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正統話語：馬上“觀民”

乾隆皇帝是以勤于政務而不是耽于游樂現身江南的，作為種種努力的一部分，他抓住了經典的“觀民”準則。上面我們已見過這一詞語，這里我將從乾隆皇帝1757年第二次南巡詩里再多引用一些例證。1757年3月20日，一進入江南，乾隆皇帝就向該省地方官員講：“國本重為民……省方為觀民?！焙髞?，騎馬經過常州府（位于蘇州北面）時，乾隆皇帝再次設問：“南來緣觀民，詎為賞煙景？”接下來，在到達蘇州后，他宣稱：“南來兩務重，視河及觀民?！弊詈?，乾隆皇帝在到達杭州后，重復了同樣的主張：“前歲災鴻今稍安，觀民不為事游觀?！焙茱@然，在出巡途中，這些傾向于日益緊迫的“觀民”任務的主張，與努力駁斥皇帝巡幸江南主要是為享樂的認識，緊密交織在一起。

在《晴》這首詩中，乾隆皇帝闡述（回顧性地提煉）自己對于“觀民”的理解，這首詩作于1780年4月25日，是在第五次南巡回程的途中：

快雨復時晴，

潤暄欣適平。

行宮背北麓，

曉駕指南京。

巡狩巡所守，

觀民觀我生。

幸逢諸事吉，

惟益懔持盈。

與我們這里的討論最相關的是第五句的一個長注，詳述了相互聯系的“觀我”和“觀民”的準則。乾隆皇帝自己指出，這一注釋以朱熹給《易經》“觀九五之象”的卦辭的一個注解為基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之善否，以自省察?！边@里的“觀民”，包括了三層意思，每個最終都會對統治者的行為有影響：（1）觀民心贊同還是反對你；（2）觀民風是有益還是有害；（3）觀民生是有序還是混亂。

朱熹對于“觀民”的解釋，與著名注疏家鄭玄（127—200）、孔穎達對于《易經》、《詩經》、《禮記》注疏中經典的善政和仁政若合符節。我們應該將乾隆皇帝對于“觀民”話語的使用，理解為文化安撫（或甚至“蓄意漢化”），他借此尋求確立自己成為經典及標準注疏中神圣政治原則的“儒家”衛道者地位。這種分析當然有道理。所有接受過經典教育的學者和官僚——不必考慮他們學術上或學說的不同（也就是宋學與漢學的對立）——都熟悉“觀民”的準則，甚或在這一政治上受歡迎且文化上寬慰人的經典用語中，已找到了清統治的合法性。然而，盡管這種將南巡解釋為一種文化的默認形式，不能說完全不準確，但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

只關注清廷迎合漢族士人理想的這種分析，會妨礙我們全面地理解乾隆皇帝行動于其間的更廣闊的政治文化的復雜性?！聥裳嘁炎C明，清政治文化包括但不僅限于漢人或“儒家”的王權觀念。更具體地說，乾隆皇帝是通過什么將民族—王朝的有效、開明領導權的要求擴展至文治領域，而無須放棄或“掩飾”一種明確的民族身份和差異的意識的？認真分析乾隆皇帝是如何嫻熟地將經典所認可的“觀民”準則與他南巡詩中明確談到騎在馬背上交織在一起，為認識這一活躍的行進隊伍提供了重要的切入點。

歐立德近來描述了騎射在乾隆初期到中期（1740至1760年代），已轉化成了滿洲民族身份的一個重要標志。第四章也已詳述了，乾隆皇帝將騎射作為精練表述的“滿洲之道”（Manchu Way）的一部分，這個詞同時被認為顯示并灌輸了武力和更具一般意義的活力特性。巡幸活動深深地與這一意識形態目標捆綁在了一起。

需重申的是，在整個1750年代，乾隆皇帝日益關切滿洲高級官員乘轎的趨勢，視此是征服者精英懶散和墮落的標志。對此，他竭力以多種形式鼓勵騎馬。首先，他發布了一系列諭旨，明確禁止滿洲官員乘轎。

