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不歸——狡兔未死良狗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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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風喚雨的盛宣懷，黯然發現自己終于走入了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絕境。曾經在官商兩界的左右逢源，變成了現在的左右為難，里外不是人……

1911年10月27日，大清國資政院通過了一份特殊的決議，要求中央政府對郵傳部部長盛宣懷“明正典刑”。

一個堂堂國家立法機構，天天高喊憲政與法制，卻越過立法與司法之間的基本界限，在證據闕如的前提下，以“憲政”的名義，以100多人投票表決的方式，判處一位國家高級領導人死刑。這是世界議會史上的一個奇觀。

消息一出，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美國公使嘉樂恒（William J.Calhon）、德國公使哈豪孫（Herr von Haxthausen）、法國代理公使斐格威（Francois Georges Picot）緊急晉見大清國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對盛宣懷的人身安全表示極度的關注。

慶親王保證，中央政府絕不會處決盛宣懷，其生命安全完全有保障。但各國公使根本就不相信，認為軟弱的大清中央政府完全可能犧牲盛宣懷，拿他當替罪羊。當天深夜，四國使館各派遣兩名軍人，在美國公使館漢文翻譯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及英國公使館翻譯率領下，組成一個全副武裝的國際特混衛隊，護送盛宣懷前往天津租界。

少數的敵人

作為一位精通顯規則及潛規則的高手，盛宣懷不可能不知道有很多高壓線是不能碰的，比如鐵路國有雖然大可作為，但絕對不能得罪既得利益集團。大清國本質上并不是一個講理的國家，如果不能“花花轎子人抬人”，那就只能講究叢林原則。你砸別人的飯碗，別人就有可能砸你的鍋，結果并不在于道理，而在于實力。

美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他出面動員美國使館，策動四國公使保護盛宣懷。

盛宣懷通常是只講實力的，而這回碰巧實力和道理都在他的一邊，他自然更是得理不饒人。當年，載澤、端方等考察歐美憲政歸來，認為立憲政治“利國、利君、利民，唯一不利官”，這和如今的鐵路國有政策完全一致，唯一不利的就是之前寄生在鐵路上的既得利益集團。盛宣懷乃至整個中央政府唯一的失誤就是：仁政所能惠及的廣大民眾都是沉默的大多數，而改革所要傷害的少數既得利益者卻是掌握了資源、話語權以及斗爭技巧的富有戰斗力的團體。

川路公司的國有化進程，既得利益群體為了獲得政府對300萬兩違規炒股損失的認可，不惜高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無中生有，激化矛盾。而各級政府官員打著自己的小九九，試圖渾水摸魚，利用民眾運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唯恐天下不亂的顛覆勢力加緊滲透，離間官民。這三種力量，最后導致保路運動失控，而盛宣懷則是矛盾的焦點。

正如危城成都內，成都將軍玉崑成為少數清醒而冷靜的人一樣，荊州城的另一位滿族將軍、右翼副都統松鶴，在天地巨變的前夕上奏中央政府，認為川路問題的核心就出在“疆臣不究民隱，惟以順指為忠；郵臣不探本原，惟以速成為利”，十分精確地找到了地方與中央政府的不和諧關鍵點。他進而提出政府應該“罷郵部之庸議”，同時也要對保路派“杜權益之妄說”。其實，“郵部之庸議”只是因為水土不服，而“權益之妄說”卻是因為肆無忌憚，不擇手段。

顛覆勢力的介入，令一池深水變得更為渾濁。隨著四川各地暴動紛起，連遙遠的南京也在9月份出現寫給盛宣懷的公開信。這封署名為“革命右軍雷行”的匿名恐嚇信，洋溢著革命英雄主義的酷烈寒光，信中說：“汝家本寒微也，捐一候補同知，貢媚（原文如此）于李鴻章而發達，創辦電報、招商兩局，美其名曰‘官商合辦’。及二局發達，又阿諛政府收商股以歸官。汝坐擁高官，只知剝削民膏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上年天降之罰，斬汝之長子（指盛昌頤病死），汝猶不悛。今川民之變，汝激之也。川民恨不食汝肉而寢汝皮矣。本軍指日北上，定取汝首級，以謝川民，汝其惕之。革命右軍雷行?！?/p>

顯然，那些被租股所困多年的川民，即使認為他們的血汗錢被人剝奪，需要拼命，也會更為直接地找遍及各鄉的租股局算賬，而不是遙遠的京城中一個他們毫無所知的大官。只有那些“重大利益”受損的人，或者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才會把靶子確定在一個履行工作職責的高級干部身上。

