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對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蝕（1765—1778）

?

1760和1770年代，越來越多的帝國臣民認識到，乾隆皇帝各種各樣民族—王朝美德的表白，只不過是意識形態的自負罷了。尤其是圍繞著烏喇納拉皇后（1718—1766）的宮廷紛擾局面，揭穿了乾隆皇帝在1750和1760年代他頭四次南巡中的虛偽說法：他明確、反復說，不是為了享受，而是為了追求孝道、勤政、仁慈的美德。在這方面，烏喇納拉皇后的個案可以揭示如下問題，即為什么在間隔十年之后，乾隆皇帝在1780年代開始他的后兩次南巡。

烏喇納拉皇后的地位上升與亡故

烏喇納拉皇后是滿洲正黃旗人，佐領那爾布之女。1737年她20歲時入宮，封嫻妃，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母親的賞識，1745年晉升嫻貴妃。當孝賢純皇后富察氏（1712—1748）在1748年第一次東巡山東路途上因瘧疾引起發燒不幸去世，乾隆皇帝的母親——孝圣憲皇后——選擇嫻貴妃主持宮中事務。然而，乾隆皇帝依然沉浸在失去富察氏的悲痛中，不愿意立烏喇納拉氏為第二任皇后，但他也難違母親的意愿，作為折中，他立烏喇納拉氏為皇貴妃。兩年后的1750年，在母親和高級官員不斷施壓下，乾隆皇帝最終冊封烏喇納拉氏為皇后。

乾隆皇帝和新皇后的婚姻生活動蕩不寧，部分由于乾隆皇帝對第一任皇后感情深厚（他們一起長大），也因為烏喇納拉氏有主見，個性強。郭成康認為，乾隆皇帝和烏喇納拉氏享受了五六年相對幸福的時光。但從1755年前后開始兩人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乾隆皇帝移情別處，烏喇納拉氏對丈夫的冷漠越發不滿（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內宮也日益與人隔絕。 1765年第四次南巡時，矛盾終于爆發。

烏喇納拉皇后陪乾隆皇帝多次出巡，包括最早的幾次南巡，因此她出現在1765年皇帝扈從隊伍中，實屬正常。第四次南巡開始的階段也十分正常。當經由山東省時，如同前三次南巡所做的一樣，乾隆皇帝避免停留并進入濟南城。他在《四依皇祖過濟南韻》一詩中解釋緣由：

四度南巡不入城，

恐防一日不悲生。

春三月昔分偏劇，

十七年過恨未平。

濟南城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孝賢純皇后得病并最終去世的地方。十七年過去了，很顯然，或至少是在眾人面前，乾隆皇帝依然未從這一突然離別的震驚和哀傷中恢復。對于我們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他的人性情感表達可能加速了他與皇后烏喇納拉氏已有的緊張關系，這造成了后來意料不到的變故。

1765年3月27日，皇帝一行抵達杭州。11天后的4月7日，乾隆皇帝突然下令額駙福隆安（1743—1784）以超出規定的速度扈送烏喇納拉皇后提前返京。這極不尋常，在整個帝國掀起了軒然大波——下面將作詳細介紹。兩個月后，皇帝一行于1765年6月初返回北京，乾隆皇帝公開了他罷黜第二任皇后的意愿。然而，大臣們強烈反對，迫使他罷手，至少當時是這樣。同時，乾隆皇帝秘密取消了給予皇后的所有賞賜，減少了她的服侍人員。他實際上取消了烏喇納拉氏大部分的宮中特權，盡管為了門面，保留了她的正式名號。

一年多后的1766年8月19日，烏喇納拉氏突然亡故，時年49歲，還算年輕，六天之前離開京師的乾隆皇帝聞知了消息，決定繼續進行每年的木蘭秋狝，沒有依據禮儀規定，返回京師。乾隆皇帝同意他第二任去世的皇后“存其名號，已為格外優容”；乾隆皇帝不讓她完全依皇后的規格下葬，這最終表明了他的不悅。乾隆皇帝固持并成功地降低了烏喇納拉氏的喪儀規格，這只能在朝廷激起更大的爭議。他在1766年8月20日的上諭中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皇后自冊立以來，尚無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歡洽慶之時，皇后性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盡孝道。比至杭州，則舉動尤乖正理，跡類瘋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宮調攝。經今一載余，病勢日劇，遂爾奄逝。此實皇后福分淺薄，不能仰承圣母慈眷，長受朕恩禮所致。

烏喇納拉皇后“性忽改?！辈⒆罱K失寵，乾隆皇帝的這一解釋，實際上是婉轉的說法，意在堵住公眾之口。正因如此，為人們留下了想象的空間。從乾隆皇帝遣送烏喇納拉氏回京之時起，就有了許多到底發生了什么以及為什么的猜測。

