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傳——巨著耀千秋

司馬光逝世已九百多年了。九百多年來，《資治通鑒》印行了七十余版。他的生命通過《資治通鑒》延續至今，并將永遠延續下去。

《通鑒》的第一個版本，我們只能見到記載而見不到書了。司馬光辭世后一個半月，朝廷敕令國子監將《通鑒》于杭州鏤版印刷。這一官版沒能流傳下來，今天能見到的最早版本，是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浙東茶鹽公使庫重刻印行的，因刻印于余姚縣，亦稱余姚本，是足本，現珍藏于北京圖書館。南宋一代，《通鑒》約有十余版本，但除“余姚本”是足本外，其余或非足本，或因避諱而有改動。由宋入元，元朝在大都（今北京）設興文署，出版漢文經典，《通鑒》被列入其中。這個版本被稱為元刻本。學者胡三省大概根據這個版本為《通鑒》作注，并將司馬光的《通鑒考異》散注于正文之下，這就有了元刊胡注本?！锻ㄨb》在明代有十余個版本，但因輾轉雕版，訛誤較多。至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鄱陽胡克家得到元刊胡注本，據之翻印，此即胡克家覆刻元刊胡注本，是現存最好的胡注本。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書局對《通鑒》標點重印。點校的工作底本采用了胡克家覆刻元刊胡注本，吸收宋、元、明各種版本的優長和歷代學者對《通鑒》的?？背晒?。對《通鑒》進行標點，分段。將年份獨立出來自成一行，頂格排印，并且注明干支紀年和公元紀年；年內之事每事一段，低兩格排印，用“1、2、3、4、5……”標出，對“臣光曰”和所引前人的評論也獨立成行，方便了讀者閱讀。這就是一九五六年中華書局版的《資治通鑒》，是迄今為止最好的版本。

南宋學者王應麟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就是說，從來沒有一本書像《通鑒》這樣有生命力。

千年興衰史，鏡鑒萬萬年

南宋的朱熹頑固堅持正統觀，對司馬光在《通鑒》中三國時期采用曹魏紀年頗為不滿，但他對《通鑒》還是佩服之至的，說：“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語類》卷一三〇）意思是像吃飯穿衣一樣，不可離開。怎么就不可離開呢？最早為《通鑒》作注的胡三省說得明白：

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新注資治通鑒》序）

正如宋神宗御賜之書名，《資治通鑒》，以史為鑒，目的是資治?！锻ㄨb》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晉，下至后周顯德六年（959），寫了十六個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千年興衰史，鏡鑒萬萬年。因為《通鑒》是分階段上呈的，所以宋神宗至少是看了這部書的絕大部分，甚至可能看過全部。宋神宗與司馬光，一個要變法，一個反變法，政治觀是對立的，并且在神宗為《通鑒》作序時，兩人在剛剛是否收復綏州（今綏德）的問題上發生了正面沖突，可神宗在御制序中把司馬光與司馬遷并列，并熱衷于在經筵上聽司馬光進讀，這不能簡單地歸結于政治家的胸懷，而是他確實感到《通鑒》可以“資治”。誠如他在序言中所說的，《通鑒》“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可以讓他“觀圣人之跡”，“見前車之失”。因此，此后的歷代帝王和臣子無不將《通鑒》作為案頭必讀之書。且不去說，只說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

毛澤東一生手不釋卷，而《通鑒》幾伴其一生，通讀了十七遍之多。華夏文化研究所《文白對照〈資治通鑒〉全譯》編委會在該書《前言》中說：

毛澤東之讀《通鑒》，釋其起于三家分晉，寓意在“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可謂開宗明義，鑒以在上者不正，在下者肆意，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論其迄于五代，用心在避曲筆言事，粉飾當朝，所謂“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倡以立論疑古，讀書不可盡信，不可囿于人言；評其戰爭史筆，潑灑打天下、守天下之跡，乃政治之繼續，要在取舍治亂得失，上助君王之鑒；議其褒貶明主昏君，贊前者之治國之道、用人之術，警后者之庸聵乏能，誤國誤民。凡此種種，論述猶多，究見其讀《通鑒》，旨在以史為鏡，借鑒前人得失，用古為今。

