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霸海上——儒者與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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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公元前6世紀的孔子來說，中國就是全世界。他稱之為“中國”、“諸夏”，或簡單地稱做“天下”。就他所知，在帝國的疆域之外，只有蠻荒、毫無禮法的蠻夷之邦。這些經常出自草原與西方的荒漠的劫掠牧人，是穿著獸皮的野蠻人，他們帶來的是破壞與絕望。而往東方去，橫越無盡的海洋，只有愚蠢統治者的幻想與美夢。

有一回，自覺在華北的家鄉山東不受賞識，孔子告訴他的弟子，他想到“九夷”居住。有個門生問：“陋，如之何？”孔子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然而，孔子除了這次自許的話之外，他在著作中明白地表示：出游會妨礙重要的家庭責任，并且認為商業在先天上是卑賤的，接觸外國人或淫巧的東西，所得無幾。他在《論語》中說：

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從公元前二世紀起，隨著漢朝的興起，儒家思想成了中國社會上流階層的道德規范及帝國官僚體系的基礎。首次將華南大部分的地域并入中國版圖的漢朝，欣然接受儒家的思想，來加強皇帝本身在道德及政治上絕對的權威，以抑制強大的貴族?？鬃硬坏岢龉糯坛挠^念——皇帝是天人之間的聯系，而且他說：真正的統治者可以將社會“齊之以德”。漢朝的皇帝正式設立太學，傳播儒家思想；受到孔子這位偉大哲人的影響，政府旋即賦予出仕與業農為良民的崇高職業，而商業跟貨品交易相對地則被歸為剝削及腐敗。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工人后面，政府并以禁奢令限制他們穿著高級的絲織品。在3世紀漢朝崩潰之后的混亂時期，中國北方的商業即使存在的話，也相當有限。當時中國人對于境外的人與地所擁有的一絲好奇心，都因為生存競爭而被遏止了。爾后的400年間，漢朝所分裂出來的國家，彼此之間一直停留在戰爭狀態。最后在7世紀初，李氏勢力的興起，取代隋朝，于618年建立了唐朝。唐朝的軍隊接著攻打位于蒙古的東突厥和據有中國東北南部、高麗的王國（譯按：指渤海、高句麗）。勝利者又轉而向西，征服了現在新疆的突厥人。

在新的大帝國境內，有大量的“蠻夷”：突厥人、回紇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是一個大熔爐，即使唐朝皇室本身的成員也有突厥人的血統。中國人雖然無法阻擋這些不同的民族所帶來的魅力，但他們的好奇心已經因為儒者對外人的疑慮而趨于緩和。這兩種心情彼此交戰，就像海洋上多變的浪潮，變換毫無預警。最明顯的例子就在唐朝長安的宮廷上，仿效異族與排斥胡風、竭財招待與極端迫害，同時并存。

長安雖然在漢朝滅亡之后，數度因勢力交戰而遭到蹂躪，但在7世紀的當時，它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坐落于華北黃河中段的關中平原中心，方圓30平方英里，擁有百萬納稅人口的巨大都會。環繞在內城和精心設計的皇宮大院之外的，是一個分為106坊、數百間寺院、兩個大市場的外城。東市販賣來自唐帝國境內的貨品；西市交易的貨物，則是來自印度、波斯、東南亞及更遠的地方，甚至從遙遠的非洲海岸來的異國商品?？拷鼥|、西市的城市邊緣，有許多酒館，琥珀色的高腳杯裝著葡萄酒，金發碧眼的胡姬翩翩起舞，向有錢的熟客耳語獻媚。

沿著西市場狹窄曲折的街道，人們可以嗅到來自印度或爪哇的檀香，將檀木搗碎制成膏藥，可以用來解熱及治療腸胃??；這里也有蘆薈制成的止痛膏和使口氣清新的丁香。來自索馬利亞(即索馬里)的乳香，也可以在這里找到；它和沒藥一樣，用于治療為流產所苦的婦人。這里也有化妝用途的波斯棗和香水用途的番紅花粉，以及來自波斯可以增加性功能的開心果仁。還有沿街叫賣，號稱可治療胃病、來自緬甸的黑胡椒，和產自吐蕃用以消炎鎮痛的濃芥末。有時候會見到稀有的高貴香料——龍涎香，中國人相信那是“龍的唾液”。世界各地所有治療疾病的各種藥物，都可以在長安的西市出價買到。

那些令人驚奇的東西，中國人用絲綢和瓷器來交換。這些美麗的瓷器是世界上真正最早的瓷器，不但堅硬，而且上了可以反映燦爛陽光的半透明釉彩。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覬覦這些神奇的瓷器，除了因為瓷器可作為裝飾品外，阿拉伯人還相信（雖然是錯的）這些瓷器能顯示毒素。就像絲綢在1世紀推動了陸上的商路，瓷器同樣地也成為7世紀印度洋貿易的原動力。

