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諸葛亮秦制帝國最完美的宰相？

為什么說諸葛亮秦制帝國最完美的宰相？蜀漢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夷陵之戰，蜀漢皇帝劉備被吳將陸遜打得大敗而歸，慚恨交迸，病倒在白帝城。劉備自知命不久長，召丞相諸葛亮來白帝城托孤，一番囑托之后，劉備突然說了一番令人震撼的話：“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如果劉禪還行，你就當他的丞相，好好輔佐他，如果實在不行，你就取代他，自己當皇帝。

諸葛亮當即涕泗橫流，表示一定會像忠于劉備一樣忠于劉禪，竭忠盡智，為蜀漢實現復興漢朝的大業。后來諸葛亮為相十余年，確實悉心輔佐后主劉禪，內修政治，外治兵戎，南征北戰，至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病死五丈原，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成為千古賢相的典范。

對于劉備托孤的這一幕，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喜歡把歷史當小說看的人，一般會認為這是劉備與諸葛亮君臣之間的肺腑之言，感人至深；習慣陰謀論的人，則會認為劉備在帳后埋伏了刀斧手，這番話是試探諸葛亮的，要是他保證不篡位便罷，否則就立即誅殺，以絕后患，所以這番話沒有什么君臣相知，完全是故作姿態。

漢初經典的君相體制

這些看法都是從比較淺層的私人因素或陰謀因素立論，完全無視此事發生的背景——漢朝。也正因為如此，這些看法缺乏歷史的眼光、制度的眼光、傳統的眼光。如果從政治制度和政治傳統的高度著眼，就會發現這些看法既沒有讀懂劉備，也沒有讀懂諸葛亮。要了解這件事情的真相，必須先了解西周以來的宰相制度。

任何文明的上古時代都是神道設教，宰相一詞的來源也與宗教脫不了關系，宰是祭祀上宰殺犧牲之人，相則是典禮上的輔助者，兩個字合稱就有管家的意思，后來又演變為專指一國之中輔助帝王、總攬政務的最高官員。“宰相”大部分時候并不是一個正式的官名（除遼代），在不同的時代其叫法不同，如戰國時的丞相、漢代的三公、兩晉的尚書令、唐代的同中書門下三品、宋代的同平章事和參知政事等，都是宰相。?？偙笙壬J為，真宰相必須同時具有議政權和監督百官執行權，明清的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因為沒有監督百官執行權，所以不是真正的宰相。

商周時代，已有太宰、太師等輔佐天子治國的高級官員，但還不具備后世宰相總領百揆的性質。春秋戰國以來，數百年的爭霸戰爭與兼并戰爭，使得以功利實用為導向的理性行政獲得巨大發展，政治制度的變動十分迅速和劇烈，宰相制度也不例外。如晉國軍政合一的六卿制度，楚國由王族出任宰相的令尹制度，齊國不拘出身的國相制度等，都是宰相制度的早期實踐。

戰國時代，各國為了適應殘酷的兼并戰爭，普遍加強中央集權，增強對社會資源的調動能力，國君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后，急需賢才來幫助自己統籌使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在制度上日益成熟。即便是君權極端強化的法家樂園秦國，也設置左右丞相，輔助皇帝處理政務，后來秦始皇的功業也離不開宰相李斯的大力臂助。

秦國統一天下后，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濫用權力導致秦王朝迅速崩潰。漢初，法家以外的諸子對法家制度進行清算，法家在君相關系中過度強調君權的一面也得到修正，不論是儒家、墨家還是雜家，其經典中都表現出一致的觀點：皇權（君道）和政府（臣道）要嚴格地分開。

諸子對于君相制度有過大量的議論，如儒家的荀子說“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家的墨子說“善為君者，勞于論人，而逸于治官”，這都是讓帝王只管去選人才主政，不要插手具體政務；雜家的《淮南子》更是明確地認為君道、臣道不一樣，“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

先秦諸子對宰相制度都有設計，經過融合之后，漢初對君相制度的設計思路是：皇帝提供權威來源，但不親自理事，只確定大政方針，以及根據才能和績效任免宰相；宰相總領政事，賞罰官吏，是真正的政府首腦。而漢初的政治現實也與這個思路十分契合，漢高祖劉邦的獨夫氣質不濃，與豐沛的老兄弟分享政權，造就了一個強大的軍功集團，宰相從軍功集團中產生，能夠對皇權形成有力制衡。另外劉邦承認自己政治外行，把政務全部交給蕭何等宰相，也樹立了宰相治國的祖制。