毛澤東的批語寫在一九五六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資治通鑒》上。略舉兩例：

卷六十七《漢紀》五十九第2131頁，原文講的是劉備出征在公安，法正全權留守首都，他睚眥必報，“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有人要諸葛亮向劉備反映，遏制法正權力，諸葛亮說，“主公”現內外交困，“法孝直（法正字）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無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毛澤東寫批語曰：“觀人觀大節，略小故。”

卷七十一《魏紀》三第2241頁，講的馬謖失街亭的事，毛澤東批曰：“初戰（諸葛）亮宜自臨陣。”卷七十二《魏紀》四第2268頁，講太和五年（370）六月，諸葛亮“因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毛澤東批曰：“自街亭敗后，每出，（諸葛）亮必在軍。”

南宋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是根據《通鑒》改編的，把《通鑒》中所載歷史事件歸納為二百三十九個題目，將分散在各個時間段的史料集中起來，按時間順序連綴成篇。毛澤東讀此書（清光緒戊戌年 湖南思賢書局?？荆?，也有不少批語。在卷二百二十七《后梁滅唐》第48—50頁，就有好幾段批語，如：“康延孝之謀，李存勗之斷，郭崇韜之助，此三人者，可謂識時務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勢，（李紹宏等）猶獻退兵之謀，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時審機獨斷，往往成功。”“生子當如李亞子（后唐莊宗李存勗小名）”等。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批準殺了兩個老紅軍出身的貪污犯——劉青山和張子善。此案被稱之為新中國反腐第一案。他在一次談話中說：“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一個個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懲治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1]

千年偉人毛澤東對《通鑒》的癡迷說明，無論是封建帝王還是人民領袖，都離不開歷史的鏡鑒，而《通鑒》是一面使用起來非常便捷的“鏡子”。正如毛澤東在與吳晗談話時所說的：“《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汲取經驗教訓。”^[2]

《通鑒》寫的是中國史，但從問世起就受到鄰國的重視。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高麗使者來華，就提出購買《通鑒》，可能因為保密原因，被宋廷婉言謝絕。但大約在兩宋之際，《通鑒》還是傳到了亞洲諸國，尤其是在日本引發了“通鑒熱”。上至天皇、幕府，下至諸藩及其弟子，無不讀《通鑒》，幕府末期還成立了專門的“通鑒會”。明治天皇即位后，《通鑒》成為他的必讀書，每月定時講習，他無疑從中汲取了政治智慧。

《通鑒》的主題是一個禮字，寫的是歷史，講的是政治，然而，《通鑒》對后世的巨大影響絕不止在政治上，在學術上，它可謂編年史之巔，讓后人高山仰止。

編年體之巔，后繼者連綿

明代學者胡應麟說：“自司馬之為《通鑒》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鑒》之止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史書占畢》）什么意思呢？漢、唐及之前的歷史，因有司馬光的《通鑒》而記得清清楚楚，而以下的歷史，因沒了司馬光而懵懵懂懂，總之，他認為《通鑒》是空前絕后的。的確，《通鑒》是編年體史書的巔峰之作，空前毫無疑問，絕后則要從兩方面來看：從《通鑒》引發了編年體史書的寫作熱，后繼者連綿的情況來說，它沒有絕后，只可惜后續者只有望塵之憾；而從學術成就上說，因后世沒有一部編年體史書可與之比美，可謂絕后也。

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是左丘明的《左傳》。在司馬遷創紀傳體史書寫作之前，史書基本都是《左傳》式的編年體?！妒酚洝返膯柺?，使《左傳》式的編年體相形見絀，日漸式微，幾至絕跡?！蹲髠鳌肥降氖窌阅暝聻榇?，好處是時間脈絡清楚，不足之處是記事過于簡略，可讀性較差。司馬遷的紀傳體，在書首設“本紀”，用編年體簡要記載一朝的大事，用“書”（班固修《漢書》時改為“志”）來介紹一朝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經濟、軍事工作，而把“列傳”作為主體，生動地記敘傳主的生平事跡。紀傳體史書保留了《左傳》的優長，又完整地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歷史人物，可讀性很強，所以很快取代了《左傳》式的編年體，成為正史的標準寫法。在司馬光編纂《通鑒》前，已有“十七史”（加上《新唐書》和《新五代史》應為十九部）之說，均為紀傳體。