瓷器之路從中國南部沿海的廣州，到蘇門答臘、馬來亞的香料港，再到錫蘭和印度，最后到達波斯灣的錫拉弗（Siraf）和阿曼（Oman），延伸了大約6000英里。借由季節性的季風的幫助，航程需要幾個月。雖然中國的皇帝在7世紀遣使至高麗、越南和印度，但當時中國的商人和帆船，似乎不太可能真的到達了波斯灣。波斯商人長期以來就是陸上絲綢貿易的主要中介者，在當時也成了海上的商人，并控制了瓷器之路。他們的交通工具有兩種，一種是據說長200英尺以上可容納600人的細長錫蘭船，另一種是不用釘子，而將椰子纖維捆綁成的自制單桅帆船。船上的三角形大帆，可以使船只追循順風的方向前進。因為波斯人會利用星座導航船只，并且為重要的星座與風向命名，所以在7世紀，波斯語成了行船人的共同語言。

唐玄宗在開元元年（713年）即位之初，為了展現他對這些奇珍異寶視同無物，焚毀了許多珍珠、翡翠和其他華麗的衣服。然而四年之后，據《資治通鑒》（1067—1084年)由知名的史學家司馬光所編成）記載，有一個胡人來到皇宮跟玄宗講有關南海富庶的情景：巨珠、羽毛閃閃發亮的翠鳥、錫蘭的醫術與珍奇藥材等。玄宗印象非常深刻。于是下令監察御史楊范臣組織一個探險隊，隨胡人回到他的家鄉。楊范臣反對，并提醒皇帝先前的不事奢侈。

楊范臣說：“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于胡嫗，豈宜NCE4A之宮掖！此時胡人?；笄竺?，無益圣德?！?/p>

玄宗放棄了這個計劃，但其他唐朝的皇帝則毫不猶豫地實現他們的夢想，在“朝貢”天子的偽裝下開始了與外國的貿易。如果外邦表現出極其恭順的態度，又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孔子不也說過“柔遠人”嗎？而且，招徠蠻夷，用中國文明的光輝予以感化，那不正是統治萬民的天子的責任嗎？此外，貢品在朝廷隆重的典禮上，呈獻上來取悅皇帝，也再度確認了唐朝的皇帝在世界上所擁有的權力。顯然地，一個合理的對外政策，有助于掌握不安的鄰國與不相往來的敵國。

據說，唐帝國的苑囿之中充滿了異國的飛禽，如蒼鷹、醏醓、來自印度的絢麗孔雀，以及經由特使從高麗、中國東北、蒙古尋回的上等獵鷹。帝國邊疆或更遠地方來的水果——如桃子、香瓜、無花果，為了給皇帝享用，也都放進皇宮設置的冰窖里保鮮。帝國騎兵所需要的馬匹，則是數以千計地由中亞的拔汗國輸入。中國要和北方的游牧民族進行斗爭，少不了這些強壯、迅捷的牲畜，這是需要而不是奢侈。不過，中國人也飼養了一些特殊顏色組合的馬，如黑鬃白馬、紅鬃黃馬，部隊常以能夠擁有這種相配成對的馬而感到自豪。

唐代諸帝也很欣賞高麗的女子，要求高麗必須進貢女子作為宮女。侏儒與矮人（他們是否為來自非洲南部或新幾內亞的純種矮小族，則不清楚），則常被當做賞賜品，他們是來自非洲東海岸一個叫“層期”或“僧”地方的黑奴。周去非（一個廣州的海關官員）在其個人的筆記《嶺外代答》中談到這些奴隸來自一個遙遠的西方島嶼，很有可能是馬達加斯加：

西有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虬發。誘以食而擒之，轉賣與大食國為奴，獲價甚厚，托以管倫，謂其無親屬之戀也。

從9世紀起，在中國史料上出現了許多對非洲極好的記述，暗示著卻使中國人的帆船未曾到過非洲，但中國人至少已經從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那里取得了可靠的訊息。中國人早期與非洲牧人接觸的記載，可以從段成式（死于863年）的一本雜著《酉陽雜俎》（完成于863年）中發現：

撥技力國（可能是索馬利亞的Berbera），在西南海中，不食五谷，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惟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