謠言、傳聞及民眾對于烏喇納拉皇后事件的認識

據京內外有關此事的傳聞，當皇帝一行還在杭州時，烏喇納拉氏顯然已經以某種方式觸犯了乾隆皇帝，接著她聲淚俱下，向皇太后申訴。據謠言所說，發狂的皇后請求同意她出家為尼，當皇太后拒絕時，烏喇納拉氏出其不意從袖中抽出一把剪刀，割下了自己的辮發，以示決意反抗。剪去辮發不僅是出家的前提，而且是對滿洲習俗的破壞。

這些是流言蜚語，是令人感興趣的東西。烏喇納拉氏出人意料地提前返京，既支持又被加入到了其他許多對于南巡的流行記述之中，許多主題都是有關乾隆皇帝放蕩行為的。其中一些說，當乾隆皇帝經過江南各地時，常常在行宮或是御舟上召妓，尋歡作樂。有的記述了乾隆皇帝如何傳當地的一群美女來他的臨時住所，在夜間縱酒尋歡。有時，像這些情色故事所講，乾隆皇帝會乘船到杭州西湖，這樣娼妓們可以侍奉他歌舞，等等。這些異常出軌的行為據說一直持續到凌晨，而乾隆皇帝也不返回規定的住處，也就是人們所認為的烏喇納拉氏那里?？梢哉f，乾隆皇帝與烏喇納拉氏反目，至少在民眾的想象中，是乾隆皇帝私生活放蕩和對婚姻不忠的結果。

還有一個有關銀妃的故事，不太聳人聽聞，但流傳更廣。據說，銀妃是山東青州人，小名喚珠兒。她的父親是個監生，頗有文采，在珠兒兩歲時就死了。因貧窮，母親將珠兒交人撫養，給了同鄉黃姓望族。若干年后，珠兒出落成為遠近聞名的美人，當乾隆皇帝某次南巡（沒說具體哪一次）經過山東時，她的聲名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圣駕一返回京師，乾隆皇帝就下令山東巡撫，將黃某和珠兒送往京城，納珠兒入了后宮。此前黃某已拒絕了所有向自己養女的求婚者，這次答應了乾隆皇帝的要求，他得到了豐厚的賞賜。后來，有一次——時間又不確定，黃某前往京師，通過賄賂進入紫禁城的后宮，為的是看一看這時已是銀妃的珠兒。乾隆皇帝發現了進入者，問他是誰。黃某在皇帝面前惶恐無語。這時有太監認出了他是銀妃的父親，乾隆皇帝即刻令黃某返回山東。黃某一到家，發現房屋已翻新，面積大增，并且已獲賞賜一大塊最好的土地，地方文武官員都到他的家里致敬。至此，像故事所說，黃家已經成了地方名流。這一傳奇故事的名字叫“銀妃”，也就是“財富之妃”的意思。至于銀妃，她開始受皇帝恩寵，但后來漸遭冷遇，令妃、香妃（維吾爾血統）蓋過了她的風頭。這一故事圍繞兩個主題展開。第一，普通人可能由于他們與進入后宮成為妃嬪的年輕女性的關系而在物質上獲利。第二，年輕的女性她們自己只能聽從皇帝變幻無常的欲望擺布。

這些傳奇，只要它們只是流言蜚語，人們覺得有趣，悄悄口耳相傳，政治上本無傷大雅?？墒?，這樣的大眾認識也可能作為存儲庫，孵化器，或是跳板，借此可以孳生更為嚴重和更具顛覆性的批評。這恰恰發生在1776年夏天，時在烏喇納拉皇后死后的第10個年頭。

嚴 案，1776年8月

1776年8月30日，44歲的前書吏嚴譄（生于1732年）將一長篇奏折投到在京的大學士舒赫德家里。這份奏折是寫給乾隆皇帝的，其中嚴譄決意要為烏喇納拉皇后恢復聲譽：

納皇后賢美節烈，多蒙寵愛，見皇上年過五旬，國事紛繁，若仍如前寵幸恐非善養圣體，是以故加挺觸輕生。

據嚴譄自己供認，他特意使用“挺觸輕生”一詞，來描述烏喇納拉皇后的節烈。嚴譄也暗示：“賢美”的皇后一定程度上拒絕乾隆皇帝的“寵幸”是對于“圣體”即皇帝身體的關心。當然，任何人拒絕皇帝的“寵幸”都是極其危險的。

嚴譄使用這些字眼，意欲表達民眾長期存在并廣泛傳播、對于乾隆皇帝與第二任皇后間內在的兩性緊張關系的認識。如果說皇后拒絕皇帝的求愛是危險的，那么嚴譄對于她被玷污榮譽的辯護也是危險的。嚴譄觀點的詆毀和破壞性是明擺的：烏喇納拉皇后舉止剛正，但卻成了恣意淫逸并置急切政務于不顧的不負責任的皇帝的犧牲品。下面會看到，嚴譄的抗議既利用同時也反映了民眾對于烏喇納拉皇后之死的看法。嚴譄的批評可能是事關漢族精英努力提出皇位合法傳承等更廣范圍問題的一部分，為的是反對和珅這位冉冉上升的明星，這還需要通過將來的進一來研究加以證實。

