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與金山相遇（二）：調和并抒懷月下長江

乾隆皇帝從未走到嘲笑江南勝境的地步，他只是盡量使自己與它們保持距離。甚至當他看似贊同審美的休閑精神時，也要使用其他知名文人的——過去和現在的——藝術創作，作為文化上的緩沖器，令他至少在言辭上能夠遠離過于頹廢或是放縱的環境。例如，乾隆皇帝經常在自己的詩中向蘇軾致敬，在孫康宜看來，蘇軾是“中國文人中少有的”“真正掌握了所有的文學形式——詩、詞、賦、文、書、畫——的人”。蘇軾是感情自然流露和“豪放”的倡導者，強調藝術的表現功能，然而他的作品也以精確和客觀見稱。盡管“后世的中國評論家有時抱怨他的詩缺乏啟示意義”，但公安派的支持者對他評價極高，可能因此他被視作“抒情傳統的組成部分”，至少在十八世紀中期是這樣認為的。蘇軾的地位令乾隆皇帝更多地利用他詩人的表面形象而不是采用其詩句，作為一種可以與景致安全交流的文學預防之物。

就在寫作《恭奉皇太后駕臨金山記》的同一天（1751年3月13日），乾隆皇帝還寫過一首《游金山寺用蘇軾韻兼效其體》：

平生不戒游覽興，

西浮于洛東觀海。

輕舟風利過維揚，

此間初識有江在。

中流滯澲如補陀，

八功德水澄無波。

精藍信宿可留憩，

層樓阿閣何須多。

青雀黃龍盡收楫，

笳吹笙歌送西日。

帆檣遠近掛紅燈，

照入江天星點赤。

髯翁醉醒風雅魄，

奇句孤吟深夜黑。（原注：蘇詩有“二更月落天深黑”及“江心似有炬火明”，“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

?信耶非耶漫強明，

律中要使神鬼驚。

六百年沒人莫識，

我偶拈賡答風物。

濫觴遠憶巴岷山，

土鼓云門拳石頑。

清賞憑高興未已，

烹茶更試中泠水。

在這首詩的第一部分（1—4句），乾隆皇帝擺出了平民姿態，好像他只是“游覽”人群中的一員。但是乾隆皇帝在第一句使用“平?！币辉~，多少與他自己的身份不符。很顯然，身為皇帝，他的生活和出巡絕非平常。即便如此，他聲稱不反對，可能甚至是喜愛游覽的“平?！庇鋹?。他在第二句選擇的動詞“浮”——這暗示不是以匆忙的速度——以及他在第三、四句中對于乘坐由運河南下船只的描述，更支持了這種解讀。這似乎表明，乾隆皇帝在他南巡期間，難以超然于接受士人熱愛閑暇外出。

但情況真的如此嗎？這種解釋的一個顯然困難是，乾隆皇帝將他的出游描述為悠閑乘船游蕩，這與他此前和隨后的喻為勤政的騎在馬背以及他反復否認游覽，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我們很快將在乾隆皇帝其他南巡作品的更廣闊的脈絡中分析這首特別的詩作。然而首先要對這首詩做更為正式的分析，如下所見，在南巡期間乾隆皇帝避免完全采用文人游客的聲音和姿態，有的是將蘇軾的詩人形象構建為一種文學的代理形式，借此可以安全地與成為問題的景致相交流。

在敘述了（第3—4句）乘船首次到達揚州和抵達長江后，乾隆皇帝描述了（第5—7句）他登臨金山的佛寺，感覺到寺廟（第6—7句）“水澄無波”，“宿可留憩”。然而，這一恬靜的氛圍卻相當短暫，乾隆皇帝轉向了（第9—10句）自在卻是嘈雜的景致，成群的游客泊靠游船，在余暉中盡情歡樂。第11—12句顯然是這首詩的中心部分，描寫的是忙碌之后的休閑之地：“帆檣遠近掛紅燈，照入江天星點赤?！敝链?，無論是這首詩的主題還是格調，與我們先前的解讀都沒有矛盾。

