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樂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這天,朱棣預定要在朝廷上接見外邦使節,他與14歲的孫子朱瞻基正談到這件事。成祖本身極喜“對對子”,他出了標志著貢使來朝的上聯“萬方玉帛風云會”,要孫子也想一句符合上句格律的下聯。
朱瞻基想了瞬間,接著對道:“一統山河日月明”。
這位小王子的對子,意指著一統天下,置天下于輝煌之治。當人們得知此事之后,都說這顯示瞻基遺傳了他祖父的雄心壯志,將來有一天登上皇帝的寶座,必定如偉大的永樂帝一樣。
從小時候開始,朱瞻基就陪著他的祖父北行視察北京及征伐蒙古。兩人變得極為親近。瞻基不僅學得祖父的熱愛騎射,同時承襲了祖父熱愛帝國邊境遼闊草原的遺傳。朱瞻基在宣德元年(1426),以26歲之齡繼承皇位后,立即撤回其父親的旨意,再次將京師移置于北方的北京。給予宦官重要軍職的傳統始于朱棣,朱瞻基沿襲這一政策,日后甚且在宮中設立了內書堂教導宦官。他遺傳了朱棣對瓷器的強烈興趣,而他本人還是一位具有相當天分的書畫家。歷史上稱為“宣德”(意為散播仁德)皇帝的朱瞻基,他一點也沒有他父親愛好學問的儒家傾向。
有一回,經過一塊地,那兒正好有個農人在種地,朱瞻基叫隨駕人員停下來,從農人手中接過耒來。他在這塊田里挖鏟了幾下之后,感到筋疲力盡。
他說:“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p>
就像乃父一樣,年輕時的宣宗也贊同儒家的仁政理想。事實上,圍繞在他身邊的即是曾在他父親手下擔任顧問的同一批學者:兵部尚書楊士奇、戶部尚書黃淮、禮部尚書金幼孜,以及審慎而保守的老臣夏原吉。前述諸人也都是他還是太孫、太子時的宮廷教師;瞻基成為皇帝之后,習慣帶著一瓶酒,在不知告的情況下,去造訪這些官員,與他們討論詩詞、義理或史事。在他們的勸說下,瞻基授命極具威脅的安南叛逆黎利“權署安南國事”,順利地結束中國與南邊的鄰國之間耗了二十年的纏斗。不像朱棣,朱瞻基的想法是保持中國免于境外征戰,甚至很少與蒙古人糾纏。經過一連串旱魃、蝗蟲侵襲之后,宣宗采取了積極的步驟去豁免諸省——特別是東南各省——該年的稅糧,并將百姓轉輸漕糧開赴北方的重擔,改由軍事單位來負責。
年輕時的宣宗,在一開始處理叔父造反一事上,表現出的寬厚態度,遠超乎官員們可能要求的限度。當時,朱高煦試圖仿朱棣在23年前所采取的方式奪取龍位。朱高煦謀反未成之后,朱瞻基并未將其處死,僅是將其拘禁在紫禁城內的“逍遙城”而已。直到有一次宣宗前往探視,憤懣的朱高煦用腳將他絆倒在地,宣宗終于因為這樣的傲慢舉動而大怒,下令將叔父處死。這是一種可怕的死刑。用銅缸覆蓋在朱高煦上面,熔化的銅缸隨即就將他熔掉。
因此,朱瞻基是他父親與他祖父的結合體。有人說,他在朱棣的盲目擴張政策與朱高熾的呆板儒家思維之間取得了平衡,是明朝的黃金時刻,一個太平、繁榮、政治清明的時代。宣德皇帝在位時期,也出現了寶船船隊最后一次燦爛遠征。
在宣德五年(1430),瞻基為中國朝貢貿易的明顯衰落而感到憂心,而且他也意識到,安南的失守,或許將成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中聲望削弱的部分原因。因此,他公開誓言要重振明朝在海外的聲威,再次締造“萬國來朝”的盛況。極力反對海上遠征的朝臣夏原吉死后不久,宣宗即降旨進行第七次寶船船隊的遠航。在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遣太監鄭和等赍詔往諭諸番國詔》上,他說:
紀元宣德,咸與維新,爾諸番國遠處海外,未有聞知。茲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赍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至于重建暹羅國與滿剌加的馬來王國之間的和平關系,也是這次遠航的任務之一。宣宗命令鄭和赍送詔敕給暹羅國國王,要求他停止騷擾滿剌加。在詔敕上,宣宗斥責暹羅國國王拘禁前往明朝途中的滿剌加國國王。