舒赫德很快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立即抓捕嚴譄，上報皇帝。正在木蘭圍場、準備每年一次木蘭秋狝的乾隆皇帝，見到舒赫德報告，極為惱怒，秘密下令心腹大臣進一步審問?；实塾葹楣饣鸬氖敲舾行畔⑺坪踉陔S意流動：像嚴譄這樣一個“微賤莠民”，何由知宮闈之事？的確，像他這樣身份的人是如何知道有一位皇后姓烏喇納拉氏的呢？

隨著進一步的訊問（無疑動用了更為嚴厲的手段），嚴譄承認“納拉氏之姓，我二十年前在都察院當書辦時就曉得的”。當進一步逼問時，嚴譄告訴承審人員：

我自二十五年（1760）役滿回籍（山西高平）后，三十一二年間在本籍即聞皇上南巡路上有皇后得了不是先行回京之事，及三十三年我到京師聽見皇后已故并未頒詔，又有御史將禮部參奏當即發遣。

嚴譄口供的全部原檔記錄，提示了更多細節：

三十年（1765）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時在山西本籍，聞得有此事，人家都說皇上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納皇后不依，因此挺觸，將頭發剪去。這個話說的人很多，如今事隔十來年，我那里記得是誰說的呢？

從嚴譄最后的口供看，有關這些事件的消息傳播相當迅速，以至傳到了嚴譄的家鄉山西高平這樣的帝國邊遠角落。很顯然，1765年人們街談巷議的是乾隆皇帝“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盡管嚴譄沒有公開這樣說，但“這個話說的人很多”這一事實，必然給民眾關于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間的放蕩增添了一些可信度。帝國的臣民只需發揮一點想象力就可以得出結論：這種肆無忌憚只能加深烏喇納拉皇后受冷遇及憤恨之情，最后促成了她1765年在杭州與皇帝的爭論。

不論對錯，對此事的這種流行看法，富有民族意義。在十八世紀，從漢族平民中納妃，嚴格說來是違背清宮旨在保證民族的純潔和最高統治者權力的規定的。因此，皇帝后妃以及宮中女人的社會背景是極敏感的問題，是受高度保護的國家秘密。因此，乾隆皇帝對于嚴譄甚至知道皇后烏喇納拉的姓氏感到震驚。在這種背景下，嚴譄的供詞“人家都說皇上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就更不同尋常，極具沖擊力。這預示著，乾隆皇帝涉嫌追求漢族美女直接造成了他疏遠第二任滿洲人皇后，而這將皇帝系譜的穩定和民族的純正置于危險的境地。

清朝檔案中有著無可質疑的證據，表明乾隆皇帝在他第二次和第四次南巡中，確實將兩個漢族女子納入了后宮。第一位來自揚州，是明貴人陳氏；第二位來自蘇州，是陸常在陸氏。將第二位江南美人納入乾隆后宮，可能引發了1765年乾隆皇帝與烏喇納拉皇后的爭吵。至少，這會進一步證實普遍所認為的皇帝南巡只是為了尋歡、縱欲，而正如我們在第七章所見，這是乾隆皇帝盡最大可能予以反對的。然而，民眾言說的真實性，在這里不是最重要的。謠言在政治上的潛在力量和歷史意義，源自它們在民眾想象中的可信性以及它們持續地在街頭巷尾流傳，而不是源于它們有待于正式被證明為事實。

到了1776年（也可能更早），乾隆皇帝完全認識到了他進行南巡背后動機的誹謗性言論。這些民眾謠言，如果不加抑制，任其流傳，可能會成為政治大動蕩的發酵劑。正如事實所證明的那樣，嚴譄事件只是兩年后的1778年末接踵而至、更多的大眾流言蜚語以及反抗的兇兆。

陳濟案，1778年8月

1778年8月20日，額駙、總管內務府大臣福隆安上奏，一個叫陳濟的普通百姓來到北京，自稱是明貴人——秘密來自揚州的乾隆皇帝的漢人妃子——的兄長。因為生活困難，自稱“國舅”的陳濟要求官府給他份差事。陳濟可能是從上面所討論過、廣泛流傳的銀妃傳說中得到了啟發。

撇開事情真相不論，乾隆皇帝在1778年8月31日對這一請求的反應，著實令人好奇，從中可看出些端倪來。與兩年前發生的嚴譄案不同——嚴譄很快就被捕，接著遭到徹底訊問，乾隆皇帝對待陳濟則仁慈得多。乾隆皇帝令福隆安，“留京賞給差使安插，不許在外生事”。此外，還令兩淮鹽政伊齡阿、揚州關監督寅著核對陳濟在揚州的家人，若有的話就送往北京。不過，乾隆皇帝用的是迎合語氣：“伊（陳濟）既以留京，家屬不便仍居原籍?！睋环菝苷鄣挠浭隹芍?，乾隆皇帝輕微責備陳濟及家人，對于宮中規矩的無知：

