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棣登上皇位之后,日本是所有前來朝拜的國家中最早的一個。第三代幕府大將軍足利義滿,是個極度愛好中國文化的人,并且渴望與中國展開商業上的關系。
日本使臣在成祖面前行禮時,說他從幕府大將軍那里帶來了一封國書,在國書上,足利義滿自稱自己是“爾臣日本國王”。在他之后的幕府大將軍,對于這種屈辱稱謂的記憶,感到無比的憤懣。對于日本既快速又諂媚地承認他登上天朝的寶座,朱棣感到相當欣悅,立刻重開寧波、泉州、廣州的市舶司,并派遣一名官員至日本,提出一個商業協議。依據該協議,日本的貿易代表團,只要提交特殊的官方憑證,就可以在寧波貿易。這一協議規定:自日本前來的兩艘貿易船,僅能搭載200人,不得攜帶武器,每十年貿易一次。然而,顯然由于朱棣的默許,日本人并未理會協議結尾部分“十年一貢”的限制,貿易使節團從永樂元年(1403)起,直至永樂八年幕府大將軍去世為止,頻頻地到訪。
從他即位的一開始起,朱棣顯然僅是在口頭上服膺他父親的外交方針,從而為中國制定了一個不同方向的藍圖。明朝的開國者朱元璋由于受到帝國境內、境外敵人的煩擾,他認為無限制的私人貿易,是先天性不安定與危險的所在。他認定朝貢貿易的惟一好處是在控制鄰國。朱元璋對于派遣軍隊到帝國以外相當謹慎,除非是受到公然挑釁,他在《祖訓錄》上寫道:“恐后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p>
當然,朱棣一樣不理會這一勸阻,永樂五年(1407),以復辟正統的國王登上王位為借口,明軍入侵了安南(北越)。這場戰爭,讓朝廷的軍隊陷入了對抗安南游擊隊的泥沼之中,拖了21年之久,這也預示了500多年后美國本身卷入越南這里的下場。
永樂皇帝認為《祖訓錄》只是他制定本身外交政策的一個指南,并非書于金石之上的鐵律。由于是非正式的,朱棣認為其父親的訓示是可以忽略的,而轉變中的情勢才是政策的依據。朱棣是皇子,所學皆為方便日后統治天下,年輕而有自信,不似他父親,出身為一貧困的軍士,不時以外國人及外來勢力為慮。而且,自其奪得皇位開始,他在世界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謂空前,不曾有人扮演過類似的角色。寶船船只的遠航,僅是永樂皇帝在位24年期間所派遣的將近50個特使團當中的一個而已。這些特使團都是將中國的影響力和霸權擴大到世界的“四隅”這個宏偉的計劃的一環。
居于中國邊境的蒙古人,亦使朱棣感到煩心,約在他派遣鄭和開赴南洋的同時,朱棣也曾采取行動,試圖穩定與蒙古的關系?;诜N種原因,朱棣亦將觸角伸向西藏地區、朝鮮,以改善彼此的關系。為了前述的使命,朱棣屢屢選用類似鄭和這樣的宦官,他們通常在少年時既已凈身,大半來自邊疆地帶,通曉外國的語言和風俗習慣。這些使節的出使,是與寶船的遠航同時并進,都包含于一個讓人迷惑的總體外交之中,連當時的明朝宮廷都可能感到困惑,而它的回響則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在與北京外圍接壤地帶的兀良哈蒙古建立友好的關系上,朱棣是有一些麻煩。兀良哈的騎兵,曾在內戰中與朱棣一起戰斗,而基本上也是靠著他們才得以取得勝利。因此成祖以撤回今日長城以北的中國駐軍,將內蒙古的大部分交付給兀良哈看管,作為報酬。同樣地,朱棣亦借由授予女真有力的部酋軍事頭銜(譯按:如指揮使等),很快地與滿洲的女真建立了穩定關系。事實上,這些迷人的榮銜,也意味著這些部酋在一定程度上臣屬于中國的控制。在永樂四年(1406),帝國邊境開設了馬市,不少中國的墾拓者移往滿洲的南部(遼東)。在馬市上,中國人以絲綢及紡織品交換他們急需的健壯蒙古馬以及皮毛、飛鷹、人參。然而,居住在滿洲北部的所謂野人女真(系部落牧民),及其他西伯利亞民族,則規避中國的影響。這些地方令朱棣感到憂心。
