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民族—王朝回應之舉：恢復巡幸（1780—1785）

乾隆皇帝對于帝國的民族—地理應有秩序所持的假定（有人會說是浪漫與偏執的幻想），令他對金從善的諫言感到震驚和沮喪：“不料陪都（也就是盛京）根本重地，俗樸風淳，乃有如此悖逆之徒，實為意想所無。”但如果金從善事件，因其發生地（塞外）令乾隆皇帝“意想所無”的話，那徐述夔悖逆案就不能如此說了，因為它發生在江南核心地區，而江南及其居民的忠誠一直是受到質疑的。徐述夔和皇帝寵臣沈德潛是此案的共犯，只是證實了乾隆皇帝將江南視作詭計和悖逆的溫室的先入之見。

1778年11月9日，在經歷了一個多星期的思考后，乾隆皇帝公開對金從善事件做出回應。在一道長篇上諭中，他回顧了“立嫡立長之貽害”，接下來，重申：“我朝家法實為美善，我太宗、世祖圣圣相承，未豫定儲位。”接著他將由康熙皇帝依“正統”宣布立儲所導致的不幸事件，與他自己依據由乃父雍正皇帝所創立的秘密立儲原則順利即位相提并論。乾隆皇帝也透露出，他從乾隆初年以來試圖秘密挑選諸子中有能力繼承清朝大業之人的種種努力。然而，因為“朕此舉天下臣民無由共聞，未嘗無竊議朕為念戀寶位，不肯立儲”。為了消除這種錯誤認識，乾隆皇帝公開宣布1795年他八十五歲時會退位。從現在（1778年末）到那時還有十七年的時間，但不必擔憂，乾隆皇帝承諾，如果在他七旬八旬萬壽后，精力不濟或無力勤政統治，他不會像唐宣宗（847—860年在位）那樣把持權力，而會早一些退位。

在做出了公開的承諾后，乾隆皇帝現在被迫要從身體上證明（1）在高齡之年，他并無未盡職責（或身為皇帝較以前遜色）的危險；（2）他正在積極行動以保證平穩傳位。心中有了這些目標，乾隆皇帝開始了四次大規模的巡幸：1780年到江南，1781年春到五臺山，1783年秋到盛京，1784年春再次到江南。

又一次恢復巡幸，完全是對金從善上諫在政治上所附帶影響的合乎邏輯的反應。盡管金從善可能認為他只是呈遞了旨在加強王朝權力和穩定的改革規劃，但他的提議也是對巡幸和民族—王朝統治及治理的合法模式的含蓄指控。第一，金從善決定在1778年乾隆皇帝第三次巡幸滿洲故都盛京的最后行程上諫，這本身就是對于民族—王朝統治的具有象征意義的冒犯。

第二，金從善的后兩項請求——納諫和請施德——暗指這些目標還未有效地實現。乾隆皇帝立即予以駁斥：“至所稱納諫一節，朕自臨御以來，凡臣工條奏，果有益于國計民生者，無不即為采納，或下部議行，從無拒諫之事。”至于恩賜普通大眾，乾隆皇帝引述了許多賑濟的例子以及他在位四十三年期間三次普免錢糧。與這里討論更密切相關的是，他強調了最近的仁慈舉措：因此次1778年前往盛京，他蠲免了這里1779年的田賦。的確如乾隆皇帝宣稱，頻繁的巡幸“恩德之及民，不謂不厚”。金從善挑戰了這種說法，他的上諫成為最早批評支撐了乾隆皇帝多次巡幸的意識形態建構的組成部分。

第三，金從善請求另立皇后，是對乾隆皇帝盡人皆知的巡幸愛好的間接反對。乾隆皇帝第一任皇后死于1748年以及第二任皇后在1765年失寵，兩者都發生在巡幸途中，這一事實涵義豐富。僅就巡幸將皇帝和皇后置于各種形式的人身風險之中，巡幸會很容易被認為是對于帝國穩定的一種威脅。例如，孝賢皇后1748年死在濟南就是人身遭罪和傷害的一個例證。此外，一個移動的朝廷，尤其是經由江南的朝廷，引發了“一對兒”憂慮：道德頹喪與極度縱欲。這不正是乾隆皇帝與第二任皇后烏喇納拉氏反目的根源嗎？