煌煌十九部正史，可宋神宗卻在《敕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成事》的嘉獎令中說：“史學之廢久矣”，怎么回事呢？第一，科舉考試只考經義而不考史學，以至歷史無人問津；第二，十九史卷帙浩繁，一千六百余卷，正文及其注洋洋三千余萬字，一般人根本沒有可能讀完，更別說日理萬機的帝王和身負重任的大臣了（恰恰他們是最需要了解歷史的）?！锻ㄨb》問世前，歷史學家如鳳毛麟角，但大多也只讀過《史記》和前后《漢書》等名著，對漢以后的歷史也是懵懵懂懂。就是在“史學之廢久矣”的背景下，司馬光主動挑起了振興史學的重擔。

要振興史學，是否能吸引讀者是個關鍵。正史之所以逐漸失去讀者，一個重要原因是文字太長了，而文字太長，是因為同一件事往往在“紀”、“志”和相關多人的“列傳”中重復記載，且時有互相抵牾之處；另一個原因是“列傳”中的人物固然生動，但時間概念比較模糊，讓人不容易理清歷史事件發生、演變的時間順序，難以認識事件的全貌。早在東漢，荀悅就認識到了紀傳體史書這一缺點，便將班固的《漢書》改編為編年體的《漢紀》，八十萬字的《漢書》被濃縮為八萬字，其內容雖然幾乎全部來自《漢書》，沒有增加新史料，但因為敘事簡潔、脈絡清楚而受到歡迎。如宋神宗，他也許沒有讀過《漢書》，但肯定是看過《漢紀》的。但《漢紀》并未給編年體帶來生機，直至唐代，高峻編了一部名曰《高氏小史》的編年體簡明通史，將《史記》到《隋書》等十五史濃縮為八十卷，少年司馬光就是讀這部書愛上了歷史，也是直接受這部書的啟發而萌生了振興史學的豪情壯志。

《通鑒》受《漢紀》和《高氏小史》的啟發而修，但如果不超越他們，一樣會湮沒無聞。宋神宗在對執政大臣談《通鑒》時說，超荀悅《漢紀》遠矣！司馬光超越的地方，就是他創新的地方，就是《通鑒》的生命力之所在，就是奠定其頂尖史學家地位的基石。

在第三十章《書局在洛陽》，我們已經介紹了司馬光創造的先編“叢目”、再寫“長編”、最后定稿的三步法，這一方法已成為編年體史書的編撰圭臬。創造一種編撰方法無異于發明一種新工藝，很了不起，而學術上的創新則更讓人茅塞頓開，受益無窮。

首先，《通鑒》告訴我們，在紀傳體正史的基礎上再撰編年體通史，不是簡單地濃縮和重新編排，而是一種再創作，不僅可以大大縮小篇幅，而且可以增加容量?！锻ㄨb》將十九史濃縮為三百余萬字，卻增加了許多新的史料?！锻ㄨb》中，唐、五代部分有約二分之一的史料是正史和現存史書中所未見的，而被他引用的這些書籍今天多已亡失。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贊曰，《通鑒》“網羅繁富，體大精深，為前古之所未有”。史學界歷來有“不熟讀正史，未易決《通鑒》之優劣”的說法，同時有“讀正史不可不兼讀《通鑒》”的說法。

其次，《通鑒》告訴我們，“盡信書不如無書”，即使是經典名著中所載的故事，也要考證異同，辨別真偽。司馬光在編《通鑒》的過程中，發展完善了考據學，其派生書《通鑒考異》是我國第一部考據學專著，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史學家無不采用了考異之法。