朕于宮眷等親屬管束極嚴，從不容其在外滋事?？忠恋炔恢旓?，妄欲以國戚自居，則大不可。凡妃嬪之家尚不得稱為戚畹，即實系后族，朕亦不肯稍為假借，況此輩乎？

乾隆皇帝接著話鋒一轉，語調變得緩和，欲平和地解決這一問題，尤其是對于明貴人的兄長：

再據陳濟稱，尚有伊兄在揚關管事?！鴤髦I伊齡阿，如陳濟之兄在揚尚屬安靜，不妨仍令其在關管事，如有不安本分借端生事之處，即當退其管關，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得稍為姑容，致令在外生事。

乾隆皇帝處理陳濟及其家人相當寬容的態度，等于是默許了應該考慮陳濟最初（盡管仍然是不合適）的求助。利用與明貴人的關系，陳家人在宮廷似乎有了一點點說話分量。

但事情并沒有結束，在同一諭旨中，乾隆皇帝的容忍語調逐漸變成了防備：

至四十五年（1780）朕巡幸江浙，不可令此等人沿途接駕，混行乞恩。又陸常在系蘇州籍貫，其有無親屬人等，亦當詳悉查明，嚴加管束，四十五年南巡時亦不可令其接駕乞恩。

這是整個事件的關鍵所在。在嚴譄案之后——它就在兩年前爆發，乾隆皇帝不只視陳濟的行為僅僅是破壞了宮中的規矩。陳濟代表著普通的漢人，通過聲稱是乾隆大家庭（家產制網絡）的成員，追求一己私利。陳濟逐字地采用了官方的格言“滿漢一家”，威脅要揭露乾隆皇帝一個妃子的民族身份，如此就揭穿了清朝所自負的民族—王朝統治中最根本意識形態之一：皇室的民族純正這一謊言。而且，陳濟的行動和要求，威脅到了將證實乾隆皇帝在江南時的非法及與漢族女人隱秘關系的民眾謠言，而這在嚴譄案中已有表露。我們只能想象，乾隆皇帝考慮這種看法在整個帝國傳播時所感到的恐慌。就此而論，他對于陳家的寬容完全可以理解，畢竟，僅僅是陳濟故事的流傳，不必說得到了證實，本就可以顛覆乾隆皇帝在他南巡中所做姿態的可信度。

從不可信的（民眾）謠言到可信的（精英）輿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普通百姓會對也是人的皇帝的作為——由欲望、性欲、嫉妒所驅使——有興趣，不是因為他們胸懷惡毒或顛覆性政治企圖，而是在于他們只是感覺乏味，想找樂子，或僅僅在于他們通過用更為熟悉的普通人的感受和動機，來尋求理解權力以及有權勢的人。甚至是受過很好教育的漢族精英似乎也對十八世紀中晚期的道德說教、墨守成規、毫無激情表示不滿。一些十八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士大夫對大眾文化和多愁善感的表達興趣大增，就反映了這一點。例如杰出詩人袁枚認為，不論好壞，“人類社會的根本驅動力與其說是圣賢的利他，勿寧說是食色的欲望”?！笆耸兰o最偉大的哲學家”戴震認為，僅當統治者“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圣治將會實現。甚至是紀昀，這位欽定《四庫全書》的總纂，以及他的朋友圈，其中包括一些帝國最有權勢的官員，他們的愜意之事是：出版鬼怪故事和奇聞軼事的著述，沉浸在“超自然和塵世”的幻想之中。

這些學識淵博和廣受尊敬的社會成員，所展現出的對于“下里巴人”文化的同情和表達，可能引起了朝廷的一定關注。這里，問題不必是高級官員們的忠誠或是他們對于大眾文化的興趣本身，而是它侵蝕了管制可信的精英輿論和不可信的大眾謠言這兩個領域間界線的能力。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袁枚、戴震或是紀昀及朋友等，將他們的吹毛求疵的聰明運用到大眾的謠言和傳聞領域中去的可能性。大眾的講述可能導致政治危害，在適當環境之下為適當的人所運用，大眾認識能夠被發動起來，服務于更為明確的政治目的。在這一點上，1776年的嚴譄案和1778年的陳濟案令人越發警覺，僅僅是因為它們可能會揭露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間與漢人妃嬪的秘密聯系，如此一來，就會使大眾相信——因為精英認為是真實的——有關皇帝的不可靠（因為未被核實）的放蕩傳聞。