最后，如上所述，另立皇后的問題也與合法立儲這一敏感問題密不可分。在大多數士大夫眼中，皇子的教育應該在皇宮內進行，嚴格以正統儒家經典為指導，而不是在帳篷里和馬背上，全國到處閑逛。在這個問題上，康熙皇帝的太子允礽，在他父親到處巡幸尤其是在南巡期間的放蕩，是一個反面教材。金從善認為巡幸活動不是強化清朝統治的有效手段，而是歷史上已證明了的、對最高統治者穩定和統一的一種威脅，更遑論給帝國普通大眾帶來繁榮和福祉了。簡言之，巡幸是對得體的管理官僚之道的顛覆，是對王朝穩定的威脅。故而，乾隆皇帝應該在紫禁城的宮墻內活動，這樣，人身及道德都能保全。

乾隆皇帝當然不會被震懾住，他在1780年代又一次恢復巡幸，包括他的最后兩次南巡，都是直接回應金從善對于民族—王朝統治一些基本制度和意識形態原則的挑戰。這些巡幸的時間安排可能是這一點的最明顯證據。1778年11月2日，徐述夔案和金從善事件發生僅僅一星期之后，也就是乾隆皇帝對兩者公開表態的一星期前，大學士、署兩江總督高晉（1707—1779）上奏，請求第五次南巡。 1778年11月21日，距離乾隆皇帝最終駁斥金從善不到兩星期，他“允江浙督撫等所請”，定于1780年，即他七旬萬壽之年進行第五次南巡。

考慮到乾隆皇帝于1778年宣布，七十多歲時若身體不濟就會退位，那么后兩次南巡時間的選定幾乎不可能是偶然為之。乾隆皇帝在第五次和第六次南巡時常常讓人們注意他的年齡，為的是強調他的身體能勝任統治。在為第五次南巡所寫的第一首詩的頭一句，乾隆皇帝就宣稱：“高齡遠馭慮勞辛”。乾隆皇帝表面上是解釋，乙酉年即1765年以后，“圣母春秋日高，難再奉以遠蒞”。不過，他也暗示，盡管自己已年逾古稀，但仍有精力再度南巡。除此之外，乾隆皇帝還自夸七十多歲還能騎在馬上，作為他精力充沛的一個象征。1780年乾隆皇帝抵蘇州，他“玉鞍徐控入城”，同時悵然若失，“自笑吾年亦七旬”。 1784年再次來到蘇州時，他更明確地將騎射和仁政聯系起來：

庚子南巡正七旬，

今來有四度芳春。

維舟策騎仍康健，

露冕觀民益切親。

乾隆皇帝年歲日增，這一問題當然是與敏感的立儲問題——這是金從善1778年上諫的關鍵——關系密切。毫不為怪，1784年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南巡，從最開始就有意識地作為教誨乾隆皇帝的潛在繼承者即皇子們的民族—王朝統治固有“家法”的入門指南。最后一次南巡，乾隆皇帝一離開北京，就寫了一首詩，其中說：“攜子更殷身示度”，在詩注中他進一步闡釋：“命皇子等隨往觀看，沿途水陸扈從人等約束整齊，迎鑾士庶忻戴至誠。”通過此，皇子們要認識到“必如此后可言省方問俗”。更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宣稱：“若不能，不如罷巡幸之舉，不啻耳提面命矣。”從這一角度看，真正的巡幸不是一套禮儀規定，甚或一種行政溝通的機制，而是皇帝行動主義和鮮活的民族—王朝原則的合乎邏輯的結果，這引發大眾的敬畏和愛戴（合法性）。抵達杭州后，乾隆皇帝重申這一點，在此他寫下了《南巡記》：

為君者一二日萬幾，胥待躬親臨勘而后剔其弊，日不暇給焉。……茲六度之巡，攜諸皇子以來，俾視予躬之如何無欲也，視扈蹕諸臣以至仆役之如何守法也，視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也，視各省民人之如何瞻覲親近也。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