其三，《通鑒》突破了孔夫子的“春秋筆法”，不“為尊者隱”，暴露昏君之丑行毫不留情，對明君之失誤也秉筆直書，對農民起義雖依舊稱之為“寇”、“賊”，但大抵能夠客觀描述；對分裂時期的政權，不論大小強弱，不分正統、僭偽，一視同仁。這在史書寫作上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其四，《通鑒》不寫無法考證的神仙鬼怪和不合情理的奇節異行，對正史上的有關記述一概毫不客氣地刪去。歷代封建統治者為證明自己的統治合法性，無不編造君權神授的離奇故事，司馬光雖然是個天命論者，卻拒不采用此類離奇故事，目的是讓皇帝明白，“國之治亂，盡在人君”，到時候天是靠不住的。這無疑又是史書寫作上的一大進步。對于那些夸大其詞、有悖情理的傳說，司馬光一概不予采信。如張良為太子請出“商山四皓”，阻止了劉邦廢太子的圖謀，這個故事《史記》《漢書》均有記載，但司馬光認為在漢初的政治力量中，“商山四皓”起不到如此大的作用，故《通鑒》不載。再如《史記》稱魯仲連義不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司馬光認為，這不可能，不過是游俠之士的夸夸其談，未予采信。

最后，《通鑒》給后世做出了一個用洗練的文字生動敘述重大歷史事件的樣板?！锻ㄨb》是史書，但同樣可以當文學來讀。這得益于在寫作上對傳統編年體史書的突破。在時間本位和事件本位發生矛盾的情況下，《通鑒》根據需要不拘泥于“以事系日”的固定程式，而改用以事件為主線組織材料，置于事件發生的時間段內，從而保持了事件敘述的完整性?！锻ㄨb》對重大事件的許多記敘，即使純粹從文學角度看也堪稱經典，最著名的當是曾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赤壁之戰》（《通鑒》第六十五卷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十月）。赤壁之戰是決定魏蜀吳三足鼎立的重大戰役，但原有史書的記載均不完整，其史料散見于范曄的《后漢書》、陳壽的《三國志》、習鑿齒的《漢晉春秋》、虞溥《江表傳》、韋昭的《吳書》和樂資的《山陽公載記》等書中，而涉及的人物有曹操、劉備、孫權、周瑜、諸葛亮、魯肅、張昭、黃蓋等，一般人不可能把上述史書都讀到，而且即使都讀到，也很難將赤壁之戰理出頭緒，形成完整印象。司馬光僅用二千余字就把赤壁之戰的前因后果和過程交代得清清楚楚，精彩紛呈，所涉及的人物一個個被描寫得栩栩如生，特別是孫權、諸葛亮、魯肅、周瑜這四個人物的形象，塑造得非常豐滿?！冻啾谥畱稹纺艹蔀槲膶W名篇，理所當然。在長于敘事這一點上說，司馬光與司馬遷可謂不相上下。

最早就將司馬遷和司馬光并列的是宋神宗，但“兩司馬”的提法與近代學者梁啟超有關。他認為《通鑒》“繁簡得當，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可并稱為我國史學界的前后“兩司馬”。^[3]

《史記》和《通鑒》，“這兩部名著不但是中國古代史學之絕筆，也無疑是世界古代史學之絕筆”^[4]。從兩部書的影響來說，并稱“兩司馬”也是恰如其分的?！妒酚洝纺苏穼懽髦幏?，而《通鑒》帶動了編年體的復興，引發了“通鑒體”寫作的高潮。

引領新體系，催生通鑒學

清代學者王鳴盛說：“編年一體，唐以前無足觀。至宋有《通鑒》，始赫然與正史并列。”的確！編年體史書能與紀傳體的正史分庭抗禮，并駕齊驅，發端于司馬光的《通鑒》。

《通鑒》問世后，在南宋引發了通鑒體史書的寫作熱，且往后續《通鑒》的大多在書名中冠以一個“續”字。第一個續寫者為李燾，作《續資治通鑒長編》九百八十卷，寫北宋一代史事，可惜未能完整流傳下來，我們今天看到的此書之中華書局版是輯本，因無法補上殘缺，才五百二十卷。接著，有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與《長編》相接，寫高宗一朝三十六年事。有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記錄了起徽宗政和七年（1117）七月四日至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四月二十一日的兩宋交替時期的歷史，重點在寫靖康之亂。又有劉時舉著《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寫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的史事。往前續《通鑒》的，除了劉恕所撰之《通鑒外紀》十卷外，又有南宋金履祥所著《通鑒前編》十八卷，兩書均記周共和元年（前841）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與《通鑒》相接。

