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綱——歐洲大君主國的顯赫

本章是以尼德蘭和不列顛兩國的史話開始的，在這兩個國家里，平民反抗這種新型的君主政體，即馬基雅弗利式的君主政體獲得了勝利。這種君主政體是從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崩潰中興起的。但是在法國、俄國和在德國與意大利的許多部分——例如薩克森和托斯卡那——個人專制的君主政體并沒有受到限制，也沒有被推翻；它的確使自己成為17、18世紀期間統治歐洲的體制。就是在荷蘭和英國，君主政體在18世紀也正在恢復它的權力。

（波蘭的情況是特殊的，下節再說。）

在法國，也沒有那樣明確有效的議會統治的傳統。在那里同樣存在著沒有英國那種大憲章，以國王為一方、以地主商人為另一方的利害沖突，但后者沒有公認的集會場所，沒有莊嚴的團結方法。他們形成了國王的對立面。他們結成抵制的聯盟——“福隆德”就是這樣的聯盟，當查理一世在英國為他的生命作戰時，這個聯盟正在和年輕的國王路易十四及他的重臣馬扎蘭作斗爭——但是經過了一場內戰之后，他們最終（1652年）決定性地被打敗了；當英國在漢諾威王朝建立以后上議院及其屈從的下議院統治國家時，在法國卻相反，1652年后，宮廷完全支配了貴族。紅衣主教馬扎蘭在與英王詹姆斯一世同時代的紅衣主教黎塞留為他準備好的基礎上站了起來。

馬扎蘭時期之后，我們聽不到法國的大貴族了，除非他們在宮廷里充當侍從和官員。他們被收買和馴服了——但付出了代價，代價是把納稅的重擔推到了默默無聲的廣大平民身上。教士和貴族——的確，每一個帶著頭銜的人——可以免交很多種稅。最后這種不公平的辦法會變得不能容忍，但是暫時法蘭西君主國還是像《詩篇》作者大衛王的綠色月桂樹一樣茂盛。到了18世紀初，英國作家已經提請人們注意法國下層階級的悲慘生活和那時英國窮人相形之下的繁榮了。

在法國我們所謂的“大君主國”就是建立在這種不公正的關系上的。號稱大君主的路易十四在位72年之久（1643～1715年），這樣長期的統治是前所未有的，他為歐洲所有的國王樹立了一個模式。最初有馬基雅弗利式的大臣紅衣主教馬扎蘭輔導他；這個紅衣主教死后，他本人變成了理想的“君主”。他在他的能力限度之內是個少見的能干的國王；他的雄心強于他卑鄙的情欲，通過和一種仍可博得我們欽佩的精心樹立的尊嚴混合在一起的生氣勃勃的外交政策，他把他的國家導向破產。他直接的愿望是鞏固法國和使法國擴張到萊茵河及比利牛斯山脈，并吞并西班牙的尼德蘭；他較遙遠的意圖是要看到在一個重建的神圣羅馬帝國里，法國國王成為查理大帝的可能的繼承者。

他把行賄當作幾乎比戰爭還要重要的治國手段。英國的查理二世被他收買，波蘭大多數貴族也是如此，下面即將敘述。他的錢，不如說是法國納稅階級的錢，送往各個方面。他心目中壓倒一切的是要堂皇顯赫。他在凡爾賽的大宮殿，連同里面的沙龍、走廊、掛鏡、花壇、噴泉、庭園和景色成了世界妒羨的對象。

他引起了普遍的模仿。歐洲每個國王和小王侯都以大大超過他的臣民和借貸所允許的財力來建造他自己的凡爾賽宮。貴族們到處仿效新的式樣來重建或擴建他們的別墅。制造美麗和精致的針織品和家具擺設的大工業發展起來了。奢華的工藝品到處興隆，雪花石膏雕刻、彩色陶器、鍍金木器、金屬制品、印花皮革、大量的音樂、堂皇的繪畫、美麗的印刷和裝訂、精美的烹調、醇厚的葡萄酒。在大掛鏡和精致的家具中間走動著一種奇怪的“紳士”的人物，頭戴巨大的撲上粉的假發，身穿有花邊的綢袍，腳蹬紅色高跟的鞋子，扶著使人驚奇的手杖來保持平衡；更多的是奇妙的“貴婦”們，梳著撲粉的高聳的發髻，穿著用金屬架子支撐的鼓起的綢緞衣裙。在這一切中間裝模作樣的是這個偉大的路易——他的世界中的太陽，他絲毫沒有覺察到在他這個太陽的光線射不到的下層黑暗之中，一張張瘦瘠、陰沉、怨恨的臉在注視著他。

