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乾隆皇帝水利認識的再考察

乾隆皇帝對于解釋南巡在時間上的很不固定，極有興趣。1784年4月，在最后一次南巡期間，這位73歲的皇帝在《南巡記》這篇文章中，解釋了他六次南巡為何跨越了近35年。在乾隆皇帝心中，所有的“大事”可以分為兩類：“宜速莫遲者”與“宜遲莫速者”。成功的關鍵是認清宜速與宜遲，并采取相應行動：“于宜速而遲，必昧機以無成；于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其宜者?！备鼫蚀_地說，文武活動要求不同的決策節奏：“兵事宜速，河務宜遲?！被仡櫦次灰詠淼?0年，乾隆皇帝除了說他“敬天明禮”外，舉出了“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作為自己正確遲速觀的證據。尤其是“西師之事，所為宜速而莫遲者，幸賴天恩有成，二十余年疆宇安晏，茲不絮言”?！爸练蚰涎仓隆?，乾隆皇帝寫道，“則所為宜遲而莫速者”，因為“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以及“河工關系民命”，乾隆皇帝以特有的方式反問：“不慎可乎？”當然是不可以的；因此他慢速而系統地巡幸江南，用了三十多年的時間。

南巡持續如此久長，乾隆皇帝的事后解釋，說是為了認真處置水利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南巡主要是為治水，乾隆皇帝大概想令我們相信就是這樣。乾隆皇帝自己評估，他頭兩次南巡，治河成效不大，“辛未（1751）丁丑（1757）兩度不過敕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這很顯然是他自己的看法：“亦所謂遲也，至于壬午（1762）始有定清河口水志之諭?！?/p>

這里乾隆皇帝并沒有說出歷史真相。我另有文章已證明了，1760年代初對于黃河—大運河交匯處一些重要的水位調控標準程序的建立是此前數十年長久的研究和政策形成過程的最終體現。乾隆皇帝最早治水——包括他頭四次南巡——在行政上和政治上的結果，已在別處進行了討論，這里無需贅言。

與當前討論更密切相關的，是在1776和1777年成功開挖了陶莊引河，在《南巡記》中，乾隆皇帝對這一工程的歷史有詳細說明：

向來清口每慮黃水倒漾?？滴跫好?，皇祖南巡，親蒞河干閱視形勢，命于清口迤西，隔岸挑陶莊引河，導黃使北。因河臣董安國開放過早，旋復于淤墊。其后庚辰（1700年）、辛巳（1701年）、壬辰（1712年）、甲午（1714年）以及雍正庚戌（1730年），歷命大臣會同河臣籌堪挑辦，功迄未就。（α）嗣以黃水倒灌，舍開陶莊引河更無善策。乾隆丙申（1776年）春，諭河臣薩載詳悉履勘繪圖貼說，往返指示。（β）即于是年秋興工，至于丁酉（1777年）仲春蕆事。開放新河，大溜暢達，既免黃流倒漾之虞，更收清水刷沙之益。

復雜的技術細節置而不論，這里有兩點值得強調。第一，乾隆皇帝對于這一龐大工程此前種種努力的簡單依年份記述（見α以上部分）不盡準確。相當有力的證據是，他沒有提到，最后一次未能成功在陶莊開挖引河，正是他在位期間的1742年。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新引河在1776年末和1777年初開挖時，乾隆皇帝從未親臨視察工地，他只是與薩載密切商議（見β以上內容），薩載是滿洲旗人，最終于1779至1786年出任極重要的兩江總督。如果不是乾隆皇帝不僅在《南巡記》，而且也在《欽定南巡盛典》中鼓吹陶莊引河成功完成的話，他對于當地心腹官員的依賴（不同于他親自在現場指揮工程）本是不值得注意的。質言之，盡管乾隆皇帝明確地聲稱陶莊引河工程是他南巡的一部分，但嚴格說起來并不是這樣。