盛宣懷此時保持了充分的自知之明。9月30日他在發給岑春煊解釋川路國有補償方案的電報中，就說自己：“于此事，已為眾矢之的，即犧牲身命，何裨絲毫？”

但是，武昌城頭一聲槍響，天下烽煙四起，把責任推給盛宣懷成為最為簡潔有效的卸責方式，如同甲午戰爭之后，責任都必須由唯一干事的李鴻章來承擔。

10月16日，御史史履晉彈劾盛宣懷，他一方面承認鐵路商辦出現大量問題，另一方面卻認為盛宣懷的方案是為了達到其“獨攬利權，調濟私人”的目的，并且“未經閣議，遂將先朝諭旨一概取消”，盛宣懷的因省制宜的補償政策則被指控為導致“人心憤激，大起風潮”的原因。這位顯然沒有理清基本事實脈絡的言官，還是一位站著說話不腰疼、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的混混，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鐵路依然商辦，已開工者照常動工，未開工者迅速趕造，股款不足，則由國家補足。這一方案與晉惠帝聽說百姓無糧，卻質問“何不食肉糜”相差無幾。

10月26日，又一位御史范之杰上奏，認為川鄂動亂主因并非“趙爾豐之操切羅織、瑞澂之棄守潛逃”，而是“橫絕中外”的“神奸巨蠹”盛宣懷。他指控盛宣懷之所以對不同地區采取不同的補償方式，是為了進行股市的內幕交易：在鐵路國有宣布之前，盛宣懷已經派人到廣州低價收購了大量的粵路公司股票，所以粵路商股十足償還，盛宣懷大撈一把；而川路公司的股票，盛宣懷未能收得，因此才不斷打壓。當然，這又是風聞而已。這位御史提出，盛宣懷目前只是一個部長，如果他處在副總理的位置上，“盜玉竊鉤，何事尚不可為”，“方今主少國疑，而有大臣奸橫如此，茍不宣布罪狀，明正典刑，恐君權陵替，后患更何堪設想”。將盛宣懷的問題上綱上線到篡班奪權的高度，體現了豐富的想象力。

以憲政之名

對御史們的指控，盛宣懷可以無視，但來自國家議會（資政院）的攻擊則是直接而致命的。

10月25日，資政院第二次會議，盛宣懷成為討論的主題。這一天下午1時會議開幕，資政院總裁世續卻稱病不出，由副總裁、教育部副部長（學部右侍郎）李家駒主持。

會議先對上次會議討論過的三項議案簡單回顧，眾人無異議，均通過。于是進入第四項議程，討論議員羅杰的提案，題目是《內憂外患，懇請標本兼治，以救危亡具奏案》。提案人羅杰先上臺作說明。羅杰將解決川鄂動亂的辦法分為治標、治本兩種，治標又分寬嚴兩種，嚴的辦法就是將盛宣懷、趙爾豐、瑞澂三人“按律嚴懲”。郵傳部部長盛宣懷的罪名是鐵路國有及引進外資既沒有交付內閣討論，也沒有通過資政院審核；四川總督趙爾豐的罪狀是“先時贊助保路同志會，旋誣為匪，激成大變”；湖廣總督瑞澂的罪狀是“事前既無防范，事后則棄城遁逃”。寬的辦法則是在四川立即釋放被捕的蒲殿俊等人，在湖北對造反的新軍“多方招撫，設法解散”。而治本，就是要盡快召集正式國會，組織完全責任內閣，并確定憲法，保證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三大自由。議長問：“諸君有無討論？”眾人喊：“無討論?！贝蠖鄶等苏酒鸨硎举澩?，于是這份議案輕松通過。

第五項議案，是由議員牟琳及易宗夔聯名提交的，題目是《部臣侵權違法，激生亂變，并有跋扈不臣之跡，恭懇懲治具奏案》，矛頭集中在盛宣懷身上。

20世紀初，冰雪覆蓋下的秦皇島鐵路。大清國的鐵路成為肅殺的嚴冬，凍結一切。

議長請提案者上臺解釋提案。牟琳說，從法律上看，盛宣懷的鐵路國有政策未經過閣議、未交院議，引進外資也只是通過度支部大臣商議，且不由主管部門主持，“獨斷行之”，違反了法律；從政治上看，“凡立一政策，必期能富國利民，而盛大臣既損失川民之利益，激成變亂，變起復無法以弭之，致令鄂亂踵起，大局動搖，推原禍始，盛一人之事。至于電陜調兵，尤為跋扈不臣之實跡”。他請求將盛宣懷“明正典刑”，否則“無以服人心而平亂事”。