中國奴隸貿易的范圍，很難確定。隸役作為一種懲罰方式，從漢代以來就已存在，所以在中國并不缺乏男隸和女奴。然而，據說在廣州，大部分的“富人”多“蓄鬼奴”做看門人。鬼奴的地位，被看待得僅高于畜牲一些。他們擔任搬負重物的工作，而且，因為中國人認為他們“入水不?！?，所以雇用他們來修補漏水的船。有些黑奴可能在到中國后不久就死了。中國的資料描述他們腸胃失調，可能因為烹飪的飲食對他們而言并不習慣。但是，“若不死，即可久蓄；久蓄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

唐代的宮女仿效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流行式樣，穿著緊貼身體的禮服、打皺的裙子，以及覆有龐大面紗的帽子。而且，顯然因為模仿外國跳腳尖舞的舞團，以致形成了上層階級的中國婦女纏足的根源。起先，只有宮中的舞妓稍微裹著腳，像芭蕾舞者那樣，踮起足尖站立。后來，到了宋朝，因為小腳令人贊嘆，又被視為美的象征，這種風尚擴展到了宮闈之外。為人母親的開始為她們的幼女緊裹小腳，這樣一來，女孩等于是瘸了腳，一輩子被限制在家里，于是纏足便成為婦女確保貞節美德的方法之一。

男子的衣著形式也反映出外國的影響。唐朝的貴族炫耀豹皮制的帽子。唐朝詩人白居易，就在家里建造一個地鋪青毯的突厥帳，作為聚會的場所。愛好舶來品的風尚感染了各個階層，甚至最簡陋的住所中所擺的日常物件，也要用高鼻大胡的外國人像來裝飾。

8世紀，中國在南部海岸設置廣州市舶司，嚴密地監督貨物進出中國。負責市舶司事務的市舶使，可以毫無理由地改變進口稅的稅率，搞得無所適從的商人只好到安南去做生意。所有的外國貨物，至少有四分之一要繳納給中國的官員。出口的貨品，必須經過雙重的檢驗程序，以確定違禁品——中國的銅錢、媵妾、奴仆未流入蠻夷的手中，盡管的確有許多還是落入夷人手中。貪瀆的官員，常勒索額外的稅捐，有時還以自己私人的船隊經營不法的貿易。

7世紀時，大約有總數20萬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亞人，與其他外邦的人，住在廣州從事貿易、各式工藝品和金銀器的制作。雖然他們跟中國人一起生活、工作，但種族緊張的事情仍時常發生，這或許是因為有差別待遇的律令所引起的。舉例來說，在太宗貞觀二年（628），政府試圖阻止外國人與中國婦女之間的接觸，下令若外國人娶中國女子為妻，就必須留在中國。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回紇人禁止與中國女子通婚或冒充中國人，并且強制他們要穿著本國的服飾。接著在文宗開成元年（836）規定，外國人不得擁有土地、房屋以及與中國人一起生活。

偶爾，中國人應該會討厭居住在他們身邊的既有成就又富裕的外國人，相對地，居住在廣州的外國人；也會因為強加在身的專斷的稅率與律令而大感不快。然而，我們并不清楚是否因此而點燃了肅宗乾元元年（758）的暴力沖突——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開始搶奪貨棧、燒毀中國人的房子。結果這些暴民迫使廣州刺史逃離廣州，而暴民們也逃往中國內地正南邊的海南島。在這事件之中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死亡，無法獲悉，但事后皇帝極為震怒，限制外國人進入這個港口長達50年之久。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中國人積聚的憎恨找到了宣泄的管道。黃巢因為不滿重稅和貪污腐敗，起兵叛亂攻進了廣州，除了一些中國居民之外，估計大約還殺了總數12萬的猶太人、基督徒、回教徒與祆教徒。10世紀的阿拉伯作家、錫拉弗的阿布—賽特·哈桑（Abu-Zayd Hassan）描述這次暴亂：中國的流寇濫加私刑，隨意屠殺，殘害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災禍甚至波及錫拉弗和安曼（Uman）的船長及舵手”。雖然黃巢最后被俘，但也標志著唐朝的結束，接著便開始了小王國間的斗爭時期（譯按，指五代十國）。

在錫拉弗和烏剌（Ubtiullan）當地忙碌的商店里，船員們在長途旅程之后聚集在一起，編織著他們橫越無數海洋的冒險故事，最后這些故事在辛巴達（Sinbad）的傳奇故事中保存下來?！拔以诤Ｉ峡粗柹?，”故事就這樣開始，“并且踏上好比從天上掉下來的巨人戒指一樣的環礁。我曾經好幾次從沙洲到三角洲，從小島到群島，從薩拉哈特（Salahat）到沙芮迪（Serendib），從喀馬利（Comari）到基拉（Kela），來回地貿易。我曾經用布料換得姜和樟腦，用肉桂、穗丁香交換龍挺香、象牙和珍珠?！?/p>