南宋以后，《通鑒》的續作者薪火相傳。明朝有薛應旂和王宗沐分別所著一百五十七卷本和五十七卷本《宋元資治通鑒》，記宋、元兩朝史事。記載明朝歷史的有談遷的《國榷》一百零八卷。進入清朝，記載宋、遼、金、元歷史的，有徐乾學的《資治通鑒后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鑒》二百二十卷。記載明史的有陳鶴的《明紀》六十卷，夏燮的《明通鑒》九十卷。

司馬光是通鑒體的祖師爺?？v觀史學發展史，以《通鑒》為發端，《通鑒》及其后續之作，構成了一個獨立的編年體史書體系，足以和二十四史相抗衡。

以上講的是《通鑒》的續書，還有很多由《通鑒》改編的史書，在史學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改編從兩個方向進行，第一是綱目體，第二是紀事本末體。

綱目體的始作俑者是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將《通鑒》改編為《通鑒綱目》五十九卷?！锻ㄨb綱目》敘事首列標題，用大字書寫，標題下詳述史實，可視為《通鑒》的簡編本，好處是提綱挈領，眉目清晰，但朱熹將《通鑒》中的禮治思想進一步強化，而揚棄了《通鑒》不分正閏的先進歷史觀，對多國并存時期強行劃分正統非正統?！锻ㄨb綱目》因朱熹的名氣而影響極大，后作綱目體史書者歷代不絕，乃至出現了《綱鑒合編》。

紀事本末體是為彌補編年體史書的一個缺點而產生的史學新體裁。編年體史書因為受時間軸約束，一件經過數月數年的大事往往散落在若干卷中，且與同時發生的其他事摻雜，讀者檢索起來殊為不易。南宋的袁樞是個《通鑒》迷，深為上述問題頭痛，于是將《通鑒》中所述之大事歸納為二百三十九個題目，把分散在各卷中的記載按時間順序集納到題目之下，稍加剪裁連綴，便成了一個個有頭有尾的完整故事。此書定名為《通鑒紀事本末》，篇幅只有《通鑒》的二分之一，但囊括了《通鑒》中的所有大事，方便讀者檢索，所以不乏續作者。李燾的《長編》也被改編為《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此后，宋、遼、金、元、明各代之史以及《左傳》均有人改編為紀事本末體，形成了紀事本末系列。

《通鑒》催生了中國史書的新體系，其影響擴大至亞洲鄰國。據李昌憲《司馬光評傳》：受《通鑒》的啟發，日本編撰了編年體史書《大年鏡》《今鏡》《水鏡》《增鏡》，另外日本史書中的四大名著《吾妻鏡》（《東鏡》）《神皇正統記》《本朝通鑒》《大日本史》也不同程度借鑒了《通鑒》的做法。朝鮮十二世紀金寬毅編纂的《編年通錄》，李朝時期成書的《東國通鑒》，一五一〇年越南武瓊編寫的《大越通鑒通考》，亦當是受《通鑒》影響的產物。

《通鑒》有縱向系列，即由其引發的續書；《通鑒》還有橫向系列，即與其配套的派生書。司馬光在編撰《通鑒》時，就把它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做，有九本與之配套的書：

《通鑒考異》三十卷，集納了在編撰《通鑒》中的部分考異成果，是我國第一部考據學專著。原獨立成書，元人胡三省將其散注于《通鑒》有關條目下，成為《通鑒》的附注?？籍惙楹笫雷馂橹问分欢ㄩT，《通鑒》類的后續之作無不采用考異法，在清朝產生了考據學著名學派——乾嘉學派，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名家輩出，其代表作有《二十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劄記》等。

