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霸海上——最后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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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這天，朱棣預定要在朝廷上接見外邦使節，他與14歲的孫子朱瞻基正談到這件事。成祖本身極喜“對對子”，他出了標志著貢使來朝的上聯“萬方玉帛風云會”，要孫子也想一句符合上句格律的下聯。

朱瞻基想了瞬間，接著對道：“一統山河日月明”。

這位小王子的對子，意指著一統天下，置天下于輝煌之治。當人們得知此事之后，都說這顯示瞻基遺傳了他祖父的雄心壯志，將來有一天登上皇帝的寶座，必定如偉大的永樂帝一樣。

從小時候開始，朱瞻基就陪著他的祖父北行視察北京及征伐蒙古。兩人變得極為親近。瞻基不僅學得祖父的熱愛騎射，同時承襲了祖父熱愛帝國邊境遼闊草原的遺傳。朱瞻基在宣德元年（1426），以26歲之齡繼承皇位后，立即撤回其父親的旨意，再次將京師移置于北方的北京。給予宦官重要軍職的傳統始于朱棣，朱瞻基沿襲這一政策，日后甚且在宮中設立了內書堂教導宦官。他遺傳了朱棣對瓷器的強烈興趣，而他本人還是一位具有相當天分的書畫家。歷史上稱為“宣德”（意為散播仁德）皇帝的朱瞻基，他一點也沒有他父親愛好學問的儒家傾向。

有一回，經過一塊地，那兒正好有個農人在種地，朱瞻基叫隨駕人員停下來，從農人手中接過耒來。他在這塊田里挖鏟了幾下之后，感到筋疲力盡。

他說：“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p>

就像乃父一樣，年輕時的宣宗也贊同儒家的仁政理想。事實上，圍繞在他身邊的即是曾在他父親手下擔任顧問的同一批學者：兵部尚書楊士奇、戶部尚書黃淮、禮部尚書金幼孜，以及審慎而保守的老臣夏原吉。前述諸人也都是他還是太孫、太子時的宮廷教師；瞻基成為皇帝之后，習慣帶著一瓶酒，在不知告的情況下，去造訪這些官員，與他們討論詩詞、義理或史事。在他們的勸說下，瞻基授命極具威脅的安南叛逆黎利“權署安南國事”，順利地結束中國與南邊的鄰國之間耗了二十年的纏斗。不像朱棣，朱瞻基的想法是保持中國免于境外征戰，甚至很少與蒙古人糾纏。經過一連串旱魃、蝗蟲侵襲之后，宣宗采取了積極的步驟去豁免諸省——特別是東南各省——該年的稅糧，并將百姓轉輸漕糧開赴北方的重擔，改由軍事單位來負責。

年輕時的宣宗，在一開始處理叔父造反一事上，表現出的寬厚態度，遠超乎官員們可能要求的限度。當時，朱高煦試圖仿朱棣在23年前所采取的方式奪取龍位。朱高煦謀反未成之后，朱瞻基并未將其處死，僅是將其拘禁在紫禁城內的“逍遙城”而已。直到有一次宣宗前往探視，憤懣的朱高煦用腳將他絆倒在地，宣宗終于因為這樣的傲慢舉動而大怒，下令將叔父處死。這是一種可怕的死刑。用銅缸覆蓋在朱高煦上面，熔化的銅缸隨即就將他熔掉。

因此，朱瞻基是他父親與他祖父的結合體。有人說，他在朱棣的盲目擴張政策與朱高熾的呆板儒家思維之間取得了平衡，是明朝的黃金時刻，一個太平、繁榮、政治清明的時代。宣德皇帝在位時期，也出現了寶船船隊最后一次燦爛遠征。

在宣德五年（1430），瞻基為中國朝貢貿易的明顯衰落而感到憂心，而且他也意識到，安南的失守，或許將成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中聲望削弱的部分原因。因此，他公開誓言要重振明朝在海外的聲威，再次締造“萬國來朝”的盛況。極力反對海上遠征的朝臣夏原吉死后不久，宣宗即降旨進行第七次寶船船隊的遠航。在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遣太監鄭和等赍詔往諭諸番國詔》上，他說：

