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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巡狩——模棱兩可的迎合

    歷史大觀園 制度構成 2020-07-05 13:15: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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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已經說過,視朝廷和學者間的互動完全通暢或不存在什么問題,這是不準確的,也是極其錯誤的。1757年發生的浙江人章知鄴一案,十足地提醒朝廷和士人間內在的可能沖突,尤其是在1750年代這樣的戰爭時期。章知鄴是泰州府臨??h儒學訓導(正七品), 1757年乾隆第二次南巡期間,章知鄴同其他許多人一樣,向浙江學政竇光鼐呈獻自己的詩冊,希望獲得參加杭州召試的資格。然而,因為詩的格式和內容存在問題,竇光鼐沒有推薦章知鄴,他未能通過進一步的挑選。章知鄴認為受到了不公正對待,決定自我行事以解決問題。他向皇帝的駐蹕營地進發,為的是直接向皇帝提出正式申訴,結果遭竇光鼐羈押。竇光鼐審訊章知鄴后,向仍在南巡中的乾隆皇帝奏報此事。乾隆皇帝下令將這位低級官員帶往駐蹕營地召見。使乾隆皇帝不樂的是,他發現章知鄴的詩作“俚淺荒鄙”,“不堪入目”,而且,在查看了章知鄴呈獻的其他作品后,發現了更為“狂誕恣意”的言論:“西陲用兵,久稽成功,情愿從軍?!睆那』实酆髞怼百乱料ぶ姞I情形果如所言否”的決定,我們可以推測章知鄴(隱晦或無意中)批評了乾隆皇帝的軍事行動。盡管章知鄴聲言,目的是表露忠心并愿意為君主效力,但乾隆皇帝卻大為光火,一個微員竟敢對本朝在遙遠西部正在進行且仍勝負難料的戰爭說三道四;第四章已討論過,1757年時西師前景未卜,清朝遠未勝券在握。乾隆皇帝對此事相當暴躁的處置,不僅反映出了章知鄴評論的政治影響,而且也反映出乾隆皇帝對于當前政務的疑惑和焦慮。

    乾隆皇帝氣憤不已,但還是決定以寬大為懷,裭奪了章知鄴的卑微官職,處罰他在西部邊疆的辟展(即吐魯番,位于新疆東部,在烏魯木齊和哈密之間)服役。章知鄴被流放了五年。就在1762年開始第三次南巡的前夕,乾隆皇帝想要赦免章知鄴,因為“軍務久竣,此等無知之人,別無可效用之處”。如果辟展地方官員可以保證章知鄴已經悔過,乾隆皇帝就準備“加恩”,允許他回原籍。然而,滿洲官員安泰在檢查章知鄴檢私人著述時,發現他對之前的作為無悔改之意,相反“妄引關帝文昌”以為報復計,尤其是對于他往日的仇家竇光鼐。乾隆皇帝極為惱恨:“豈能逃朕洞鑒乎!”最后,章知鄴為“悖逆之言”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乾隆皇帝下令在辟展就地公開處決示眾。

    章知鄴的故事誠然是乾隆朝廷和普通士人間公開對抗的極端事例,然而,甚至乾隆朝廷與沈德潛等極受恩寵之人錯綜復雜的迎合舉動也充滿著相互間的狐疑及潛在的緊張。如前所述,在朝廷和地方間,由于沈德潛的學識以及在蘇州的社會地位,他是有吸引力和有效的文化經紀人,可是,介入地方越深,沈德潛在禮儀上和在文學上的事業也似乎更加政治化。

    例如,1765年沈德潛首倡重建祠堂以紀念徐汧(1597—1645),徐汧是長洲人,出身于極貧寒之家,在明末升任高官,位居詹事府少詹事。徐汧的地方聲望源自他對于清朝征服者剃發令的堅決抵抗,此令要求每個成年男子要遵循滿人的發式(剃光前額并編辮子),否則就處死。徐汧沒有屈服,選擇了殉道,從虎丘的橋上投水身死?!靶熘夜澒簟苯ㄔ诨⑶鹛K州城墻西北,但1700年代初就已圮廢。1707年,皇帝的著名包衣曹寅(1658—1712),還有彭啟豐(沈德潛的密友)的祖父彭定求(1645—1719),重建徐忠節公祠,它靠近當時新近修葺的長洲縣儒學——這也是彭定求近來指導完工的又一項重要民事工程。曹寅和彭定求在1707年重建徐忠節公祠的態度極其含糊,沈德潛在1765年做同一事情也同樣如此。我們可以將沈德潛的姿態解釋為,是向在民事和文化上居領袖地位的彭定求致敬,彭定求在蘇州享有盛譽:“稟承家學,鍵戶揣摩”,“民間政事有不便者,必言于官,請罷之”。同時,很顯然,沈德潛及同仁向明朝烈士徐汧和他的兩個兒子徐枋(1622—1694)、徐柯(1627—1700)表達敬意——這兩兄弟,詩人袁枚公開頌揚他們“秉承遺志,拒不入仕”。

    從沈德潛1760年代文學事業的背景看,他在1765年紀念徐汧,包含有另一層政治意義。沈德潛1761年與朝廷有了最早的沖突,這是在他向乾隆皇帝呈進《國朝詩別裁集》(36卷,初版約在1759年)之后,這一著作是清初詩歌的選本。乾隆君臣仔細檢查,發現沈德潛編定的集子包括忠于明朝的人士比如錢謙益(1582—1664)的詩作。乾隆皇帝表現出了相當的寬容,認為沈德潛有別于這些人,如此做,或是年老昏憒或是他的門生所為。然而,在1769年沈德潛去世后,面對越來越多的證據,乾隆皇帝難以視而不見或徑直原諒。在收集和閱讀這位已故詩人的全部作品后,乾隆皇帝發現選本中有更多的政治傾向上有問題的詩人作品。而且,乾隆皇帝也聽說,沈德潛作過一首《詠墨牡丹》詩,包括以下詩句:

    奪朱非正色,

    異種也稱王。

    任何受過教育的讀者都會注意到,有關顏色的“朱”字與明朝統治者的姓氏是相同的。

    可以說,在整個1760年代,乾隆皇帝有充分理由懷疑沈德潛的政治同情心。然而,即便對這位前朝臣及文學對話人有過懷疑,他也沒有將這些公之于眾。事實上,直到十年以后,當詩人徐述夔悖逆案的細節大白于天下之時,乾隆皇帝似乎認識到,他早年對于沈德潛的忠誠過于信任了。第八章將在1770年代末的歷史環境中,考察徐述夔悖逆案。這里,我們只需指出一點:1778年12月初,乾隆皇帝意識到1760年代沈德潛就與徐述夔關系密切,甚至為徐述夔作傳。當時,沈德潛也向另一位徐姓之人——忠誠于明朝的徐汧——致意以及選編那些對于明朝懷有同情心的清初詩人的詩作,這不只是巧合。很顯然,眼見不一定為實。

    可以想見,乾隆皇帝在處置1778年這些事情時,感到了一種深深的背叛。他怒斥沈德潛的“卑污無恥”,“玷辱縉紳”,之后下令剝奪已死去的沈德潛所有的御賜物品和贈予榮銜,也將他從京師的名宦祠和蘇州地方鄉賢祠中撤出,依律剖棺戮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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