《通鑒目錄》三十卷，乃《通鑒》所寫的千年歷史的大事年表，非常便于檢索?！端膸焯嵋分赋觯?ldquo;用目錄之體，則（司馬）光之創例?！锻ㄨb》為紀、志、傳之總會，此書又為《通鑒》之總會矣。”（《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史部·編年類）因為司馬光首創目錄體，我們今天讀書才有如此方便。

《通鑒舉要歷》八十卷，考慮到《通鑒》卷帙浩繁，副本只有王勝之一人讀完，司馬光為讀者著想，將《通鑒》縮編成舉要歷。

《通鑒節文》六十卷，性質與《通鑒舉要歷》同，但是否司馬光所作，已難以考證。

《歷年圖》七卷，所述歷史時段與《通鑒》同，也是編年體，但更為簡練，以“臣光曰”為開頭（即前朝或前國亡國之時），與《通鑒》的“臣光曰”多就事就人而論不同，而就一朝一國的興亡立論。

《國朝百官公卿表》十卷，記載北宋開國以來至英宗治平四年（960—1067）百余年的大事。以上兩書單行本已佚，但被保留在《稽古錄》一書中，被重新分卷，前者被合并為五卷，后者被合并為四卷。

《稽古錄》二十卷，由《稽古錄》和上述兩書合成。卷一至卷十一，記載伏羲氏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的歷史，即《通鑒》之前的歷史，編撰體例與《歷年圖》同，是一本給少年兒童普及歷史知識的通俗讀物。卷十二至卷十六為《歷年圖》，卷十七至卷二十為《國朝百官公卿表》。

《涑水記聞》，是司馬光為寫《資治通鑒后紀》（北宋當代史）而準備的資料匯編，因每條大多注明了消息來源，故曰記聞。這些資料尚未經考異，不準確處在所難免。后被《長編》作者李燾和《宋史》的編撰者脫脫未加分辨地大量引用。歷來版本卷數及內容多寡不一，現中華書局版《涑水記聞》是在《四庫全書》本的基礎上參考其他史料編輯點校而成，共十六卷，附錄四件。

《通鑒釋例》一卷，是司馬光編撰《通鑒》時所定的凡例，由其曾孫司馬伋根據遺稿整理而成。

以上九部書構成了《通鑒》的橫向系列，其中《通鑒目錄》《通鑒舉要歷》《通鑒節文》《歷年圖》可視為《通鑒》各種不同的摘要本或縮編本，為的是方便不同層次的讀者。在這個意義上說，司馬光為后世樹立了一部書分別出全本、節選本、普及本、少兒本的榜樣?！痘配洝钒选锻ㄨb》前的歷史用通俗的形式寫出，就是古代的少兒本。另外，《國朝百官公卿表》和《涑水記聞》，一為當代大事記，一為當代史料匯編，體現了他重視當代史的史學精神。

《通鑒》從問世起即吸引了研究它的學者，以至逐漸形成了專門的通鑒學。我們知道，因一部書而形成一門學的情況極其罕見。與文學上因研究《紅樓夢》而形成紅學一樣，史學上因研究《通鑒》而形成通鑒學，本身就說明了其研究對象博大精深，空前絕后。專門研究《通鑒》的作品，在宋末元初就已碩果累累，不乏鴻篇巨制。與文天祥同榜的進士胡三省，入元后終身不仕，潛心研究《通鑒》，寫出了《資治通鑒音注》，其注釋對《通鑒》所載之典章制度、音韻、訓詁都詳加考訂，特別是對地理、官制的考證尤其精當，其篇幅大抵與《通鑒》相等。后世譽之為“通鑒之功臣，史學之淵藪”。我們今天讀《通鑒》可以看到附于書中的胡三省之注，對讀懂原文極有幫助。錄取文天祥為狀元和胡三省為進士的復試官王應麟，南宋度宗時為禮部尚書，入元后不仕，專門做學問，寫出了《通鑒地理通釋》十四卷，以《通鑒》地理為研究對象，因其兼考《史記》等史書的地理沿革，又可視為一本古代軍事地理專著?！端膸烊珪偰俊焚澠?ldquo;征引浩博，考核明確，而敘列朝分據戰攻，尤一一得其要領，于史學最為有功”。明朝萬歷年間的一對秀才師生嚴衍、談允厚，埋頭研究《通鑒》三十年，拿十七史逐句逐字與《通鑒》對照比勘，寫出了《資治通鑒補》一書，糾正了《通鑒》和《資治通鑒音注》中的錯誤。所以，史學界有要深入研究《通鑒》，不可不讀《通鑒補》之說。但兩人在書中對《通鑒》原文和胡注隨意作刪節，且補注過多過濫，篇幅竟超出《通鑒》四倍，因此頗遭詬病，一直只有抄本而不便印行。到清道光四年（1824），有個叫張敦仁的，從《通鑒補》中擇出其改正、移置、存疑、備考、補注等部分，編為上中下三冊，第一次出版。此后，咸豐、光緒年間又有出版。

