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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巡狩——政治至上(1770年代)

    歷史大觀園 制度構成 2020-07-05 13:16: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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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乾隆皇帝一心要在1780年代又進行兩次南巡?一個人們常征引但多少有些膚淺的答案是:乾隆皇帝好大喜功,期望能與乃祖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相比肩。然而,這種求助于皇帝的“人格”或是“性格”(埃利亞斯的用詞是homo clausus)的解釋,從哲學上講是貧乏的,從歷史上看是可疑的。更具說服力和更令人滿意,也就是更注重歷史的解釋,要求更加關注兩者間復雜的互動關系:一方面是意識形態和制度要求必行之事,另一方面是特別事件的發生,尤其是在關鍵的1770年代這十年。

    人們一般都認為,乾隆朝后期(1765—1795),尤其是1770年代,是清朝歷史的轉折點。在當時以及后來的歷史學家眼中,滿洲旗人、侍衛和珅(1750—1799)集那個時代所有錯誤于一身, 1775年之后和珅的迅速飛黃騰達,一直被視作乾隆君權(甚至是正式權力)式微的一個標志。

    1775年,乾隆皇帝注意到了25歲的和珅,當時他是宮廷侍衛。接下來他迅速擢升,進入朝廷官僚的最高層。在短短五年時間內,即在1775—1780年,和珅從相對低微的侍衛躍至同時兼任以下多種職任:滿洲鑲藍旗副都統、戶部侍郎、軍機處行走、內務府總管大臣、九門提督。到1786年,年僅36歲的和珅已成為大學士,掌握著關鍵的軍事和財政大權。他牢牢地把持權力并身受皇帝恩寵,營建了一個贊助網絡,伸向各省官僚的關鍵性位置。這為他帶來了超乎人們想象的個人財富,也在老一輩、經歷豐富的學者和官員諸如章學誠(1738—1801)和軍機大臣阿桂(1717—1797)中播下了憤恨,他們兩人年長和珅二三十歲。

    和珅的擢升,與乾隆皇帝和他這位寵臣的癖好相投有關。然而,這也與更大的結構和制度性問題糾結在一起。在和珅登上舞臺之前,不穩定的景象已很顯然。1768年這一年尤其困難,出現了大量賄賂、癲狂事件,軍事上也接連失利。1768年鹽引貪污案是這一世紀最大的案件之一,數目巨大,牽涉許多高官。這一案件——這里我們無須關注其細節——只是證實了乾隆皇帝對于揚州最富有商人及他心腹旗人官員間的腐敗以及相互勾結的懷疑,而這些旗人官員在乾隆皇帝的私人官僚體系中擔任關鍵的家產制代理人(見第五章)。在同一年,江南等省份都陷入歇斯底里和騷亂即“1768年中國巫術大恐慌”之中,孔飛力對此已做了翔實記述。最后,1767和1768年,在緬甸邊境,清朝軍隊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失敗,這場軍事沖突很快就演變為全面的慘敗。早在1768年春,乾隆皇帝就承認他已在緬甸的泥淖中犯了錯。伍思德認為,這一邊境戰爭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損失最為慘重的”,這導致了“人們抱怨皇帝窮兵黷武……甚至是他作為執政者的能力”。

    在失去兩位將領與滿大臣明瑞以及他們所指揮的軍隊后,乾隆皇帝派忠于自己的滿人阿桂前往前線。當阿桂的軍隊在1768年末裹足不前,乾隆皇帝派遣他最信任的滿人心腹,他的內兄、身為公爵的傅恒,從失敗的境地中所爭取的不是勝利,只是僵局罷了。傅恒從這一注定沒有好結果的第四次緬甸之役中挺了過來,但卻不幸在前線染病,最后應命在1769年12月班師回京。他在1770年的過早辭世,遺留下了相當大的權力空間,只能是加劇了清朝的民族—王朝領導層的代際危機。

    1764到1779年的15年間,乾隆朝廷堅定的追隨者——他們大多數是旗人和包衣——相繼辭世。乾隆皇帝努力解決年老護衛者撒手而去的問題,這構成了和珅異軍突起的背景。更準確地說,和珅不斷爬升,大權在握,地位顯赫,是乾隆皇帝(最終不成功)盡力支持并使他的處于人世代謝陣痛之中的家產制組織(也就是他私人網絡中身為皇家代理人的依附者)恢復新生的結果。

    同時,第二次金川之役(1771—1776)給清朝帶來了更多的政治和財政困難。這一沖突延宕了六個年頭,國庫財富急劇減少。 1770年代白蓮教的進一步傳播只是證實并加重了國家和社會內部普遍的四分五裂感,這在近來被描述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關系的崩潰”。

    乾隆皇帝肯定意識到了這種種問題,對此,他著意強調積極的方面。1776年,他自豪地將開挖陶莊引河作為一項值得夸耀、顯示皇帝仁慈的活動:

    凡有關民間利病及捍衛保障之事,從不稍為靳費,況此項引河(位于陶莊)為黃河緊要關鍵,若果能開放深通,使黃流不致停淤,清水得以暢出(從洪澤湖),實為最善之舉,即多用帑金,亦所不惜。

    同時,乾隆皇帝又為第二次金川之役的巨額開支辯護:

    國家籌辦要務,若行之有益,縱數逾巨億,亦不為多。若為而無成,雖費僅千余,亦屬虛擲。即如近日征剿兩金川,用至六七千萬,而大功既成,足為一勞永逸之計,不得謂之糜費,此其明效大驗也。

    1770年代普遍存在的隱憂,構成了乾隆皇帝采取寬宏大量的態度以及決定在1780年重啟南巡的更廣闊的歷史背景。然而,乾隆皇帝在1780年代的最后兩次南巡,既不是由于水利危機,也不是由于財政危機,而是(更確切地說)由1760年代中期至1770年代末對于民族—王朝令人吃驚的侵蝕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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