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構成
大清巡狩——民族—王朝回應之舉：恢復巡幸（1780—1785）
乾隆皇帝對于帝國的民族—地理應有秩序所持的假定（有人會說是浪漫與偏執的幻想），令他對金從善的諫言感到震驚和沮喪：“不料陪都（也就是盛京）根本重地，俗樸風淳，乃有如此悖逆之徒，實為意想所無?！?..
大清巡狩——對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蝕（1765—1778）
1760和1770年代，越來越多的帝國臣民認識到，乾隆皇帝各種各樣民族—王朝美德的表白，只不過是意識形態的自負罷了。尤其是圍繞著烏喇納拉皇后（1718—1766）
的宮廷紛擾局面，揭穿了乾隆皇帝在1750和1760年代他頭四次南巡中的虛偽說法：他明確、反復說，不是為了享受，而是為了追求孝道、勤政、仁慈的美德。
在這方面，烏喇納拉皇后的個案可以揭示如下問題，即為什么在間隔十年之后，乾隆皇帝在1780年代開始他的后兩次南巡。...大清巡狩——政治至上（1770年代）
為什么乾隆皇帝一心要在1780年代又進行兩次南巡？一個人們常征引但多少有些膚淺的答案是：乾隆皇帝好大喜功，期望能與乃祖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相比肩。然而，這種求助于皇帝的“人格”或是“性格”（埃利亞斯的用詞是homo clausus）的解釋，從哲學上講是貧乏的，從歷史上看是可疑的。
更具說服力和更令人滿意，也就是更注重歷史的解釋，要求更加關注兩者間復雜的互動關系：一方面是意識形態和制度要求必行之事，另一方面是特別事件的發生，尤其是在關鍵的1770年代這十年。...大清巡狩——乾隆皇帝水利認識的再考察
乾隆皇帝對于解釋南巡在時間上的很不固定，極有興趣。1784年4月，在最后一次南巡期間，這位73歲的皇帝在《南巡記》這篇文章中，解釋了他六次南巡為何跨越了近35年。在乾隆皇帝心中，所有的“大事”可以分為兩類：“宜速莫遲者”與“宜遲莫速者”。成功的關鍵是認清宜速與宜遲，并采取相應行動：“于宜速而遲，必昧機以無成；于宜遲而速，必草就以不達能合其宜者?！?br /> 更準確地說，文武活動要求不同的決策節奏：“兵事宜速，河務宜遲?！?br /> 回顧即位以來的50年，乾隆皇帝除了說他“敬天明禮”外，舉出了“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作...
大清巡狩——正統話語：馬上“觀民”
乾隆皇帝是以勤于政務而不是耽于游樂現身江南的，作為種種努力的一部分，他抓住了經典的“觀民”準則。上面我們已見過這一詞語，這里我將從乾隆皇帝1757年第二次南巡詩里再多引用一些例證。1757年3月20日，一進入江南，乾隆皇帝就向該省地方官員講：“國本重為民……省方為觀民?！?br /> 后來，騎馬經過常州府（位于蘇州北面）時，乾隆皇帝再次設問：“南來緣觀民，詎為賞煙景？”
接下來，在到達蘇州后，他宣稱：“南來兩務重，視河及觀民?！?br /> 最后，乾隆皇帝在到達杭州后，重復了同樣的主張：“前歲災鴻今稍安，觀民不為事游觀?！?br /> 很顯...大清巡狩——日益深入：宣稱勤政，拒斥愉悅
與這種矛盾態度相隨的是揮之不去的焦慮，被一再的否認所掩飾著。乾隆皇帝的詩作到處都否認他只是在外出游樂。1751年，一抵達蘇州，他就寫道：...