在中國人自己編織的故事之中，有個故事提到某位佛教僧侶在5世紀曾經到過美洲海岸。這個故事出自《梁書》，描述慧深和5個阿富汗僧徒遠航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名叫扶桑國——在東方盡頭的國家，它跟墨西哥的馬雅文化有極明顯的相似點?；凵钫f他發現當地人用樹皮做衣服和紙張，書寫方塊字。他作了以下的描述：當地的國王像中國的皇帝一樣，有許多鼓樂者和侍者跟隨，并且依照每十年一個周期的形式，來更換他穿的（像中國天子的）皇袍顏色。像中國一樣，扶桑國有著嚴格的司法系統，在那里犯罪，不但本人要被判刑，他的小孩甚至孫子也要連帶受罪。

由于當時瑪雅藝術品明顯存在著佛教徒與印度影響的痕跡，所以我們無法一下子就排除慧深到過中美洲的可能性。令人意外地，瑪雅人的浮雕圖案，刻在蓮花座上，盤腿坐著，就像一尊正在沉思的佛陀。那里所出現的多頭的神像，也很像印度的多頭的神。此外，在洪都拉斯柯邦（Cpan）地方的浮雕，顯示祭司穿著菱形圖案的儀式袍服，與傳統西藏佛教徒的袈裟極其類似。在墨西哥賽克斯庫洛克（Xculoc）地方的石雕有一種特殊的手勢——右手放下，手心向外；左手上舉，手心向外——表現出典型佛教徒代表許愿的“事愿無違”手勢。外來的印度佛教徒對瑪雅文化的影響，不論歸因于慧深和他的佛教同道，或其他的亞洲航海人，這個時期可能是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亞洲與美洲之間最后一次的接觸。

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458），黋賓國（今喀布爾、阿富汗）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梁書》）

中國下一波航?；顒拥睦顺?，出現在被圍困的宋朝（960—1279年），當時的帝國被北方強大而好戰的國家（編按：指遼、金、西夏）所侵擾。在建炎元年（1127年），宋朝被迫放棄了北邊的京師開封，遷到長江以南的港市杭州。由于帝國大半的稅收土地落入外國手里，皇帝轉而以海外貿易支應國家的財政需求。因為經濟的需求，使當局重新闡釋儒家經典，給予貿易和營利較好的地位。

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針對貿易，表現出新的態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貫銅錢〕計，豈不勝取之于民？”

高宗尋求商人的協助組成了艦隊，這支艦隊足以向波斯與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長期掌握的商業霸權挑戰。政府不但投資改善南部海岸線上的港口，并浚寬運河以利遠洋船只通航，而且為商人蓋了許多貨棧。同時政府也為了引導商船與官船，在海岸線上每隔30里（約10英里）就建立價值昂貴的燈塔導航系統。

來自海外貿易的稅收，從11世紀末的50萬貫銅錢，在12世紀初暴增至100萬貫，而于12世紀中葉到達了200萬貫。（1000銅錢用一條細繩串在一起，稱做“一貫”，為宋朝官方匯兌的單位。）

為了鼓勵百姓基于國家的利益而努力，宋朝理學家重新依據圣賢的經典開始討論營利的優點。陳淳在《北溪字義》這本12世紀理學的辭匯中說：“貨財亦是人家為生之道，似不可闕。但當營而營，當取而取，便是義。若出于詭計左道，不當營而營，不當取而取，便是利?！北倍紲S喪，迫使宋朝遷都南方展開新的生活后，中國人的前途徹底改觀。這些流亡者被迫背井離鄉，反而感到更為自由，對周遭的改變和旅行的態度也較開放。另一方面，因為可耕地變少，大量人口投入商業，涌向繁忙的港市和新都杭州。

在13世紀末，杭州有將近100萬的人口，就像馬可·波羅（Marco Polo）在旅游當地時所看到的，已經是一個“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的”城市?！八?2個主要的城門，”馬可·波羅指出，“每一個城門所包含的市區……都比威尼斯（Venice）和帕多瓦（Padua）更大?！彪m然位于杭州最南端的高級住宅區里，有著圍墻環繞的花園和壯麗的園林，然而住在市中心的老百姓，多半群集在街道狹窄的竹造或木造樓房中，有時甚至一個屋檐下住了10個家庭。為了滿足這些平民大眾的飲食，在中央市場每晚都要屠宰數以百計的豬只，而駁船每天運送數以噸計的蔬菜、米谷、腌魚到城里。就像杭州人說的：“東菜，西水，南柴，北米?！?/p>