紀元宣德，咸與維新，爾諸番國遠處海外，未有聞知。茲特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赍詔往諭，其各敬順天道，撫輯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至于重建暹羅國與滿剌加的馬來王國之間的和平關系，也是這次遠航的任務之一。宣宗命令鄭和赍送詔敕給暹羅國國王，要求他停止騷擾滿剌加。在詔敕上，宣宗斥責暹羅國國王拘禁前往明朝途中的滿剌加國國王。

“斯豈長保富貴之道？”朱瞻基寫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鄰通好，省諭下人，勿肆侵侮。則見王能敬天事大，保國安民，和睦鄰境，以副朕同仁之心?！?/p>

朝廷為了準備這次的遠航，花了比平常還要長的時間，因為距上一次寶船船隊的遠航，已經六年多了。這也將是明朝最大的一次遠征，使用船只超過300艘，成員有27500人。船只的船號，如“清和”、“長寧”、“安濟”，正反映了他維持和平的任務。

當時鄭和年已60，似乎預料到這將是他最后一次的遠航。他曾樹立兩塊石碑，以記錄他先前完成的幾次遠航。其中一塊，于宣德六年三月十四日，立于長江口的停泊處劉家港；另一塊，則于宣德六年“仲冬”，立于福建沿海閩江口的長樂縣太平港。名義上，這些石碑是為了答謝航海人的女神天妃于前幾次遠航給予庇佑。然而，鄭和在石碑上刻意詳細地記述他每一次遠航的成就，無疑是要大家記得這些事。但是，誠如他所知，如今朝中強烈反對遠航，而官方《明實錄》的編纂者將如何記載遠征，他毫無把握。

于《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碑》上，鄭和驕傲地陳述他的信念：寶船船隊的遠航，在“混一海宇”上，遠超過歷來各朝的海上成就，乃至“〔海外諸番國〕際天極地，罔不臣妾……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同時，由于現在的遠航，遠地之間，亦“程途可計”，正意味著遠航對于中國地理知識的累積，有著價值不貲的貢獻。至于賞賜這些遠人方面，鄭和明白地認為，遠征對于擴展中國文化至海外，“宣德化而柔遠人”，也有重要影響。

寶船的船隊在宣德六年一月十九日駛離南京；之后在江蘇和福建征集寶物，增添水手；最后，在大約一年之后，于宣德七年一月十二日駛離華南沿海。第一站到達越南南部的歸仁。然后，船隊繼續航向爪哇島北海岸的蘇魯馬益、蘇門答臘島的三佛齊、馬來半島的滿剌加國、蘇門答臘島最北端的蘇門答剌國，以及錫蘭國，最后在宣德七年十二月十日，抵達了印度半島西海岸的古里國。

這是鄭和第七次來到印度，根據他在當地的所有經驗，可知那時中國人誤認這個國家不僅是佛教的發源地，同時也是世界其他偉大的宗教（如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起源所在。對他們來說，印度環繞中東所有地方。據保存在《明通鑒》的資料顯示，說印度分為五個國家：中、東、西、南、北。中印度為“佛國”。據說，“佛滅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穌出，是曰‘天主教’。耶穌生后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早在唐朝之時，中國人已經知道天主教與伊斯蘭教這兩種宗教。

天主教徒亦曾到訪過忽必烈的宮廷。然而直到16世紀末，利瑪竇（Matteo Ricci）將天主教教義的繹釋刊印出來以后，中國人才對這一宗教擁有細部的知識?！睹魍ㄨb》在這段文字之后繼續說：當鄭和行至古里國之時，始知天方（阿拉伯地方）遠在古里之西南。無論如何，根據此項資料，鄭和始終認為天方是印度的一部分。