因此，令大眾興奮的故事的廣泛傳播，在1770年代的環境中，就成為了很大的問題。當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深信關于君主的普普通通甚至是貶損的描述時，君主道德的權威以及合法性就會遭到質疑。君主人性化到一定的程度，至關重要的光環就被剝去了。乾隆皇帝的職責，畢竟不是讓自己看起來只是壽命有期，容易犯錯，充斥著人性弱點，他要成為超人，成為有著英雄色彩的智慧和道德的完人。朝廷禮節和儀式就是要將皇帝建構成一個極神圣的“模范中的模范”——受人崇敬的帝國引路人。對于大眾謠言，不加抑制任其流傳，其暗諷可以剝去皇帝的神圣性，這反過來，可能給頗令人尊敬、心有抱負的，但仍然相當邊緣和被疏而遠之的政體中的“中等”人士壯膽，發表意見和批評。

1776至1778年間，乾隆皇帝感覺到疾風暴雨正在醞釀。他最可怕的夢魘似乎即將變成現實：不可信和無事實根據的大眾謠言正瀕于被證實的邊緣。1778年10月，就在他處理陳濟事件的兩個月后，在可信的精英輿論圈子內，發生了徐述夔和金從善案，乾隆皇帝面臨著全面的民族—王朝合法性危機。

徐述夔悖逆案，1778年10月16日—1779年1月14日

徐述夔，江蘇東臺縣人，是位高產且受人尊敬的詩人， 1778年10月，這時他早已去世多年，只是他不會在墳墓中待很長時間了。乾隆皇帝被死人的著述折磨著，可以說是歷史的絕妙諷刺。富路德指出，“人們關于徐述夔的生平所知甚少，這歸因于1778年以后，朝廷系統地抹去了對于他的記憶”。事實上，我們知道徐述夔主要歸因于在這位詩人家鄉生監之間的沖突。

徐食田是徐述夔之孫，1778年春他卷入與東海當地監生蔡嘉樹的土地糾紛。為贏得主動，蔡威脅要向官府報告徐述夔的叛逆。蔡引用過徐食田祖父徐述夔的詩集《一柱樓詩》（約1763年），聲稱其中包含污蔑清朝的詩作。1778年5月，為了先發制人，徐食田親自將祖父的詩集及刻板呈交給東海知縣涂躍龍（卒于1798年），徐知縣又將此呈送上司。此案在布政使陶易（卒于1778年）處擱置了數月，直至1778年8月學政劉墉（1720—1805）接手。又過了數月，案情經由京官，最后抵達朝廷。乾隆皇帝最初是在1778年10月26日知道此案，當時他要求大臣議覆。官方對于徐述夔的調查審理持續了兩個半月多的時間，1779年1月14日結案。

結果，徐述夔在死后被判定犯有文字悖逆之罪。其子徐懷祖因印制并傳播乃父的詩作也受到牽連，下面對此有詳述。最后，徐述夔之孫徐食田被指控“賄囑”當地官員以保全自己。進一步調查展示，徐食田先前就唆使當地官員，說他早已自愿將乃祖的作品上繳，地方官員也同意照此做，以轉移對他們沒有盡力追查此案的指控。所有三人——父親、兒子、孫子——都被處以極刑。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乾隆皇帝下令，依律當眾剖棺戮尸。

官府處置徐氏三代人，部分是由于在徐述夔《一柱樓詩》中找到的一些詩，其中一首包括：

明朝期振翮，

一舉去清都。

這兩句詩的意思是：明天早晨扇動翅膀，一下就到了天庭。但問題是，它們也可以解釋成悖逆影射的意思：“盼望著明朝的振興，一舉推毀清朝都城?！绷硪皇自娫疲?/p>

大明天子重相見，

且把壺兒擱半邊。

東臺知縣涂躍龍，是第一個處理徐食田問題的，為了自己的私利，要轉移人們對他審案失職的關注，因此，他堅持認為“壺兒”不是“胡兒”，兩者只是同音罷了。這一同音就可能帶來另一種解讀，而且更為悖逆：

大明天子重相見，

且把胡兒擱半邊。

用文字上的花招進行指控相當薄弱無力；然而，當爬梳徐述夔的大量著述，出現了更多的對徐氏極不利的證據，官府找出了他引述呂留良（1629—1283）的著作。呂留良是十七世紀受人崇敬的學者，浙江人，他的反滿觀點直到聲名狼藉、極具轟動性的曾靜悖逆案（1728—1732）發生才大白于天下。 1732年，雍正皇帝處置了已不在人世的呂留良，而對曾靜（1679—1736）寬大處理，留他一條性命。然而，1735年11月，乾隆皇帝在即位僅六個星期后，就重提此案，完全改變了乃父的處置。乾隆皇帝的動機，與乃父不同，是要從人間清除像曾靜及同黨這樣“大逆不道”之人。他抓捕仍在湖南居住的曾靜及家人，1736年1月31日下令，除十六歲以下男子以及一些女人外，全都處死。許多學者認為乾隆皇帝初政較雍正皇帝的為“寬”，然而，當懷有民族情緒向滿洲人的合法性發起挑戰時，不論是想像的還是真的如此，乾隆皇帝對此都絕不手軟。1778年10月徐述夔案也不例外。