關于這個君主的戰爭和其他作為的故事，我們不能在這里詳述了。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史》在很多方面還是最好、最慎重的敘述。路易十四建立了一支足與英荷抗衡的法國海軍；這是一樁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因為他的智力還超脫不了海市蜃樓的誘惑，他沉湎于那個包括整個世界的神圣羅馬帝國的夢想，那歐洲政治把戲中的笑談，他晚年卻討好那過去一直是跟他敵對的教皇。他著手反對那些鬧獨立和搞分裂的精神，即那些新教王侯們。他在法國向新教信仰作戰。他的最認真的、最有用的臣民由于他的宗教迫害大批被驅逐到海外，帶走了他們的技藝和工業。例如，英國的制絲業就是法國新教徒建立起來的。在他的治下實行以“龍騎兵”迫害新教徒，這是一種特別兇惡和有效的迫害方式。粗暴的士兵進駐新教徒的家里，任意騷擾主人，污辱婦女。不肯屈服于各種嚴刑拷打和烈火焚燒的人也都屈服于這種壓力了。

新教徒對下一代的教育被破壞了，做父母的只能給孩子們以天主教的教導。他們是這樣給了，但無疑的是帶著譏諷和破壞了全部信心的語調。凡是比較寬容的國家主要變成要么是真誠信天主教的，要么是真誠信新教的；而那些進行迫害的國家，像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既這樣破壞了忠實的新教教義，人民主要變成不是天主教徒就是天主教的無神論者，一有機會就準備突然變成完全的無神論者。下一代路易十五統治時，是卓越的嘲弄者伏爾泰（1694～1778年）的時代，在那個時代法國社會里的每一個人都尊奉羅馬教會，但幾乎沒有人信仰它。

獎勵文學和科學是大君主政權裝模作樣的姿態的一部分——并且是極好的一部分。路易十四建立了一所科學院，用來和查理二世的英國皇家學會和佛羅倫薩類似的學會相匹敵。他以詩人、劇作家、哲學家和科學界人士來點綴他的宮廷。即使科學的進程并沒有從這一贊助中得到多少激勵，但無論如何它確實獲得了實驗和出版的資金，以及在平民心目中的一定威望。

在這一個大大小小的大君主、地方巨族和成長中的商業力量的時期，英國和法國的文學活動為歐洲大部分的文學活動定了主調。法國的情況比起英國，君主政體更為發達、更為集權和劃一。法國作家缺少像莎士比亞的那種自由和不受紀律約束的精神的偉大傳統，法國的思想生活集中在宮廷，并且比在英國更意識到對它的控制，它從來沒有產生過像英國的班揚這種文學上的“普通人”，在17世紀時它沒有像克倫威爾共和國那樣發出過這種持異議的精神，以解放出一個密爾頓來。它更多地傾向于謹嚴和限制，它更加完全地處在學校教師和學者批評家的支配之下。它使內容服從文體。學院的組織加緊了已經過多的約束。由于這些差別的結果，19世紀以前的法國文學為文學上的謹小慎微所浸透，似乎是以一種怕得壞分數的好小學生的精神寫出來的，而不是為了尋求直率的表現而寫的。它是一種冷漠、謹嚴、空洞的名著的文學，悲劇、喜劇、傳奇和批判論文都非常缺乏生命力。在謹嚴的劇作家中卓越的要算高乃依（1606～1684年）和拉辛（1639～1699年）。他們是不可一世的天才；仔細研究過他們的人最能體會到他們的本質上的熱情；但是對那些不熟悉于那個時期公認的標準的人來說，他們最初幾乎像石造建筑那樣陰冷可怕（而有時石造建筑也能隱藏著深厚的感情）。莫里哀（1622～1673年）的喜劇也是他那時期首屈一指的，有些權威把它推崇為世界上最好的作品。在法國大君主政體下的這種文雅莊嚴的精神環境中，帶有輕松、生動而有趣的氣息的讀物，幾乎只能從當時的雜談和誹謗性的回憶錄中找到。那里才有一些活躍的社會和政治的論戰。