所有這一切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么陶莊引河在1776年和1777年開挖時，乾隆皇帝沒有進行他的第五次南巡？乾隆皇帝成功完成這一巨大工程，畢竟標志著康熙和雍正皇帝反復（且是未成功）努力實施的方案的實現。陶莊引河不僅對于有效治河，而且對于著名的皇帝孝道和“法祖”的原則來說，都是絕好的紀念物。乾隆皇帝這樣一位非凡、卓越的君主，肯定意識到了這樣的象征意義。那么，他為什么要放棄這樣一個進一步自我擴張的絕好機會呢？

乾隆皇帝沒有能夠在1776年末或1777年初開始他的第五次南巡，一個很顯然的原因在于他的母親——皇太后。我在別處已指出，乾隆1765年第四次南巡與十八世紀前數十年所未曾見到的黃河大運河水利體系一定程度的安瀾同時發生。當圣駕1765年5月從徐州北上，乾隆皇帝創作了一首《渡黃河述事》詩，其中，出于對皇太后高齡的孝心考慮，他誓言以后不再巡幸江南。由于最近乾隆皇帝在治水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他可能真的相信，不再需要進行南巡，至少是在他年邁母親的有生之年。然而，這一解釋的背后，是一個假設，即南巡只是行政活動，但它們顯然不是?？傊?，縱使乾隆皇帝突然感到有必要在1770年代中期重返江南——為了行政的或是政治的收益，他也發現自己被拖入了意識形態的窘境。

從乾隆皇帝1765年公開誓言不重返江南來看，第五次南巡的一個基本前提是皇太后的去世。然而，1777年6月皇太后辭世，這并沒有對乾隆第五次南巡特定時間的選擇有太多揭示。當然，乾隆皇帝在禮儀上需要遵循服喪三年（實際上是27個月）的漢人標準，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他要等到1778年末——一年以上的時間——才宣布他定在1780年初進行第五次南巡。然而服喪期的規定具有相當的靈活性，總是可以解釋、操作的。事實上，乾隆皇帝在百日內穿孝服、不剃頭，乃皇太后要求他遵循滿人的喪儀。鑒于這一被縮短的服喪期以及出巡通常需要一兩年的準備時間，因此，如果乾隆皇帝愿意，他很容易宣布（在1777年末）計劃在1779年第五次南巡，但他并沒有這樣做。原因何在？

乾隆皇帝在母親去世后，這么快就宣布第五次南巡，可能（或只是看起來顯得）太早，不合乎禮儀。此外，不再能夠恭奉皇太后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資源，乾隆皇帝要重返江南，就缺少足夠令人信服的行政上的理由。江南地區水利基礎設施不再危機頻現，1760和1770年代上報的洪水數量日益下降就是明證。而且，陶莊引河在1777年春天——就在皇太后去世前數月——已經完工。1777年末，乾隆皇帝本可以很容易援引需要視察這一新近完工的工程，作為1779年春天第五次南巡行政上的借口。但他并沒有這樣做，這說明在1777年末，乾隆皇帝還沒有南巡的愿望。

這最后一點顯得比較有說服力，因為就在一年以后即1778年末，乾隆皇帝再一次提出緊急的治水問題，作為他計劃第五次南巡的主要理由。乾隆皇帝不再提黃河—大運河體系的水利突發事件，取而代之的是利用沿杭州灣的海塘大規模整修作為他后兩次南巡的主要（并且從政治上說是保險的）理由。 1780年，乾隆皇帝一進入浙江就寫道：“來巡要務此疆切，正在海塘固永謀?！彼哪暌院蟮?784年，他在《南巡記》中頌揚這一目標所取得的成就：

庚子（1780）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原注：浙江海塘自戴家橋迤西皆柴塘，不足資鞏護。庚子南巡，親臨閱視，因飭該督撫于老鹽倉一帶改建魚麟石塘，仍諭令存留舊有柴塘，以為重門保障。辛丑[1781]、壬寅[1782]等年陸續采辦石料，勘估建筑。至癸卯[1783]八月該督撫富勒渾、福崧等奏報石塘三千九百四十丈全行告竣。）今甲辰（1784）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諭。（原注：浙江海塘老鹽倉一帶，魚鱗石塘雖已全竣，而章家庵以西惟藉范公塘土堤一道衛護，形勢單薄，不足以資捍御。因先期傳諭該督撫詳晰籌畫，采石鳩工。茲甲辰南巡親臨指示，不惜百余萬帑金，降旨一律接筑石塘，俾濱海黔黎永資樂利。）