自古里開始，這支大船隊分為數個較小的支隊，太監洪保則承擔前往忽魯謨斯國及其他阿拉伯城邦與港口，并南下東非沿岸甚至遠及肯尼亞麻林的重要任務。在阿拉伯半島的阿丹國，兩艘寶船嘗試卸貨，但因為當地政局不穩，沒有成功。緊接著，這兩艘寶船的船長，寫信給麥加的愛迷耳（酋長）與吉達（Jidda）的控制者，獲得他們的應允，同意寶船前往吉達?？刂七@些港口的埃及蘇丹，命令當地的官員，依照對待印度洋商人的慣例，以誠信對待中國人。在吉達及乳香的交易中心佐法兒國（Dhufar，中國人以其絲綢、瓷器來交換可以當作瀉劑與補藥的龍舌蘭，古代埃及人的防腐劑，中國人認為它可以促進血氣暢通的沒藥，用以治療呼吸疾病的芳香樹脂安息香、抗發炎藥蘇合香，以及中國人叫木NDC66子的一種草藥（用木NDC66藤子制成，用以治療潰瘍及傷口的藥膏）。當阿拉伯藥典《回藥方》在中國刊刻之后，中國人對于阿拉伯藥材與療法的興趣，變得格外地熱衷。

在《瀛涯勝覽》中，馬歡寫到從麥加往西旅行一日，可到達麥地那。事實上，麥地那在麥加北邊300英里，商隊須走上十數天。他也描述在麥地那有一口出圣泉的井，航海者取這里的圣泉用以鎮息海上的颶浪。然而這個叫“糝糝之泉”（Water of Zamzan）的井，其真正的所在，是在麥加的愷阿白（Kaaba）清真寺附近。馬歡對麥加的大清真寺的描述則頗為精確，他說這座清真寺有四座尖塔（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所記為五座），四周環以城垣，“其城有四百四十六門”，“皆用白玉石”為柱。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記載中加了“蓄二黑獅”守衛愷阿白的門這段文字，獅子雕像在伊斯蘭教義中是被嚴禁的，伊斯蘭教義禁止任何有關人或動物的偶像（depiction）。

從鄭和父親、祖父兩人名字當中的“哈只”推測，他倆曾經到過麥加朝圣。若鄭和本身曾在圣地朝拜的話，則如此重要的事實，不可能不形諸文字?；蛟S，鄭和因為健康情況日差而留在古里國，不能或不愿面對長程車馬勞頓、騎過沙漠的危險。馬歡對于圣城的不正確及二手性質的記載，可能的推測之一是：馬歡緊留在鄭和身邊，照顧不舒服的元帥。這個推測，我們可以從回航時，整支船隊在古里會合，展開向東穿越印度洋的航程時，鄭和以62之齡病逝，得到清楚的答案。海上的生命當結束于海上，這是他們家族的信仰。

根據伊斯蘭教傳統，尸體經過清洗，裹以白布。在海上，葬禮極為簡單。將尸體的頭，朝麥加的方向，船上的伊斯蘭教徒即行吟誦、禱告：“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直到最后鄭和的尸體投入大海之中。遵照鄭和的要求，留有鞋子和一撮頭發，據說帶回南京，埋在南京城外靠近佛洞的地方。今日，可借一座回回式的墓葬認出墓址，這個遺址有人看守。附近村子的農人竊竊私語說石碑之下根本什么東西也沒有?！昂闷娴娜?，曾經探過鄭和的墓，什么也沒找著！”其中的一個農人說，“沒有棺材！沒有匣盒！什么也沒有！”住在南京承嗣鄭和的侄子的后人，也認為那里沒有東西。雖然如此，凡有特殊紀念性的時節，他們還是會來這個墓穴遺址表達追思。鄭和過世后不久，爪哇島北部的三寶壟（Semarang）曾舉行了一個叫ghaib的宗教儀式（這個儀式來自阿拉伯的gayb，意為“不在場”）。這是為尸體行蹤不明的死者所舉行的一種葬儀。禮辭在無風的爪哇海上飄著：“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

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七月，寶船船隊駛進了長江口。七月二十七日，宣宗于北京頒賜品服、寶鈔予寶船船隊的官吏、隨員。他為遠航的結果感到欣悅。九月十四日，蘇門答剌國、錫蘭國、古里國、柯枝國、忽魯謨斯國、佐法兒國、阿丹國及其他阿拉伯國家，于奉天殿進貢了馬、象和長頸鹿。長頸鹿再次被認為是神獸麒麟。一位來自戶部的官員建議宣宗：由于麒麟是難得的佳禮，所以必須在宮廷上舉行一個正式的慶賀儀式。然而，就像他祖父往昔所做的，宣宗回絕了這個請求，覺得對這一件天上的恩賜解讀太多是不智的。

“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他說，“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賀也?！?/p>