大清巡狩——與金山相遇（二）：調和并抒懷月下長江
乾隆皇帝從未走到嘲笑江南勝境的地步，他只是盡量使自己與它們保持距離。甚至當他看似贊同審美的休閑精神時，也要使用其他知名文人的——過去和現在的——藝術創作，作為文化上的緩沖器，令他至少在言辭上能夠遠離過于頹廢或是放縱的環境。例如，乾隆皇帝經常在自己的詩中向蘇軾致敬，在孫康宜看來，蘇軾是“中國文人中少有的”“真正掌握了所有的文學形式——詩、詞、賦、文、書、畫——的人”。
蘇軾是感情自然流露和“豪放”的倡導者，強調藝術的表現功能，然而他的作品也以精確和客觀見稱。
盡管“后世的中國評論家有時抱怨他的詩缺乏啟示意義...大清巡狩——與金山相遇（一）：引出景致與否認欲望
乾隆首次南巡中的一次關鍵活動，發生在1751年3月13日。這一天，皇帝一行進入江南。作為地理—文化地名的“江南”，使人想到旖旎風光、城市發達、消費繁榮、悠閑愜意、文化底蘊——所有這些可能會敗壞乾隆南巡作為勤政、愛民、仁政活動的官方敘事。鑒于此，乾隆皇帝用一篇名為《恭奉皇太后駕臨金山記》的文章紀念他進入江南。
金山是長江江心兩座主要島嶼中的一座（另一座是焦山），這里與大運河交匯，因此它是江南象征性的門戶。...大清巡狩——初相遇：在江北厘定“江南意”
有一首詩很好地表現出了乾隆皇帝努力應付他現身江南所招致的常常矛盾的意義。從京城出發的一星期后，即1751年2月14日，乾隆皇帝寫下了一首《江南意》：
...大清巡狩——解讀乾隆皇帝南巡詩作
乾隆皇帝以做皇子和皇帝期間所寫詩文的絕對數量而聞名（或曰聲名狼藉，這視每人的看法而定）。他的文章有四集，約92卷，詩作則有六集，總數達到驚人的454卷。
房兆楹認為：“乾隆皇帝名下的詩作總數超過4.2萬首。如果全部是他一人所寫——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產的詩人?！?br /> 如此多產，正如人們所想，肯定會影響文學品質。房兆楹估計，乾隆皇帝“從根本上說，不是詩人。他所寫作品的價值，主要在于提供了乾隆時代的文化和歷史背景”。
在乾隆皇帝去世后編纂的《實錄》以及更具同時代性質的《起居注》更關注行政和政策...大清巡狩——精英文化內部的緊張：十八世紀對“抒情論”的貶斥
乾隆皇帝自己對于觀光這一文化上的必行之舉的矛盾態度，與漢族士人文化本身內在的張力桴鼓相應。這一張力基本的來源是高友工所稱之為的“抒情論”。這一觀點影響著經典與世俗的敘事風格，尤其是在十八世紀，但它首先是“所謂抒情詩文化現象背后的詩歌意識的一部分”。
更準確地說，抒情論是“抒情內在化長期演進過程的發展頂點，這是一種源于六朝時期（約386—598）的博采眾長、特立獨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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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巡狩——愉悅在前：皇帝的矛盾態度
1784年最后一次巡幸杭州期間，乾隆皇帝評價他首次南巡的時機選擇：“南巡之典始行于十六年辛未，即遲也?！?br /> 承認了他開始南巡的延遲，這是重復了約35年前江南地區民眾和官員的感受。1749年11月中旬，江南各省大員上奏：“群情愛戴，浹髓淪肌，其瞻云向日之誠，亦倍深于他省?！碑敃鴮懽嗾蹠r，各省官員都是代表他們自己和當地權勢家庭的利益：“延頸企足，朝夕以祈?！彪m然如此，他們還是將此歸為廣大民眾的共同感受：“眾口同心，歡迎恐后，此實出于全省紳耆士庶之至誠?！北M管這些官員的這種自我認定的、作為“百姓呼聲”代表的角色肯...
大清巡狩——模棱兩可的迎合
前文已經說過，視朝廷和學者間的互動完全通暢或不存在什么問題，這是不準確的，也是極其錯誤的。1757年發生的浙江人章知鄴一案，十足地提醒朝廷和士人間內在的可能沖突，尤其是在1750年代這樣的戰爭時期。章知鄴是泰州府臨?？h儒學訓導（正七品），
1757年乾隆第二次南巡期間，章知鄴同其他許多人一樣，向浙江學政竇光鼐呈獻自己的詩冊，希望獲得參加杭州召試的資格。
然而，因為詩的格式和內容存在問題，竇光鼐沒有推薦章知鄴，他未能通過進一步的挑選。章知鄴認為受到了不公正對待，決定自我行事以解決問題。他向皇帝的駐蹕營地進...大清巡狩——蘇州紫陽書院與迎合漢學
最早體現沈德潛日隆的文化影響的，是他在1751年出任蘇州紫陽書院山長一職。
這座書院靠近蘇州府學，由時任江蘇巡撫張伯行（1652—1725）在1713年建成。在張伯行的贊助下，它起初是為了傳播“正統”的程朱對于經典的注解（書院的名字既是指朱熹的老家，也與朱熹在福建武夷山主持過的書院同名）。
在1750和1760年代沈德潛主持蘇州紫陽書院近二十年的時間里，學院的指導方針開始發生變化，這所帝國最好的學校之一，成了漢學和考據學的中心。...大清巡狩——蘇州的文化經紀人沈德潛
任何對于南巡中乾隆皇帝努力影響并贏得當地精英的探討，若離開了考察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沈德潛（1673—1769），那都將是不完整的。
乾隆朝廷與沈德潛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揭示了南巡如何推崇詩歌以及朝廷如何將某些學術品味為其所用。艾爾曼認為，沈德潛“可能影響到了上述所討論的朝廷在詩歌上的新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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