盡管官方報告徐述夔所有包含冒犯性的著述都已銷毀，但乾隆皇帝依然多疑，有些可能脫逃文網繼續秘密地流傳。因此，他向各省官員下發徐述夔被禁的著作清單，要求他們密切關注。所有抄沒的書籍和刻板要解京銷毀。

最終，許多因閱看徐述夔著作而未能認出或上報它們悖逆內容者受到牽連。究竟哪些人在官府人頭落地，不關乎我們這里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那些士人——不論人物大與小，至少在乾隆皇帝看來，他們似乎積極地贊同徐述夔和他的觀點。第一個因與被指控悖逆的徐述夔有關系而遭殃的是廩生毛澄。在1767年前往西北邊疆之前，毛澄為徐述夔《一柱樓詩》作跋。十多后的1778年他被抓，因這一輕率舉動被處死。然而，毛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最令乾隆皇帝沮喪者，莫過于沈德潛，這位有影響的蘇州詩人也是皇帝曾經的寵臣，因與徐述夔有關系而犯下了同等罪行（見第六章）。有必要再講一次，1760年代徐懷祖找到沈德潛，請求為乃父作傳。沈德潛答應了。沈德潛與徐述夔的關系，與在第六章所討論的他在積極活動，擴大影響，以及對于忠于明朝的表達在時間上是同步的。1778年12月，隨著徐述夔悖逆案調查的展開，官府發現，沈德潛曾在1760年為徐述夔作傳。沈德潛的命運與徐述夔相同：剖棺戮尸。

從乾隆皇帝最后關于徐述夔案諭旨的長度以及語氣看，他被這些所揭露出來的東西強烈地震懾住了。1779年1月14日，他仍舊處于一種震驚和拒絕接受的狀態，他對此的不相信，甚至今天還能感覺到：“至其詩內懷想勝朝之語，無非借以為名，不可信以為實?！鼻』实郾磉_了他的看法，列舉了在明代第一位和第三位皇帝——洪武和永樂兩朝時百姓所遭受的各種苦難，“此皆見于史冊者”。

毫不為奇的是，乾隆皇帝將當朝的形勢與明朝進行比較。他聲言，他及先人始終“愛養百姓”，饑荒時予以賑濟，蠲免賦稅及拖欠?！靶∶窬哂刑炝?，豈有不知感戴？轉屬念于前朝，全無思德及民者之理？”最后，乾隆皇帝將憤怒不是發泄在普通百姓身上，而是為他們自己的失落和失敗尋找借口的“讀書失志之徒”身上——他們“遂托言懷想前朝，以為萬一敗露，猶可借以立名”。

即便如此，乾隆皇帝仍然無能力全面理解“此等鬼蜮伎倆”是如何“匿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乾隆皇帝的結論只是：“若無知者，以此輩為真有追懷故國之思，轉為若輩所愚矣?！边@里我們應該認識到，乾隆皇帝尤其是因自己沒有看清楚曾經的寵臣沈德潛的政治忠誠而心神極度不寧。當乾隆皇帝努力平息徐述夔悖逆案時，他也要與金從善的公開批評做斗爭。

金從善的上諫，1778年10月28日—11月9日

1778年10月28日，就在乾隆皇帝獲知徐述夔案的兩天后，一位名叫金從善的生員大膽攔圣駕，當時皇帝一行正從盛京返回京師經過奉天府（在今天的遼寧?。?。金從善上諫的轟動性怎么評論都不為過。它與徐述夔悖逆案同時發生只能是加強了其沖擊力。

金從善既不是陳濟那樣的無知百姓，也非做過書吏、“卑劣不忠”的嚴譄可比，他科名在身，是得到更多尊敬的下層紳士。這可能部分解釋了乾隆皇帝對此異常憤怒的原因所在。他嚴斥金從善“狂誕悖逆，為從來所未有”，三日后下令將這位有抱負的學者凌遲處死。

巡幸路上貿然上諫是非法之舉，依律要予以懲處；然而，如果我們視處死金從善只是司法問題，那將會遺漏重要的方面，因為這種行為通常是判流放邊疆地區的軍臺或屯田，而不是處死。換言之，沒有任何法條規定金從善因沖撞圣駕而必須付出生命代價。最后一點，乾隆皇帝的嚴厲處置，不僅要因為金從善在大庭廣眾之下的上諫行為，而且也因為請愿的特別內容、金從善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此事發生的歷史環境。簡言之，事情發生的背景至關重要；繼嚴譄、陳濟、徐述夔案之后，乾隆皇帝很可能視金從善的上諫乃更大的陰謀的組成部分。

