大量的心思去研究諸子百家和宋明理學。西學與中學的融會貫通,仿佛讓王國維打通了任督二脈,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1903年,王國維發表《哲學辯惑》;1904年,他撰寫了《紅樓夢評論》;1908年,他寫下了《人間詞話》。
辛亥革命以后,他和羅振玉東渡日本,暫時避開國內的紛爭,只求能夠靜心做學問。王國維的學術功底經過十幾年的積累,終于在日本爆發出巨大的能量:第一部關于戲曲的著作《宋元戲曲考》發表;將中國歷史向前推進一千年的《殷墟書契考釋》發表;最早研究敦煌漢簡的《流沙墜簡考釋》發表。
北宋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王國維知道自己沒有文韜武略,沒有用兵奇謀,能做的只有“為往圣繼絕學”。他清楚了自己該如何報國,于是就在這條道路上一路狂奔。
在禮樂崩壞的清末至民國年間,所有人都向“美麗自由”的西方世界看齊,只有王國維在人群中逆行而上,證明中國的學問一樣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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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初期,最洶涌的群眾運動就是剪辮子,畢竟要走向現代化,就要與過去決裂??赏鯂S的腦后仍然拖著那根小辮子,終生都沒有剪掉。
夫人問他:“大家都剪掉了,你怎么還留著?”王國維說:“都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它干什么?”
在那個年代,大家都剪了辮子、換上了西服,爭先恐后地表達自己的進步;王國維卻還穿著長袍馬褂,扎著小辮子。行走在大街上的他,看上去那么扎眼。
王國維認為,三百年前,中國人已經歷過一次剃發易服,但文脈好歹還是傳承了下來,如今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若沒有一兩個護道者,恐怕連皮帶囊都要被換了。到那時,中國還是堯舜禹湯的中國嗎?中國人還是炎黃子孫嗎?
人們都以為王國維一輩子都在為清朝守節,其實在他的心里,皇帝、朝廷、發服是幾千年來中國的象征。面對洶涌而來的西方文明,他的堅守像是大海浪濤中的一葉扁舟,孤獨無助卻又堅定前行著。我們可以站在上帝視角去批判他的愚鈍,卻不能否定他付出巨大勇氣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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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觀王國維的照片,表情都是嚴肅、古板、不茍言笑。
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很直爽,喜歡跟人開玩笑,但只要見到王國維,她就收斂起來,大氣都不敢出。即便在老師們聚餐這種放松的場合,楊步偉都不敢跟王國維坐在一桌,因為那種不怒自威的氣場,讓所有人都在他面前保持由衷的克制。
事實上,王國維不僅面目嚴肅,生活中也無趣得很。他能寫出《宋元戲曲考》,卻沒有看過一場戲。他每天都會經過頤和園,卻從沒有進去好好玩一玩。跟學生在一起,如果沒有問題要回答,他就一根又一根地抽煙,兩人相對無言,也不覺得尷尬。
他的孩子王東明回憶說:“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徐中舒卻評價他:“他是有熱烈的內心情感的人。”
王國維在家中書房讀書寫作時,別人一般不敢去打擾他的清凈。但孩子們玩耍時還是會不小心闖進他的書房。每當這時,夫人就來到門口,裝作很兇的樣子叫孩子們出來。王國維被打擾了清凈,卻沒有絲毫的懊惱,反而擋在孩子們前面,跟夫人做起“老鷹抓小雞”的游戲。
孩子們在他休息時也喜歡纏著他讀詩。王國維就拿著書本一遍一遍地讀,甚至還跟孩子們玩他不擅長的畫畫。他隨便勾兩筆,胡話張口就來:“這是一艘船,這是個老頭子。”這樣的老頑童,跟那個令人生畏的王先生簡直判若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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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的小朝廷逐出紫禁城。王國維作為溥儀的老師,也在被逐之列。這次事情,被他視為奇恥大辱,一直如鯁在喉。
1926年春夏,馮玉祥的西北軍加入國民革命軍,命其部下開進河北。兩年前的悲慘遭遇,再一次浮上王國維的心頭。如果僅僅是這樣,那也不過是再難受一次,可事情遠不止這么簡單。當年北伐軍攻入長沙,自命清室遺老且留有辮子的學者葉德輝,被軍隊強勢鎮壓。這哪里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要徹底除舊布新啊。
1927年,更是人心惶惶的一年。學生姜亮夫去拜訪王國維。王國維就問他:“有人勸我剪辮子,你怎么看?”姜亮夫只好說了些寬慰的話,讓老師放寬心,還是順應時事的好。王國維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
一生堅守的中國文化被所有人棄如敝屣。本想著多讀書、多教點學生,可時代要徹底掃清舊文脈存在的土壤。作為一介書生的王國維,在激烈動蕩的大時代浪潮中進退失據,面對彷徨前路,他徹底失去了方向。
同樣是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夫子還能“注六經、修春秋”,王國維卻無力反抗,只能眼不見為凈。
1927年6月2日,頤和園昆明湖邊,王國維平靜地抽了一支煙,然后無悲無喜地向前走去,一頭扎進平靜的昆明湖中。后來,眾人在他的口袋中發現了一封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面對翻天覆地的世界,王國維那瘦弱的肩膀怎能接續老舊中國的脈搏?他能做的只有給時代的斯文和士人的體面找個平靜的歸宿。就像陳寅恪在為他撰寫的紀念碑文中說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國維用弱小的身軀點亮一盞微弱的油燈,在時代的大潮中迎風搖曳,卻發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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