變戲法的、說書的，隨時隨地都可看到。平底的彩船在運河上悠游著。這是一個歡娛的城市，到處充斥著恣縱情事。新奇的商店里，販售著假發和裝在籠子里的蟋蟀，以及驅蚊的薰香末。御道兩旁，到處是茶館，有錢人在這里啜飲香茶和梅花酒，只要他們有意愿，也可以上樓走進廂房，在鑲金的紅燈籠照耀之下，享受“樂妓”歌舞，沉醉在感官的歡愉之中。

即使放棄了北方各省，來自西邊和北邊強國的壓迫，還是使宋帝國一直處于不安的狀態下。加上杭州容易受到來自海上的攻擊，因此，宋高宗在紹興二年（1132）下令建立了中國第一支常備水師。海洋變成中國的新“長城”，它防御以陸上為根據地的敵人。

而戶部尚書章誼在當時解釋說：“今朝廷暫駐浙東，襟帶江海，實憑川險，以卻胡騎，然則巨浸湍流，蓋今日之長城也……今有巨浸湍流，顧豈可無守御之備哉？守御之備，莫如舟師……金人攻城長于用炮，我之舟師中流以守，則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戰長于用騎，我之舟師中流以守，則騎兵不能奔沖。是二者固可以奪金人之所長矣。

國內的河流和運河的系統，原本的作用在于供應整個帝國所需的商品，如今成為西邊的防御網絡，而長江是北邊的防御線，海岸則是東邊的防線。宋朝水師從商船和海岸巡邏艇組合而成的雜牌軍，迅速成長為一支有效能的戰斗艦隊。在高宗建炎四年（1130），有將官（譯按：統制、正將、副將等）11名和士兵3000人；孝宗淳熙元年（1174），有將官15名和士兵2.1萬人；而在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有將官20名和募兵5.2萬人。在13世紀初期，宋朝水師控制了從福建到日本與高麗之間的東海，并在中國的主要河川內巡弋。船只的總數到達6000艘，最大的有24英尺寬，乘載42名人員。所有戰艦皆備有撞竿、拋石機、各種從拋石機上發射的火器、防護板墻與射擊裝備。

由于皇帝提供獎金鼓勵在船只設計上做革新，因此研發出各式各樣的新船，以及水師的火炮；其中發展了10種不同的遠洋大帆船、10種不同形式的戰艦，以及渡船、水船、客船、馬船、糞船，另外還有12種特殊船只。伴隨著創新而來的，是開放的心胸。中國學者對于其他地區的文化，放棄了高姿態，除了研究阿拉伯和印度在航海技術及地理學上的貢獻外，也陸續改良了本身的星象圖和航海圖，還研究外國的潮汐及海流。不但如此，他們還發明了航海用的浮水南針。高宗時代有位名叫莫汲的太學祭酒，從這位嚴謹的儒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位探險家的誕生。莫汲定期休假，出海航行。他之所以這么做，并沒有其他特別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13世紀初，中國擁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從阿拉伯人手中奪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貿易。遠洋商務帆船平均大約100英尺長，25英尺寬，載重量120英噸，以及水手60名。最大的船可載300英噸的貨物加上500至600名人員，而且拖著救生艇。在設計上，船底變窄有如刀鋒一般，以便在海上航行時能夠乘風破浪；船首和船尾的空間都空下來，以增加航行的速度。在船的中央部分有3個獨立的船艙：最前面未鋪設甲板的艙房，用來設置廚房和儲水倉；中間艙房則分成4個隔間，用來堆放貨物；后面的艙房則配置了很多窗戶，作為軍官和商人睡覺的地方。這種船配備了超出船尾外的尾舵、100英尺長的主桅，以及80英尺長的前桅。從南部的福建及浙江各路來的松木，為這種船的主要材料，而船的尾舵則是特別用廣東來的堅硬木材烏楠木制造的。船板相接的縫隙，是由絲絨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后再加以填補；船帆則是用高級的竹子編織而成。在風勢強勁的晴朗日子，這種帆船可以航行300英里。

海上的生活是不可預測的，但是有鮮肉與醇酒為伴，可算是海上生活中的一大樂事。宋朝的海員一點也不怕深海的巨浪。就像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所描述的，暗礁和淺灘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擱淺，才是他們最害怕的：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桅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徑入阻碧，非復人世。人在其中，日擊牲酣飲，迭為賓主，以忘其危。舟師以海上隱隱有山，辨諸番國，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國順風幾日，望某山舟當轉行某方?；蛴黾憋L，雖未及日，已見某山，亦當改方。茍舟行太過，無方可返，飄至淺處而遇暗石，則當瓦解矣。蓋其舟大載重，不憂巨浪而憂淺水也。