這年秋天，另外四只麒麟從南洋抵達中國。滿剌國國王也在200多名隨從陪同下一道前來。天氣是格外的寒冷。宣宗賜予滿剌加國諸人厚衣厚鞋，并且勸他們在春天前先待在南京。朱瞻基并非小心過度。蘇門答臘國國王的弟弟，受不了中國冷冽的冬天，在北京度過寒冬之后，竟于春天死了。宣宗下令以應有的儀式與葬禮加以埋葬，并派太監王景弘赴蘇門答臘國，親自對國王表達其失去弟弟的吊唁之意。然而，在爪哇的外海，王景弘卻因海難而喪生。

朱瞻基似乎已經完成了跟印度洋盆地建立朝貢貿易，并達到“萬國來朝”的目的。緊接著寶船船隊第七次遠航之后的一整年，成打的國家來向宣宗納貢；而且在宣德十年年初，宣宗于短暫不適之后即意外地病逝的當時，中國的海上霸權似乎還是像以前一樣地穩固。南京的龍江船廠仍然繼續運作，而且為寶船而做的案卷，直到1470年代還在。然而，隨著宣德皇帝的駕崩，中國在印度洋上的形勢確實有所轉變；鄭和的第七次遠航，成了寶船船隊的最后一次偉大遠征。

起初，這一變化幾乎是看不見的。貢使仍然繼續到中國這塊土地執行他們的任務。就在正統元年（1436），當南京官員一再地向朝廷懇請增加工匠時，他們的請求卻立即遭到駁回。朱瞻基的繼任者（譯按：即英宗）擔心百姓的負擔太大，停止了船廠的船只建造，并主張儉約的經濟策略。正統二年，琉球群島（在日本南邊）的國王在進貢之后，請求英宗賜予新的冠服，而賜予冠服交付貢使原是明初以來的既定政策。琉球國王說，他擁有的那惟一的一套，已“年久朽敝”。而且，誰知道他什么時候能夠再來一趟中國？尤其現在海上是“險而難”呢！然而，英宗婉拒了琉球國王的請求。次年，暹羅的貢使在出使來京途中，在廣東被兩名貪瀆的地方官強取去金、珠、寶石等物。暹羅貢使雖然從頭到尾都沒有錯，但他們抵達朝廷，卻沒有了貢品。地方官這樣的行徑，在永樂年間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同一年，英宗敕諭爪哇國王，說他所遣派的“使臣”狂橫，飲酒酣醉，殺死數條人命，最后自殺身亡。英宗命令：“今復遣人，其慎擇之?！?/p>

逐漸地，帝國的朝貢體系開始走下坡。諸番國不再向皇帝傾獻大量的貢品，而皇帝也吝于回贈任何賞賜?！柏暿埂钡恼鎸嵣矸?，從來也不曾如此曖昧過，有些簡直就是盜賊和走私販子。各省官員與地方商人渴望從對外貿易的巨大利益中分一杯羹，公然奪取要送往北京的貢品，而皇帝似乎無法（或不愿）制止。正統九年（1444），一支大型的商業遠征隊，自廣東前往爪哇，其中的33名走私者想必是為了讓以后的生意更加順利，留在當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亡賴”，遭到官府逮捕與治罪。

中國沿海地區地方性市場如雨后春筍般蓬勃并起，由其提供的舶來商品亦為一般百姓所熟悉。曾為中央獨占的互市專利，已漸衰微，復因憂慮沿海各省與外國勢力之間的勾結，或將進一步侵蝕中央的權威。到最后，甚至連帝國的水師，都沒有能力在公海上為官方的貿易使團提供安全的通道。

15世紀初的極盛時期，明朝的強大水師擁有3500艘各型船艦：其中2700艘，配屬于沿海四處無數的海岸巡檢司；另有400艘戰船，停泊于南京附近的新江口基地；還有400艘，則是武裝的漕船。當時，單單浙江一省，就擁有超過700艘船艦組成的艦隊。及至英宗正統五年，浙江船只的數字下降到不及先前的半數。到了15世紀中葉，該省的艦隊僅及前數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建造雙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準許沿?？偠?、巡撫摧毀所有遠洋航行的船只，并逮捕駕這些船只下海的商人。在中國東南沿海倭寇高峰時期的嘉靖三十年，以多桅帆船下海即屬犯罪，為了貿易目的而出海者，就更不用說了。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強大的水師，誠如后人所了解的，下令自我毀滅。為什么？

