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矛盾態度相隨的是揮之不去的焦慮，被一再的否認所掩飾著。乾隆皇帝的詩作到處都否認他只是在外出游樂。1751年，一抵達蘇州，他就寫道：
牙檣春日駐姑蘇，
為問民風豈自娛？
艷舞新歌翻覺鬧，
老扶幼挈喜相趨。
周諮歲計云秋有，
旋察官方道弊無。
八耳信疑還各半，
可誠萬眾慶恬愉。
乾隆皇帝的意思直截了當并以說教為上，這實際上顛覆了他說的內容。這種為了農事和地方政務起見，鄭重其事要求地方不要慶賀迎接，聽起來空洞無物，卻是最受喜歡的主題。
第二天，乾隆皇帝“恭奉皇太后”游覽蘇州郊外的寺廟等名勝。其間，他處心積慮地避免作為士人可能會有的、用辭藻華麗的詩句對風光的贊美，他緊扣著的是平淡無奇的主題，例如，在游覽位于蘇州城墻西北著名的虎丘時，乾隆皇帝寫道：
閑登海涌峰，
雨洗綠鬟濃。
古嶺多留詠，
春郊盡力農。
海涌峰給乾隆皇帝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可以使他步許多士人游客及其留下的對于薄霧煙裊及翠綠欲滴景致的贊美的后塵。但是他力戒抒情的幻想，轉向更為日常的農業話題。
數天后，在一首名為《夜雨》的詩中，乾隆皇帝更清晰地表達了他廑懷天氣與農事間的密切關系：
北方此際惟虞少，
南國今來卻慮多。
只論游觀無不可，
重因農務望晴和。
在上面兩首詩中，乾隆皇帝感知著周圍的一切，但避免士人詩歌創作的情感噴涌。由純粹文學標準判斷，他詩歌性質的這種轉向，可能解釋了為什么在文學史家那里他聲名不佳。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間并非對創作抒情山水詩不感興趣，問題是，他的興趣在別處。乾隆皇帝對于天氣極為敏感，不是因為這會對他——或是他的母親——的游覽計劃有影響，而是因為天氣對于農事極為重要。當圣駕返程北上抵達長江，他在《聞京師得雨志喜》一詩中就回到了這一主題：
江南恒苦春雨多，
冀北恒苦春雨少。
苦少常年我慣經，
苦多今年始略曉。
江南冀北皆赤子，
目擊耳聞究殊道。
麥將欲秀菜綻花，
春雨正佳未致潦。
苦多即目已紓懷，
苦少馳望燕云表。
置郵喜復接佳音，
一犁普偏令春早。
頃刻兼消兩地愁，
況復溟濛煙景好。
在這首詩中，乾隆皇帝對于自然環境——雨、草、云、花——的認識和描述，通過關心行政和政治的棱鏡折射出來。從文治角度看，農事最為重要，巡幸只是收集每年農事活動重要信息的一種手段而已。當然，乾隆皇帝簡要地表達他對于面前“煙景”的欣賞，但那只是他詩作的最后一句，是在他的行政憂慮，通過他個人對于江南適量雨水的觀察以及得到喜人的早種報告從而內心寬慰之后。換言之，乾隆皇帝對于“為詩而詩”不感興趣。他詩作的決意不加修飾以及非抒情的風格，是精心規制的，意在公之于眾，即便是通過風景如畫的江南核心地區時，他也一直關注政務，不僅是南方的而且是整個國家的。
在后來的南巡中，乾隆皇帝保持著勤政的公共形象。例如在直隸與山東交界的德州，在1757年第二次南巡中，他寫了一首詩給山東的大小官員：
未敢深宮自宴居，
省方展義每厪予。
接程移帳安猶便，
擇向開軒費則虛。
乾隆皇帝在1757年3月20日寫給兩江總督尹繼善的一首詩中，繼續強調道路艱難：“幕府山邊開幕府……清蹕寧求一己娛？”接下來是更多的對尋求愉悅的否認，甚至當他在1757年又一次寫杭州西湖十景之時亦然——第一首還是《蘇堤春曉》：
重來民氣幸新蘇，
災后猶然念厪吾。
此是春巡第一義，
游堤寧為玩西湖？
1762年第三次南巡寫給江南官員的詩，可以作為乾隆皇帝相當程式化的駁斥閑暇游覽并致力于勤勉和寬仁的最后一個例證：
別館運河側，
南巡此重經。
閑堪閱書史，
樂不在池亭。
惟切旰宵志，
匪耽月露形。
申咨大小吏，
有惠莫屯停。
考慮到篇幅（還有讀者的耐心），這里就不再列舉了，人們可以引述乾隆皇帝這種感受的更多表達。這樣的詩作在乾隆皇帝眾多的南巡詩中到處都是。
乾隆皇帝筆下流淌（沒完沒了）的這種大量的呆板詩作，不會令人驚詫，乾隆皇帝畢竟有著意識形態的使命：反擊任何對他是肆意揮霍和不負責任的君主的暗示。他將自己表現為勤政、仁慈和恪盡孝道的統治者，通過他的詩作為媒介達到目的，我們會看到任何巡幸中的君主都會如此。即便乾隆皇帝朝此方向的種種努力顯得矯枉過正了（他也非常反對），我們也應認識到，這一表白的激烈程度，與江南在文化上被認可并推崇作為歡娛和愜意生活之地的程度相匹配。更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將漢族士人文化自身固有的張力轉化為朝廷的有利條件。這一張力沿著十八世紀中葉兩種人，即推崇歸隱山水的“私人”和富于表現力的當下抒情高于一切的人，與支持更加“公開”或是有著文化革新以及說教的詩歌社會使命的人之間的裂縫表現出來。清廷自然與后者為伍，在此過程中，貶損或至少是削弱了前者。最后要說的極重要的一點是，乾隆皇帝的南巡詩也包括明確的民族—王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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