金從善書面諫言包括四項請求，所有的都暗含有對于朝廷的做法乃至對于王朝合法性的批評：（1）立儲；（2）復立皇后；（3）納諫，即接受來自下屬官員的建議和警示；（4）請施德，即請求賞賜臣民。下面會對每項請求做進一步的分析。這里我們僅需指出，金從善的上諫，代表著要插手家產制統治最敏感的問題之一——皇位繼承的政治問題——的努力。更確切地講，對許多漢族士人來說，令他們惱怒的是清朝秘密立儲的做法，以及乾隆皇帝不愿另立皇后，這樣就排除了公開立儲，若公開立儲，則心懷不滿的官員可以在皇儲周圍合法地組織反對力量，對抗乾隆皇帝寵臣和珅的擅權行徑。

讓我們從金從善的第二項請求——復立皇后——說起。金從善提及這一問題，重新點燃了圍繞烏喇納拉皇后命運的爭議，每個人——包括乾隆皇帝自己，似乎都明確意識到了這一點。1766年烏喇納拉皇后死去，十多年后她的幽魂繼續在政壇盤桓，這表明了精英們的不滿，不再是源于已故皇后的原有困境，而更多地來自1770年代末的情況變化，比如和珅及同黨的發達。前文講過，烏喇納拉皇后事件與乾隆南巡有著復雜的關系，對民族關系有著影響。同樣有意義的是，烏喇納拉氏的命運以及乾隆南巡是很多大眾謠言和傳聞的話題，因此烏喇納拉氏之死在十多年后依然是一個有感召力的事件。

乾隆皇帝通過強調兩個問題，駁斥金從善的第二項請求。第一，他對于已故烏喇納拉皇后的所作所為和意圖——這本是不需要說的——是無可指責的：

至所稱立后一事，更屬妄延。乾隆十三年孝賢皇后崩逝時，因那拉氏本系朕青宮時皇考所賜之側室福晉，位次相當，遂奏聞圣母皇太后，冊為皇貴妃，攝六宮事。又越三年，乃冊立為后。其后自獲過愆，朕仍優容如故。乃至自行剪發，則國俗所最忌者，而彼竟悍然不顧，然朕猶曲予包含，不行廢斥。后因病薨逝，只令減其儀文，并未降明旨，削其位號。朕處此事，實為仁至義盡。

乾隆皇帝這些自我夸示的言辭并不完全準確。如前所述，乾隆皇帝在1765年6月第四次南巡結束立即罷黜烏喇納拉皇后的計劃，受到了大臣有組織反對立場的阻撓。他對于第二任皇后所表現出的克制并不源于他自己的大度，而是出于政治權宜的考量。

乾隆皇帝所說的第二點內容，揭示出了他焦慮不安的真正所在：

其立也，循序而進，并非以愛選色升。及其后自蹈非理，更非因色衰愛弛。

乾隆皇帝在這里明確提出了，性吸引也就是青春嬌美與烏喇納拉皇后的地位上升及最終的亡故是否有關。鑒于他對于1776年嚴譄案以及兩個月前陳濟事件的處理，我們可以將乾隆皇帝的話解釋為含蓄地否認廣為流傳的大眾看法，即是說乾隆皇帝，尤其是在南巡期間追求美女，而孝行和美德則退居次要地位。

此外，乾隆皇帝拒絕了金從善要求他立第三任皇后，認為這“可笑”，“不足論”，他的理由是民族隔離措施和輩分差異：

朕春秋六十有八，豈有復冊中宮之理？況現在妃嬪中，既無克當斯位之人（這里暗含著漢人女子），若別為選立，則在朝滿洲大臣及蒙古扎薩克王公，皆朕兒孫輩行，其女更屬卑幼，豈可與朕相匹，而膺尊號乎？

乾隆皇帝在此似乎暗示，他既不是一個齷齪的老男人，以貪求有吸引力的年輕皇后；也不是一個齷齪的滿洲老男人，要尋求一個年輕的漢人女子為伴。我們再一次將此解讀為，乾隆皇帝所采取的反駁大眾所認為的皇帝好色的印象。

金從善請求另立皇后，這在許多方面，構成了對于清朝皇位繼承做法——這不僅是清朝延續的根基，也是它民族—王朝身份及例外主義的根本——更廣泛批評的一部分。乾隆皇帝自然對另立皇后的問題很敏感，但是他看起來對于金從善的以王朝穩定為名的公開立儲的第一項請求更為惱怒。他奚落金從善的動機，乃謀求一官半職所采取的極端愚蠢形式，“妄思彼言一出，便可為他日邀功之具”。（當然，這一指控與上面所引述的乾隆皇帝對于徐述夔案的評論相同。）在乾隆皇帝看來，金從善的此種貪求，一切以王朝的穩定為名義，“情實可惡”，尤其是考慮到先例，也就是，康熙皇帝1767年公開立儲及隨后的諸子紛爭。當問及“使理密親王及弘晳父子相繼嗣位，豈我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乾隆皇帝的言辭中充滿著鄙夷。很顯然，他對此說并不認可。至于說公開立儲能夠消除派別門戶之爭，他認為“尤為大謬”；這是金從善不可饒恕的進一步證據：“不知有太子然后有門戶?！?/p>