“斯豈長保富貴之道?”朱瞻基寫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鄰通好,省諭下人,勿肆侵侮。則見王能敬天事大,保國安民,和睦鄰境,以副朕同仁之心?!?/p>
朝廷為了準備這次的遠航,花了比平常還要長的時間,因為距上一次寶船船隊的遠航,已經六年多了。這也將是明朝最大的一次遠征,使用船只超過300艘,成員有27500人。船只的船號,如“清和”、“長寧”、“安濟”,正反映了他維持和平的任務。
當時鄭和年已60,似乎預料到這將是他最后一次的遠航。他曾樹立兩塊石碑,以記錄他先前完成的幾次遠航。其中一塊,于宣德六年三月十四日,立于長江口的停泊處劉家港;另一塊,則于宣德六年“仲冬”,立于福建沿海閩江口的長樂縣太平港。名義上,這些石碑是為了答謝航海人的女神天妃于前幾次遠航給予庇佑。然而,鄭和在石碑上刻意詳細地記述他每一次遠航的成就,無疑是要大家記得這些事。但是,誠如他所知,如今朝中強烈反對遠航,而官方《明實錄》的編纂者將如何記載遠征,他毫無把握。
于《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碑》上,鄭和驕傲地陳述他的信念:寶船船隊的遠航,在“混一海宇”上,遠超過歷來各朝的海上成就,乃至“〔海外諸番國〕際天極地,罔不臣妾……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同時,由于現在的遠航,遠地之間,亦“程途可計”,正意味著遠航對于中國地理知識的累積,有著價值不貲的貢獻。至于賞賜這些遠人方面,鄭和明白地認為,遠征對于擴展中國文化至海外,“宣德化而柔遠人”,也有重要影響。
寶船的船隊在宣德六年一月十九日駛離南京;之后在江蘇和福建征集寶物,增添水手;最后,在大約一年之后,于宣德七年一月十二日駛離華南沿海。第一站到達越南南部的歸仁。然后,船隊繼續航向爪哇島北海岸的蘇魯馬益、蘇門答臘島的三佛齊、馬來半島的滿剌加國、蘇門答臘島最北端的蘇門答剌國,以及錫蘭國,最后在宣德七年十二月十日,抵達了印度半島西海岸的古里國。
這是鄭和第七次來到印度,根據他在當地的所有經驗,可知那時中國人誤認這個國家不僅是佛教的發源地,同時也是世界其他偉大的宗教(如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起源所在。對他們來說,印度環繞中東所有地方。據保存在《明通鑒》的資料顯示,說印度分為五個國家:中、東、西、南、北。中印度為“佛國”。據說,“佛滅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穌出,是曰‘天主教’。耶穌生后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早在唐朝之時,中國人已經知道天主教與伊斯蘭教這兩種宗教。
天主教徒亦曾到訪過忽必烈的宮廷。然而直到16世紀末,利瑪竇(Matteo Ricci)將天主教教義的繹釋刊印出來以后,中國人才對這一宗教擁有細部的知識?!睹魍ㄨb》在這段文字之后繼續說:當鄭和行至古里國之時,始知天方(阿拉伯地方)遠在古里之西南。無論如何,根據此項資料,鄭和始終認為天方是印度的一部分。
自古里開始,這支大船隊分為數個較小的支隊,太監洪保則承擔前往忽魯謨斯國及其他阿拉伯城邦與港口,并南下東非沿岸甚至遠及肯尼亞麻林的重要任務。在阿拉伯半島的阿丹國,兩艘寶船嘗試卸貨,但因為當地政局不穩,沒有成功。緊接著,這兩艘寶船的船長,寫信給麥加的愛迷耳(酋長)與吉達(Jidda)的控制者,獲得他們的應允,同意寶船前往吉達??刂七@些港口的埃及蘇丹,命令當地的官員,依照對待印度洋商人的慣例,以誠信對待中國人。在吉達及乳香的交易中心佐法兒國(Dhufar,中國人以其絲綢、瓷器來交換可以當作瀉劑與補藥的龍舌蘭,古代埃及人的防腐劑,中國人認為它可以促進血氣暢通的沒藥,用以治療呼吸疾病的芳香樹脂安息香、抗發炎藥蘇合香,以及中國人叫木NDC66子的一種草藥(用木NDC66藤子制成,用以治療潰瘍及傷口的藥膏)。當阿拉伯藥典《回藥方》在中國刊刻之后,中國人對于阿拉伯藥材與療法的興趣,變得格外地熱衷。