關于宰相的地位，除了諸子的論述，還有上古神學的加持。上古時代的中國并不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只不過我們信仰的不是具體的多神或者一神，而是覆蓋萬事萬物的一整套宇宙秩序，其中包含天文、陰陽、五行等多種神秘主義法則，與具體的人事對應，即便經過春秋戰國時代理性的高漲，這套根本的宇宙秩序信仰也沒怎么改變。

宰相一職在宇宙秩序中間也是有反映的，而且地位頗高?！妒酚?middot;天官書》載中宮天極星下：“其一明者，太一（天帝之星）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為子屬。”“太一”是楚地信奉的神靈，漢高祖劉邦生長于楚地，深受楚文化影響，所以“太一”也成為漢代崇奉的主神，有時與“昊天上帝”重合，太一之居可以理解為天帝的宮廷。天上象征宮廷的紫微垣與象征外朝的太微垣里各有三顆星，都叫作三公星，那么按照漢朝人的觀念，這種天象在人間事務上必然有投射，這就意味著會有三位重要官吏（對應三公星）出入皇帝（對應太一）的內廷和外朝，成為皇帝的重要輔弼，是為三公，而宰相就是三公之首。

三公之職既然對應了宇宙秩序，那就具有了神圣性，其作用無可替代，唐人所輯但反映了漢人部分觀念的《通占大象歷星經》說：“三公星三，在斗杓東，和陰陽，齊七政，以教天下人。”而且三公不能空置，如果“一星亡，天下危，二星亡，天下亂，三星亡，天下不治”。三公的第一職責還不是在人間處理具體事務，而是在宇宙秩序中調和陰陽五行，上古經典《尚書》記載，天帝賜給大禹的根本統治大法“洪范九疇”，第一疇就是調和五行；漢初的丞相陳平也說過，宰相的首要職責是神學意義上的“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然后才是人間事務上的“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故而宰相跟皇帝一樣，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專司調和五行、燮理陰陽之職。

既然宰相之職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頗具神圣性，宰相的地位相應的也就很高。如果宰相不稱職，皇帝固然可以將其罷免，甚至判刑、處死；但如果皇帝太不像話，宰相也可以對其進行教育、懲罰。而且基于漢朝統治的根本大法儒學——儒家巨擘孟子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思想，對于極端的像商紂王那樣的獨夫甚至可以廢黜、誅殺。西漢名臣谷永也提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如果王者“失道妄行”，且“終不改寤”，那么就可以“去惡奪弱，遷命賢圣”，而且認為這是“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梢哉f，思孟學派（子思、孟子的一派）對君權的防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宰相的權威。

這種體制就是后世一再追思的經典君相體制，其設想是很不錯的：皇帝具有“天子”的身份，有很強的神圣性，對政府進行監督和問責，績效不佳時另選宰相，實現政府換屆，但因為皇帝是由繼承而非推舉產生，政治才能未必達標，所以不去插手具體的政事，以免出昏招損傷權威，這樣皇權也不會侵奪政府權力，肆虐無度；宰相主導一切具體政事，不受皇帝掣肘，能夠盡量理性地行政，雖然可以被皇帝更換，但也有一些神圣性，可以根據“天子”之父“天帝”的旨意，對一些極端不稱職的皇帝廢黜甚至誅殺。

皇帝先壞了規矩

這種體制實行的時間久了，皇帝肯定會大權旁落，宰相說不定會世襲掌權，但那也未必或者說應該不是壞事。因為沒有實權的皇家在政治斗爭中會比較安全，容易一直傳承下去，加強其血統的神圣性，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可以為國民提供強大的法統支持和凝聚力，跨過一些難以逾越的歷史難關。像日本，雖然政府實權從鐮倉幕府以來被幕府將軍掌握了幾百年，但天皇萬世一系的傳承使得其血統一直受到日本人尊敬，在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中天皇就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

經典君相體制雖然有這么多優點，但是對皇帝和宰相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实垡酥谱约旱臋嗔τ?，不可以為了作威作福就把手伸到具體政務里面去，宰相首先要有足夠的政治才能，其次還要敢于拒絕皇帝的無理要求。

然而，到了漢武帝時代，經典君相體制就宣告破產了。漢武帝是一個權力欲和征服欲極強的皇帝，他不滿足于只做一個監督者，他要讓所有人都匍匐在自己腳下，他要從天下榨取大量錢財供自己揮霍，他要逮誰滅誰以獲得唯我獨尊的榮耀感。所以他大力插手具體政治，用外戚和親信充當中朝官，輔助自己決策，剝奪了宰相的議政權，使帝國政治由過去的宰相主導變為皇帝主導；同時，漢初的宰相按慣例由功臣世家子弟擔任，但經過漢文帝與漢景帝的蓄意打擊，到漢武帝時功臣世家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制衡皇權，而且漢初功臣多起自寒微，不太重視教育，其后代多墮落為紈绔子弟，既缺乏政治才能，對漢武帝的淫威也沒有說“不”的勇氣，只能乖乖地把權力交給皇帝。