答案之一和15世紀中葉朝廷的政策，以及皇帝之下的宦官與朝臣（儒家官僚）之間持續增強的緊張有關。海上航行與海上貿易，本就是宦官集團慣常涉足的范疇；對這些士大夫來說，摧毀這些海上冒險事業，即等于是截斷了對手的主要權勢與經濟收入。

在朱瞻基統治期間，士大夫集團與宦官集團兩者的勢力同時茁壯，也埋下了兩者沖突的導火線。宣宗之世大幅提升內閣的地位，改由翰林院儒士主持，原本僅是備顧問的機構，現在一躍而為具有操縱行政事務能力的委員會，乃至對于六部待朱批的奏疏享有票擬（提出建議）之權。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朱瞻基都是直接采納大學士的擬議。至于另一方面，朱瞻基不僅堅持宦官需入內書堂接受教育，同時也讓他們掌管奏疏，致使宦官接管了官府間的往來公文，因而可以決定哪些事務該提交給皇帝處理。倘若皇帝駁回了大學士的擬議，宦官就可能采取行動攫取本身的利益。不過，朱瞻基緊緊地控制住宦官。當宣德二年、宣德六年兩度發現宦官涉嫌詐財及收賄，毫不猶豫地將這些宦官以及他們的黨羽處死。宣宗擔心宦官可能擅改官方的文件，故堅持詔令必須經由首席大學士確認才有效力。

在朱瞻基本身個性與警覺目光支配之下，這兩個集團的力量臻于平衡。然而，宣德十年，他以36歲之齡突然駕崩，其太子幼小，才只有7歲，根本沒有能力應付他們。這個小皇帝朱祁鎮在位的初期，宦官控制了廠衛機構，并增強其在軍隊中的監督角色，而且成為財務上的代理人。他們暗中經營私人的商業活動，提高稅額，累積了巨額的財富。若有誰敢反對，宦官就將其拷打、處死或流放。年輕的皇帝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了他監護人——惡名昭彰的太監王振——的厲爪，而王振就利用他身為皇城里宦官組織首領的身份，成了帝國實質上的統治者。他必須為中國歷史上最羞辱的時刻負責，他將中國導入另一個方向，而這個方向最后則導致了明朝的滅亡。這個方向與永樂皇帝好大喜功、大手筆的哲學相違背，同時也與寶船船隊遠航所代表的事物相違背。

王振的貪婪絲毫不受拘束。他的倉庫充斥著從政府日常事務中勒索得來的各色物品。他甚至奪走本要進貢給英宗的蒙古馬。同時借由將重要軍職及行政職缺安插給他的朋友及家人，順利地平息了有關他所作所為的一切反對聲浪。翰林院侍講劉球對云南、緬甸邊界的軍事騷動提出質疑時，王振即將其監禁并支解而死。于是，幾乎無人敢再反對這名恣傲的獨裁太監。

正統十四年，王振率領50萬的中國部隊前去征討在西北邊陲的蒙古。為了要等待載運其私人家當的千余輛牛車，王振在接近蒙古地界的土木堡（編按：位于今河北懷來縣東南），停止了英宗隨行人馬的前進。當時，兵部尚書覺察到危險，要求王振繼續前進，王振卻怒斥他說：

“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

然而，就如兵部尚書所擔心的那樣，數目不逾兩萬的蒙古騎兵迅即逼近，包圍并砍殺了伴隨英宗的中國先頭部隊。大部分宿衛英宗的部隊，都慘死于快速移動的騎兵刀下。至于22歲的朱祁鎮，則下馬并坐在箭如雨下的地上；最后，蒙古人在不敢相信有這么好運的情況下，俘虜了英宗。王振本人則在這場戰役中喪命（若干資料說他被憤懣的軍官捶死）。蒙古掌握了主動權，他們本可以輕易地行進至北京。然而他們躊躇了一段時間，讓中國人有足夠的時間著手安排抵御事宜，并讓英宗的皇弟即位成為景帝。