在《瀛涯勝覽》中,馬歡寫到從麥加往西旅行一日,可到達麥地那。事實上,麥地那在麥加北邊300英里,商隊須走上十數天。他也描述在麥地那有一口出圣泉的井,航海者取這里的圣泉用以鎮息海上的颶浪。然而這個叫“糝糝之泉”(Water of Zamzan)的井,其真正的所在,是在麥加的愷阿白(Kaaba)清真寺附近。馬歡對麥加的大清真寺的描述則頗為精確,他說這座清真寺有四座尖塔(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所記為五座),四周環以城垣,“其城有四百四十六門”,“皆用白玉石”為柱。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記載中加了“蓄二黑獅”守衛愷阿白的門這段文字,獅子雕像在伊斯蘭教義中是被嚴禁的,伊斯蘭教義禁止任何有關人或動物的偶像(depiction)。
從鄭和父親、祖父兩人名字當中的“哈只”推測,他倆曾經到過麥加朝圣。若鄭和本身曾在圣地朝拜的話,則如此重要的事實,不可能不形諸文字?;蛟S,鄭和因為健康情況日差而留在古里國,不能或不愿面對長程車馬勞頓、騎過沙漠的危險。馬歡對于圣城的不正確及二手性質的記載,可能的推測之一是:馬歡緊留在鄭和身邊,照顧不舒服的元帥。這個推測,我們可以從回航時,整支船隊在古里會合,展開向東穿越印度洋的航程時,鄭和以62之齡病逝,得到清楚的答案。海上的生命當結束于海上,這是他們家族的信仰。
根據伊斯蘭教傳統,尸體經過清洗,裹以白布。在海上,葬禮極為簡單。將尸體的頭,朝麥加的方向,船上的伊斯蘭教徒即行吟誦、禱告:“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直到最后鄭和的尸體投入大海之中。遵照鄭和的要求,留有鞋子和一撮頭發,據說帶回南京,埋在南京城外靠近佛洞的地方。今日,可借一座回回式的墓葬認出墓址,這個遺址有人看守。附近村子的農人竊竊私語說石碑之下根本什么東西也沒有?!昂闷娴娜?,曾經探過鄭和的墓,什么也沒找著!”其中的一個農人說,“沒有棺材!沒有匣盒!什么也沒有!”住在南京承嗣鄭和的侄子的后人,也認為那里沒有東西。雖然如此,凡有特殊紀念性的時節,他們還是會來這個墓穴遺址表達追思。鄭和過世后不久,爪哇島北部的三寶壟(Semarang)曾舉行了一個叫ghaib的宗教儀式(這個儀式來自阿拉伯的gayb,意為“不在場”)。這是為尸體行蹤不明的死者所舉行的一種葬儀。禮辭在無風的爪哇海上飄著:“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
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七月,寶船船隊駛進了長江口。七月二十七日,宣宗于北京頒賜品服、寶鈔予寶船船隊的官吏、隨員。他為遠航的結果感到欣悅。九月十四日,蘇門答剌國、錫蘭國、古里國、柯枝國、忽魯謨斯國、佐法兒國、阿丹國及其他阿拉伯國家,于奉天殿進貢了馬、象和長頸鹿。長頸鹿再次被認為是神獸麒麟。一位來自戶部的官員建議宣宗:由于麒麟是難得的佳禮,所以必須在宮廷上舉行一個正式的慶賀儀式。然而,就像他祖父往昔所做的,宣宗回絕了這個請求,覺得對這一件天上的恩賜解讀太多是不智的。
“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他說,“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賀也?!?/p>