但這還只是相權衰退的開始。漢成帝時，正式設立平行的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三人都是宰相，分管不同部門，均分相權，不再以一人為首總領百揆；漢光武帝在宮中設立尚書臺，皇帝的秘書長尚書令分割了宰相的一部分權力，直接向皇帝負責。相權衰退則意味著皇權增強，在東漢不但皇帝可以胡作非為，皇帝年幼或者昏聵時，皇權集團的外戚和宦官也可以掌控尚書臺胡作非為，而且他們還不用像皇帝那樣對自家江山有起碼的責任感，施政更加惡劣，東漢王朝就這樣在外戚和宦官的交替肆虐中走向崩潰和解體。

黃巾起義撼動了東漢統治的根基，董卓專權和李傕、郭汜之亂則使東漢的中央權威徹底跌落谷底，地方軍閥曹操重建了漢朝的秩序，并且成為漢朝宰相。但是從漢武帝以來皇權過于集中，這是暴力剝奪其他人的權力所致，因此掌權者不論是外戚、宦官也好，還是宰相也好，都難以退出，一退出就會慘遭他人的清算。而曹操宰相的位置從法理上不能傳給子孫，一旦自己死了就要另選高明，那樣其子孫必然遭到清算，所以曹操不得不讓自家一直掌權，這樣的話就只能去當靠繼承而不靠選舉的皇帝了，所以曹家必然走上謀朝篡位之路。

至此，綿延四百年的大漢王朝，因為皇權的高度集中，已經走進了死局。漢朝天下要不就被混賬皇帝或者代理皇帝外戚、宦官玩壞，要不就被異姓權臣篡位，沒有第三條路。這是漢朝皇權演變的必然歸宿，救無可救。但是諸葛亮卻覺得還可以救，為此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并且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取得了成功。

諸葛亮對漢武帝以來皇權擴張的積弊其實看得十分清楚，他的理想是重建西漢初年的經典君相體制，這樣東漢以來的一系列政治弊端就可以解決。從他《前出師表》里的語句里，也可以看出他對兩漢的褒貶：“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

其實東漢的社會是比西漢要自由多元的，文化水平也比西漢發達得多，但諸葛亮仍然推崇西漢而貶斥東漢，與瑯琊諸葛氏的家學有關。諸葛亮的遠祖諸葛豐做過漢元帝時的司隸校尉，雖然通曉經術，但行事風格卻是法家的剛猛苛酷一路，很多人以為諸葛家是多么了不起的家族，其實不是，從諸葛豐以來瑯琊諸葛氏的家學就是儒法參半，因此在東漢無法像儒學世家那樣躋身第一流家族。諸葛豐死后，瑯琊諸葛氏直到諸葛亮的父輩也沒有出什么知名人物和大官，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當到了泰山郡丞，但畢竟不是二千石的高官，他叔父諸葛玄雖然當上了二千石的豫章太守，但那是袁術私署的，而不是朝廷的正式任命，含金量不高。所以瑯琊諸葛氏并不是東漢高門，其家風與東漢主流的儒學世界觀也有一定距離。

瑯琊諸葛氏最親近的其實是西漢儒法并用、“霸王道雜之”（漢宣帝語）的那種較開明的秦制帝國及其經典的君相體制，而不是東漢以儒學為主、含有貴族色彩的政治，曹操也好，孫權也好，對豪強大族都有相當程度的依靠，都不是諸葛氏最理想的主公，唯有顛沛流離的劉備因為沒有豪族支持，反而更適合建立諸葛氏理想中的秦制帝國，這才是諸葛亮與劉備君臣相知的基礎。這與諸葛亮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與完美主義者也有關系，所以他不會像兄長諸葛瑾那樣投吳，也不會像族弟諸葛誕那樣投魏，即便在荊州士族圈混得風生水起卻不肯出仕劉表，直到找到稱心如愿的主公劉備后才愿意出山。

所以，諸葛亮所謂的復漢，復的是西漢而不是東漢，要復興的不但是漢室之名，更重要的是要復興西漢早期的經典君相體制。中國進入大一統帝國，從秦開始算，到諸葛亮這會兒也不過四百多年，秦制帝國的運行邏輯還沒有被人們完全發現。諸葛亮并不知道這種經典君相體制的弱點所在，他認為只要重建經典君相體制，并且想辦法維護下去，就可以讓秦制帝國走出死局，重現輝煌，而不用像魏、吳那樣變異為貴族制國家。