然而，從第13句開始（也就是這首詩的后半部分），乾隆皇帝在修辭上將自己與高度審美化、夜幕中的長江形象——這形成了此詩的主題——保持著距離。他借用蘇軾這個人——“髯翁”剛剛“醉醒”——完成了這一距離的保持。蘇軾的原詩（約1071年）寫道（第9—10句）：“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苯酉聛?，在描述了（第11—12句）一幅如畫風景后（“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蘇軾開始（在第13句）迷失于晚景以及思念四川家鄉的思緒中。與蘇軾的詩作相比，乾隆皇帝在他詩作的第13句，抑制了任何直接的和個人的對于他周邊環境的神秘色彩及意義的思考。正如我們在《恭奉皇太后駕臨金山記》以及很快在《江月》中所見，乾隆皇帝完美地在其他場合闡述了他自己關于風景有著更重大意義的想法（或曰在《恭奉皇太后駕臨金山記》中所缺乏的）。然而，在1751年的作品《游金山寺》中，乾隆皇帝通過評論蘇軾在六百多年前對于同樣景色的詩歌創作中的情感投入，保持了更遠距離、作為第三者的視角。更確切地說，乾隆皇帝（或他的捉刀人）在第14句后面的詩注中直接引用蘇軾的詩句：“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非鬼非人竟何物”。如此一來，乾隆皇帝有效地在蘇軾耽于昏睡和好飲，和他自己的對于這一情勢的貌似客觀理解之間形成了對比，如他在第11和12句中所表達的（“帆檣遠近掛紅燈，照入江天星點赤”）。這一修辭上的敘述做法，反過來，在乾隆皇帝和他北宋代言人的觀點間，產生了更深的區隔感。

最后，在這首詩的末尾幾句，出現了一種模糊的詩歌聲音。19—20句的主題多少有些（可能是故意為之？）不明確。誰“濫觴遠憶巴岷山，土鼓云門拳石頑”？誰“清賞憑高興未已，烹茶更試中泠水”？蘇軾還是乾隆皇帝，抑或兩人都是？

如果我們認為蘇軾是主語，那么乾隆皇帝就將讀者的注意力從他自己身上挪移開來。是蘇軾“濫觴遠憶巴岷山”，而不是乾隆皇帝；是蘇軾（而不是乾隆皇帝）“清賞憑高興未已”；是蘇軾“烹茶更試中泠水”，而不是乾隆皇帝。然而，這最后幾句將乾隆皇帝讀為主語也完全講得通。

由于有著這種不確定，乾隆皇帝作品的主旨變得極為含混。一方面，通過步蘇軾的詩韻和用字，乾隆皇帝能夠證明，他既熟悉又欣賞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文學人物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在自己與沉湎江南休閑景色間畫上了界線。在這首詩的前半，看得出乾隆皇帝容許（如果不是支持的話）“游覽”。當乾隆皇帝將自己的巡幸用休閑的“浮”等字進行描述時，他完全沉浸在對自己經歷的敘述之中。然而，在詩的中間部分，他回撤到作為第三方、更遠距離的觀察者位置，使用蘇軾成為詩歌代言人。如此，乾隆皇帝就阻止了當夜幕降臨長江之時，他會（將會）投身于眼前歡慶場面的任何想法。這里乾隆皇帝有效地敘述并使自己遠離士人和大眾文化，他們絕對是閑適抑或是頹廢的。僅僅在詩的最后幾句，乾隆皇帝似乎重新回到了第一人稱的敘事者位置。然而，這是不明晰的。當然，乾隆皇帝像蘇軾一樣，可能“濫觴遠憶巴岷山”。然而，他肯定沒有體驗過大概是令蘇軾喝酒的那種思鄉感傷之情。像蘇軾一樣，乾隆皇帝“清賞憑高”可以“興未已”，但是很清楚，這并沒有包括身處長江下游的普通游客的陶醉。乾隆皇帝更樂于在金山佛寺這樣的幽靜隔絕之地“烹茶”。易言之，在南巡期間，就眼前景色本身而言，乾隆皇帝經常將自己不是扮成直接鑒賞者，而是作為有著距離的觀察者，卻全然熟悉其他人的文學和藝術作品中對于江南的遠為抒情的描述。