永樂九年,成祖派遣一名生于滿洲南部名叫亦失哈的宦官,試圖與奴兒干(Nurkal,位于滿洲北邊偏遠之地)的女真部酋進行交涉。亦失哈就像鄭和一樣,他是在小規模的戰事中被中國人所俘虜,再加以凈身后,在宮中接受訓練。他率領25艘船和1000人,由吉林出發(譯按:順著松花江、黑龍江而下)。亦失哈在奴兒干成功地說服了當地的首領派遣一個178人的貢使團,向朱棣進貢。成祖在欣喜之余,賜予酋長頭銜以及寶鈔,并給予他們貿易的特權。亦失哈隨后又在永樂十一年、宣德七年(1432),兩度被派往滿洲的北部。為了對慈悲的女神觀音菩薩表示敬意,他在黑龍江地區的永寧建了一座佛寺,立了一塊用三種文字表記的石碑以紀念其成功地“撫綏”女真人。然而,這座佛寺在建成后不久即損壞,雖然經過亦失哈重修,佛教或中國文化對這些北方民族的影響有多深,頗令人懷疑。中國人與女真人的關系,在亦失哈最后一次出使之后,逐漸轉壞;在1440年代,位于外蒙古的西蒙古部族瓦刺攻擊中國時,女真人甚至加入了他們的陣營。帖木兒部、瓦剌部、東蒙古部族以及在中國西部邊境上的所有蒙古人,讓朱棣在位時期如坐針氈。朱棣外交上頻頻的出擊,非但沒有消除反而激起他們的敵意。雖然蒙古人急需中國的物品,特別是中國的藥物,但他們無法長期忍受中國沉悶的外交禮儀或自貶身價屈辱地承認中華帝國的宗主權。
在與帖木兒部族的官方聯系上,朱棣重蹈了他父親的錯誤,自稱本身是“世上所有地面之主”。這激怒了帖木兒部族偉大的領袖帖木兒(Timur)——突厥語為達莫南(Tamerlane),系征服波斯、印度及其他中亞細亞的征服者——他扣押了明朝的使節,并且氣急敗壞地誓言要征服自大的中國人。西班牙的使臣克拉維約(Ruy Gonzlez de Clavijo)在永樂元年抵達帖木兒帝國的首都撒馬爾罕,在帖木兒的朝廷上他受到額外的尊崇,坐次比朱棣的使臣還要高。帖木兒當著克拉維約的面,輕蔑地指稱中國的皇帝是“奸惡賊”,并且是他的“仇人”。
永樂三年(1405)一月八日,帖木兒為先前的恐嚇做好了入侵中國的準備,率領一支20萬的部隊出發,在大雪中長途跋涉,越過了冰凍的藥殺河(Jaxartes River)。對于這一軍事行動可能為好不容易才肇始的明朝帶來滅亡的威脅,朱棣是否明白,不能確定。朝廷顯然并未采取特別的對策以制止這一攻擊。對中國而言,著實幸運,這位偉大的蒙古統帥在名叫額答剌(Otrar)的地方患了熱病,并于永樂三年一月十七日,以69歲之齡去世。帖木兒的尸體用麝香防腐,裹以亞麻布,運回撒馬爾罕安葬。其繼任者沙哈魯(Shāhrukh Bahadur),對中國并沒有任何的企圖,只簡單地希望將他父親遼闊的帝國統合在一起。他將原來被帖木兒拘留在撒馬爾罕的中國使節釋放;而朱棣也做出了回應,派一名叫白阿兒忻臺的非中國裔中亞人,前往帖木兒的陵墓獻祭??赡芙栌呻p方使臣的努力,緩和了對方元首所憎惡的字眼,代之以雙方較為友好的翻譯,朱棣與沙哈魯之間的良好關系終于建立。沙哈魯要朱棣改信伊斯蘭教以促進與他本人的良好關系這一無禮的建議,可能從未傳遞到明朝的朝廷。這件事并沒有出現在明代官方的編年史上。