這時法國的一些最光輝最優秀的作品是流亡和造反的法國人在國外寫作的。最偉大的法國哲學家笛卡兒（1596～1650年），大半生時間居住在比較安全的荷蘭。他是那些善于思索的群賢的中心和卓越的人物，這批人在逐漸破壞、修改和貶低他們那個時代的紳士派頭十足的基督教方面是很活躍的。屹立在所有這些亡命者和所有其他同時代的歐洲作家之上的是伏爾泰這個偉大的人物，關于他的思想狀態我們以后還要談到。另一個流放人物讓-雅克·盧梭（1712～1778年），他對正規道德的感情用事的攻擊和對自然、自由的多情善感的理想化，使他躍居為他的時代和他的國家的著名小說家。關于他，我們也將有更多可說的。

17世紀的英國文學反映了英國國事的較不穩定和較少集權的性質，它比法國文學更有活力而較少潤飾。英國的宮廷和首都不像法國那樣吞沒了整個國民生活。對照著笛卡兒和他那學派，人們可以提出培根（關于培根我們在敘述科學的復興時已經談到）、霍布斯和洛克。密爾頓（1608～1674年）穿著一件希臘和拉丁學問、意大利文化和清教神學混合起來的外衣，而具有他獨特的光彩。在古典勢力的范圍之外有一種相當不受拘束的文學，這或許在班揚的《天路歷程》（1678年）中能找到它最有特性的表現。再者，那仍被低估的笛福（1659～1731年）的創造性的作品，顯然是為那些不懂得學術界的成就和矯揉造作的公眾而寫的，他的《魯賓遜漂流記》可居于文學的偉大創作之列。他的《摩爾·佛蘭德斯》是對那時的風尚的一篇值得贊揚的研究。這種研究和他的歷史演義在技巧上比任何他的同時代人都高明得多。大致同他齊名的是倫敦知事，《湯姆·瓊斯》的作者菲爾丁。印刷廠主、寫作《帕美拉》和《克拉瑞薩》的塞繆爾·理查森，是18世紀英國文學活生生的現實中的第三個偉大人物。這種文學并不屑于寫得帶文學味道。評論界的習慣總是把差得很多的斯莫利特的名字同這三個人聯系起來。隨同這些名字和讓-雅·盧梭的名字，小說——那對生活方式、對世上的漫游與道德問題的遭遇等的擬實的敘述——又恢復了它的重要性。小說在神圣羅馬帝國衰亡中就消失了。它的重返標志著涌現出了各色各樣的、對生活和行為有好奇心的新人物：一些閑暇的人，一些渴望以類似的冒險故事來補充自己經驗的人。對他們來說生活變得不那么緊張而且更有趣味了。

或許在我們結束這段文學的插話之前，我們不妨注意到在英國文學中同樣有意義的是艾迪生（1672～1719年）的優雅虛浮和第一部英語字典的編纂者塞繆爾·約翰遜博士（1709～1784年）笨拙的喜愛，關于他的真實作品除了幾篇有關一些詩人的簡短生平外，幾乎沒有留下什么可供閱讀的，但是他的妙語和怪癖卻一直保留在博斯韋爾的無與倫比的傳記中。亞歷山大·蒲柏（1688～1744年）以古典文學的意向和法國的精神來翻譯荷馬的作品，把粗俗的自然神論的哲學轉變成簡潔優雅的韻文。在這個拘謹和二流人物的時代，在英國和在法國一樣，最有力的作品出自一種同當時的秩序，實際上是向世界的全部秩序，進行激烈沖突的精神。如《格列佛游記》的作者斯威夫特（1667～1745年）。聲名不那么好的牧師勞倫斯·斯特恩（1713～1768年），他寫了《特利斯脫蘭·香代》，并把成百種變化和花招教給了后來的小說家，他是從古典時代前的法國人拉伯雷的偉大處汲取活力的。歷史家吉本，我們將在后面的一節中援引他的話，那時我們將再就這紳士氣派時代的特殊的思想上的局限性予以評論。

1715年，法國的大君主逝世了。路易十五是他的曾孫，他是他的前輩的富麗豪華的不夠格的模仿者。他擺出一副國王的樣子，但是他主要熱衷于世俗之好，迷戀女色，夾著對地獄的迷信的恐懼。像夏托魯公爵夫人、蓬帕杜爾夫人和杜巴里夫人這樣的女人如何地支配了國王的好惡，由于這些娘兒們的虛榮和怨恨，如何地引起戰爭和結盟，很多省份是如何地被毀壞，成千上萬的人民如何地被殺害，以及由于她們，法國和歐洲的全部公眾生活是如何地被陰謀、淫蕩和欺詐所玷污，凡此種種讀者必須從當時的回憶錄中去了解了。生氣勃勃的外交政策繼續在路易十五統治下穩步走向它的最后崩潰。