這年秋天,另外四只麒麟從南洋抵達中國。滿剌國國王也在200多名隨從陪同下一道前來。天氣是格外的寒冷。宣宗賜予滿剌加國諸人厚衣厚鞋,并且勸他們在春天前先待在南京。朱瞻基并非小心過度。蘇門答臘國國王的弟弟,受不了中國冷冽的冬天,在北京度過寒冬之后,竟于春天死了。宣宗下令以應有的儀式與葬禮加以埋葬,并派太監王景弘赴蘇門答臘國,親自對國王表達其失去弟弟的吊唁之意。然而,在爪哇的外海,王景弘卻因海難而喪生。
朱瞻基似乎已經完成了跟印度洋盆地建立朝貢貿易,并達到“萬國來朝”的目的。緊接著寶船船隊第七次遠航之后的一整年,成打的國家來向宣宗納貢;而且在宣德十年年初,宣宗于短暫不適之后即意外地病逝的當時,中國的海上霸權似乎還是像以前一樣地穩固。南京的龍江船廠仍然繼續運作,而且為寶船而做的案卷,直到1470年代還在。然而,隨著宣德皇帝的駕崩,中國在印度洋上的形勢確實有所轉變;鄭和的第七次遠航,成了寶船船隊的最后一次偉大遠征。
起初,這一變化幾乎是看不見的。貢使仍然繼續到中國這塊土地執行他們的任務。就在正統元年(1436),當南京官員一再地向朝廷懇請增加工匠時,他們的請求卻立即遭到駁回。朱瞻基的繼任者(譯按:即英宗)擔心百姓的負擔太大,停止了船廠的船只建造,并主張儉約的經濟策略。正統二年,琉球群島(在日本南邊)的國王在進貢之后,請求英宗賜予新的冠服,而賜予冠服交付貢使原是明初以來的既定政策。琉球國王說,他擁有的那惟一的一套,已“年久朽敝”。而且,誰知道他什么時候能夠再來一趟中國?尤其現在海上是“險而難”呢!然而,英宗婉拒了琉球國王的請求。次年,暹羅的貢使在出使來京途中,在廣東被兩名貪瀆的地方官強取去金、珠、寶石等物。暹羅貢使雖然從頭到尾都沒有錯,但他們抵達朝廷,卻沒有了貢品。地方官這樣的行徑,在永樂年間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同一年,英宗敕諭爪哇國王,說他所遣派的“使臣”狂橫,飲酒酣醉,殺死數條人命,最后自殺身亡。英宗命令:“今復遣人,其慎擇之?!?/p>
逐漸地,帝國的朝貢體系開始走下坡。諸番國不再向皇帝傾獻大量的貢品,而皇帝也吝于回贈任何賞賜?!柏暿埂钡恼鎸嵣矸?,從來也不曾如此曖昧過,有些簡直就是盜賊和走私販子。各省官員與地方商人渴望從對外貿易的巨大利益中分一杯羹,公然奪取要送往北京的貢品,而皇帝似乎無法(或不愿)制止。正統九年(1444),一支大型的商業遠征隊,自廣東前往爪哇,其中的33名走私者想必是為了讓以后的生意更加順利,留在當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亡賴”,遭到官府逮捕與治罪。
中國沿海地區地方性市場如雨后春筍般蓬勃并起,由其提供的舶來商品亦為一般百姓所熟悉。曾為中央獨占的互市專利,已漸衰微,復因憂慮沿海各省與外國勢力之間的勾結,或將進一步侵蝕中央的權威。到最后,甚至連帝國的水師,都沒有能力在公海上為官方的貿易使團提供安全的通道。
15世紀初的極盛時期,明朝的強大水師擁有3500艘各型船艦:其中2700艘,配屬于沿海四處無數的海岸巡檢司;另有400艘戰船,停泊于南京附近的新江口基地;還有400艘,則是武裝的漕船。當時,單單浙江一省,就擁有超過700艘船艦組成的艦隊。及至英宗正統五年,浙江船只的數字下降到不及先前的半數。到了15世紀中葉,該省的艦隊僅及前數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建造雙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準許沿??偠?、巡撫摧毀所有遠洋航行的船只,并逮捕駕這些船只下海的商人。在中國東南沿海倭寇高峰時期的嘉靖三十年,以多桅帆船下海即屬犯罪,為了貿易目的而出海者,就更不用說了。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強大的水師,誠如后人所了解的,下令自我毀滅。為什么?