三國時代的宰相復興

經典君相體制中的宰相有兩個特征，一是大權在握，二是竭誠奉君。所以諸葛亮一方面以丞相兼錄尚書事的身份，掌握全部的軍政大權，一方面則真誠地尊奉劉禪為君，他的心跡和行為得到了蜀漢國人的認可，被評價為“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

對于國事，諸葛亮當仁不讓，內選賢才，外修戰備，凡軍政大事都由自己決斷。他不但是超凡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軍事家，還是有遠見的外交家，蜀漢在他的治下雖然屢屢興兵北伐，但百姓的負擔并沒有太大的增加。在北伐戰爭中，諸葛亮則從最初的軍事經驗略有不足，迅速成長為一代名將，五次北伐越打越好，以一隅之兵力打得優勢魏軍龜縮防守。對東吳的外交則處理得十分得宜，包括承認和祝賀孫權稱帝等措施，使得吳蜀聯盟成為歷史上少有的持續數十年的鞏固聯盟，東吳也對蜀漢的北伐多有策應。同時，諸葛亮秉持法家“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把自己也當成體制的一部分，對自己的功過，諸葛亮也嚴格按朝廷制度來獎懲，絕不徇私，全無后世權臣能進而不能退的樣子。第一次北伐失敗后，直接責任人馬謖雖然深得諸葛亮器重，仍被秉公治罪，同時諸葛亮還自劾用人不當，貶官三級，以右將軍行丞相事，直到第三次北伐獲勝，取得武都、陰平二郡后，才因軍功官復原職。

對于皇帝劉禪，諸葛亮則對法家的主張進行了修正。在法家觀念中君權是至高無上的，想怎么弄臣下就怎么弄臣下，但經過秦亡的反思和漢初的政治實踐，諸葛亮已經找到了最好的君相相處的辦法。他將皇帝劉禪的地位推高到至高無上，即便自己是經天緯地之才，對劉禪這個黃口小兒也禮敬周全，同時他又剝奪了劉禪的一切實權，無論是政府的丞相，還是宮中的尚書臺，都抓在自己手上，避免皇帝以及跟他一伙的宗室、外戚、宦官、佞幸肆虐，危害政治。

于是在蜀國，劉禪是經典君相體制下的皇帝，他是權威的象征，根據丞相諸葛亮的績效予以獎懲，但不去干涉具體行政；諸葛亮則是經典君相體制下的宰相，處理軍政事務完全不受皇帝影響，對劉禪他偶爾還會加以教育，如《出師表》中“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等話語，都是教劉禪如何當好自己的角色。蜀漢真正實現了“政由葛氏，祭由寡人”，只要不站在皇帝的立場上看問題，這句話體現的其實并不是君臣易位，而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漢末三國時代，為什么魏、蜀、吳英雄輩出，跟三國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經典君相體制有很大的關系。但三國的情況又有很大的不同，以蜀漢的經典君相體制實行得最徹底，延續得最久。

按前面的說法，諸葛亮也是權臣，跟曹操似乎沒太大差別，但細究起來兩人的心術是很不同的，諸葛亮對于避嫌十分小心在意，一切容易讓人誤會的事情都掐滅在萌芽之中。諸葛亮從沒有把自家子弟安插到要害部門抓權；蜀漢重臣李嚴為了自己升官，曾經勸諸葛亮加九錫、稱王爵，也被諸葛亮嚴辭拒絕，這跟曹操大異其趣。

如果單看曹操的霸府政治，他也像諸葛亮一樣獨攬朝權，軍政大事自己做主，不受漢獻帝干擾。曹操所乘的馬踐踏麥田，違背自己頒布的軍法時，也曾經有過割發代首的表現，看起來也跟諸葛亮一樣賞罰嚴明，把自身也納入政治法制的一部分。但同時，曹操把軍權全部掌握在曹姓、夏侯姓親黨手中，漢獻帝的宿衛兵士也全由曹氏親黨統帥，對漢獻帝形同拘禁；曹操晚年，為了進位魏公、魏王，將有反對之意的荀彧、崔琰等名士迫害至死，這些做法就與諸葛亮完全相反了。

另外，曹操雖有雄才，卻殘忍好殺，他的很多作為樹立了不少仇家，害怕失權后被清算，所以必須把權位傳給子孫，必須進行謀朝篡位的準備。諸葛亮則用法均平，人格偉岸，讓蜀人心服口服，不怕被清算，可以做他的經典宰相，而且他死后不但哀榮備至，兒子諸葛瞻也大大地沾了他的光，得到蜀人的過度贊譽，在蜀漢官運亨通。