1774年，這個被阿諛者們稱為受人愛戴的路易死于天花，由他的孫子路易十六（1774～1793年）繼位，他是一個遲鈍而心地善良的人，一個出色的射手，并且是一個甚為靈巧的業余鎖匠。關于他如何繼查理一世之后走上斷頭臺的事，我們在后面的一節中將予以敘述。我們現在要談的是正在鼎盛時的大君主政體。

在法國以外，大君主政體的主要實行者之中，我們首先可以提到的是普魯士諸國王，弗里德里?！ね皇溃?713～1740年），他的兒子及繼承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弗里德里希大帝（1740～1786年）。我們在這里來敘述統治普魯士王國的霍亨索倫家族，從不顯眼的開端而漸漸興起的故事，是太乏味和無關緊要了。那是一段幸運與暴力、冒失的要求和突然的背叛的故事。這些在卡萊爾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一書中已作了津津有味的敘述。到了18世紀，普魯士王國已經重要到足以威脅帝國了；它有一支強大的訓練精良的軍隊，它的國王是鉆研馬基雅弗利的一個杰出的學生。弗里德里希大帝加工修繕了他在波茨坦的凡爾賽宮。那里的桑蘇西宮，連同宮內的噴泉、林蔭大道、雕像都是仿照它的樣板的；那里還有一座新宮、一處橘園和一座大理石宮等等，新宮是一座花了很多錢建立起來的巨大的磚建筑物，橘園是意大利式樣的，里面收藏了許多繪畫。弗里德里希提倡文化尤其獎勵著述，曾同伏爾泰通信并接待他，直到兩人關系惡化為止。

奧地利的領土夾在法國的鐵錘和土耳其人的鐵砧之間，使它忙于應付，直至瑪麗亞·泰利莎統治時（1740～1780年），才發展成為一個真正像樣的大君主（瑪麗亞是一個婦女，不帶有女皇的尊號）。1765～1790年做了皇帝的約瑟夫二世，在1780年才繼承了她的宮廷。

俄國從彼得大帝起（1682～1725年）才與它的韃靼舊傳統決裂而進入法國魅力的范圍。彼得叫他的貴族們剃掉東方式的胡須并引進西方的服裝。這些只是他西化傾向表面上看得見的征象。因為莫斯科像北京那樣有座神圣的內城[指紫禁城]克里姆林宮，為了使他自己擺脫莫斯科的亞洲的情調和傳統，他在涅瓦河的沼澤地上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都——彼得格勒。當然，他也建造起他的凡爾賽宮，他雇用了一名法國建筑師，在離開這個新巴黎18英里的地方建立起彼得霍夫，那里具有花壇、噴泉、小瀑布、畫廊、庭園和其他應有盡有的特點。比他更卓越的繼承者是伊麗莎白（1741～1762年）和葉卡特林娜女皇，后者是一個德國公主，按照十足的東方方式謀害了她的丈夫——合法的沙皇——之后取得了皇位，她恢復了先進的西方理想，并自1762至1796年進行了強有力的統治。她建立了一所學院，并同伏爾泰通信。她活到目睹歐洲大君主政體這個體系的告終和路易十六的被處決。

這里我們也不能把當時在佛羅倫薩（托斯卡那）、薩瓦、薩克森、丹麥和瑞典的一些次要的大君主編入這個目錄了。在貝德克爾《導游手冊》的每冊中，凡爾賽宮以二十幾個不同的名字標了星號，游客在他們的宮殿里無不目瞪口呆。我們也不能論及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西班牙被查理五世和菲力浦二世的一些帝國雄圖弄得過于疲憊，并由于對新教徒、穆斯林和猶太人的褊狹的迫害而被削弱了，在整個17、18世紀時西班牙正從它在歐洲事務中短暫的重要地位再度降為一個二等國。

這些歐洲的君主們統治他們的王國就像他們的貴族管理他們的地產那樣：他們互搞陰謀，在一種不現實的方式下他們是精明而有遠見的，他們混戰，把歐洲的資財消耗在荒謬的侵略和抵抗的“政策”上。最后從最底層爆發出一場大風暴。那個風暴，即第一次法國革命，是歐洲平民的憤怒，它出其不意地取代了君主們的體系。它不過是至今仍在繼續著的一個巨大周期性的政治社會風暴爆發的開始，它或許將一直持續到每一個民族主義的君主政體的痕跡都從世界上掃除干凈，天空因人類聯盟的偉大和平而再次晴朗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