專為宋朝水師設計的各種戰艦和巡邏艇之中，有兩種極其特殊的船?！昂ｚX船”外觀上有較低的船首和一個高聳的船尾樓甲板，加上船舷的兩邊伸出鳥翼般的浮板，事實上看起來就像一只正在飛翔的水鳥。這種浮板，可以增加船只在深海上航行的穩定性，它可能是由太平洋木筏上的橫漂抵板演變而來?！帮w虎船”則是由人力操縱的車輪船，可以在江河及湖泊的水戰之中發揮極大的功效。車輪船的靈感，可能來自于直至宋代，灌溉仍經常使用的水車。

在紹興元年（1131），宋朝水師曾經試著用車輪船，直搗華中洞庭湖上盜匪的巢穴。這一役的車輪船有8個輪子，由42人踏車。船外觀上看不見輪子，當船移動時，看起來“如龍”一般輕易地在水面上滑行，因此，驚訝的旁觀者以為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車輪船的頂端甲板有弓箭手，以及用以在近距離撞毀敵軍船只的甲板的撞竿。在盜匪俘獲車輪船的技工和設計者之前，朝廷的水師確實在一些小規模的軍事沖突上獲得勝利。然而在這之后，盜匪們很快地建造了自己更大的車輪船。如此一來，這些飛虎船之間的大規模戰斗，似乎是無法避免了。

然而宋朝將領岳飛想出了一個辦法打敗敵人的車輪舟。紹興四年（1135），他先在湖中某個區域拋下圓木及藺草，接著引誘盜匪將船開進陷阱里。圓木及藺草卡住車輪船的輪葉，盜匪們完全無法動彈。官兵用傳統的平底河船摧毀了受困的車輪船。據說羞憤交集的盜匪頭目（原編者按：指楊么），投湖自盡而死。

不久之后，宋朝水師面臨了一個更艱巨的挑戰。紹興三十一年（1161），并吞大遼之后的金國，三路起兵進攻宋朝。金國以騎兵從西路攻擊四川，另一路部隊企圖越過長江進逼南京，第三路從海上以600艘的戰艦和7萬的兵力陰謀奪取京城臨安。

宋軍成功地擊退了金國的騎兵。另一方面，長江的金兵遭遇了宋朝將領虞允文指揮下編制車輪船24艘的艦隊。就像湖上的盜匪一樣，金兵從未見過這種令人駭怕的新武器，居然前進時不用風帆也沒有船槳。從車輪船上面，宋軍以投石器發射霹靂炮——相信這是火藥第一次用在戰爭上。這種火藥，其作用的原理是以石灰與少量的鐵屑混在一起，包裝在陶罐或紙板內，再加以點燃。當這些原始的拋射火球落在水面或敵船上，一旦爆炸，“其聲如雷”，硝煙彌漫，炙瞎人眼，也嚇壞了敵人和他們的戰馬。宋軍輕易地攻進敵艦，擊敗金兵。據說此役所有金國的士兵和戰馬都溺死了。

紹興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十六日，宋朝水師的主力傾巢而出，在山東半島外海迎戰最難應付的金國大艦隊。宋朝水師僅擁有戰艦一百二十艘和兵力三千員，雖然在數量上處于劣勢，但由于金兵把所有的船一字形排開，所以宋朝水師能夠以火器把敵船一艘接著一艘地殲滅。

大捷之后的40年間（1164—1204），是宋朝水師的高峰。但在13世紀初期，水師的指揮權由海岸防衛巡防使移轉到朝廷中央官員的手上。政府開始逐漸分撥士兵去做其他的公共工程。在理宗嘉熙三年（1239），某官員被派往南京東面的鎮江視察長江水師基地時，他非常驚訝地發現：5000人之中僅有500人能夠戰斗。他上奏道：“余皆疲癃脆懦，纖細短弱，指一可什，決不能于驚濤巨浪之中，飛戈走戟，擊刺如神?！?/p>

不久，宋朝面臨來自北方的威脅。當時具有個人魅力又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不但掌握了蒙古，并迅速消滅了女真人的金國。他在宋寧宗嘉定八年（1215）攻占燕京，繼位者窩闊臺又于宋理宗紹定六年（1233）拿下開封。在這之后，蒙古人的眼光放在使宋帝國屈服于其權威之下，這場侵略戰持續了46年。在這個過程中，成吉思汗和他的孫子忽必烈，除了原有的騎兵軍團外，還增添了實力堅強的水師，使其有能力發動大規模的攻擊來對付宋朝的艦隊。這支強大水師的成立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創作之一，但蒙古水師能夠成軍，部分還是依賴宋朝叛將和商人的幫助。

歸附蒙古的原宋朝將領劉整說：“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為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p>