緊接著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件。在新皇帝首次上朝時，士大夫要求解除王振之下強而有力的宦官集團。他們堅持王振本人必須為這個歷史性的災變付出代價，家產必須充公。官員們揚言，倘若這項要求不得實現，將自殺以示抗議。

景帝還沒有機會作出回應，一名宦官的爪牙——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指責這些官員“不成體統”。官員們對這一指斥怒不可遏，抓住了馬順。他們撕爛他的靴子，挖出他的眼珠，一會兒工夫就赤手空拳地將他打死了。另外兩名在殿上的太監，也遭致同樣結局。

景帝于驚恐中不知所措，僅是旁觀。隨后他立即答應了官員們的請求。一時，宦官支配朝廷的情況似乎解體了，而來自于儒士的官員們似乎大獲全勝。一年之后，蒙古人送回他的皇兄；六年之后，朱祁鎮在一場膽大妄為的政變中（譯按：即“奪門之變”），重新奪回了皇位。領導群臣擁立景帝的兵部尚書于謙，以叛國處死；朱祁鎮下令為他寵幸的監護人、專橫跋扈的王振，立了一座祠堂。

前述諸事對于往后中國的海上事業，影響更是深遠?；鹿偃岳^續涉足對外貿易，非官方的商人，在宦官的奧援與唆使下，犧牲官方朝貢貿易的任務，于15世紀末繁盛了起來。因而引發了官方一連串對船只大小以及平民參與海外貿易的限制。朝臣們有感于無法鉗制宦官的貿易活動，覺得至少也要加以掣肘。這樣的情況下所造成的悲劇，就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廠被迫停工，中國人先進的航?？萍冀K于消失。16世紀時，已經少有船匠知悉如何建造大型寶船。而槍炮的發展，也一樣遲緩，乃至使得歐洲強權在火力上勝過中國，成為可能。中國人開始喪失他們超越西方的科技優勢，優勢從此一去不復返。

撇開這些政治上的紛爭不管，一連串經濟的因素，也對政府維持建造遠航大帆船的船廠與龐大的沿海水師，造成困難。而永樂十三年大運河的開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載運南方的米糧至北方供應京師。船只建造的焦點，因此轉移到河上航行的駁船。另外，在15世紀中葉，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得寶鈔貶值到不及其票面價值的百分之一。明朝與諸番國之間有利的交易匯率喪失了，而導致這一情況的部分原因，可能系伴隨皇帝被俘而來的威望喪失，以及私人貿易的大量囤積貨物。就如中國的學者羅榮邦所說的：“朝廷所經營的朝貢貿易，長期以來在貿易上維持壟斷，強迫諸番國接受低的價格，而且以寶鈔來支付?！爆F在，明朝政府被迫要以市場的價格來換取所需的物品，如馬匹、木材及藥物。諸番國藐視寶鈔，要求以特定的貨品或大量的銅錢來支付。帝國的國庫因此大幅短絀。

在15世紀，中國的稅賦基準緊縮了將近一半。洪武三十一年，支撐帝國稅捐的土田有850萬頃(1.2億)。一百年后，稅賦基準縮減到土田420萬頃（5900萬英畝）。這并非僅是出于正統十三年的黃河泛濫成災，造成百萬人流離失所、數千英畝土地荒蕪而已，它還摻雜著富人設法逃避賦稅與猖獗的貪污舞弊等因素。

第三個造成明朝水師衰落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脅的持續增加。政府有限的軍事資源，被從海岸調往長城以北的邊境去防守這一傳統的困擾地帶。俺答汗的統一東西蒙古，對明朝造成了該世紀最大的威脅。就這樣，雙方展開了一波波消耗性的抄掠與反抄掠，最后在滿洲人成功入侵明朝，以及明朝在崇禎十七年(1644)滅亡，達到高潮。

而且，就像軍隊回復到他們畏縮與采取守勢的心態一樣，平民百姓也從冒險的思維方式中撤退。士大夫為了艱難的科舉考試，著重經典的記誦，對創造力或對外國的任何事物有所興趣并不鼓勵。翰林院官員在15世紀中葉發展出一種觀點：中國以其禮儀教化即足以“綏服”他國；國家無須急于進行對外貿易或對外征伐。