因為曹操的這種心術，其子孫曹丕、曹睿當皇帝以后，大力加強皇權的私家化，用曹氏宗親壓制宰相的權力，但這只能引起大臣的不滿，結果司馬懿在滿朝大臣的支持下掀翻了當權的曹氏宗親曹爽，開始了新的一輪司馬氏權臣當政。

東吳的君相制度也曾呈現出跟諸葛亮類似的樣子。孫策臨死時，也對張昭說過類似于劉備托孤的話：“若仲謀（孫權）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孫權少年即位，權威不足，長期將軍政全權委任給張昭、周瑜等名臣良將。到孫權建年號以后，為了得到江東大族的支持，又任命江東大族顧雍、陸遜為丞相，將軍政大權交到他們手中。

從表面上看，東吳丞相的權力也達到了近似諸葛亮的水平。孫權很多事情都派秘書去問丞相顧雍是否可行，顧雍認為可行就會留飯，孫權就根據顧雍是否留飯秘書來決定事情是否推行。后來孫權甚至把印信留在丞相陸遜處（陸遜長期鎮守荊州），寫給諸葛亮的文書讓陸遜檢視，如果有不妥的地方，陸遜可以改了直接蓋孫權的章送過去。

但是隨著孫權年歲漸長，威望漸增，他也不甘寂寞，開始不斷地制造事端打擊江東士族，經過暨艷案、呂壹案等多次努力，最終利用廢立太子的二宮之爭，將江東大族或殺或流，趕出權力中樞，把權力集中到自己和孫氏宗親的手上。孫權死后，孫氏親族孫峻、孫綝等成為宰相，東吳的朝政淪為宮斗，孫氏宗族進入了無休止的自相殘殺，孫吳的政治也敗壞到無可救藥。

可見在三國政權（包含政權的奠基階段）的黃金時代，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現過經典的君相體制，各政權皇帝和宰相的職能不相混淆，相輔相成，可謂各得其所。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時期，是漢獻帝提供合法性，曹操治政，結果曹操掃滅了包括袁紹在內的諸多強敵，統一北方；蜀漢諸葛亮當政時，是劉禪提供合法性，諸葛亮治政，所以政通人和，國力最弱的蜀漢竟能連年猛攻曹魏，而且頗有戰果；孫權則是自己提供合法性，顧雍、陸遜等人治政，所以作為一個缺乏根基的地方土豪，也能夠擊敗曹操、劉備，虎踞江東。

但是這種經典的君相制度，終究還是以蜀漢堅持得最久。蜀漢既沒有以臣犯君、謀朝篡位，也沒有君要臣死、兔死狗烹，君臣共和的時間較長，所以雖然國小力弱，其政治卻到很后面（確切的說是君權復興后）才開始混亂。這一切，不能不說是諸葛亮的深謀遠慮和身后遺澤，也不能不說經典君相體制的設計思路確實有其可取性，在理想狀況下可以發揮很積極的作用。

諸葛亮試圖復興經典的君相體制，帶領大一統王朝走出死局，是瑯琊諸葛氏的家族目標，也是諸葛亮的最高理想，在他有生之年也確實成功了。但諸葛亮并不滿足于此，他要讓體制延續久遠，絕不能容忍人亡政息，所以諸葛亮未雨綢繆，進行了若干人事和制度安排，以保證自己死后這種體制還能運轉下去。但是，他的安排能不能長久，秦漢以來的絕對皇權是否那么容易馴化，皇權對社會和政府的心理優勢是否可逆，都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最完美的秦制宰相

漢朝的君相制度幾經演變，到漢末已經有了很多新變化，諸葛亮要讓經典君相體制延續下去，必須對這些新變做出反應。

漢朝從漢武帝加強皇權后，原來的一些近侍官員的實權開始大幅提升。如尚書，原本是掌管宮廷文書流通的小官，現在卻因為皇權上升而處于權力網絡的關鍵節點，還被漢武帝設置為中朝官，侵吞了宰相的議政權；又如侍中，原本是伺候皇帝的小官，掌管皇帝的生活用品，連倒夜壺都要干，因為跟皇帝親近，其地位也隨著皇權上升而水漲船高，被設為中朝官，也有了議政權。尚書、侍中原本屬于九卿之一的少府，少府的職責是管理皇帝的私人財產，少府官員權威的加重，體現的是皇帝私人凌駕于政府之上。從此皇帝在宮中有了一套議政班子，皇帝通過他們來將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政府之中，這套班子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功能越來越完備，到東漢初年，漢光武帝就把這套班子正規化，成立了尚書臺，機要之事全部交給尚書臺的長官尚書令處理。尚書令侵吞了宰相的一大塊權力，地位大增，在外朝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并稱“三獨坐”，能與三公分庭抗禮。