然而，門戶分立，不是這一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三十多年前，康無為睿智地總結了乾隆皇帝對由雍正皇帝所創立的“秘密立儲”制度進行的有力辯護：

乾隆皇帝……回憶起這種始于乃父做法的種種好處，評價他自己第一次立儲的不幸經歷，接下來以極大的揶揄口氣說，如果在1738年之后，或是依據年齡或是能力，他繼續任命太子，那么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他將為繼承人送葬：“設如古制之建元良，則朕在位而國儲四殞，尚復成何事體乎？”接著述說了1773年所發生的事件，以對金從善的一系列譴責而結束，而這決定了這位可憐生員的命運。該人乃悖逆之徒，誹謗清朝不是正統王朝。更為惡劣的是，他顯然暗示，在漢滿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不同，好像是說，野蠻人不能理解正統原則。

康無為說到了金從善請求乾隆皇帝公開立儲內在的民族緊張關系。如此引人關注及重要主張的民族弦外之音與制度后果是什么？為什么繼位問題“暗示在滿漢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不同”？“野蠻人不能理解”的“正統原則”是什么？

乾隆皇帝的反應如此強烈，主要在于金從善“正統”認識內在的民族影射。在金從善看來，公開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的做法，是與根植于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原則的“正統”漢人傳統政治嗣位相關聯。依這種觀念，皇帝未能將皇后所生的長子立為太子，就等于根本沒有立太子。這一高度理念化的漢人嗣位原則，不同于突厥—蒙古的人人平等繼承理念的家族選舉繼承制（tanistry）的部落嗣位的政治傳統，即部落議事會（蒙古語是quriltai[忽里臺]）提名并通過繼承人——候選人的選擇取決于其領導能力，而不是嚴格的血緣系譜順序。在草原上，能力通常意味著能集結一支紀律有素和有效的戰斗力量，帶領它在戰爭中取得勝利（并取得戰利品）。這一機制時常演變成為已故傅禮初教授所稱為的“血腥的競爭繼承制”（bloody tanistry），不僅戰爭，連政治陰謀與謀殺也都是展現“政治才能”以及掌控部落權力的真正試金石，而且“武力解決汗位繼承”的政治參與者，并不像漢人觀念化的情形那樣，嚴格限制在同一輩人（也就是年輕的下一代），除兒子輩外，兄弟、叔伯、孫輩及侄輩，時常成為下一任汗位的激烈爭斗的合法競爭者。

然而，生員金從善（大概還有其他許多受過教育的漢族精英成員）并不認同家族選舉繼承制是一種有序的嗣位原則，而認為這樣的做法造成了激烈的無序狀態和政治動蕩。在他看來，凡不是徹底、公開的立定儲君身份的都是“非正統的”。乾隆皇帝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秘密立儲的做法，最早是雍正皇帝在1723年表述并實施的，溶合了漢人和突厥—蒙古君主制的傳統因素，這兩者在理論上是對立的。正因如此，雍正皇帝設計了一種清朝獨有的皇位傳承形式。當朝皇帝選立太子的合法候選人群被限定在下一輩的皇子。這極大地削弱了爭奪皇權的潛在競爭者的范圍，但是還沒有限定到漢人傳統所預想的單一目標。因為秘密立儲允許一定程度的自由，因此皇帝在選擇儲君時就有著家族選舉繼承制的因素，故而受過教育的金從善等漢人批評這種做法。乾隆皇帝斥責金從善懷有民族偏見：

朕雖未明詔立儲，實與立儲無異?！页锰煜轮?，實非漢、唐、宋、明所可比，而該逆犯竟敢目為不正，其心顯然存內外（也就是開化與野蠻，漢與滿）之見。

可以說，金從善的上諫，關注的是嗣位適用模式這一含有民族意義的爭議問題，并有可能顛覆滿人統治的合法性。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金從善對這一焦點問題（即皇太子）的大聲呼吁，可能只是為了尋求加強最高統治者及其支持者的統治，而忠心耿耿的學者和官員卻可圍繞此問題，合法地組織針對和珅及同黨的正在篡權的反對力量。然而，在此過程中，金從善忽視了（或至少是懵懂無知）民族—王朝意識形態在清朝家產制統治建構中的中心地位。和珅有著滿人身份，乾隆皇帝會更信任他的政治忠誠。乾隆皇帝可能被自己民族—王朝至上的意識形態自負所蒙蔽，也可能乾隆皇帝支持和珅只是反映出了他對于漢族精英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敏銳地意識到了民族差異，這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乾隆皇帝對于清朝政治概貌與政治現實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