和對于陶莊引河的歷史看法很相似，他的記述又一次別出機杼。差不多二十年前，在1762年第三次南巡期間，乾隆皇帝已提倡（接著很快就放棄）對浙江海塘做徹底整修，而這一點當他在1784年寫《南巡記》時，又適時地忽略了。事實上，乾隆皇帝1762年提議重修浙江海塘，如同他早在1742年開挖陶莊引河的努力一樣，在行政上和政治上都是敗筆。對乾隆皇帝來說，《南巡記》提到這些被中止的動議，將會玷污他作為智慧之源與完美楷模的公眾形象。

那么，仔細閱讀乾隆皇帝的《南巡記》，會感覺到存在大量隱匿不語以及抵制令人不快的歷史事實的情況。然而，乾隆皇帝在1742和1762年整修江南水利設施關鍵部分的努力的失敗，很容易被掩飾，自然決不會阻止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間展現他親自解決水利工程的關鍵問題。它們也不能阻止他高擎治水的旗幟，作為后兩次南巡的主要理由。

當然，乾隆皇帝利用治水作為1750和1760年代頭四次南巡行政上的理由，是比較可信的。這一地區關鍵地點的水利設施——主要是1740和1750年代的黃河—大運河體系，以及1760年代的浙江海塘——的確亟需關注。然而到1770年代末，乾隆皇帝利用杭州灣的海塘作為他后兩次南巡的理由顯得沒有什么意義，這含有政治投機意味。

對此要依次做些澄清工作。下面的看法絕不是忽視、否認甚至降低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間治水方面的行政努力和成就。我的目的，是闡釋清楚常被吹捧的乾隆皇帝在“行政效率”上的種種努力，與他未說出但同樣真實的“政治意指”間的區別。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超越居于主導地位（乾隆皇帝）的乃完全行政實踐的南巡敘述，從而可以進一步探求乾隆皇帝決定在1780年代重返江南背后的更具決定性的政治考量。

誠然，在乾隆后兩次南巡期間，浙江海塘有了實實在在的改善（確切說是改為了石塘），正如乾隆皇帝自己在《南巡記》中足堪自豪所宣稱的那樣。然而，承認這一不容否認的事實，并不能引入關鍵性問題：將木塘改為石塘真的需要皇帝親臨現場并監督嗎？

從歷史上看，治水的行政需求與巡幸的必要性之間的因果聯系，充其量也是很薄弱的。例如，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1720、1330和1740年代積極地進行浙江海塘的擴建和加固，但沒有視察過一次。再者，陶莊引河——一項重大且極復雜的水利工程——在1770年代成功完成，而乾隆皇帝在1765年到1780年也沒有進行南巡。所有這些都有力地表明，乾隆皇帝提出1780年代全面整修浙江海塘——像1776—1777年陶莊引河開工一樣——本可以通過派代表有效地實現。如是，就排除了乾隆皇帝必須進行后兩次南巡。

除此之外，浙江海塘并不是特別重要，在乾隆皇帝1765年第四次南巡和1780年第五次南巡很長的間期，它實際上不再是政治的主要關注點，蕭一山等歷史學家多少有理由質疑乾隆皇帝后兩次南巡公開表述的理由，即實地監督浙江海塘工程的改造。盡管未曾在《南巡記》中提到，事實上，1762年后乾隆皇帝已放棄了將沿浙江海岸的海塘從竹籠和木樁全部改造為統一標準、更為堅固的“魚鱗”石塘。那么，為什么乾隆皇帝突然恢復這一計劃，作為他1780和1784年南巡的一個理由呢？這個質疑就是要指出，用純粹的行政合理化理由來解釋乾隆南巡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