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綱——大瘟疫和共產主義的萌芽

胡斯派信徒中的分裂大半是由于較激進的一部分流向一種原始共產主義，它使較富有的和較有影響的捷克貴族們感到震驚。類似的傾向已經在英國的威克利夫派信徒中出現?？磥頍o論什么時候只要有返回基督教的根本教義的企圖，就很自然地會出現追隨人類平等友愛的學說。

一場橫掃世界并把社會基礎暴露無遺的大災難，一場前所未聞的致命的瘟疫，大大地激起了這種思想的發展，這瘟疫被稱為黑死病，這比以前任何其他禍害更接近于滅絕人類。它比伯里克利時的瘟疫或馬可·奧里略時的瘟疫，或查士丁尼和格列高利一世時為倫巴德人入侵意大利鋪平道路的一次又一次的瘟疫，都要致命得多。它發生于南俄羅斯或中亞，經過克里米亞和一艘熱那亞的船，傳到熱那亞和西歐。它經由亞美尼亞到小亞細亞、埃及和北非，1348年到達英國。據說牛津大學死了2/3的學生；估計英國整個人口的1/4到一半在這時死亡了。整個歐洲的死亡率也同樣高。赫克估計死亡總數共2500萬人。它向東傳到中國，中國的記載說，死了1300萬人。C.O.斯托利布臘斯博士說，這場瘟疫傳到中國是在它最初出現于歐洲之后的三四十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從1342到1346年期間正在中國，在他返回大馬士革時才初次碰上這場瘟疫。黑死病是里海源頭周圍地區在飛鼠和其他小嚙齒類動物間流傳的一種疾病在人體上發病的形式。在中國這場瘟疫所引起的社會解體導致河堤失修，結果洪水沖毀了人口密集的農業地帶。

人類從來沒有受過這樣明顯的一次警告，人們應該去尋求知識，停止爭吵，聯合起來和大自然的莫名其妙的力量作斗爭。旭烈兀和帖木兒的所有的屠殺與此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約·理·格林說：“在比較大的城鎮里黑死病的災害最為猛烈，那里的骯臟和沒有陰溝的街道是麻風病和熱病不斷肆虐的場所。沃爾特·曼尼爵士出于慈悲為倫敦市民所購置的墓地里，埋葬了5萬多具尸體，這地點后來建立起卡爾特修道院作為標志。在諾里季有幾千人死亡，同時在布里斯托爾活著的人都來不及去埋葬死人。

“黑死病襲擊農村時和它襲擊城鎮時一樣可怕。據說約克郡一半以上的教士是染上這個病死去的，在諾里季主教管區里2/3的教區換了牧師。整個勞工組織陷于癱瘓。人手缺少使小佃戶難于為他們的土地履行應盡的勞役，地主只好暫時放棄一半租金來誘使農民不離棄他們的土地。有一個時期耕種已不可能。一個當時的人說：‘牛羊在田野和玉米地上游蕩，竟沒有剩下一個能把它們趕走的人?！闭怯捎谶@些災難才爆發了14世紀的農民戰爭。勞動力奇缺，貨物也奇缺，而擁有那么多土地的富有的修道院院長和寺院長老，以及那些貴族、富商們，對于經濟規律卻太無知了，他們不懂得在這遍地災殃的時候對勞苦者萬萬不可施加壓力。他們看到他們的財產衰竭，土地荒蕪，于是他們制定暴虐的法令強迫人們勞動而不增加工資，又防止他們外流以尋求較好的工作。這很自然地激起了“一次反對整個社會不平等體系的新起義，直到那個時候這種不平等的體系還被人們認為是世界上不成問題的神圣秩序。貧民的呼聲在被謙和而威嚴的弗魯瓦薩爾稱作‘肯特的狂僧’的講話中得到了驚人的吐露。他20年來（1360～1381年）不顧解除教職和囚禁，在聚集于肯特教堂庭院里的健壯的自耕農中為他的講道找到了聽眾。地主們說他是‘發了瘋’，而正是在約翰·鮑爾的講道里，英國初次聽到了人生而平等和人權的宣言。鮑爾大聲叫喊：‘善良的人們，只要貨物不屬公有，只要還有農奴和紳士，英國的事情就永遠不會好起來。那些我們叫他們做老爺的人們，他們憑什么權利是比我們更了不起的人呢？他們有什么根據應得這個權利呢？為什么他們把我們當成農奴？假如我們都是出于同一父母，亞當和夏娃，他們怎能說或證明他們比我們高明，假如不是他們驅使我們以我們的勞動來替他們掙錢，他們怎能那樣得意地揮霍呢？他們穿著天鵝絨的衣服，裹在溫暖的皮衣和貂袍里，我們卻是鶉衣百結。他們有醇酒、香料和潔白的面包，我們吃的是燕麥渣和干草，喝的是生水。他們有閑暇和精致的住宅；我們只能辛苦勞動，在田野里櫛風沐雨。但是，只有我們和我們的辛勞才使這些人保有他們的高貴地位?！环N使整個中世紀的體系受到致命打擊的精神在凝聚了約翰·鮑爾的平等學說的民謠里吐露出來：‘當亞當掘地、夏娃紡織時，誰是紳士呢？’”