答案之一和15世紀中葉朝廷的政策,以及皇帝之下的宦官與朝臣(儒家官僚)之間持續增強的緊張有關。海上航行與海上貿易,本就是宦官集團慣常涉足的范疇;對這些士大夫來說,摧毀這些海上冒險事業,即等于是截斷了對手的主要權勢與經濟收入。
在朱瞻基統治期間,士大夫集團與宦官集團兩者的勢力同時茁壯,也埋下了兩者沖突的導火線。宣宗之世大幅提升內閣的地位,改由翰林院儒士主持,原本僅是備顧問的機構,現在一躍而為具有操縱行政事務能力的委員會,乃至對于六部待朱批的奏疏享有票擬(提出建議)之權。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朱瞻基都是直接采納大學士的擬議。至于另一方面,朱瞻基不僅堅持宦官需入內書堂接受教育,同時也讓他們掌管奏疏,致使宦官接管了官府間的往來公文,因而可以決定哪些事務該提交給皇帝處理。倘若皇帝駁回了大學士的擬議,宦官就可能采取行動攫取本身的利益。不過,朱瞻基緊緊地控制住宦官。當宣德二年、宣德六年兩度發現宦官涉嫌詐財及收賄,毫不猶豫地將這些宦官以及他們的黨羽處死。宣宗擔心宦官可能擅改官方的文件,故堅持詔令必須經由首席大學士確認才有效力。
在朱瞻基本身個性與警覺目光支配之下,這兩個集團的力量臻于平衡。然而,宣德十年,他以36歲之齡突然駕崩,其太子幼小,才只有7歲,根本沒有能力應付他們。這個小皇帝朱祁鎮在位的初期,宦官控制了廠衛機構,并增強其在軍隊中的監督角色,而且成為財務上的代理人。他們暗中經營私人的商業活動,提高稅額,累積了巨額的財富。若有誰敢反對,宦官就將其拷打、處死或流放。年輕的皇帝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了他監護人——惡名昭彰的太監王振——的厲爪,而王振就利用他身為皇城里宦官組織首領的身份,成了帝國實質上的統治者。他必須為中國歷史上最羞辱的時刻負責,他將中國導入另一個方向,而這個方向最后則導致了明朝的滅亡。這個方向與永樂皇帝好大喜功、大手筆的哲學相違背,同時也與寶船船隊遠航所代表的事物相違背。
王振的貪婪絲毫不受拘束。他的倉庫充斥著從政府日常事務中勒索得來的各色物品。他甚至奪走本要進貢給英宗的蒙古馬。同時借由將重要軍職及行政職缺安插給他的朋友及家人,順利地平息了有關他所作所為的一切反對聲浪。翰林院侍講劉球對云南、緬甸邊界的軍事騷動提出質疑時,王振即將其監禁并支解而死。于是,幾乎無人敢再反對這名恣傲的獨裁太監。
正統十四年,王振率領50萬的中國部隊前去征討在西北邊陲的蒙古。為了要等待載運其私人家當的千余輛牛車,王振在接近蒙古地界的土木堡(編按:位于今河北懷來縣東南),停止了英宗隨行人馬的前進。當時,兵部尚書覺察到危險,要求王振繼續前進,王振卻怒斥他說:
“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
然而,就如兵部尚書所擔心的那樣,數目不逾兩萬的蒙古騎兵迅即逼近,包圍并砍殺了伴隨英宗的中國先頭部隊。大部分宿衛英宗的部隊,都慘死于快速移動的騎兵刀下。至于22歲的朱祁鎮,則下馬并坐在箭如雨下的地上;最后,蒙古人在不敢相信有這么好運的情況下,俘虜了英宗。王振本人則在這場戰役中喪命(若干資料說他被憤懣的軍官捶死)。蒙古掌握了主動權,他們本可以輕易地行進至北京。然而他們躊躇了一段時間,讓中國人有足夠的時間著手安排抵御事宜,并讓英宗的皇弟即位成為景帝。
緊接著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件。在新皇帝首次上朝時,士大夫要求解除王振之下強而有力的宦官集團。他們堅持王振本人必須為這個歷史性的災變付出代價,家產必須充公。官員們揚言,倘若這項要求不得實現,將自殺以示抗議。
景帝還沒有機會作出回應,一名宦官的爪牙——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指責這些官員“不成體統”。官員們對這一指斥怒不可遏,抓住了馬順。他們撕爛他的靴子,挖出他的眼珠,一會兒工夫就赤手空拳地將他打死了。另外兩名在殿上的太監,也遭致同樣結局。