當將《游金山寺用蘇軾韻兼效其體》與以后所寫《江月》參讀時，這種用修辭拉遠距離的手法，就表現得更為明顯。在后一首詩中，乾隆皇帝傳遞出他經歷過相同的夜景，但沒有依賴一個像蘇軾那樣起媒介作用的文學名人。這首詩的名稱《江月》，是相當傳統的詩境，像乾隆皇帝自己在首句中所說：“水月亦常見?！痹谏弦皇自娎?，蘇軾因醉酒恍惚，只是被他處所的奇異黑暗吸引并癡迷其中。與蘇軾不同，乾隆皇帝在《江月》中所表達的是，在這樣一個吸引人的環境之中盤桓過久所帶來的可怕后果：

水月亦常見，

江月見乃初。

我來望后夜，

娥御來徐徐。

坐待破初更，

乍覺金波浮。

焦山及象山，

對峙海門虛。

團團爛銀鏡，

高懸只須臾。

擊鼓罷馮夷，

吹浪戢天吳。

鱗昆及甲族，

攝仰光明珠。

擬欲問纖阿，

三山究何如。

水仙乘赤鯉，

導我親證諸。

長揖謝未能，

勞逸終殊途。

這首詩的第一部分（第1—10句）意思比較直白。乾隆皇帝到達長江（第3句）并描述了他看到如華滿月的情形。修辭的核心又出現在這首詩的中間部分（20句中的第10句）。在第7—10句，乾隆皇帝描述了靜謐的景致，他并未稱頌它的美麗，而是突出了滿月短暫，必然會開始月虧最后成為殘月。長江（第11—12句）在皇帝看來，不再是美麗的月下江流，而已變成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戰場分界線。同樣，月亮（第14句）也不再被描述為有審美魅力的對象或是山水絕佳視覺的補充，而是變成了“光明珠”，它的美麗震懾住了“鱗昆及甲族”（第13—14句）。這里乾隆皇帝大概是指宋朝軍隊，它們在1127年將京城遷至長江以南，并從未全力重新集結力量，從女真人的金朝——被認為是滿洲人的祖先——手中奪回北方。身為滿洲統治者，乾隆皇帝也敏銳地意識到了江南在表面上對他自己的“鱗昆及甲族”，也就是對于清朝征服者精英的有害作用（見第四章）。懷著此等想法，乾隆皇帝欲問月神即纖阿：“京口三山”（第16句），它們的主要作用是供游覽，還是防御要地（“海門”）？但水仙先行一步，召喚他親自去視察它們（第17—18句），乾隆皇帝有禮貌地回絕了（第19句）?？偠灾?，乾隆皇帝視月下長江的壯美乃軍紀整肅、果敢和活力的威脅。王朝在江南的頹廢漸漸顯露，這促使他在結句發出警告：“勞逸終殊途”。乾隆皇帝對于南方風景所暗含的民族—王朝認識，與蘇軾遠為抒情的表達之間的差別，是至為明顯的。

在乾隆皇帝的話語中，蘇軾在意識形態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只是作為他自己的文學土壤，它也包容了一個遠為正面的形象。1751年3月27日乾隆皇帝抵達杭州，又一次引用了蘇軾的形象，這次是解決他自己現身西湖這一難題，西湖是士人游客歷來的目的地，以美景著稱。在組詩《題西湖十景》的第一首《蘇堤春曉》中，乾隆皇帝寫道：“通守錢塘記大蘇，……長堤萬古傳名姓，肯讓夷光擅此湖？”這里，蘇軾不是醉酒和輕松自在的詩人，而首先是關注治水問題的勤政和注重實際的管理者。在這點上，乾隆皇帝將蘇軾描繪成他的真正代言人，蘇軾的看法和目的與自己的完全相同?；实鄣倪@種幾乎不加掩飾，雖有些可笑，但應不會失去文學讀眾，特別是因為蘇軾有名的詩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一對西湖高度情色化的稱頌已被奉為經典。當然，乾隆皇帝并沒有提及此。乾隆皇帝對此隱而不語以及對于這種偏激的重新寫作的沖動，暗示出他在江南核心地帶游覽的矛盾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