民國時期是《通鑒》研究的又一個黃金時期，突破了微觀研究的窠臼，出現了帶宏觀總結的開拓之作。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崔萬秋的《通鑒研究》，從司馬光的生平、著作到編撰《通鑒》的動機、過程以及成書后的影響，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張須的《通鑒學》，是迄今為止第一部全面研究和介紹《通鑒》的著作，幾乎囊括了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超越《通鑒研究》遠矣。成書于一九四五年的陳垣的《通鑒胡注表微》是一部別出心裁的著作，對音注《通鑒》的胡三省做了深入研究。因為胡三省是南宋遺民，入元后不仕，音注《通鑒》，在字里行間巧妙地隱藏著自己的愛國主義思想。而陳垣是在抗戰時期日本占領的北平研究胡注的，于是在胡注中找到了“知音”。他首次把名不見經傳的胡三?。ā端问贰贰对贰罚┚鶡o載）這個愛國主義史學家的生平事跡挖掘出來，對胡注細考探微，所引用書籍達二百五十六種，用胡注七百五十余條，通過巧妙地引經據典，敘述史實，表達了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這些代表性著作，標志著通鑒學已經形成。

新中國成立之后，隨著中華書局標點本《通鑒》的出版以及以之為母本的各類節選本、注釋本、活頁本、學生本、講讀本、全譯本、文白對照本的出版，《通鑒》的普及程度前所未有，通鑒學的繁榮也前所未有。為《通鑒》作新注的，先后有瞿蛻園的《通鑒選》，王仲犖《資治通鑒選》，陳光崇、顧奎相的《資治通鑒選讀》，張鴻儒、沈志華主編的《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還有多種全譯本，譯著頻出，難以枚舉。研究《通鑒》的論文和專著相繼出版，頗具影響的有馮惠民的《司馬光和〈資治通鑒〉》、柴德賡的《〈資治通鑒〉介紹》、陳光崇的《通鑒新論》（論文集）、王曾瑜的《關于編寫〈資治通鑒〉的幾個問題》、李昌憲的《司馬光評傳》、宋衍申的《司馬光大傳》，等等。吳玉貴的《〈資治通鑒〉疑年錄》則是一部專攻《通鑒》紀事時間之失的學術著作。此外還出現了許多以通鑒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文章。一九八四年，《通鑒》問世九百周年；一九八六年，司馬光逝世九百周年，海峽兩岸都舉行了紀念活動，出版了論文集《〈資治通鑒〉叢論》《司馬光與〈資治通鑒〉》，臺灣出版了《紀念司馬光與王安石逝世九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在韓國、日本也有研究通鑒學的學者。

漆俠先生在《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的《總論》中說：“如果從成就和影響來看，溫公的史學掩蓋了他的經學。‘元祐更化’之際，溫公廢除全部新法，要比他在史學和經學上的影響大得多。”的確，如果我們姑且撇開“元祐更化”中的司馬光，而專注于他的《通鑒》，就會發現《通鑒》像一壇美酒，越陳越醇，越陳越香，年代愈久，其價值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