然而,朱棣與西北的瓦剌部以及接近中國邊境的東蒙古部族之間的和平,則較難獲致。元朝崩潰后,瓦剌與東蒙古部族兩者即未曾與明帝國和平相處過,而瓦剌與東蒙古部族彼此也經常處于失和的狀態。永樂七年(1409),朱棣派遣郭驥出使,試圖與新的瓦剌部部酋阿魯臺達成和解,但中國使臣終究還是被殺。朱棣的回應,即是親自率領一支部隊對付阿魯臺,并且成功地將瓦剌驅逐至邊境千里之外。這應是四次征討瓦剌的第一次。每一次,阿魯臺就像一個皮影戲偶,隱入草原地帶,然后又率領著兇猛的部卒再度出現,對中國邊境展開另一波的突襲。偶爾,阿魯臺也回應中國的要求,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并且進貢。然而,和平只不過是持續存在的敵意與徒勞無功的軍事征戰中的一次中場休息而已。
盡管如此,正當這個迫切時刻,朱棣在永樂十一年派遣使臣陳誠出使,進行一個穿越中亞無數城鎮、都城的冒險實地調查任務。陳誠北行穿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與長期停留在沙哈魯的京城哈烈(Herat)的記錄,成為明初有關這一地區資訊的重要資料。
這位使臣由太監李達與戶部的一名官員李暹陪同,在前行進入帖木兒帝國的領土前,于哈密、哈喇和卓及吐魯番停留,并且訪問了達失干(Tashkent)、撒馬爾罕,最后到達哈烈。他們穿越缺水的沙漠地帶以及滿是冰雪的冰凍土地,在那里他們曾迷失在暴風雪中。道路上成排的動物骸骨,正是這個區域十足險惡的證言。而人民——當中國使臣接觸到他們時——則穿著相當奇怪,而且據使臣們的描述,這些人是“薄惡”的。
在哈烈,中國使臣停留了數月,沙哈魯在他的王宮中款待他們。這個王宮地鋪毛織地毯,設彩繡帳幔與精雕細琢的木制品。沙哈魯將產自他自己果園中的甜美水果,如桃子、梨子、石榴、李子及葡萄等盛在金盤上,來款待中國使臣。使臣們也為當地洋蔥和甘藍的尺寸之大,與NBD4F思檀果(即阿月渾子果)的清香美味,感到驚訝不已。在探索這個城市時,中國使臣發現當地的市集日夜喧囂,消費品如銅、鐵、金、銀、琥珀、珊瑚及鉆石的供應不慮匱乏。
陳誠在游記中曾談到當地人如何小心翼翼地照顧他們的良馬,讓它們“冬暖夏涼”。他說當地沒有祀神的廟宇與拜祖先的祠堂,但穆斯林一天要西向朝麥加跪拜數次,而且有奇異的狂熱者(伊斯蘭教的苦行派)拋棄其家庭、財產,流浪在人群之中,傳達真主的福音。哈烈的婦女的行為也令他震驚。陳誠發現她們言語逾度,而且不約束自己的行為,她們甚至像男子一樣跨坐騎馬。他也注意到城里澡堂的按摩師,同時為男子和婦女提供服務。
永樂十四年(1416),朱棣下令第二次出使帖木兒帝國,在永樂十六年下令第三度出使。他給沙哈魯的信上的語氣,逐漸有了改變。朱棣開始叫沙哈魯“朋友”,贊許他“明禮樂、資聰穎、才識博、行事慎密、明智超人,偉乎眾穆斯林之上”。朱棣大量賜予帖木兒帝國的統治者禮物,如白銀、絲綢、錦緞、獵鷹及瓷器,并表達他個人的愿望,希望使臣與商人能不間斷地在兩國之間來回行走。沙哈魯慷慨地做出回應,而且在朱棣在位期間,代表團多次來自撒馬爾罕及哈烈,44位使臣來自哈密,另外的32位使臣來自中亞的其他城市,帶著給朱棣的貢禮如馬、獅子及豹,抵達了明朝的宮廷。
利益是蒙古的朝貢使節到明朝的主因,而職業的商人通常伴隨著外交使節前來。為了這個目的,帖木兒部、兀良哈部及南部的女真族(譯按:建州女真),樂意向中國的皇帝叩頭。盡管部酋貪圖具有特殊花樣及織金的綢緞那類的奢侈品,但還是有一些蒙古人日常生活所缺乏的普通物件。蒙古人依賴中國人供應如金屬工具、麻藥、針及線等這類基本的東西。在永樂五年,即使驕傲的阿魯臺也曾貶抑自己,派一名叫哈費思(Hafiz)的使臣到明朝要求醫藥,并獲得朱棣允準賜給。第二次前來請求藥草,則在宣德五年(1430)當阿魯臺本人生病之時,蒙古的使臣有時特別要求中國的人參、木香、占卜書、陰陽書及化妝品。蒙古的婦人可能使用白粉及朱砂粉作為胭脂,并將一種金粉擦抹在額頭上。蒙古人也從中國人那里獲得一種黑色油膏或油彩,部酋的妻子用它作為一種眼線膏;她們修剪她們天生的眼睫毛,然后用這黑色的油膏在雙眼上畫出耀眼的睫毛。蒙古人要求的稻米及谷子,則很少獲得允準,因為朝廷怕這些補給品會增加蒙古人備戰的能力。