由于劉整和其他人的幫助，這支缺乏經驗的蒙古水師，拿下漢水與長江沿岸的城鎮，并俘虜了3000艘敵船為自己的艦隊所用。在宋恭宗德NB073元年（1275）年底，蒙古控制了整個長江流域。兩個投機商人朱清和張ND043，大概希望在蒙古的統治下能得到更多的商業利益，在蒙古進攻宋朝都城臨安的決戰之際，秘密提供500艘船與數千名的水手。

臨安在景炎元年（1276）淪陷，當時還是幼童的宋端宗變成了階下囚。不過漢人還是持續反抗?；实鄣牡艿埽ㄗg按：指帝NBB64）被暗中從都城送到福建的福州登基。3年之后，800艘蒙古戰艦終于在廣州附近擄獲了在大帆船上的宋朝流亡政府，原因是這艘大船太慢又太重，沒辦法逃走。在陷入絕境的情況之下，年幼的皇帝和許多朝臣跳海溺斃。

就這樣，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成為橫跨四千英里，越過中亞草原，西起亞得里亞海，東至中國南部海岸的大帝國主宰。蒙古人以激烈的手段對待反抗者，在中國他們屠殺全城，只留下工匠和大汗認為可以為他服務的人。早先，大汗僅向農民征收必需的糧食；而當需要增加時，蒙古人就剝奪所有老百姓所有的物品。他們很少采用儒家的漢人出仕，也不用儒家心目中可以使朝廷保有萬年基業的治國理念——按人口多寡課征賦稅。蒙古當局反而指派許多外國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忽必烈本人也反對漢化，除了在蒙古本土管理基業外，連度假都到邊境外的上都。在中國的歷史上，漢人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地位像奴隸般被異族侵略者統治，而儒家的影響力，也降到空前的最低點。

根據元朝的法令，社會上分為四個階層：（1）蒙古征服者；（2）色目人，也就是中亞人；（3）漢人，也就是華北人，曾經被其他非漢人政權所統治；（4）南人，也就是華南人，社會地位最低，同時也是元代人口結構的主體所在。儒者們被剝奪了賦稅豁免特權。在此時期，他們必須忍受屈辱所帶來的痛苦。儒者們后來說道，如果以實用性的觀點來區分蒙古社會，他們認為儒者被排在社會的第九級，介于第八級的娼妓與最后一級的乞丐之間。

忽必烈大汗雖然被稱為“萬王之王”和“宇宙之主”，但他追求權勢的欲望從未感到滿足。既然已經成立了一支強大的艦隊消滅宋朝，為什么不多加利用呢？于是他遣使到蘇門答臘、錫蘭和其他南亞一帶的國家樹立威望，同時元朝的商人也逐漸從阿拉伯人手上奪取有利可圖的香料貿易。元代商人所航行的巨大帆船，不論在任何方面都要比宋代的船大得多，而且比當時歐洲所建造的海船都要壯觀。

馬可·波羅在至元十二到二十九年（1275—1292）滯留大汗朝廷期間，在福建沿海的泉州港，看過一種遠洋四桅帆船，船上至少有60間單人客艙提供給商人居住。以這樣的大小，這種船可以乘載150到300個水手。船上有防水艙的設計，這種造船技術在600年之后才傳到歐洲。在馬可·波羅拜訪中國五十年后，阿拉伯的旅行家伊本·拔圖塔（Ibn Battūtah）描述元朝人在船上的花園里，以木桶種植蔬菜與藥草，他還說，船靠岸時船長登上港口，“就像一個大穆斯林酋長……行進時，走在前頭的弓箭手和衣索匹亞奴隸（Ethiops）佩掛刀劍和長矛，敲著鼓、吹著喇叭為船長開路?！?/p>

忽必烈大汗在征服宋朝之前，就已經有侵略日本的意圖，在至元十一年（1274）組織了一支900艘船、4萬名士兵以及1.5萬匹戰馬的大軍，發動對日本的侵略戰爭。艦隊從高麗出航，橫越狹窄的海峽開往日本。蒙古人輕易地占領了對馬島及壹岐島，繼續向日本南方最大的島九州前進。大汗的士兵將擄獲的日本婦女，用鐵絲刺穿她們的手臂綁在船上的兩側。此舉激怒了日本人，他們組成12萬大軍來跟蒙古人對決。但是他們的弓箭手根本擋不住蒙古人震天價響的火炮。驚嚇之余，日軍往后撤退，使得蒙古人迅速登陸，攻占了許多城鎮與村落。即使如此，蒙古人還是擔心他們在數量上敵不過日軍。