很顯然，乾隆皇帝所認為的真正稱得上巡幸的標準是很高的。

更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視為真正巡幸試金石的行動主義、紀律、秩序的這些標準，被認為是源自軍事領域，而這是征服者精英的專屬。民族—王朝例外主義這一有著軍事意蘊的理據，解釋了乾隆皇帝為什么堅持將巡幸和前線戰事相提并論：“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而西師之事，更不必言矣。”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騎射在乾隆皇帝的巡幸中一直是重要內容（見第四章），甚至是在1780年代也是如此。例如，在1781年2—3月西巡山西時，乾隆皇帝回憶了自己的經歷，如：“丁丑（1757），于大西門外，親御弧矢，集侍臣較射”。“猶憶壬寅年（1722），侍皇祖于永安莽喀行圍，有承命射熊事”，這些回憶提供了乾隆皇帝“命皇子、皇孫及曾孫等，隨圍習勞以示無忘家法”的動力所在。第三章已討論過，“隨圍”不僅指每年木蘭秋狝，而且指所有的巡幸活動，其間皇帝定期閱視皇子射箭。

于乾隆皇帝而言，騎馬依然是一種象征手段，不但向皇子傳達他們民族—王朝祖傳遺產的具體涵義，也是證明他是矍鑠、精力充沛的七旬之人。1784年，渡過長江后，乾隆皇帝寫道：“古稀露冕尚鳴鞭。”當然，在這遣字措詞中，乾隆皇帝的意圖以及他行動的最后結果是完全相同的：“為洽民情瞻比肩”。然而，從詩作判斷，乾隆皇帝有意將他騎馬經過鎮江府作為清朝統治之下南方與北方統一的象征：“天塹長江南北界，一家今可此言捐。”通過1780年代恢復巡幸，包括他最后兩次南巡，乾隆皇帝尋求教育皇子們有關家產制繼承的地理疆界以及保持它們的適宜手段。在這一點上，巡幸的做法不僅是乾隆皇帝為清朝立儲做法辯護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對家產制特權的嵌入了民族意義的（再）申張。對于乾隆皇帝而言，勤勉和紀律整肅的美德畢竟乃民族所特有，這一點是乾隆皇帝通過與宋朝進行歷史比較予以闡明的。

將長江理解為天然的防線即“天塹”，這里指的是南宋王朝。1780年在杭州時，乾隆皇帝寫下了《西湖詠南宋詩》，開頭部分說：

內湖外湖活畫披，

南山北山明鏡里。

開封失守遷以居，

棄置中原如弗視。

長江為塹姑恃防，

處堂燕雀聊堪比。

北宋都城開封（也就是汴京）1127年遭女真人的金朝攻陷，宋朝廷撤至杭州。至少在乾隆皇帝的詩中，這里是繁榮南方的奢華之地：

偏安民物值富饒，

君臣胥忘臥薪矣。

朝歌夜弦詡升平，

春游秋賞窮奢靡。

乾隆皇帝將南宋君臣對于“湖山一時之幸”，視作其不幸之源：“然其不幸應在是。”他特別指出，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孝宗（1163—1189年在位）恭奉乃父即南宋第一位皇帝也就是太上皇高宗（1127—1162年在位）在杭州近郊“景園七十八十”游玩，都是打著盡孝的名義。

在乾隆皇帝看來，這是自欺的做法，他1783年年初至年中所寫的《宋孝宗論》對此有詳細闡釋。南宋前三位皇帝及他們所聲稱的孝道構成了這篇御制文的主題。文章一開始就重述人們普遍所認為的孝宗對乃父極為孝順，而孝宗的繼任者——南宋第三位皇帝光宗（1190—1194年在位）——則極端不孝。人們普遍接受的這一認識成為乾隆皇帝的出發點，反思皇帝們，尤其是在巡幸中應用的孝道原則：“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必當思及祖宗，不失其業”。而宋朝的情況卻是：

茲南渡之宋，祖宗之業已失其半，不思復中原，報國恥，而區區養志承歡之小節，斯可謂之孝乎？

正如表面上行孝的孝宗皇帝所做的那樣，這些“小節”包括了“娛親”。然而，在乾隆皇帝看來，這種小節并不反映孝道，實際上是以此為名，“私以行樂”。乾隆皇帝認為，孝宗并不像他的廟號能使我們相信的那樣行孝。不幸的是，“稗官小乘乃謂臨安士庶皆興于孝，何其見之小哉！”乾隆皇帝當然并不希望諸皇子被此等目光短淺的觀點所玷污，尤其是當考慮他們自己的家產制職責和巡幸的目的時，他如是宣稱：

