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為什么終生沒有剪掉辮子？

也許，歷史不是你認為是那樣的就是那樣的。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當事人為什么會這么做？這個事件是如何發展出來的。這篇文章“王國維為什么終生沒有剪掉辮子？”或許能夠給您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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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秋，清華大學正在籌辦國學研究院。校長曹云祥希望聘請胡適進入國學院，擔任其中一位導師。但胡適拒絕了：“非第一等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梁任公就是攪動“戊戌變法”的梁啟超，章太炎更是大名鼎鼎的國學大師，王靜安就是最神秘的王國維。

當時王國維正擔任清朝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如果接受了清華大學的邀請，就不再方便跟清室頻繁往來。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好友蔣汝藻在信中勸慰他：“清華每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須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

但這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打動王國維的是后面的幾句話：“從此脫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

“脫離鬼蜮，垂入清平”正是王國維最盼望的事；“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也是他最大的心愿。就這樣，王國維進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和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并稱為“清華四大導師”。

這所研究院有多牛？存在的四年中，畢業生僅七十余人，其質量之高，有五十余人成為中國文學界的著名學者，王國維也因此桃李滿天下。令人詫異的是，號稱“國學大師”的王國維，年輕時崇尚的卻是西方“新學”。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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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王國維生于浙江海寧縣。從小“體質羸弱”的王國維，人生道路早已被父親王乃譽規劃好：讀經書、考科舉、點翰林、做高官，這也是傳統士大夫走過千年的老路。

要想在科舉中金榜題名，就要讀“四書”“五經”?？赏鯂S從小就不喜歡這類書，他就這么馬馬虎虎地讀了幾年，竟然在15歲那年考中秀才，成為“海寧四才子”之一。

1892年，他前往杭州繼續參加考試，此時的他再也沒有了好運氣，結果不出意外地名落孫山。當世界為他關閉一扇窗戶時，也很貼心地為他打開了一扇門。他在杭州第一次知道“四書”“五經”之外還有更寬廣的天地。后來，他在《三十自序》中回憶：“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錢，購前四史于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

他的父親也是開明的家長，沒有阻攔王國維讀這些課外書。王國維選書的理由也很簡單：能夠救國救民的書就必須讀。而要救國救民，當時只有學習西方的文化知識。從此，他開始憑借自己的興趣，走上了一條望斷天涯的登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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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背離了“四書”“五經”，也就直接導致他在科舉中再無寸功，金榜題名的榮耀也與他徹底無緣。1898年，王國維來到上海謀生，在《時務報》報館做些抄寫校對的工作。清貧的生活沒有讓他忘記來上海的目標——“讀書救國”。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他勤奮刻苦地學習了德文、英文、日文，并且通讀了康德、叔本華、尼采等哲學家的著作，成為最精通西方哲學的中國人之一。

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王國維很可能會像胡適一樣，成為西裝革履、吃面包、喝牛奶的“全盤西化”人士。羅振玉的出現，卻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王國維。

在《時務報》報館工作時，王國維每天午后會去隔壁的東文學社學習三個小時。有一次，他在學習之余順手在扇面上題了一首詩，其中有句是這么寫的：“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如此大氣雄渾的詩句，瞬間讓東文學社的老板羅振玉大感驚異，于是，他決定資助這個年輕的學子，讓他好好學習，沒有后顧之憂。

羅振玉不僅資助王國維東渡日本留學，還讓他在自己主辦的《教育世界》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性文章。就在一顆學術明星冉冉升起時，羅振玉卻又給了他當頭一棒。

當時的王國維沉溺在尼采的唯意志論中不可自拔，羅振玉就勸他：“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王國維的反應是：“聞而懼之。”

西方的學問發軔于西方的土壤，依據的也是西方的傳統習俗，如果照搬到中國的大地上，可能會水土不服。而一個國家失去了自己的傳統文化，那么就成為顧炎武口中的“亡天下”。

在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縈繞在讀書人心中的一種情結就是——國已將亡，天下不可再亡。

明白了這層道理，王國維大徹大悟。從此以后，他在研讀西方經典的同時，更是花費大量的心思去研究諸子百家和宋明理學。西學與中學的融會貫通，仿佛讓王國維打通了任督二脈，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1903年，王國維發表《哲學辯惑》；1904年，他撰寫了《紅樓夢評論》；1908年，他寫下了《人間詞話》。

辛亥革命以后，他和羅振玉東渡日本，暫時避開國內的紛爭，只求能夠靜心做學問。王國維的學術功底經過十幾年的積累，終于在日本爆發出巨大的能量：第一部關于戲曲的著作《宋元戲曲考》發表；將中國歷史向前推進一千年的《殷墟書契考釋》發表；最早研究敦煌漢簡的《流沙墜簡考釋》發表。

