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初相遇：在江北厘定“江南意”

有一首詩很好地表現出了乾隆皇帝努力應付他現身江南所招致的常常矛盾的意義。從京城出發的一星期后，即1751年2月14日，乾隆皇帝寫下了一首《江南意》：

毛嬙白臺及西子，

不必謀面人知美。

吳越山川罨畫中，

傳聞爭羨亦如此。

吟詩好景說江南，

前此何曾一稅驂。

觀風問俗式舊典，

湖光嵐色資新探。

早來小雪千林綴，

梅信依稀速郵置。

鄧尉孤山似此無，

迎人蹕路江南意。

身為心存批判意見的歷史學家，我們最好要對乾隆皇帝這些想法中最后的幾點保持懷疑，若僅僅關注最后數句所表現出的誠實或真摯，那么對于此詩的解讀就過于簡單了。我們毋寧可以這樣問：從修辭、思想性以及象征意義來看，這首詩是要達到什么樣的整體效果？回答這一問題，要求我們關注這首詩的主旨和寓意。

首先，乾隆皇帝將江南著名景點的誘惑比成是毛嬙、白臺、西施的性吸收——她們是三位傳說中的南方吳國和越國的美人。詩的第二節（第3—4句）表達說：“吳越山川罨畫中，傳聞爭羨亦如此?！边@里乾隆皇帝仿用了一個至少可上溯至十一世紀的古老傳統，將他自己和讀者與江南風景的關系，賦予性別（甚或是性）的意義。

這將我們引向第二點。乾隆皇帝明確將江南負有美景的聲望，視作士人階層社會文化建構出來的，也就是說，通過繪畫和詩歌的創作建立并傳播，而詩畫是與士人雅興聯系密切的領域，這至晚也是從十一世紀就開始了。乾隆皇帝知道“吳越山川”，不是因為他親身經歷過，而是因為它們已“罨畫中”，并且如詩中所說讓人“傳聞爭羨”。在這個意義上，江南名勝的吸引力很像三位美女——毛嬙、白臺、西施。人們不需親見她們，就知其美麗。質言之，在開始南巡之前，乾隆皇帝與江南及其景致邂逅與認可，大半已經通過士人觀光文化的棱鏡折射了出來。

在闡述了這些并達到該詩的中心內容后（12句中第6句），乾隆皇帝也建立了一個修辭支點。通過精心設置的修辭，他否定曾經“稅（脫）驂”而觀光。乾隆皇帝以第一人稱的語氣（作為馬背上的統治者，這不是偶然的，這一點我們后面還會討論），用經典用語“觀風問俗”——兩者都是“式舊典”——來表達他現身南方?！昂鈲股Y新探”，盡管親自來了，但他還是費盡苦心要表明，雖然肯定做得到，但他不完全樂意投身于那種“已內在化”的士人游客所表現的抒情?？紤]到寫此詩的情境，這需求一個微妙的觸點。乾隆皇帝小心翼翼地避免徑直否認江南美景。然而，他（在第9句）表現出了士人審美的得意（“早來小雪千林綴”），但這只是為證明他的文學功力。接下來，在下一句詩中，他又一次將自己與這一寫作美景詩歌的癖好保持距離：“梅信依稀速郵置”。這首詩的結句部分，乾隆皇帝將他巡幸鄧尉、孤山等同于因緊急事務而疾速經過驛站時所看的梅花一樣。最后，他斷言，“江南意”不是在著名景色中而是在“蹕路”的“迎人”中。易言之，皇帝巡幸江南的目的不是觀光，而是觀察出巡路線沿途百姓的感受。

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馬背上統治者的形象，它喻意著勤政，也有著人們能感覺到的意義：“觀風問俗”（第7句和第12句）和否認觀光（第6句和第10句）。乾隆皇帝和他的心腹滿洲大臣、兩江總督尹繼善，精心闡述了1765和1780年第四次和第五次南巡中“速郵置”的喻意。1765年，在蘇州西郊支铏山、寒山游覽時，乾隆皇帝寫道：“幾稱片時間，大吏稱馳驛”，在詩注中他解釋：

游覽所至，略觀大意即行，尹繼善比之“馳驛看山”，然過而不留，片時間適足矣，謂之“馳驛”，固當。

數星期后返程回京，圣駕在揚州停留時，乾隆皇帝游覽揚州西北郊的平山堂，寫道：“去時春仲來春暮，真是春光馬上看?！彼^續寫道：“坐惟片刻未斜暉，問景聽稱馳驛飛?！鼻』实塾忠淮卧谠娮⒅薪忉屃诉@一看法：“尹繼善每稱游山似馳驛，然過而不留，實予本意耳?！?15年后的1780年，當第五次南巡回程至蘇州西郊，乾隆皇帝又重復了同樣的認識。我們下面還會回到這一馬背上的比喻?，F在，可以總結我們對于《江南意》的解讀：乾隆皇帝意欲強調體察民情，而不是悠閑地欣賞梅花。