今歲（1783）秋將攜諸皇子往盛京，明年春南巡亦必至西湖，命于兩處各立碑志之，以示天下之孝當以不失祖業為重，而承歡養志，固不在游山玩景之小節也。

如此一來，這就完全否定了三十多年前乾隆皇帝為第一次南巡辯護最初也是最突出的理由：“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賞。”在金從善上諫、徐述夔悖逆案之后，在有關皇帝放蕩的謠言猖獗之時，乾隆皇帝明確聲明觀光是孝道的一種虛偽表達，是漢族皇帝和精英的一種小節，無可置疑是一種“私以行樂”的危險標志。這是對民族—王朝的堂皇標準所做的修正。

1784年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南巡乾隆皇帝在杭州期間，寫了一組關于西湖的詩，共十首，第二首《柳浪聞鶯》寫道：

南渡宋家忘北金，

相于絲管樂春深。

新鶯百轉非無意，

河北由來有故林。

乾隆皇帝提到女真人的金朝——人們公認的滿洲部落聯盟的祖先，是它迫使宋朝廷撤至長江以南，這其中的民族涵義，不論對于皇子還是有學識的漢族精英都不會不知。乾隆皇帝在此實際上建構了滿洲人強大而漢人衰微的系譜，這能上溯至十二世紀，甚至可能更早。然而，在乾隆皇帝的思想框架內，金、宋時運如此不同，不是歷史環境的產物，而是民族身份的產物。數月前的1784年的陰歷新年，就在最后一次南巡前不久，乾隆皇帝對于宋朝的批評，又進一步上溯，將北宋的第三位皇帝真宗（998—1022年在位）包括在內。如果說乾隆皇帝批評宋孝宗，是因為后者曲解了巡幸的真正意圖和目的，那么他找宋真宗的缺點，則是因為他“惟以深居禁掖為安，并無省方觀民之念也”。乾隆皇帝在這里的總結有明顯的錯誤，因為宋真宗也試圖巡幸（見第一章）。但是乾隆皇帝隱瞞不利于自己的史實，只是為了服務于意識形態所需，將愛新覺羅（也就是滿洲人的象征）家族的“王朝規制”所體現出的勤勉和行動主義這些積極的特性，與宋朝（也就是漢人的典范）君主所展示出的縱情閑逸相提并論。巡幸成了有軍事變化形式的滿人剛毅和紀律的象征，而滿人剛毅和紀律保證了北方和南方領土的統一。在這一問題上，乾隆皇帝完全蔑視宋朝統治者，他們所謂的未能進行適當的巡幸反映他們缺少勤勉與紀律，而這則是源于民族的不尚武力。1780年和1784年最后兩次南巡經過杭州時，乾隆皇帝在兩首同為《御教場口號》的詩中用文字嘲笑南宋朝廷未能有效地展示武力：

空說南朝詰武揚，

戎裝教習逮紅裝。

本無恢復中原志，

留此真成是教場。

趙氏江山已失半，

南朝習武尚臨安。

重佁更舉孫吳事，（原注：《西湖志》載：御教場，又名女教場，是南宋六宮演武之地。）

真是不值一噱看。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乾隆皇帝在這最后一點上用了許多筆墨。很顯然，他不希望他的皇子們忘掉宋朝這些未能保住的帝國遺產、應引以為戒的故事。

通過詩作的媒介作用，乾隆皇帝也有效地反對了任何關于他前往西湖是為了游樂的看法。盡管最終的目的地，表面上與南宋（漢人）皇帝的出游相同，但乾隆南巡被認為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因為它們只是由清朝開創者最早實行的在疆土上更為全面巡幸體系的一部分（見第二章）。簡言之，它們是與漢人有著重疊但最終不等同于漢人做法的民族—王朝傳統的一部分。在此意義上，巡幸被想象為更具戰爭行動和狩獵紀律而不是漢族士人觀光的特征。

1785年以降，乾隆皇帝反復聲言自己身體健康，頭腦機敏，這只不過是他借最后兩次南巡進行的意識形態說教。同樣也可以說這是清廷對于南宋第一位皇帝即高宗（上面討論過）的貶低，康無為在三十多年前已指出：

宋高宗，絕非應效仿的榜樣，乃怯懦、愚笨之徒，置軍國大事于不問（很顯然這暗指不收復北方），不獨無以對天，并無以對子（即宋孝宗）。（通過禪位）他放棄了權力，也放棄了責任。乾隆皇帝不欲如此行事。

我們很清楚地認識到，乾隆皇帝堅決拒絕過早地放棄皇位，這不僅是乾隆皇帝自己性格在起作用，而且顯而易見，也是清朝民族—王朝的意識形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