北宋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王國維知道自己沒有文韜武略，沒有用兵奇謀，能做的只有“為往圣繼絕學”。他清楚了自己該如何報國，于是就在這條道路上一路狂奔。

在禮樂崩壞的清末至民國年間，所有人都向“美麗自由”的西方世界看齊，只有王國維在人群中逆行而上，證明中國的學問一樣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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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初期，最洶涌的群眾運動就是剪辮子，畢竟要走向現代化，就要與過去決裂?？赏鯂S的腦后仍然拖著那根小辮子，終生都沒有剪掉。

夫人問他：“大家都剪掉了，你怎么還留著？”王國維說：“都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它干什么？”

在那個年代，大家都剪了辮子、換上了西服，爭先恐后地表達自己的進步；王國維卻還穿著長袍馬褂，扎著小辮子。行走在大街上的他，看上去那么扎眼。

王國維認為，三百年前，中國人已經歷過一次剃發易服，但文脈好歹還是傳承了下來，如今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若沒有一兩個護道者，恐怕連皮帶囊都要被換了。到那時，中國還是堯舜禹湯的中國嗎？中國人還是炎黃子孫嗎？

人們都以為王國維一輩子都在為清朝守節，其實在他的心里，皇帝、朝廷、發服是幾千年來中國的象征。面對洶涌而來的西方文明，他的堅守像是大海浪濤中的一葉扁舟，孤獨無助卻又堅定前行著。我們可以站在上帝視角去批判他的愚鈍，卻不能否定他付出巨大勇氣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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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觀王國維的照片，表情都是嚴肅、古板、不茍言笑。

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很直爽，喜歡跟人開玩笑，但只要見到王國維，她就收斂起來，大氣都不敢出。即便在老師們聚餐這種放松的場合，楊步偉都不敢跟王國維坐在一桌，因為那種不怒自威的氣場，讓所有人都在他面前保持由衷的克制。

事實上，王國維不僅面目嚴肅，生活中也無趣得很。他能寫出《宋元戲曲考》，卻沒有看過一場戲。他每天都會經過頤和園，卻從沒有進去好好玩一玩。跟學生在一起，如果沒有問題要回答，他就一根又一根地抽煙，兩人相對無言，也不覺得尷尬。

他的孩子王東明回憶說：“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徐中舒卻評價他：“他是有熱烈的內心情感的人。”

王國維在家中書房讀書寫作時，別人一般不敢去打擾他的清凈。但孩子們玩耍時還是會不小心闖進他的書房。每當這時，夫人就來到門口，裝作很兇的樣子叫孩子們出來。王國維被打擾了清凈，卻沒有絲毫的懊惱，反而擋在孩子們前面，跟夫人做起“老鷹抓小雞”的游戲。

孩子們在他休息時也喜歡纏著他讀詩。王國維就拿著書本一遍一遍地讀，甚至還跟孩子們玩他不擅長的畫畫。他隨便勾兩筆，胡話張口就來：“這是一艘船，這是個老頭子。”這樣的老頑童，跟那個令人生畏的王先生簡直判若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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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的小朝廷逐出紫禁城。王國維作為溥儀的老師，也在被逐之列。這次事情，被他視為奇恥大辱，一直如鯁在喉。

1926年春夏，馮玉祥的西北軍加入國民革命軍，命其部下開進河北。兩年前的悲慘遭遇，再一次浮上王國維的心頭。如果僅僅是這樣，那也不過是再難受一次，可事情遠不止這么簡單。當年北伐軍攻入長沙，自命清室遺老且留有辮子的學者葉德輝，被軍隊強勢鎮壓。這哪里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要徹底除舊布新啊。

1927年，更是人心惶惶的一年。學生姜亮夫去拜訪王國維。王國維就問他：“有人勸我剪辮子，你怎么看？”姜亮夫只好說了些寬慰的話，讓老師放寬心，還是順應時事的好。王國維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

一生堅守的中國文化被所有人棄如敝屣。本想著多讀書、多教點學生，可時代要徹底掃清舊文脈存在的土壤。作為一介書生的王國維，在激烈動蕩的大時代浪潮中進退失據，面對彷徨前路，他徹底失去了方向。

同樣是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夫子還能“注六經、修春秋”，王國維卻無力反抗，只能眼不見為凈。

1927年6月2日，頤和園昆明湖邊，王國維平靜地抽了一支煙，然后無悲無喜地向前走去，一頭扎進平靜的昆明湖中。后來，眾人在他的口袋中發現了一封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面對翻天覆地的世界，王國維那瘦弱的肩膀怎能接續老舊中國的脈搏？他能做的只有給時代的斯文和士人的體面找個平靜的歸宿。就像陳寅恪在為他撰寫的紀念碑文中說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國維用弱小的身軀點亮一盞微弱的油燈，在時代的大潮中迎風搖曳，卻發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