宣德三年(1428)，翰林院官員（大學士）楊士奇，于贊成中國撤離安南時說：“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而在兩年之前，黃驥亦曾于勸告宣宗放棄派遣寶船遠征諸番國時說：“使中國之民休息，俾各事其職于士農?！辈⒄f：“遠人心悅臣服，遠地同風，吾朝必傳萬歲?！弊g注。

這樣的想法，與廖永忠（洪武皇帝的一名官員）的想法形成強烈的對比。廖永忠曾在明初洪武六年（1373）說：“造海舟，翦捕此寇（譯按：即倭夷）以奠生民，德至盛也?！?/p>

成化十三年（公元1377年），是復蘇中國航海事業最后一次的嘗試。身兼東廠首領，權勢掀天的太監汪直，曾經索取鄭和的航海日志，試圖激起當時人對海上遠征的興趣。兵部郎中劉大夏將鄭和的文件從檔案中先行抽走公元一四七七年（根據若干史書的記載，有些說他把文件藏了起來，有些則說把它燒了）。劉大夏指斥這些文件“恢詭怪譎，遼絕耳目”，并說寶船帶回國的地方物產，如“醬、邛杖（竹杖）、蒲桃（葡萄）、涂林（石榴）、大鳥蛋（鴕鳥蛋）”，對國家毫無益處。劉大夏報告他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項忠，說鄭和遠征的水程圖已“失”。

“庫中案卷，寧能失去？”項忠懷疑地說。

劉大夏回答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于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向追究其有無哉！”

項忠現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自座位上起立，說：“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p>

鄭和及其遠航航行日志的喪失，是當時中國內部沖突的另一個悲劇性的結局。在士大夫的看法，跟宦官聯結在一起的對外貿易以及與外面世界的接觸，對帝國來說完全是不經濟與浪費的。與外面世界接觸的需求，意味著中國本身需要海外來的東西，也意味著中國并不強盛，無法自給自足。僅只披露需求，非天朝所當為。

諷刺的是：中國從海上撤退之際，正值歐洲強權離開地中海安全的避風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險，試圖發現一條到達遠東的通道之時。在兩個世紀之前，馬可·波羅的契丹（Cathay：譯按：指中國）及香料群島之旅，以及當地令人難以想像的富裕情況，點燃了歐洲人的幻想。1440年代，葡萄牙人沿著非洲西海岸，緩緩向前移動，尋覓著通往中國的通路。孝宗弘治元年（1488），狄亞士（Bartolomeu Dias）繞過了好望角。弘治十一年，達·迦馬（Vasco da Gama）終于到達了印度的古里。弘治五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事實上是想循著馬可·波羅旅行的路線前往中國，卻在前往中國的途中，意外地遇上了另一塊大陸不期的阻隔。直到去世之時，哥倫布仍然堅信他所到的諸島嶼，事實上就是位于亞洲海岸外海的群島。一直要到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才完成了哥倫布西航以達中國海的夢想。

中國自愿放棄其對南洋的興趣，在歐洲并非無人注意。傳教士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認為那是一件好事，對此，擴張中的歐洲強權應該加以注意。萬歷十三年（1585），他在其所著的中國史之中寫道：

〔中國人〕從經驗中發現，離開本土去征服別國，侵害他人及這一類事情，要損失很多人，耗費大量錢財，還要不斷花力量和勞力去維持得到的地方，恐怕再失掉。而在他們忙于新的征服時，他們的敵人韃靼人和鄰近其他侯王就騷擾和侵犯他們，造成很大的損失……他們認為需要為安寧和利益……放棄他們在外國取得和征服的一切土地，而特別是那些遙遠的土地。從此以后，再不跟任何地方打仗。

門多薩嘗警告說，殖民主義將徒勞無功，然而在那個時代并未受到注意。歐洲為了建立殖民帝國，浪費了額外的300年。

自16世紀一開始，中國即飽受日本海盜破壞性的侵襲之苦。有時候，倭寇（輕蔑的中國字眼“倭寇”，意為“矮鬼子海盜”，或指日本人）還在岸上的同黨協助下，占領整座村莊，肆行劫掠，令村民惶惶不可終日。地方上的商人與平民雖付出心力以求保護自己，但在大部分地區，倭寇還是來去自如。先前中國海的主人，現在則任掠奪者與匪徒宰割。