尚書臺雖然還在宮中，卻具有了部分的宰相的職能，皇帝使用起來又不如身邊的人方便了，于是皇帝又要用新的私人勢力來操控尚書臺，主要使用的是侍中和中常侍。

侍中在西漢已經成為要職，但地位還不及尚書，因為尚書掌管著帝國行政的關鍵資源文書。到了東漢，外戚經常加官侍中，因為漢光武帝設計的帝室與功臣聯姻的國策，外戚多出自尊貴的功臣之家，侍中一職也跟著尊貴起來，后來外戚更是利用此職對尚書臺施加影響。到漢章帝以后，外戚還獲得西漢霍光那樣名正言順的錄尚書事的權力，尚書臺更是成為外戚的附庸。

皇權集團的另一股勢力宦官則通過中常侍的官職來攬權，中常侍原名常侍，并非實職，是給貴族子弟或者才學之士的一種加官，得此加官的人士留居宮中，擔任皇帝的顧問，西漢時主要由士人而不是閹人擔任，如東方朔就當過常侍。漢光武帝因為中常侍留宿宮中，擔心他們跟宮女亂來，就全部由閹人來擔任，當然這些閹人一般也有一定的才能，或者是專門找了有才能的人閹了來當中常侍的，比如改進造紙術的蔡倫就當過中常侍。在宮中任職又跟尚書臺有關的官員有兩種，一種是士人擔任的黃門侍郎（黃門即宮門，因為漢代宮門是黃色的），負責傳達宮中的旨意給尚書臺，一種是閹人擔任的小黃門，負責整理尚書臺的反饋，上報給皇帝。漢和帝英年早逝，其皇后鄧綏（和熹鄧太后）代替幼帝執政時，不愿意跟士人擔任的黃門侍郎接觸太多，以免影響名聲，所以直接用閹人擔任的小黃門給尚書臺下旨。后來通過中常侍和小黃門的組合來掌控尚書臺就成了東漢的傳統，皇帝利用宦官扳倒掌權的外戚后，也通過這條通道來行使皇權，處于這條通道上的宦官則獲得了作威作福、為非作歹的能力。

這么總結下來，可以發現漢朝皇帝的集權其實是悖論，漢光武帝設尚書臺本來是為了加強皇權，后來卻因為皇帝出了一些狀況，就被外戚和宦官等宮廷勢力濫用，皇帝反而大權旁落了。雖然說外戚和宦官的權力都來源于皇帝，說起來跟皇帝是一伙的，但漢光武帝設立尚書臺的初衷肯定不是讓外姓人和閹人代替自己的子孫行使皇權。

皇權通過秘書機構來肆虐，并且皇帝的親戚和奴仆也通過秘書機構來肆虐，正是東漢滅亡的重要原因，對于這一點諸葛亮當然看得很清楚，所以作為丞相的他不但獨掌外朝的軍政大權，也把秘書機構牢牢掌握在朝臣手中。諸葛亮從荊州時代就開始培養政治人才，劉備奪取益州后吸收了劉焉、劉璋父子的舊部即所謂“東州人”（多是關中、南陽一帶的人，不是四川本地人），諸葛亮又致力于團結東州派，化解荊州派與東州派之間的矛盾，將兩派融為一體，打造為蜀漢的統治集團，凌駕于本地人之上。從東州派中他也得到不少政治人才，所以諸葛亮為相期間，用了許多杰出人才擔任秘書機構的官職，如荊州派的陳震、蔣琬，東州派的費祎、董允等，都擔任過尚書令。諸葛亮自己身為丞相的同時已經兼錄尚書事，原本尚書令的政務職權已經在握了，那么就要按照尚書令的職責掌管宮中，教育劉禪，讓劉禪按外朝的劇本來行事，諸葛亮所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就是這種制度的真實寫照。

因為巨大的威望和合理的制度設計，諸葛亮死后，無論劉禪何等不愿意，他一手奠定的經典君相體制都得以延續。諸葛亮臨終時指定蔣琬接替自己執政，劉禪照辦，蔣琬時代費祎擔任尚書令，在宮中給蔣琬提供支持，劉禪也照辦。蔣琬臨終時又有意讓費祎接替自己的職位，劉禪照辦。費祎時代董允擔任尚書令，在宮中給費祎支持，劉禪也照辦。即便蔣琬、費祎經常統兵在外，不在朝堂，國政方面劉禪不敢也無法自專，也都先咨詢他們然后施行?？梢哉f蔣琬、費祎延續了諸葛亮時期的經典君相體制，真正實現了“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大臣當政，皇帝垂拱。