議員劉榮勛贊同道，自立憲以來革命之說本已漸息，等盛宣懷提出鐵路國有，“解散人心”，“革黨乘機煽亂”。議員籍忠寅附議。郵傳部特派員舉手請求發言，“眾止之”。于是進行表決，將議員的意見加入議案，由秘書官“朗讀修正案”，進入二讀。

二讀中，議員籍忠寅解釋說，修正案中增加的部分就是盛宣懷的犯罪事實。議員陳懋鼎則表示，盛宣懷此人“運動力甚大，本院議員諒不至受其運動”。議員李文熙提出有幾個問題要質詢郵傳部特派員，議長表示，應讓議員們發言之后再行質詢。

議員黎尚雯將盛宣懷的罪狀總結為四條：違憲之罪、變亂成法之罪、激成兵變之罪、侵奪君上大權之罪。這幾條罪按律當絞。這引起了議員們的極大共鳴，李文熙、李素、顧棟臣等紛紛跟進，表態支持。而汪榮寶則大聲呼喊應當命令盛宣懷親來答復，眾人大聲附和。

至此，議長請郵傳部特派員于焌年、陸夢熊作出說明。于焌年剛剛談及租股、民股等數額，就被各位議員喝止，認為答非所問。

特派員陸夢熊則解釋道：“此政策（鐵路國有、引進外資）非郵傳大臣一人所主持?！?/p>

議員李文熙立即反問：“郵傳大臣所司何事？”

陸夢熊又言：“借債始于張文襄（張之洞），現在本部不過繼續奉行耳?！?/p>

李文熙質問：“張文襄所定乃草合同，且已久不簽押，何以今年獨不能緩？況草合同所定，系粵漢路，非川漢路也?！?/p>

議員中便有人高喊，讓盛宣懷出來回答，卻又有人反對，認為那毫無必要。

陸夢熊繼續辯解：“此固法律問題，然郵傳部不過就草合同修改而已?！?/p>

議員汪榮寶問：“日本之千萬兩，亦根據草合同乎？”議員程明超問：“定合同時，資政院已成立，何不交議？”議員王佐良問：“去歲開院時，外人函催簽字，何以會期之內竟不交議？”

陸夢熊答：“非郵傳部堅持借款，實以外人函催外部，郵部無可如何耳?！?/p>

議員于邦華說：“去年開院時，度支大臣到院，曾認借款必交院議。借債雖在開會之后，何以本院請開臨時會，而郵傳大臣不贊成此舉？”李文熙、胡駿、陳懋鼎、邵羲、王季烈、籍忠寅等紛紛起來詰問。場面十分激烈。議員易忠夔表示，這個案子已經板上釘釘、不必多問了，如果議會上奏后不被中央政府采納，則應再三彈劾，“至有朝命為止”。

議員李復卻又站起總結道，川亂背后的主要問題有：一、退還川股與粵股辦法不一律；二、鐵路學堂費何以不承認；三、股息何以不給；四、歷來招股費用何以不承認；五、議長爭路系保存本省權利，何以為匪？六、股東會系法律許可，何以嚴禁？從這些問題，亦可知其或者對基本材料都并未諳熟。

此時，議員牟琳請求先付表決。在議員易忠夔、汪榮寶建議下，會議清點人數，總數為119人，于是開始表決，全體一致通過。

眾人都堅持非明日上奏不可，如果實在來不及，就先上奏彈劾案。這場確定了盛宣懷命運卻對大局無濟于事的冗長會議，終于在下午4：25結束。

窮途末路

當日，特派員從資政院帶回的會議記錄就擺在了盛宣懷的案頭，他“展讀之下，不勝疑詫”：“干路國有不交閣議，謂為侵權；借債簽字不交院議，謂為違法；借日本一千萬兩，謂為賣國；擅調兵隊，謂為跋扈；革黨陷城，由于路款，謂為禍首?！泵宽椬锩紵o法接受。于是，盛宣懷在當日及次日用兩天時間寫就了答辯狀——

張之洞生前所訂合同，年初時由四國銀行向外務部催促批準，而批準之前，必須先完成鐵路國有，取消商辦，否則中央政府既非鐵路所有者，借款又無法獲得抵押物。郵傳部與外務部、度支部多次商議后拿出了鐵路國有方案，總理、副總理均簽字同意，然后報請攝政王以圣旨名義下達。因此，“侵權”的指控不能成立。