英國起義者的領袖瓦特·泰勒，當著年輕的國王理查德二世的面，被倫敦市長所刺死（1381年），他領導的運動瓦解了。

胡斯派運動的共產主義的一方面是同一個動亂體系的一部分。比英國的起義稍早一些，發生了法國的“扎克雷起義”（1358年），法國農民起來燒毀了城堡，破壞了村莊。一個世紀后同樣的緊急狀態把德國卷入一連串的血腥的農民戰爭之中。這些農民戰爭開始于15世紀晚期。就德國來說，經濟和宗教的動亂交錯在一起的情況甚至比英國更為明顯。

德國的這些紛擾的一個突出的階段是再浸禮派教徒的起事。再浸禮教派在1521年在三位“先知”的領導下出現于維滕堡，并于1525年爆發了起義。在1532和1535年間起義者占據了威斯特法利亞的明斯特鎮，并竭力實現他們的宗教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被明斯特主教所包圍，在被圍的危難中，一種瘋狂盛行在鎮上；據說發生了人吃人的事。有一個萊頓人名叫約翰的掌了權，他自稱是大衛王的繼承者，并按照那個君主的壞榜樣實行多妻制。在該城投降后，勝利的主教使再浸禮派的領袖們受盡酷刑，并把他們在鬧市上處決了，他們被肢解的尸體放在籠子里懸掛在教堂塔樓上示眾，以向全世界證明明斯特的體面和秩序現在已經恢復了。

14、15世紀時西歐諸國普通勞動人民的這些動亂比歷史上發生過的任何劇變都來得更加嚴重而持久。在這以前和它最近似的是波斯的某些共產主義的穆斯林運動。大約在公元1000年時諾曼底有一次農民的反抗，羅馬帝國晚期也發生過多次農民的反抗運動（巴高達運動），但這些都沒有這么令人震驚。它們表示了在人類事務中正在成長的一種新精神，這種精神完全不同于文明發源地區的農奴和農民的那種視作當然的漠不關心，也不同于羅馬富商手下的農奴和奴隸勞動者所具的那種無政府主義者的絕望情緒。

我們提到的所有這些勞動者的早期起義都受到了殘酷的鎮壓，但運動本身卻從來沒有被完全根絕。從那時起到如今在文明金字塔的底層一直存在著一種反抗的精神。有起義的階段，有鎮壓的階段，有妥協和比較平靜的階段；但從那時起到如今，這場斗爭從來沒有完全停止過。我們將看到它在18世紀末法國革命期間突然爆發，在19世紀中葉和最后25年之初它再度起來反抗，并在今日的世界上勝利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只是這正在繼續進行中的反抗運動的一種說法罷了。

在許多國家，例如法國、德國和俄國，這種勞工運動有時采取敵視基督教的態度，但是總的說來西方平民的這種反抗苦役和卑屈生活的日益增長的壓力同基督教的教導緊密地相聯則是無可懷疑的?；浇痰慕虝蛡鹘淌靠赡懿]有打算傳播平等主義的教義，但是在教會的背后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不可磨滅的人格，基督教的宣道者不由自主地播下了自由和自主的種子，并在他所到過的地方早晚會發芽成長。

“勞工”動亂的穩步成長，勞工作為一個階級其自身階級意識的發展，對全世界明確要求的提出，與學校和大學的設立、印刷書籍的盛行、科學研究的發展和擴張過程，同樣都是把我們當前類型的文明——“近代文明”，與任何以前存在過的人類社會狀態區別開來的標志，盡管已有了一切偶然的成功而它仍然顯示出是一樁未完成的和過渡中的事物。它要么是個鮮活的胚胎，要么是某種注定要死亡的東西。它也許可以解決把辛勞和幸福協調起來的這一復雜問題，從而使自身適應于人類靈魂的需要，或者它可能失敗，并像羅馬體制那樣以一場大災難而告終。它可能是一種更為均衡和令人滿意的社會秩序的開始階段，它也可能是一種注定要瓦解的體系，并將被一種設想不同的人類結合方法所代替。

像在它以前的文明那樣，我們當前的文明也許只不過像農民為了把空氣中的氮固定下來以改善土地而播種的那些作物之一。它生長起來也許只是為了積累某些傳統后重又犁入土里以利于長出更好的東西。像這樣的問題都是歷史的實際現實，在以后的全部敘述中我們將發現這些問題變得更清楚更重要了。直至在最后一章中，正像到了年終歲暮那樣，在我們扼要重述我們的希望和恐懼時——將讓一個問號來結束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