蒙古將領忻都提出忠告：“策疲兵入敵境，非完計也，不若班師?！闭斆晒湃顺吠酥畷r，臺風侵襲日本沿海。船長們試圖駕船離開淺灘，但已經來不及了。在強風的吹襲下，船只猛烈撞擊巖石，船員無助地被卷入狂風暴雨的大海中。據說有大量的士兵被沖向九州海岸，尸體布滿了整個沙灘。300艘以上的船只失蹤，2萬人以上被殺或溺死。

在聽到這個災難的消息之后，忽必烈大汗逮捕當時滯留在京城的幾位日本使節，火速將他們處死，梟首示眾。無法接受慘敗的事實，大汗立即下令再度遠征。經過7年的準備，忽必烈組織了一支比上次更為龐大的新艦隊。這支武力擁有4500艘船和15萬名士兵，在當時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大部隊。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大汗的超級大艦隊，在順風的助長下由高麗出海，一望無際的艦隊綿延至海平面的另一邊。

和前次的出征一樣，蒙古的艦隊在初期頗有斬獲，再度攻下壹岐島，并在九州獲得勝利。然而，當蒙古軍專注于陸地戰斗時，日本的小船漸漸逼近海灣，在艦隊外圍的大帆船上放火。面對強烈的抵抗，蒙古軍再度決定撤退，卻想不到超級強烈的臺風又再度侵襲這個島嶼。爭先恐后逃離的船艦彼此碰撞，導致桅傾竿折，撞上巖石后支離破碎。日本人在海邊搜尋敵人，殲滅蹣跚上岸的蒙古兵和高麗兵。這場戰役，應該有超過4000艘的戰船沉沒在九州外海的淺灣，淺灣上沉船所留下的殘骸碎片造成了一條像碎石路般的通道，人可以用走路的方式穿越。據說超過13萬的蒙古兵和高麗兵在這場戰役中死亡。在這個大捷之后，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人一直相信：他們的島嶼有“神風”保護，他們稱之為“カミカゼ”（kamikaze）。

雄心勃勃的大汗，也曾派遣艦隊進入南中國海攻擊安南（越南北部）和爪哇，兩地的國王也很快地承認了天朝的宗主地位。當時大汗使節所到之處，比歷史上所有中國官方使節所到之處都要遠。根據馬可·波羅敘述，他們甚至到達了馬達加斯加。就在這時候，大汗擬議重開長達2000英里的大運河。由于華北農業產量有限，無法完全自給自足，重開這條在宋末長期爭戰中已遭嚴重破壞的大運河，可以將長江三角洲盛產的糧食運輸至位于北京的新都。當整治運河的工作正在進行時，皇帝決定開始由海路大規模運輸米糧。這一個龐大的計劃，證明了元代中國在航海霸權上的輝煌成果。

至元十九年（1282），600萬磅的谷物由116艘大型的平底船，向北運到了現在河北省天津市附近的一個港口。10年之后，運輸量攀升至1680萬磅；到了天歷二年（1329），運輸量到達了4200萬磅的最高峰。

在蒙古對帝國的控制逐漸衰落時，這個維持帝國生命力的計劃，落到了兩個商人的手上，這兩個商人也就是朱清和張ND043。他們從運輸米糧獲得巨大的利益，并且很快地將貿易經營范圍擴張到東南亞。據說他們的家族成員個個穿金戴銀，極盡奢華之能事。這些商人出門由1000組成的私人衛隊隨行，任意魚肉地方百姓，若有人敢挑戰他們的權威，必置之于死地。他們的貪欲永無止境。不僅對政府需要的谷物勒索高價，還侵害皇帝的特權，從外商那里接受外邦的朝貢品。這種冒犯天威的行徑，成為這兩個家族的致命傷。成宗大德六年（1302），兩人被判以通夷叛國之罪，朱清自殺，而張ND043則與子孫一起在北京被正法。

這兩個惡霸的行徑，使儒者對于貿易的貶抑和對商人的指摘更加堅定，他們在蒙古帝國衰微之際，開始重新恢復影響力。他們接管糧食貿易，訂定“官督商辦”的政策，對商人與海外活動施行極為嚴格的管理制度。在1330年代，大部分北運的糧食，重新由比近海運輸更為安全可靠的內陸運河系統來運輸，海上運輸也就逐漸沒落了。

殺雞取卵，就再也得不到蛋了。受過儒家教育的官員們，明白嚴格的管理制度可以抑制商人的海外冒險。他們也了解到想要有豐富的稅收，就要允許商人事業興盛，就算如此，中國長期以來，還是從未放棄“官督商辦”的政策——將母雞（譯按：指商人）關在籠子里嚴密看管。儒者對商人和海外冒險這種意義深長的疑慮，直接影響了明代寶船船隊與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