禁令的必然結果是，所有滿洲大員，不論文武，都要騎馬。第二，乾隆皇帝通過親身在始于1740年代的多次巡幸中騎馬，努力樹立更為正面的榜樣。在乾隆皇帝看來，巡幸——包括他的南巡——乃是慣常做法，滿洲例外主義體現其中，并通過它得到了保證。質言之，通過將他的朝廷置于馬背之上，乾隆皇帝掌握了表現、保留以及促進民族—王朝身份和美德的機會。

在巡幸中騎馬，符合朝廷在意識形態上執著于民族—王朝統治原則，但也加劇了某些意識形態的緊張狀況。漢族官員和精英都同意朝廷視騎馬為軍事實力象征的看法，然而，他們視武力和紀律乃官僚的為政之道（也就是仁政）理想的對立物。又回到第四章所討論的，頭兩部正史——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將單純以使用武力為基礎的“馬上治天下”的做法視為非正統的治理模式。乾隆皇帝十多歲在上書房讀書時就已經學過這兩部書，他像大多數漢族精英一樣，自然熟悉陸賈這一由來已久的認識表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對此的熟悉，使得乾隆皇帝將“馬上治天下”從一個非正統軍事統治的、受人蔑視的標志，轉變為民族—王朝正統和權威的特別標志。因此，乾隆皇帝通過他在出巡帝國時所寫的詩作，實現這一意識形態的轉型，人們對此就無可奇怪的了。

乾隆皇帝通過詩作推動“馬上治天下”正統化，既在內地也在塞外推進了朝廷的民族—王朝特權。1754年9月，乾隆皇帝在科爾沁境內狩獵，時值第一次平準之役，他得到消息，一群內亞的部落首領與大批追隨者要臣服清廷，就立即下令軍機處撰擬上諭，表示將為這些降附的首領及隨從提供草場。為紀念此事，乾隆皇帝作《即事》詩一首，最后為：“因思陸賈有名言，馬上之治卻又可?！苯Y合1750年代的歷史背景，當時清朝軍隊正在開疆拓土，遠遠超出了內地，那么，馬上治天下的能力自然值得稱頌，而陸賈的觀點則不適用了。

對乾隆皇帝來說，更重要的是，重視能夠做到馬上治天下，超越了應對內亞草原的蒙古部落聯盟這樣的具體問題。在他看來，馬上治天下，已促進了清朝征服中國內地并在征服之后繼續為整個國家注入更具普遍意義的活力和紀律。到了十八世紀中期，乾隆皇帝已將巡幸指定為馬上治天下的一種精髓表現。

1753年初，乾隆皇帝開始了短程出巡，拜謁已故父親即雍正皇帝的陵寢。在返京途中，他寫下了《自東嶺取近跋馬至行營》，這首詩值得多引：

高乃聽見亦取高，

東嶺鳥道分僧寮。

回看來路固平直，

紆盤要當十里遼。

策馬博壁下屴險，

控鞍何必耽逍遙。

細流往往出石激，

險崖強半冰未消。

馬背上的活力和奮發感極其明顯，這無須進一步解釋。在這首詩接下來的部分，乾隆皇帝描述了騎馬通過幽深且冰覆的山谷，到處都是茂密植被與濃霧。從深處山村傳來的雞犬嘈雜之聲打破了這靜謐的如畫景色，促使乾隆皇帝想到山谷中許多以采煤和采石為生的居民。詩作的最后部分，在這一“觀民”之后，乾隆皇帝最終抵達圣駕指定的宿營地：

行營卓午倏已至，

車徒落后輿儓嘲。

大吏前謝未修治，

待爾修治曷若穩駕輕輿遨？

馬上得者未可馬上守，

非馬上守者又當毋忘馬上勞。

在這兩首詩中（都作于1750年代初），我們可以覺察出一種隱晦然而卻又是與眾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都词隆芬辉?，讓人們想到了“馬上治天下”的軍事弦外之音。乾隆皇帝的確將他從事草原戰爭和部落外交的能力，歸于他嫻熟的馬上治天下。對于草原各種情況的熟悉，構成了進行有效的懲罰性遠征的基礎，并可以用足以維持生計的草場，成功救助投誠部落。