景帝于驚恐中不知所措,僅是旁觀。隨后他立即答應了官員們的請求。一時,宦官支配朝廷的情況似乎解體了,而來自于儒士的官員們似乎大獲全勝。一年之后,蒙古人送回他的皇兄;六年之后,朱祁鎮在一場膽大妄為的政變中(譯按:即“奪門之變”),重新奪回了皇位。領導群臣擁立景帝的兵部尚書于謙,以叛國處死;朱祁鎮下令為他寵幸的監護人、專橫跋扈的王振,立了一座祠堂。
前述諸事對于往后中國的海上事業,影響更是深遠?;鹿偃岳^續涉足對外貿易,非官方的商人,在宦官的奧援與唆使下,犧牲官方朝貢貿易的任務,于15世紀末繁盛了起來。因而引發了官方一連串對船只大小以及平民參與海外貿易的限制。朝臣們有感于無法鉗制宦官的貿易活動,覺得至少也要加以掣肘。這樣的情況下所造成的悲劇,就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廠被迫停工,中國人先進的航??萍冀K于消失。16世紀時,已經少有船匠知悉如何建造大型寶船。而槍炮的發展,也一樣遲緩,乃至使得歐洲強權在火力上勝過中國,成為可能。中國人開始喪失他們超越西方的科技優勢,優勢從此一去不復返。
撇開這些政治上的紛爭不管,一連串經濟的因素,也對政府維持建造遠航大帆船的船廠與龐大的沿海水師,造成困難。而永樂十三年大運河的開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載運南方的米糧至北方供應京師。船只建造的焦點,因此轉移到河上航行的駁船。另外,在15世紀中葉,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得寶鈔貶值到不及其票面價值的百分之一。明朝與諸番國之間有利的交易匯率喪失了,而導致這一情況的部分原因,可能系伴隨皇帝被俘而來的威望喪失,以及私人貿易的大量囤積貨物。就如中國的學者羅榮邦所說的:“朝廷所經營的朝貢貿易,長期以來在貿易上維持壟斷,強迫諸番國接受低的價格,而且以寶鈔來支付?!爆F在,明朝政府被迫要以市場的價格來換取所需的物品,如馬匹、木材及藥物。諸番國藐視寶鈔,要求以特定的貨品或大量的銅錢來支付。帝國的國庫因此大幅短絀。
在15世紀,中國的稅賦基準緊縮了將近一半。洪武三十一年,支撐帝國稅捐的土田有850萬頃(1.2億)。一百年后,稅賦基準縮減到土田420萬頃(5900萬英畝)。這并非僅是出于正統十三年的黃河泛濫成災,造成百萬人流離失所、數千英畝土地荒蕪而已,它還摻雜著富人設法逃避賦稅與猖獗的貪污舞弊等因素。
第三個造成明朝水師衰落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脅的持續增加。政府有限的軍事資源,被從海岸調往長城以北的邊境去防守這一傳統的困擾地帶。俺答汗的統一東西蒙古,對明朝造成了該世紀最大的威脅。就這樣,雙方展開了一波波消耗性的抄掠與反抄掠,最后在滿洲人成功入侵明朝,以及明朝在崇禎十七年(1644)滅亡,達到高潮。
而且,就像軍隊回復到他們畏縮與采取守勢的心態一樣,平民百姓也從冒險的思維方式中撤退。士大夫為了艱難的科舉考試,著重經典的記誦,對創造力或對外國的任何事物有所興趣并不鼓勵。翰林院官員在15世紀中葉發展出一種觀點:中國以其禮儀教化即足以“綏服”他國;國家無須急于進行對外貿易或對外征伐。
宣德三年(1428),翰林院官員(大學士)楊士奇,于贊成中國撤離安南時說:“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而在兩年之前,黃驥亦曾于勸告宣宗放棄派遣寶船遠征諸番國時說:“使中國之民休息,俾各事其職于士農?!辈⒄f:“遠人心悅臣服,遠地同風,吾朝必傳萬歲?!弊g注。
這樣的想法,與廖永忠(洪武皇帝的一名官員)的想法形成強烈的對比。廖永忠曾在明初洪武六年(1373)說:“造海舟,翦捕此寇(譯按:即倭夷)以奠生民,德至盛也?!?/p>