當蒙古的使臣進入中國的領土之后,他們的馬匹及其所帶來的行李,都由差役來處理。所有外國的使節的需求,也由朝廷指派的護送隊伍以及驛站照應,蒙古使節在前往京師的路上,就住在驛站這類的地方。驛站和火堠的系統,從帝國邊境一直到京師,沿途設立,以便將訊息迅速地傳達到皇帝耳里?;疖┒枕數幕鹧?,立于彼此可以互見的范圍內,以暗號傳遞重要的訊息,在一天之內就可以傳至京師。接力的跑馬者馳馬飛奔(譯按:這樣的人稱為“馬上飛”),帶著訊息從這個驛站到下個驛站,用正常速度要走上數周的數百里的路程,僅數天即可跑完。
為了外國使臣在中國境內旅行之便,驛站提供馬車、馬匹及幼童以運送所有的東西。每一天晚上,還會給予使臣“一個臥鋪,一套絲質睡袍,連同一名侍役照顧他們所需”。并提供令人滿意的飲食,如羊肉、家禽、饅頭、米飯、腌菜、酒及發酵性飲料(beer)。驛站對于所有有關抵達和離去的人,及提供了什么服務的細節,都留下記錄。
永樂時期,撥給一個來自波斯的成員有77人的使節團的每日定額包括:羊12頭、鴨4只、酒50瓶、稻米約200磅,與各色水果140磅、面粉120磅、烙餅200個、各色甜糕1盤,蔬菜、調味料若干。到了15世紀中葉,蒙古使節團規模的成長,其對食物的需求,已明顯地成為朝廷的一個負擔。據傳聞,在1440年代,一支由240人組成的瓦剌使節團,在中國停留的兩個月期間,共吃了羊5000頭。
當蒙古或其他外國的使節團抵達明帝國的朝廷時,他們會由禮部的官員進行訪談,詢問該國的風俗、地理形勢,而且會根據這些資訊畫出一張圖并呈給皇帝。如果該國的風俗特異的話,還必須畫一張有他們的臉及衣服的圖案。
朱棣自在位一開始,就特別注意中國與西藏各宗教領袖的關系。他雖與這許多的宗教領袖接觸,但似乎與第五代法王俾辛謝戈巴(Bebshin Shegpa)交往較深,他控制著西藏的東南部,朱棣對他提供援助以鎮壓與之競爭的佛教宗派。
當朱棣還是一名年少的親王時,他就曾聽到過法王(意為“掌輪回之宗師”或“有道行之人”)超凡的力量。第一代法王被尊為“活佛”,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他來到世間以減輕生靈的苦難。據說,第五代法王在洪武十七年(1384)誕生之前,就已在母胎之中朗誦經文及字母表,而他母親夢見彩虹以及花朵如雨般從天而降,并聞到甜美的清香。
永樂三年,朱棣派遣宦官侯顯及僧人智光邀請法王(他在中國以“哈力麻”之名為人所知)來到南京。這位24歲的僧侶接受了邀請,從距離拉薩四十英里的宗教重鎮簇爾卜,取道喀爾麻崗及拉哈天崗寺(譯按:“喀爾麻崗”、“拉哈天崗寺”,二地名均系音譯),最后在永樂五年四月十日到達中國的京城。數以千計穿著朝服的官員與大量的佛教僧侶,聚集在南京的城門口來迎接他。朱棣把法王請到一頭大象上面,給予象征釋迦牟尼制定的佛法運轉法則的金法輪。然后,法王將一個象征發號施令的白色法螺貝,獻給成祖。接下來便是接見與款宴,朱棣給予比自身還高的席位,以尊崇法王,并命他掌管中國所有的僧侶。成祖請這些西藏的喇嘛,在靈谷寺為其父母舉行薦福儀式。根據中國與西藏地區雙方資料的記載,這些僧侶居停在南京時,因為一連串的“奇祥異瑞”之事而受到注意,而此應該是喇嘛利用特別的天氣條件,巧妙地配合其宗教儀式形成的結果。