但劉禪自己對這種體制是否滿意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年輕的時候，面對一群老臣他可能還樂得少打交道，自己玩去，但隨著年歲漸長，身為皇帝卻不能一言九鼎、為所欲為，這就很難受了。每當午夜夢回，劉禪回想我大漢的孝武皇帝、光武皇帝何等威風，即便自身才能低下，那也是要拿他們當榜樣的。

連劉禪都有漢武帝的心

諸葛亮一死，劉禪就開始對經典的君相體制動手，他拒絕為諸葛亮立廟，以免宰相的形象被進一步神化，使自己這個皇帝毫無存在感，后來實在擋不住群臣的壓力，才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漢中沔陽為諸葛亮立廟，但堅決不在首都成都立廟。

諸葛亮之后，劉禪不再設立地位崇高的丞相一職，而是將行政大權分割為兩部分，讓蔣琬擔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祎擔任尚書令。蔣琬病重，又讓費祎擔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董允擔任尚書令，中間還讓姜維跟費祎共錄尚書事以分其權。劉禪在一段時間內不讓蔣琬、費祎開府自選屬官，削弱他們對朝政的控制力，同時又試圖通過對尚書令的控制來削弱相權。但兩屆尚書令費祎、董允都深知皇權的危害，是諸葛亮路線堅定的擁護者，沒有因為劉禪的拉攏就成為他手中的刀，諸葛亮苦心孤詣建立的體制依然得以保全。

但是，諸葛亮的體制是依賴本身的巨大威望建立的，是不可復制的，雖然他可以將自己的威望在身后再傳遞一段時間，但也不可能傳遞得太久遠。而秦漢時代皇帝的威力給全社會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跟皇帝作對的不論是西漢的諸侯王還是東漢的士大夫沒有人有好下場，而且皇帝可以憑借神圣的血脈世襲，宰相卻不能，即便宰相培養可靠的接班人傳遞權力，出岔子的風險性也比皇室傳承大很多。所以即便蜀漢的宰相這么牛，還是有很多人把寶壓在皇帝這邊，轉機終于還是來到了劉禪面前。

蜀漢延熙九年（公元246年），劉禪忌憚的尚書令董允病故，接任的尚書令呂乂明于吏干而黯于大局，新晉的侍中陳祗是費祎看好的人物，但他一反費祎、董允的做法，與劉禪寵幸的宦官同時也是劉禪代理人的黃皓打得火熱。劉禪借助黃皓開始插手政務，陳祗也借助劉禪和黃皓的力量，地位直線上升。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呂乂去世，陳祗兼任尚書令，成為秘書機構的首腦，從此愈發諂事劉禪，縱容黃皓，成為皇權的奴仆，劉禪通過陳祗開始大肆收權，過足了皇帝的癮。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蜀漢大將軍費祎被魏國降將郭修刺殺，劉禪讓姜維接任大將軍錄尚書事。但姜維身為曹魏降將，在政壇沒什么根基，而且其政務能力也不及軍事能力耀眼。已經成為尚書令的陳祗通過支持姜維北伐，換取了姜維對政治權力的放手，蜀漢的政治大權從宰相、三公那里轉移到尚書令手上。而擔任尚書令的陳祗不再是骨鯁之士，而是一味迎合皇帝的小人，蜀漢的皇權從此大漲，經典的君相體制蕩然無存，此時距離蜀漢滅亡已經不到十年了。

因為陳祗幫助劉禪重振雄風，男人了一把，劉禪對他十分感激。陳祗死后，劉禪痛哭流涕，傷心不已，對陳祗的感情遠遠超過了對相父諸葛亮的感情。當年董允擔任尚書令，劉禪想擴充后宮、想重用宦官黃皓，都被董允阻止，現在劉禪權威大振，對董允恨得咬牙切齒，認為自己以前聽他的話簡直是自輕自賤，哪是做皇帝呀！皇帝的代言人宦官黃皓則開始弄權，黨同伐異，作威作福，搞得朝堂烏煙瘴氣，蜀漢的政治開始急劇腐敗。后來連名義上的宰相姜維也被黃皓逼得遠走沓中屯田避禍，在曹魏大舉攻蜀時回援不及，使得漢中迅速被魏軍占領，大大加快了蜀漢滅亡。

雖然劉禪后來在司馬昭那里的樂不思蜀很可能是裝的，看他分化蔣琬、費祎的手腕也絕不是什么都不懂，但綜合看起來也算不上多杰出的皇帝，連他都不能甘心于虛君之位，中才以上之主可想而知。諸葛亮作為一代偉器、不世奇才，又因機緣巧合擁有劉備托孤的巨大權威，連他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嘔心瀝血重建的經典君相體制也不過能在死后維持一代人的時間，其他人沒有這樣的條件，更是不可能重建。