對外借款協議，張之洞生前即已簽字，只是還需經過朝廷正式批準認可，而郵傳部的任務就是修改其中的一些條款，這本是前任部長唐紹儀的未竟工作，等盛宣懷接手時，資政院已經閉會。當資政院召開臨時會時，攝政王以上諭這一最高文件的方式解答了資政院對這筆借款的疑慮，明確表示不必在資政院臨時會上討論，各部門只需將相應文件準備妥當，在10月份（農歷九月）的資政院常會上提交表決即可。因此，郵傳部毫無“違法”之處。

至于日本借款1000萬兩，因日本未被包括在四國銀行團內，“稍予體面，以顧邦交”，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而且，此事細節已經交付閣議，并轉咨資政院，請歸入“四年分”（宣統四年，即1912年）特別預算，資政院本有全套文件，一查可知，“賣國”之控毫無理由。

與權力走得過于接近的盛宣懷，成也權力，敗也權力。圖為孫中山1913年1月致函盛宣懷，請設法借款。盛復函表示“債臺高筑，有欠無存”。

至于擅自調兵，盛宣懷辯解，郵傳部無非是為軍方準備交通工具、轉遞電文通訊而已，無權也無可能介入軍隊調動，“跋扈”之說也不成立。

至于川路補償款項細節，因四川方面一直未能查明細賬并申報朝廷，以致未能最后落實，絕非“一概不予承認”；川路公司在上海違規炒股的巨額虧損，經宜昌分公司總經理李稷勛做工作，朝廷也已同意承擔，這在公開文件中有詳細記載。至于川省動亂，已經查獲的叛亂文件及接濟軍火等文書，顯示動亂另有原因，并非鐵路引發，“禍首”的罪名也不能接受。

盛宣懷在否認了全部指控后，自請解職，以避嫌疑。但是，政治游戲和權力博弈從來不需要真相與真理。盛宣懷的認真辯解顯得有些幼稚和可笑，對手根本不屑一顧。令人寒心的是，資政院彈劾案已上，巨大的壓力居然迫使攝政王載灃和內閣當天（10月26日）就宣布“盛宣懷受國厚恩，竟敢違法行私，貽誤大局，實屬辜恩溺職”，“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同時，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副總理（協理）大臣那桐及徐世昌，“于盛宣懷蒙混具奏時，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該衙門議處”。

“辜恩溺職”的罪名并不重，但處罰極其嚴厲。問題在于議會對此結果并不滿意，他們還想要盛宣懷的命。英國公使朱爾典在發給倫敦的電文中記載道：“近來盛宣懷因爭鐵路政策以救危亡，于北京腐敗政府各大員中，實為杰出之人……資政院未知詳情，而嘩然爭辯之彈劾，盛決不料其結果，遽至革職。但盛被此次猛擊，猶照東方習慣，頗為鎮靜。起行之前，于夜間料理交代。然次日（10月27日）事勢，忽更大變。因資政院已傳布印就之決議，請速殺此年老之大員?！庇谑?，在美國公使倡議下，四國公使進行干預，將盛宣懷轉移出北京。對于資政院的決議，英國公使朱爾典嗤之以鼻，他認為資政院要求鐵路國有及借款應交其決定，雖然沒錯，“但其結果，不過亂事繼續不絕而已”。

其實，在資政院發出彈劾奏章之后，盛宣懷就已經搬入了橫濱正金銀行支店長的宅邸，躲避風頭。隨即，美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出面，動員美國使館，策動四國公使出面保護。四國及日本為了爭奪盛宣懷還發生了一場平靜的角逐，從盛宣懷離京赴津的火車選擇、奔赴青島的輪船安排等都互相較勁。

而盛宣懷最初選擇日本的庇護，就是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幫助中國恢復秩序，并幫助他本人脫離困厄。日本也認為盛宣懷關系到日本的在華利益，其首相山縣有朋親自要求外務大臣：“盛宣懷與日本有特殊關系，此時帝國政府即應采取切實措施予以保護?！比毡菊嘏扇锂a公司北京支店長高木陸郎伴隨盛宣懷，“不論其前往何處，均將隨行到底”。10月30日，盛宣懷乘德國商輪“提督”號由天津經大連轉往青島，日本人經過積極的工作，以盛宣懷必須去日本治病為理由，將盛宣懷從德國庇護下轉移到日本內地。

與權力走得過于接近的盛宣懷，成也權力，敗也權力。1911年11月5日，蘇州和平光復，江蘇都督府成立，新政權就趕緊將盛家的財產查抄，革命的錢包一下子就豐滿了起來。后來，盛宣懷主動為革命捐款，新政權就又發還了他的家產。盛宣懷當然已經學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