《自東嶺取近跋馬至行營》意識形態上的含義比《即事》豐富，是意識形態的向外延展。馬上治天下的價值，不再限于塞外的非漢族地區和人口。乾隆皇帝認為，馬上治天下的原則不僅適用于對內地的征服，而且也適用于對它的治理。乾隆皇帝將自己通過東嶺整肅而英勇的騎行，與笨拙遲緩（以及可能更加官僚作派）的大批隨從在組織與后勤上的一團糟，相提并論。換言之，乾隆皇帝將自己刻畫為精力充沛的馬上統治者，體現并最具民族—王朝的整肅和勤勉。他也傳遞出一個意義更為重大的問題：慣常于騎在馬上通過崎嶇不平地區，這一習俗，易使人不僅想到武力，而且也想到乾隆皇帝對于他的臣民——比如那些偏遠山區村莊的居民——生計和苦難的更深思考。是以，乾隆皇帝將馬上治天下的行動描繪成一種安全且仁慈的統治手段，因此，“當毋忘馬上勞”。當然，這一最后的告誡也加進了民族的含義。乾隆皇帝相當尖銳地評論“未可馬上守非馬上守者”，這一倨傲的語氣和民族含義，漢族精英不會看不出來。乾隆皇帝寫作《自東嶺取近跋馬至行營》，時值圣駕接近金朝第一位和第五位皇帝——金太祖（1115—1123年在位）和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的陵墓，這不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巧合，只能是進一步證實了后一觀點。

乾隆皇帝繼續將馬上治天下的概念精心構制為他南巡期間一種正統、嵌入了民族意義的有效、仁治的模式。我們在前幾頁已看到，他利用了馬上統治者的“馳驛”形象，既比喻了勤政也否認了游覽。這僅是包羅更廣的模式的一部分，事實上，乾隆皇帝南巡詩到處都是對于自己“策馬”“策騎”“據鞍”“乘馬”“按轡”的刻畫，尤其是當他視察沿黃河以及浙江海塘的重要水利設施之時。馬上皇帝的此種自我描述特別多，我們無法在這里詳細分析，但有一點很重要，值得注意，這就是，不論是在陸路還是經由大運河出巡，當通過省、府和縣的治所，游覽如揚州、蘇州、杭州等主要城市郊區的名勝時，乾隆皇帝堅持騎在馬上。他所陳述的理由是“馬便于船，并百姓得以近光也”。當然，這一論斷極具爭議。純粹從后勤保障的角度看，乘船經由大運河在支出上遠為經濟且“便利”（就是說，身體少受顛簸之苦），話雖如此，“每至城市，多舍舟策馬過之”，卻是一明確的做法。更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解釋說：“欲以觀民，亦從民所愿也?！鄙踔潦窃谇』实垭x開江南、通過山東段的運河返京之時，他也堅持這一強制性的騎馬做法。1765年，當船隊接近東昌府治所時，乾隆皇帝創作了一首《策馬過東昌府》，這首詩起句為：“南邦逢郡邑，按轡便民瞻?！鼻』实蹖Υ擞泻荛L的注解：

南巡渡黃后，即循川途。御舟惟過郡縣城郭，必遵路策馬經行，既覽閭閻景象兼便民瞻就。茲過東昌仿行之。

這一嚴格規定，明確將騎馬的做法和先前討論的“觀民”的正統話語聯系了起來。在第六次即最后一次南巡中，乾隆皇帝堅持這一騎馬規定。1784年，73歲的乾隆皇帝視察浙江沿海海塘時寫道：“春月來觀海，古稀仍據鞍?！焙喍痰脑娮⒃俅紊昝髁碎L久存在的做法：“每于城邑或乘馬，便民就瞻也?！?/p>

正如這最后的事例所解釋的，乾隆皇帝堅持在南巡期間騎馬，既非源于行政也非源于后勤的需要，而是源自他強化民族—王朝意識形態的使命需要。在巡幸江南期間，乾隆皇帝將騎馬的民族—王朝壯觀場面正統化，作為視察水利設施和觀民的一種手段，也就是說，作為一種在內地實現勤政和仁治的最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