可見這種經典的君相體制，從設計伊始就對君臣的要求都太高了，大部分時候其實是空中樓閣，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諸葛亮勝利的失敗和劉禪失敗的成功為這種體制正式宣判了死刑。君主專制制度有其自身的運行邏輯，即不斷地趨向更加專制，想要反撥和阻止，只能生效于一時，卻無法改變這個大趨向，這是中國古代政治最大的悲劇。

回過頭來再看劉備托孤。劉備的基本盤是荊州集團，后來又加上了東州集團，他稱帝的時間不過兩年，在兩個集團中的合法性積累還嚴重不足，太子劉禪又還不到二十歲，難以應付復雜的局面，一個不慎就有可能導致蜀漢政權分崩離析，那樣他們劉家的下場會非常不妙。他從一個漢武帝式的皇帝的視角來看，必要時寧愿讓諸葛亮以皇帝的名分掌握實權（因為以他的見識，他找不到皇帝集權以外的方式），這樣可以應對危局，也能給劉家留一條活路。

諸葛亮也并非是一味地愚忠，而是打算在蜀漢復興經典的君相體制，這樣的話他可以不用重新積累合法性，而憑借劉備已經積累的合法性來統治蜀漢。他可以用劉禪來當權威的化身，自己掌握實權，應對蜀漢的困局，等到形勢穩定后，他就可以著手奠定經典君相體制，并且想辦法形成制度持續下去，如果成功了，就可以將陷入發展悖論的大一統帝國帶出死局和泥潭。認為劉備埋伏刀斧手的是用看明清猥瑣政治的眼光去看三國的君相制衡，把三國時代當成了社會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明清來看待，缺乏歷史的眼光。

君臣二人，想必還有史書未曾記錄的一番言語，最終君臣之間達成了默契，劉備命令太子劉禪父事諸葛亮，稱其為“相父”。諸葛亮也當仁不讓，總攬大權，重建了理想中的制度。古人一再稱贊劉備與諸葛亮是千古君臣相知的典范，看來誠不我欺。但是，因為經典君相制度本身的缺陷，諸葛亮最終回天無力，他重建的制度雖不能說人亡政息，但在一代人之后依然壽終正寢，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愈發顯示出無窮無盡的悲劇意蘊。

西晉以后，尚書徹底取代三公，成為新的宰相，但已經沒有了自行征辟官屬的權力，皇帝的新秘書機構中書省和顧問機構門下省也都獲得部分相權，宰相制度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轉變。這時宰相之權雖然被分成三塊，但因為三省之職一般都是士族充任，對皇權仍有一定的制衡力量。到隋唐時代，皇權在三百年的太平之世將士族馴化，士族喪失了最寶貴的獨立性，相權才真正進一步衰落。唐朝皇帝給官員加“參預朝政”銜，后來發展為“同中書門下三品”，有了這個頭銜的官員才有議政權，但三省長官未必有“參預朝政”的頭銜，這又將宰相的議政權（參預朝政）和監督百官執行權（三省長官）剝離，而且“參預朝政”往往同時任命多人，進一步分散其權力。到了宋代，又將原來內廷由宦官充任的樞密使一職外化為朝廷官職，樞密使領銜的樞密院成為專管軍事的機構，政事堂宰相們手中的軍事權被分給了樞密使，相權又一次下降。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索性廢除宰相，只以內閣大學士為高級顧問。雖然后來內閣大學士的權勢也逐漸增長，有時看起來像宰相，但他們只有名正言順的議政權，沒有名正言順的監督百官執行權，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宮里的皇帝、太后甚至太監都可以凌駕于他們之上。到了清朝更是連內閣都靠邊站，設立離皇帝更近、更方便皇帝專權的軍機處，軍機大臣地位更低，完全成為皇帝的傳聲筒。

綜觀君相制度演變史，可以說宰相對皇帝的制衡越來越弱，雖然偶有唐太宗與魏徵這樣的搭檔再現了部分的經典君相體制的精神（制度上則相差太遠），但從大勢上來說，經典君相體制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和消亡。后來的皇帝不但是權威來源，也成了現實政治難以避免的存在，而且在大多數時候發揮的都是消極作用，越來越成為理性行政的阻礙。近代以后，只有當權威來源從皇權轉變為民權，理性行政才能減少損耗，暢通無阻。

所以，諸葛亮可以說是經典宰相的回光返照，是經典宰相的挽歌，也是最后一位經典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