成化十三年(公元1377年),是復蘇中國航海事業最后一次的嘗試。身兼東廠首領,權勢掀天的太監汪直,曾經索取鄭和的航海日志,試圖激起當時人對海上遠征的興趣。兵部郎中劉大夏將鄭和的文件從檔案中先行抽走公元一四七七年(根據若干史書的記載,有些說他把文件藏了起來,有些則說把它燒了)。劉大夏指斥這些文件“恢詭怪譎,遼絕耳目”,并說寶船帶回國的地方物產,如“醬、邛杖(竹杖)、蒲桃(葡萄)、涂林(石榴)、大鳥蛋(鴕鳥蛋)”,對國家毫無益處。劉大夏報告他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項忠,說鄭和遠征的水程圖已“失”。
“庫中案卷,寧能失去?”項忠懷疑地說。
劉大夏回答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向追究其有無哉!”
項忠現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自座位上起立,說:“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p>
鄭和及其遠航航行日志的喪失,是當時中國內部沖突的另一個悲劇性的結局。在士大夫的看法,跟宦官聯結在一起的對外貿易以及與外面世界的接觸,對帝國來說完全是不經濟與浪費的。與外面世界接觸的需求,意味著中國本身需要海外來的東西,也意味著中國并不強盛,無法自給自足。僅只披露需求,非天朝所當為。
諷刺的是:中國從海上撤退之際,正值歐洲強權離開地中海安全的避風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險,試圖發現一條到達遠東的通道之時。在兩個世紀之前,馬可·波羅的契丹(Cathay:譯按:指中國)及香料群島之旅,以及當地令人難以想像的富裕情況,點燃了歐洲人的幻想。1440年代,葡萄牙人沿著非洲西海岸,緩緩向前移動,尋覓著通往中國的通路。孝宗弘治元年(1488),狄亞士(Bartolomeu Dias)繞過了好望角。弘治十一年,達·迦馬(Vasco da Gama)終于到達了印度的古里。弘治五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事實上是想循著馬可·波羅旅行的路線前往中國,卻在前往中國的途中,意外地遇上了另一塊大陸不期的阻隔。直到去世之時,哥倫布仍然堅信他所到的諸島嶼,事實上就是位于亞洲海岸外海的群島。一直要到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才完成了哥倫布西航以達中國海的夢想。
中國自愿放棄其對南洋的興趣,在歐洲并非無人注意。傳教士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認為那是一件好事,對此,擴張中的歐洲強權應該加以注意。萬歷十三年(1585),他在其所著的中國史之中寫道:
〔中國人〕從經驗中發現,離開本土去征服別國,侵害他人及這一類事情,要損失很多人,耗費大量錢財,還要不斷花力量和勞力去維持得到的地方,恐怕再失掉。而在他們忙于新的征服時,他們的敵人韃靼人和鄰近其他侯王就騷擾和侵犯他們,造成很大的損失……他們認為需要為安寧和利益……放棄他們在外國取得和征服的一切土地,而特別是那些遙遠的土地。從此以后,再不跟任何地方打仗。
門多薩嘗警告說,殖民主義將徒勞無功,然而在那個時代并未受到注意。歐洲為了建立殖民帝國,浪費了額外的300年。
自16世紀一開始,中國即飽受日本海盜破壞性的侵襲之苦。有時候,倭寇(輕蔑的中國字眼“倭寇”,意為“矮鬼子海盜”,或指日本人)還在岸上的同黨協助下,占領整座村莊,肆行劫掠,令村民惶惶不可終日。地方上的商人與平民雖付出心力以求保護自己,但在大部分地區,倭寇還是來去自如。先前中國海的主人,現在則任掠奪者與匪徒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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