據報導,放置圣物舍利(編按:或作設利)的佛寺上方,“浮圖設利猶鏡圓,影涵明月霄漢懸”。同樣地,閃閃的金光,出現在法王本身所住的宮殿上方。數天以后,西南方的天空,突然充滿“彩云,狀如托缽”,以及后面跟隨著大批隨從、大家奉若神明的阿羅漢的圖像。人們甚至于相信他們真的可以在街道上看到阿羅漢。還有兩個場合,據說“天花”從天而墜;其他場合,據說許多人看到僧侶們飛過天際。法王抵達之后的第十四天,有人看到一只白鶴在空中飛舞,而一道彩虹看起來好像環繞著太陽,并且在天空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無數祥瑞幻象:獅子、大象、龍和菩薩。
在這些大事之后,成祖賜予法王“萬行俱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的頭銜,并命宮廷畫師將奇跡畫在50英尺長的裱背絹軸上,讓法王帶回簇爾卜。法王離開中國之前,訪問了山西五臺山的佛教重鎮,并為成祖的雙親(譯按:即明太祖及馬皇后)另行舉行了薦福儀式。永樂皇帝也做了一個夢,看見一頂由10萬荼吉尼天(dakinis)的頭發制成的神秘金剛帽,翱翔在法王的頭上。于是,他下令制了一頂飾以鉆石紋章的方形黑帽,賜予法王。這頂黑帽被轉生的法王一再使用,成為這個宗派的象征,而且據信它擁有法力,所有看過它的人都可獲得解脫。
在法王到訪期間,朱棣曾將部隊置于邊境上,準備入侵西藏地區。他告訴法王說,西藏地區的佛教教派太多了,他可以用武力提供協助,讓法王建立一個真正的教派。法王解釋說,這不是他的愿望,而且用兵對生靈沒什么好處。他堅持,教義的各種方便法門,對回應人們的愿求來說,都是不可抹煞的。不顧大臣的勸告,朱棣撤回了部隊,不久之后,這位法王即以32歲之齡死于天花,西藏地區的人認為他避免了明王朝的入侵。
在永樂年間,所有出使的任務之中,最令人好奇的,可能是橫越黃海,帶回數以百計的朝鮮處女以充當宮女這件事。像這一類行程的使臣,大多僅限于宦官,而自古以來他們在宮中的主要任務,就是妃嬪及后宮其他事務的管事及看管者。
有關明朝宮中內部的事務,我們能知道的事實上不多。明朝的皇帝對于個人的秘密泄漏出紫禁城宮墻之外,常會大發雷霆;服侍過皇帝的宮女如果年紀大了,將被軟禁在孤立的院囿中,直至她們去世為止。后來清代的記述,可能反映了這種沿自明朝宮廷的方式,只是無法證實。在清代,敬事房太監專管記錄皇上與皇后每一次親密關系的情事,因為懷皇子的日子是需要查證的。每日晚膳之后,首領太監會捧上銀盤,銀盤上排著皇帝寵愛的妃嬪的名牌。如果皇帝對行房沒有興趣,他會婉拒。倘若愿意,會選一枚名牌,正面朝下地放在盤上。
首領太監隨即拿著被選出的這個妃嬪的名牌,交給另一名太監,這名太監的個別任務即是除去這位妃嬪的衣服,將其包裹在毛氅中,放在背上,背到皇帝的寢宮里。之后,這個太監則全程待在寢宮外一段相當的時間,然后高呼:“是時候了!”在太監進入皇帝的寢宮、接走妃嬪之前,如果必要的話,這句話會重復三遍。這名太監會問皇帝是否希望這名妃嬪生下他的小孩,如果皇帝說是,這個日期會被登記下來。倘使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太監就會將此一妃嬪帶回她的寢居,給予像“冷花”的下胎藥,據說這些藥可以催經血。
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即建文四年)九月,朱棣派俞士吉通知朝鮮國王李遠芳有關他本人取得天朝寶座的訊息。李遠芳立即派了一名使臣來到朱棣予朝廷,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并要求一枚欽賜頭銜的新印。朱棣授以朝鮮國王與世子名銜,并展開一年數次的交換使節。李遠芳渴望得到中國本草方面的醫籍(為了其身體不好的父親)以及絲綢、書籍、樂器。中國則回報以要求人參、當地的漆器、豹子、海豹,及一項異常沉重的朝貢負擔,即黃金150盎司、白銀700盎司及大量的馬匹和牛只。永樂元年,朝鮮送了1000匹馬到中國;永樂二年,則是牛1萬匹;永樂五年,送了馬3000匹,而永樂八年更達到了6000匹。