我們也需很好地體察乾隆皇帝詩歌創作更具體的歷史情境?！敖稀碑斎皇且粋€不確定的指稱，其含義可以是地理的、行政的和文化的。乾隆皇帝本人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些不同并留下了相應的詩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寫作《江南意》時根本不在江南。其時皇帝一行還在京畿地區，甚至還沒有向南進入山東省。1751年2月28日，確切地說，在寫下《江南意》的兩星期后，圣駕才進入江南地界。乾隆皇帝寫了一首十分切題、名為《入江南境》的詩，以紀念這一場合。其中他寫道：“江南至矣猶江北?！闭眠^了兩星期（只是巧合嗎？），圣駕就渡過長江，進入了地理—文化意義上的江南，即《江南意》中所指的江南。換言之，在圣駕抵達“江南”之前的整整一個月，乾隆皇帝已經預料到了他個人會采用士人游客的立場，而這通行的立場對他來說就成了問題。人人銘記于心的江南著名景致，實際上要求他完全分享精英觀光文化。在《江南意》中，乾隆皇帝不僅尋求認可，而且也抑制并抵消這一套共用的假設和意義。

如上所述，乾隆皇帝不能并且也沒有否認江南不容否認的燦爛輝煌。若那樣做，將冒著破壞那些來自這一地區漢族精英文化情感的風險，更不必說甘冒顯得不熟悉古老的中國風景畫和詩歌的文藝傳統的風險了。他小心翼翼地將偶爾且有限的對于當地環境的欣賞，混入到對高尚的孝道和勤政的表白之中。乾隆皇帝框定并由此抑制了他對于江南勝景的承認?！度虢暇场泛芎玫亟忉屃诉@最后一點，值得抄錄全詩：

裊裊東風拂面春，

春乘鸞輅舉時巡。

江南至矣猶江北，

我地同兮總我民。

袛厪觀方懷保切，

豈難解澤惠鮮頻。

更欣余事尋文翰，

秀麗山河發藻新。

這首詩的主體部分扼要重述乾隆皇帝到達江南并重申他自以為高尚的目的：對臣民“觀方”，“懷保切”，施“澤惠”。作為詩人和君主，乾隆皇帝事實上仁愛地擁有著江南及其居民（“我地同兮總我民”）。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話題。然而，這首詩的最后兩句特別令人驚訝，因為它們不僅與其他詩句明顯不同，而且也與就在兩周前的《江南意》中所表達的觀光思想相抵牾。當然，在《入江南境》中，乾隆皇帝陳述他“尋文翰”乃“余事”。然而，“秀麗山河發藻新”，表明他依然承認這有著一定的歡娛。我們如何理解乾隆皇帝用詩表達景致的突然熱情呢？

一種可能性，乾隆皇帝沒有將他的觀光活動公之于眾。這種解釋的基礎是，“尋文翰”不是指乾隆皇帝自己的文學創作，而是指移動的朝廷吸引了地方士人的寫作。畢竟，如在第六章所詳述的，這種詩歌交換是南巡的重要內容。這種推理的邏輯結論是，是地方士人，而不是乾隆皇帝本人，通過文學的創作，使“秀麗山河”長存。

表面上看這種解讀有一定道理，但仍難以服眾，站不住腳，因為就在同一天，乾隆皇帝創作了另一首詩《恭依皇祖示江南大小諸吏詩韻》，其中寫道：“余暇寄山水”。這是說乾隆皇帝在南巡中不只是沉溺于觀光，但是，他沒有否認自己“余暇”時的歡娛。然而，同樣重要的是這首詩的結尾兩句，這是他向江南地方官僚所講：“茲來匪豫游，前徽勉無負?！鼻』实劬褪沁@樣，在迎合地方士人的品味和習慣以及否認觀光欲望之間來回游移，所有的一切都在一首詩中。

那么，我們能否假定乾隆皇帝愿意——當然有些勉強——公開贊揚江南的美景呢？這也存在著問題：我們如何能將乾隆皇帝對于觀光的熱情，與他約兩周以前在《江南意》中如此清晰表達的矛盾情感一致起來？這一難題的解答在于，要看乾隆皇帝寫作時身處的位置。我們（以及乾隆皇帝本人）上面已指出了，這時圣駕還未進入作為地理—文化上的江南地區，進入的只是江南省行政管理的范圍：“江南至矣猶江北”。更準確地講，“江北”，也就是江南省位于長江以北的地區，是黃河—運河水利體系的重要基礎設施網絡的關鍵。在繼續向南經過江北的兩星期內，乾隆皇帝將大部分時間用于親視這一防洪、灌溉以及平穩運輸漕糧所依賴的水利基礎設施。在這種特殊背景下，“余暇”觀光，對于乾隆皇帝作為勤勉統治者的公眾形象來說構不成什么威脅。當身處或靠近江北時，乾隆皇帝極樂于承認他享受地方的景致，這就無足為怪了。

然而，當再往南，乾隆皇帝抑制住了稱頌“秀麗山水”的意愿。當圣駕接近并日益深入江南，乾隆皇帝緘口不言他自己的愛好（但并沒有說他沒有能力），不同于士人游客慣常所做的那樣贊美宜人的環境，他將一切觀光動機歸結為了恭奉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