另外,朱棣要求的進貢項目之一,即是要求該國提供數百名絕色的少女,送入朱棣的后宮,以供性歡愉之用。朝鮮女子素以其嬌柔特質著名,朱棣在永樂六年(1408)派太監黃儼到朝鮮,選了300名少女,包括后來成為朱棣寵妃之一的權氏。次年,中國復要求同樣數字的閨女,而這令朝鮮人火冒三丈。
促使成祖命令數以百計的少女不斷地送入其后宮的緣由,并不僅僅只是為了性欲而已。早在唐朝時,方士就已經在精詳的論述中,為性行為描繪出兩個完全不同的目的。對于小孩的觀念,方士認為男子的“陽”精,與女子的“陰”精,必須合在一起“徹底地調和”。最后,他們勸導人們在行房時要慎選吉日、吉時,并準備床及臥寢,在床及臥寢上需覆以黃色絲綢。(黃色是沃土的顏色。)夫妻倆也被囑咐必須將桃樹枝插在他們要睡的臥榻或床幔上。(桃子被認為是女性生殖器官與生兒育女的象征。)性的交媾與小生命的創造,是自然、沒有罪惡的結合,是宇宙進程的一部分,就像賜以生命的雨水浸淫著大地一樣。
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幾乎沒有對性行為提供什么忠告,只是強調生育的孝行在責任上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并對多妻家庭的順利運作表示關注。而道教則要理清男女彼此與自然世界的關系。根據他們的說法,男子需要性接觸來“滋潤其生命本質”,而使其“免于生病”。這些說法尤其認為這對40歲以上的男子特別重要,因為40歲以后恐怕就容易受“眾病蜂起”的影響。最后,他們認為男子緊緊地控制本身及蓄存他所有的“陽”精,是維持生命所需的;而在這同時,還要從事多元的性活動以促使女子泄出她的“陰”精。由于陰陽被認為是帶領所有事物向前運行的兩個基本要素,男子保有這兩者,在精神上便可以獲得完整,并且達于“真陽”之境。據說男子每經驗一次真陽,就可以增加12年的壽命。道士相信,一名男子只要與93名女子經驗真陽,就會長生不老。
在中國的論著中,將這類性經驗比喻為一場戰爭,而為了在戰爭中打敗“敵人”,男子在其敵人(女子)使力時,必須節制本身的力量。這跟中國兵法和日本自衛的技藝“柔道”的原則是相同的。房中術還勸告說:先以沒有魅力的女性練習控制真陽,事畢,立即休息。
收戰罷兵,空懸仰息,還之武庫,升之極。
“真陽”最好是與少女一起嘗試,因為在少女這段時期以后,女子的陰精就會“趨弱”,對男子的用處就小了。修道者也說有一點是很重要的:跟任何一名女子行房不要持續太久,以免男子吸收到陰精,反過來壓倒本身的陽精,傷到自己。在行房時,道士還告誡要敬慎交媾的力量,并鼓勵擁有多一點的性伴侶。他們特別叮嚀皇帝每晚必須與九名妃子行房,在每個月月圓的兩個晚上,則要與皇后同寢。
朱棣成為皇帝時已40歲。在登上寶座之后,就再也沒有其他的小孩。他的健康狀況總是不太好,身體因種種慢性病的糾纏而逐漸衰弱,他要求大批朝鮮的少女,可能是努力地想讓他自己恢復年輕,或則至少是要獲致生命的活力,以應付加諸面前的龐大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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